西方比较政治视野中的族群动员：理论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群论文,动员论文,视野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4)01-0016-08
冷战结束以来，族群冲突似乎已取代意识形态竞争成为国际以及国内冲突的源头，尤其是那些民主化的转型国家。我们已经目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南斯拉夫和苏联的解体以及新近北非和中东地区的某些阿拉伯国家在“民主化”旗帜下发生的一系列令人遗憾的暴力冲突事件。族群暴力冲突经常看似一般愤怒的随机爆发，没有什么精心的策划与组织，但实际上通常都包含一定程度计划性、组织性的行动，以及策略性的筹谋，这就是族群动员。族群动员是一个复杂而多向的过程。这里笔者意在梳理西方比较政治领域有关族群动员研究的新思想和新进展，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新动态。
西方社会传统范畴内，政治动员经常认为与选举有着密切联系，例如政治动员的研究集中于选举运动的影响力，或者试图解释选民投票率的波动。族群选举动员的研究对于衡量族群选票的潜在的不同来源具有相对重要的意义，这些来源包括文化附属、政治的精英操控，以及已有的与族群边界重叠的社会经济划分。但由于族群动员的复杂性，有必要把政治动员的概念加以扩展。目前，许多人把选举之外的政治行动视为政治动员的固有内容。这类非选举行动(包括抗议游行和公民抗命，也包括游说、策略诉讼，以及新闻发布会等等)可能对决策产生深刻的影响，即使研究者们对这些影响的程度大小持不同的看法。①实际上，尤其在高度民主国家，它们日益被视为政治的“常规”特征。因而政治动员涵盖了广泛的公共行动范畴，从隐秘活动到引发公开的混乱，从制度化到非常规化。
对选举政治之外的政治动员的研究与政治社会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尤其是它对大众抗议以及社会运动的研究。政治动员的社会学观点使分析家在选举运动之外去寻找因素。相对政治学家的关注而言，他们给动员的研究带来了若干新的维度：隐藏于集体行动之下的社会不满、资源的重要性、意义操控和观念的作用，以及影响这类行动的政治语境(机会和限制)，他们还分析了影响这类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支撑它的资源、赋予怎样的理念以及主张和要求普适性的人权原则在全球的传播。②可以说，社会运动的研究极大地改变了政治学者对何谓动员中的政治的理解。一方面是政党的政治重要性和国家制度中的利益代表的政治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社会运动的社会和文化的权重(假设其政治性较弱)，政治科学家现在越发倾向质疑社会科学家曾经在二者与之间所做的明确区分。社会运动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但是，他们也具有潜在的政治色彩，尤其是当他们推广的方法对政治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具有破坏影响的时候，例如暴乱或种族清洗等，实际上有时的确如此。有些情况下，动员人们参与非选举和非制度化的公共行动可能导致一轮新的稳定的政治利益的分裂。这些利益分裂反过来会成为选举动员的新的基础。因此，族群动员远远超越基于族性为基础的选举运动。它不仅仅发生在选举的时刻，也出现在其他合适的契机，最有可能发生在大众行动的基础形成的时候，其形式或许是集体的街头抗议，也许是形式不太明显的请愿。
回顾政治科学文献，人们可能吃惊地发现：族群动员的理论化历史并不是很长。传统上，政治科学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政治动员的族群方面。族群政治不仅整体上不受重视，学者们还通常认为族群政治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自由民主价值的传播而消失(例如金里卡)。[1]20世纪70年代，西欧地区基于区域的语言群体崛起，其政治动员日盛，这一现象与经典社会理论形成鲜明对照，使学界感到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重新解释，而20世纪最后10年族群冲突的浪潮深刻地改变了有关族群冲突的观点。这一历史的变化唤起人们重新思考族群与政治的关系。事实上，1990年代以来政治科学家们也写出了众多的相关文献。从广义文献来讲可以大致划分四种不同的理论观点：一是文化主义观(culturalist perspective)；二是族性反应论(reactive ethnicity)；三是竞争观(competition perspective)；四是政治过程观(political process)。如何解释族群动员形成的主要原因，这四种理论观点各有一套说辞。通过这四种理论取向，笔者分析西方比较政治学家建构族群动员解释变量的模式。
(一)文化主义方法
文化主义论强调族群动员过程中的文化作用。文化主义者把文化社会化过程看成是解释族群动员的最基本的因素。族群成员享有共同的文化，这是族群动员模式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观点与原初主义极为相近。在詹姆斯·费伦(James Fearon)看来，原初主义认为族群天然具有政治属性，这是因为族群深深地扎根于历史和文化中，具有不变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赋予的属性。换句话说，原初主义者假定特定的族群分类总是具备社会相关性，而政治相关性自动地紧随社会相关性而来。[2]
族群内聚有其生物基础，多数学者否认这一观点，但是族群认同是建立在文化联系基础上，而文化联系绝对地掌控情感的和非理性的特质，这一观点日益得到广泛的接受。例如，国际关系领域中有一种思想提出应当把文化看成解释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关键变量，认为经过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文化属性(例如宗教或社区传统)对人类的影响如此之深，使得人们很容易卷入基于这些属性的集体行动甚至冲突过程。③
这类文献的基本假设认为：族群动员是文化结构的自然反映，从而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来自同一族群的人们将具备某种基本联系，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化，因而他们可以用相同的方法组织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的或经济的地位可以推动或压制这类动员，但最终还是文化的内容构成动员过程的脊梁。行动是文化的表达，以此假设为基础得出判断：每一个族群都应具备独特的动员模式，处于不同社会的同一族群会采取大致相同的动员模式。
显然，文化主义观点有其欠缺。首先，文化主义者过于想当然地认为族群是以共享文化为特征。还有一些评论认为文化概念太过发散而繁杂，确定一个族群的文化精髓非常困难，因而它无法担当有价值的解释变量。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在研究纽约各类移民时，就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3]
第二，族群动员的文化主义解释有重复累赘之嫌。文化主义观点认为族群认同是由文化决定，但同时又提出群体中的个人由于其共同的族群认同而具有共同的文化。很显然如此逻辑推理必然导致对族群动员的解释循环重复，以因推果，然后又以果证因。
另外，文化主义的描述未能重视代理的作用。由于这些理论排除了代理的作用，它们明显未能说明个体和群体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改变自己的文化和认同，或者斗转星移他们的认同可以具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这要看具体的政治环境。现实世界若干族群冲突的案例表明，领导和策略已对族群联系和族群运动模式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力。[4]
(二)族性反应论
族性反应论把族群动员兴起的原因归为资源沿族群路线被不平等的划分。它与1970年代早期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关于核心的不列颠与边缘的凯尔特之间关系的政治学研究密切相关。④在他看来，反应性族性意味着一国境内族群区域忠诚与冲突得以强化是由于核心区域与特定的族群边缘区域之间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赫克特的分析方法明确地指向对某一特定区域的族群认同的解释。在分析族群动员原因时一些学者使用了同样的方法，虽然这类动员明显与核心-边缘的划分联系较少。例如，伯纳切克(Bonacich)的劳动市场划分理论认为同一行业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不同引发的竞争导致族群仇视。族群动员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不同族属的劳动者阶层之间的经济竞争。[5]还有一些观点或许可以认为与族性反应论相似，被用以解释美国贫民区革命，[6]也用于解释西欧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之间族群动员模式。[7]
当然，这种理论也有其不足。第一，很明显，经济劣势并非族群动员发生的充要条件。有些经济上处于劣势的族群并没有参与这类动员，找出这样的例子并不是很难。动员的程度似乎并不依赖于弱势的程度。反过来，一旦发生族群动员，也并不必然伴随着经济劣势。例如，一些学者指出：一国境内经济上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具有较大优势的地区，那里的族群内聚力量卷土重来。[8]另外，社会运动学者提出相对剥夺的变化与集体抗议的步调和时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联，或者相关性较少，可以忽略不计。[9]因而，许多社会运动学者转而关注运动组织与运动领袖从事政治行动(包括族群行动)所需要的资源，他们的研究取向就是现在众所周知的“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诸如金钱、专业人士等资源是进入网络、接近人脉所必需的，这些资源可以支撑社会行动者拿出策略决策，目标是为社会和政治的变迁而动员。把社会运动行动者视为一种理性角色，这种方法为研究族群动员的理论家们提供了重要的启发，而族群动员的焦点则是领袖的角色。
(三)族群竞争论
竞争型社会模式认为社会反反复复地围绕稀缺资源的争夺而运行。它提出并不是经济剥夺本身或者至少不是它自己独立把人们动员起来。相反，以前被动地处于劣势的群体一旦经济得以发展可能引发群体之间冲突的加剧。经济开发引发群体之间竞争同一资源，仅此就可以带来冲突；而当精英和大众都感觉到不平等的增加时，竞争将会扩大。[10]另外，一些竞争观的支持者强调族群政治中“野心家”的角色：集体行动过程中的族群动员如何受追求政治事业的领袖们的影响。[11]此论还把关注点着重放在精英政治事业家对经济和政治环境反应的能力上。这一观点通常很少关注有着共同起源或共同文化的大众信仰，但它认为一个族群的意识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指族性认知模式和资源分配模式(把资源按官方认定的族群进行分配)的叠加。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经济资源的分配仅仅是其中一个重要事项。[12]
跟大多数文化主义论和族性反应论相比，竞争论通常并不十分把族群认同视为某种早已存在的东西，而是族群动员过程中新生的或者至少使其获得新的意义的现象。出于捍卫物质利益的目的，自诩的群体领袖激起族群认同或者把新的意义和基于利益的内涵加到业已存在的族群术语中去。如此，认同和利益就得以相互强化，相得益彰。
因而，从这一观点来看，族群的存在并非必然；它是一个辨识和联系的框架，是使一种标签更加突出、更具相关性的行动的结果。族群的形成并非依赖于预先存在的群体本身的抽象的集体性，而是借助于特定的角色，包括各类组织以及族群政治行动者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激进地说法是，族群是族群行动者或者族群政治事业家的创造，而不是其他什么方式。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看来，最好把竞争理论视野中的族性理解为个体策略性的选择—如果换一个环境，个体也会选择其他群体的成员身份作为获得某些权力和优势的手段；而不要理解成某一固有的现象，其中根深蒂固的认同一定会重新燃起星星之火。[13]这里的假设是政治并不是族群划分的自动反映，相反，族群划分是在反对边缘化和不平等的政治斗争中而形成的。举例来说，某些领袖一旦觉得一个群体被置于工作场所中的某一特定处境，经历同一种歧视，或遭受收入的不平等，他们可能认为围绕某一共同的族群认同组织一个群体就很容易。一些学者从这个观点出发研究族性，并强调指出，不仅经济条件对建构某些少数族群动员模式具有贡献，政治权力的差异分配同样也起作用。[14]
实际上，竞争论受到工具论对原生主义批评的启发。原生主义认为族性主要是由共同的祖先和传统决定的，而工具论则把注意力转向族性的另一面，即政治精英把族性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考量。例如，内格尔(Joane Nagel)认为少数族群动员的出现是由于个体不断地评估形势和听众，根据功效或实用性的某些标准强调或弱化族性的特定维度。[15]一些理论家认为族群认同直接源于精英竞争，其中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就是社会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FredrikBarth)。早在1969年巴斯在谈到族群与边界问题时，就含沙射影地提到了政治竞争的元素，但直到1994年他才正式提出政治因素更值得关注。巴斯认为族性的产生不应该只被视为发生在个人之间的事情，它也依赖于集体行动。[11](P.11-32)对于政治学者来说，巴斯观点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它为研究族群边界建构过程中精英的作用及其策略行动开辟了道路。在许多政治科学家的论著中，竞争模式非常突出，例如保罗·布拉斯(Paul Brass)、阿伯纳·柯恩(Abner Cohen)、以及迈克尔·赫克特(Michael Hechter)等。[16]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族群认同形成的工具论观点，花许多精力关注为政治权力、扩大优势和理性选择而斗争的精英们的作用。还有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做出策略型抉择的各种环境。巴斯(Barth)自己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1994年，他提出应该把国家作为决定动员模式的一个重要因素纳入考量范畴。[11](P.19)由此引发若干学者注意力的转向—族群认同依赖于族群划分，而族群划分则是由政治精英和国家推进的。
(四)族群动员的政治过程方法：机会结构与架构
政治过程观试图把对竞争的关注与对社会建构语境的关注融合起来。政治过程观把很多组织元素当作关键要素，包括把自己表现为少数族群领袖的人的行为、他们的资源、他们以少数民族的名义提出公共诉求的能力、他们驾驭大众支持的努力等等。这一点跟竞争观不谋而合。但是政治过程观又特别关注另外两个元素：政治机会结构和架构(framing)。
政治机会结构是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治条件的混合体，它一旦被激活，一场运动(含族群运动)必然会在其中爆发。人们通常认为制度环境具有持续的影响作用，而政治机会结构就含有这种东西，例如对压迫给予国家补偿或开放制度化的体制(以族群运动为例，就是官方对族群的认定或族群代表专门渠道的设立)。它也包含不那么稳定的因素，例如精英同盟的出现或不出现，或政治结盟的转变等等(例如族群运动中其他认同群体的政治立场等)。
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为政治机会结构下了一个简明的定义：政治机会结构包含持续的、但并非必然是正式或永久的政治环境维度，这种政治环境激励人们从事某一集体行动，从而影响他们对成功或失败的预期。[17]政治机会结构观点主要由社会运动研究的语境发展而来，而对于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等学者来说，政治机会结构既指某一既定政治体系对社会挑战者发起的集体争议的一般接受度，⑤同时也指他们拥有的利用政治系统的制度的正式切入点。[18]
政治机会结构观为研究族群动员的形成提供一个重要的支点。在这个视角下，研究少数族群动员的学者们一直在留意推动或抑制某一运动认同形成的政治语境的特征。另外，这一理论令人信服的理由在于，它是对“社会运动即将开始”这一直觉的反应，而这场运动则迎合了既定政治系统中它们所要面对的制度机会和制度抑制。类似的观点也与马弛(James March)和奥尔森(Johan Olsen)所标榜的“适宜逻辑”(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相关⑥。依此逻辑，行动者的策略和偏好皆由制度决定和创造。“制度创造了或在社会意义上建构了行动者的认同、归属、对现实的定义，以及共有的涵义”。[19]可见，制度的政治语境的形成是影响和推动少数人族群动员的关键变量。
然而，当前的研究把政治机会结构理论作为起点进行实证分析并非完全没有问题。一方面，排他性地使用政治机会结构观进行分析的时候，发生在族群运动内部并做出某些策略选择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过程就会经常被研究者忽略。换句话说，组织内部过程应该被看作少数族群政治动员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把重点仅仅放在“制度化的过程”时，这些过程通常是隐而不见的。另一方面，它过分强调作为因果变量的制度的政治语境，而弱化了或许已经对机会的形成做出贡献的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应当看到，机会和抑制并不是简单出现在你面前。机会在发挥作用之前，他们首先必须被感知到，但如何感知和传播，这就需要“架构”(framing)。
许多社会运动的研究者一致认为，政治机会观一旦与“架构”文献中形成的洞见整合在一起，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⑦在近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架构视角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各种研究中，在最为普遍的意义上，“架构”术语一直用以表达解释的框架，它“是指人们对世界中的人、事、物进行组织的一种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往往突出人、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他方面。架构是政治家、社会运动组织者、规范创导者、媒体等行为体出于某种目的——为了操纵舆论或主动帮助人们理解世界某种事物——而经常采取的一种方式”。[20]
其实，架构视角很早以前就出现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领域，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其运用到组织行为的研究中，并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开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戈夫曼的“架构分析”概念(Frame Analysis)⑧很快成为热衷于社会运动的学者们灵感的重要源泉。⑨相对而言，这些学者把注意力从作为纯粹认知的“架构”转向集中研究组织过程和集体过程内作为动员一部分的“蓄意架构”(deliberate framing)的影响力。[21]这样看来，“架构”不仅承担戈夫曼所谓的解释功能，它也成为运动领袖的发明创造，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动员潜在支持者和组成者，争取旁观者的拥护，消解对手。[22]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理解为运动行为主体向被动员者传播他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方式，就会明白社会运动学者为什么使用这个概念。
不同学者关注“架构过程”(framing process)的方面不同。一些人强调个体对架构过程的控制。这方面的研究聚焦于行为主体积极给社会事实赋予意义、促进对现实的理解，以及有意识地选择某种动员框架的能力。他们把“架构”(framing)定义为“群体们为了塑造对世界和对自己的共同的理解而采取的自觉的策略行动，以激励集体行动并使之合法化”。[23]还有一些人强调架构过程并不是空中楼阁，架构总是协商的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复杂的、跨组织的、跨制度的环境所塑造。[24]在他们看来，研究不应该抛弃这一事实。这些作者强调架构扩散(如何扩散)和架构共鸣(架构如何起作用)受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影响。如此，罗伯特·本福特(Robert D.Benford)和大卫·斯诺(David A.Snow)把“架构”定义为运动行为主体把动员和反动员的思想和意义进行创造和扩散，一个被文化语境和政治语境推动和抑制的过程，包括权力精英的架构或反架构。[24]“架构”(framing)概念为族群动员研究做出了有益贡献。在某种意义上，族群认同可说是通过“架构”创造的，而认同框架恰恰是少数族群动员过程的核心，当然在动员过程中其他相关框架也可能被使用。
为什么某些形式的族群动员会出现极化和冲突，而有些则依然保持温和态势并维系在已有国家体系范畴之内?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民主国家对族群冲突的发生负有绝对的责任。例如政治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通过对20世纪民主化国家的一项历史研究发现，谋杀式的族群清洗是民主时代的危害，因为在多族群环境里，由人民统治的理想开始把少数人与占人口多数的族群纠缠在一起，带来民族与国家的有机概念，而民族国家概念在理论意义上则是追求国民的一致性。⑩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似乎给出相同观点的当代证据。他通过分析当代内战，提出在世界最危险的国度实施选举与和平方案可能不会带来长久的和平，而更多的是冲突，如果民主的错误特质在这些地方得以推广的话。尤其是民主引入“少数人”和“多数人”概念，而一旦对代表没有恰切地检验与平衡、没有选对合适的代表方法，如此“多与少”的划分将很快在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种下仇恨的种子。当这些多数人与少数人以族群特征定义时，族群战争就很可能为期不远了。在有关印度族群骚乱的研究中，埃束托实·瓦施尼(Ashutosh Varshney)发现民主态度尤其是更多地参与公民生活是族群冲突有效的预防机制。(11)因而，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性的体制可能会带来族群暴力的发生，但培育民主态度或许是规避暴力冲突的较好方式。瓦施尼(Varshney)以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城市社区为例，认为在整个社区边界内发挥作用的公民参与网络(其形式有商业组织、工会、政党以及其他专业团体)是控制族群冲突爆发的关键因素。
尽管在没有民主价值传统的国家突兀地引入民主体制可能会成为引发族群冲突的因素，但当前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起于这样一个判断，即没有单一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族群动员，他们转向寻找一系列因素的互动，诸如制度语境、政治气候、某些特征，以及参与其中的政治角色的利益等等。例如卡尔·科德尔(Karl Cordell)和斯蒂芬·沃尔夫(Stefan Wolff)的分析框架认为，动机、手段与机会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意义。[25]如果这三个因素具备了，而且其中两个因素与行动者具有相关性(手段与动机)，一个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属于语境类的条件，则族群冲突爆发的机会就出现了。实际上，在这一分析框架下研读族群冲突的理论文献可能会更有收获。
族群冲突具有多维性，它的出现不是单一因素所致，恰恰是若干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从而引发族群动员向族群暴力冲突演变。这一假设的共识尽管在日益增多，但究竟什么元素才能归入明确的致因清单之列，这一点并没有取得共识。社会科学家在拿出这样一个清单之前，毫无疑问还需要做更多的实证研究。族群冲突是一个非常多面的现象，复杂而多维。它不仅包括一股脑随机出现的单个事件，还包括一系列不同类型的行动、过程和事件。因而，简单而草率的结论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注释：
①这些不同看法，参见Amenta,E.,N.Caren,E.Chiarello,and Y.Su,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ocial Movement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0,36:287-307.Baumgartner,F.R.and C.Mahoney,“Social movements,the rise of new issues,and the public agenda”,In:D.S.Meyer,V.Jenness,and H.Ingram(eds.),Routing the Opposition:Social Movements,Public Policy,and Democrac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2005,65-86.Skocpol T.,Diminished Democracy:From Membership to Management in American Civic Life,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2003.
②相关的论述，参见Jackson,T.F.,From Civil Rights to Human Rights:Martin Luther King,Jr.,and the Struggle for Economic Justic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6.
③关于文化之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论述，参考[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年。
④相关论述参见Hechter,M.,Internal Colonialism: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1536-1966,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5.
⑤相关论述，参见McAdam,D.,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1930-197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Tarrow,S.,Struggling to Reform: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cy Change During Cycles of Protest,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1983.
⑥相关论述，参见March,J.G.and J.P.Olsen,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9.
⑦相关的文献参考McAdam,D.,J.D.McCarthy and M.N.Zald(ed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Political Opportunities,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⑧参见Goffman,E.,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1975.
⑨相关文献参见McAdam,D.,J.D.McCarthy and M.N.Zald(ed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Political Opportunities,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⑩参见Mann,M.,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11)参见Varshney,A.,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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