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卜算子》流传中的三种接受状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苏轼论文,状态论文,卜算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5)03-0061-05 乌台案发，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元丰三年(1080)二月初到黄州，苏轼寓居定惠院，至本年五月迁居临皋亭。寓居定惠院期间，苏轼创作了《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词： 黄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1](P328) 其创作缘起，是苏轼因月夜失眠而出游散心，偶遇一只放哨的大雁，有感而发，将自己满腔的身世之感寄寓在这只大雁身上。这首词是托物言志之作，既表达了苏轼初到黄州时天涯流落的悲恨之感，又表达了遭遇贬谪后内心的愤愤不平之情，更体现了苏轼骨子里倔强高傲的个性特征。在其历代流传过程中，接受者或是无意误解、有意曲解，对其理解和解读偏离了词的本意；或是没有结合具体的创作情境，对词旨的理解和解读不到位。这些理解和解读，恰恰体现了接受主体对作品理解和解读的多样性、多元化特点。梳理不同时代、不同接受主体的不同观点，可以发现，《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在流传过程中，主要是作为悼亡词、述怀词、咏物词来接受，接受状态不同，接受主体关注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 一 悼亡词：附会“才子佳人”式词本事故事 据袁文《瓮牖闲评》、李如篪《东园丛说》、王楙《野客丛书》、《女红余志》、《梅墩词话》等文献记载，《卜算子》词是为悼念一位仰慕苏轼、希望能够与苏轼成为眷属而又未能如愿以偿、含恨而终的痴情女子而作。其词本事故事是“才子佳人”的主题，其结局不是大团圆，而是凄美的悲剧。女子仰慕苏轼，希望能够与苏轼成为眷属，苏轼给了她承诺，可是最终没有履行诺言，而她却痴痴地等待，誓不他嫁，最后含恨而终。将《卜算子》作为悼亡词来接受的接受者认为，词中“拣尽寒枝不肯栖”，是以孤鸿比喻这位苦苦等待女子的痴心；“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是写她昔日的美妙身姿和今日的孤单幽灵；“寂寞沙洲冷”，是写她死后所葬之地的凄凉。 袁文《瓮牖闲评》卷五的记载，是这则词本事故事的最初版本： 苏东坡谪黄州，邻家一女子甚贤，每夕只在窗下听东坡读书。后其家欲议亲，女子云：“须得读书如东坡者乃可。”竟无所谐而死。故东坡作《卜算子》以记。[2](p48-49) 由此可知，故事之初起，这位黄州女子希望得到像苏轼这样的读书人作为夫婿，并非是要与苏轼婚配，最终“竟无所谐而死”。 李如篪《东园丛说》卷下的记载，是其发展阶段之一： 王子家言及苏公少年时，常夜读书，邻家豪右之女，常窃听之。一夕来奔，苏公不纳，而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暨公及第，已别娶仕宦。岁久访问其所适何人，以守前言不嫁而死。其词“时有幽人独往来，漂缈孤鸿影”之句，正谓斯人言；“拣尽寒枝不肯栖，枫落吴江冷”之句，谓此人不嫁而云亡也。[3](P52-53) 与袁文《瓮牖闲评》的记载相比，故事的女主人公变成了眉州的“邻家豪右之女”，故事情节变得丰富、具体了，黄州女子“须得读书如东坡者”、“竟无所谐而死”变成了苏轼“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及第，已别娶仕宦”，眉州女子“守前言不嫁而死”。由此可见，苏轼与眉州女子之间的联系变得紧密了。 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四的记载，是其发展的又一阶段： 尝见临江人王梦得，谓此词东坡在惠州白鹤观作……惠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东坡至，喜谓人曰：“此吾婿也。”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外。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温具言其然。坡曰：“吾当呼王郎与子为姻。”未几，坡过海，此议不谐。其女遂卒，葬于沙滩之侧。坡回惠日，女已死矣，怅然为赋此词。坡盖借鸿为喻，非真言鸿也。“拣尽寒枝不肯栖”者，谓少择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其说得自广人蒲仲通。[4](P354) 与李如篪《东园丛说》的记载相比，故事的女主人公变成了惠州“温都监女”，其形象更为丰满了，她“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故事情节也更为丰富、具体了，“一夕来奔，苏公不纳”变成了“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外，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约以登第后聘以为室”变成了“坡从而物色之，温具言其然，坡曰：‘吾当呼王郎与子为姻。””由此可见，苏轼与惠州女子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了。 《女红余志》《梅墩词话》的记载，是其再次发展与最终定型阶段。卓人月汇选，徐士俊参评《古今词统》卷四引《女红余志》载： 惠州温都监有女名超超，年十六，不肯字人，闻子瞻至，喜曰：“此吾婿也。”夜闻子瞻讽咏，则徘徊窗外。子瞻觉，则亟去。坡谓温曰：“吾当呼王郎与子为姻。”未几，子瞻过海，其女遂卒，葬于沙际。子瞻念之，为作此词。“拣尽寒枝”，言择偶也。“寂寞沙洲”，言葬所也。[5](P138) 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话》卷上引《梅墩词话》云： 惠州温氏女名超超，年及笄，不肯字人，东坡至，喜曰：“吾婿也。”日徘徊窗外，听公吟咏，觉则亟去。东坡曰：“吾当呼王郎与子为姻。”未几，坡公度海归，超超已卒，葬于沙际。因作《卜算子》。[6](P777) 与王楙《野客丛书》的记载相比，故事女主人公的形象更为具体了，有了“超超”的芳名，而故事情节变得简化、精炼了。 以上不同版本的此本事故事，有个共同的特征，将词中的“幽人”误解为“痴情女子”。这位痴情女子，是个不确定的形象。她，时而有名有姓，如《梅墩词话》说是“惠州温氏女名超超”；时而无名无姓，如袁文《瓮牖闲评》说是苏轼谪黄州时的“邻家女子”。她的身份，有时是官二代，如王楙《野客丛书》说是惠州“温都监女”；有时是富二代，如李如篪《东园丛说》说是苏轼少年时眉州的“邻家豪右之女”。她的才貌，袁文《瓮牖闲评》说是“甚贤”，王楙《野客丛书》说是“颇有色”。实际上，词中的“幽人”，意思是“幽居之人”，是苏轼自指。苏轼《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云：“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又，《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云：“清风弄水月衔山，幽入夜度吴王岘。”因此，苏轼与女子“才子佳人”式的词本事故事，是接受者有意附会的，他们以传播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为乐，这种接受方式反映出其求新好奇的心理特征。 在“主情”时代风尚的影响下，明人毛晋、李贽、冯梦龙、徐士俊、卓人月等对《卜算子》的本事故事非常感兴趣，可谓是“乐此不疲”。毛晋编汲古阁本《东坡词》时，将原有词题“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删去，截取、改编王楙《野客丛书》记载的词本事作为题注： 惠州有温都监女，颇有色，年十六，不肯嫁人。闻坡至甚喜，每夜闻坡讽咏，则徘徊窗外。坡觉而推窗，则其女逾墙而去。坡从而物色之，曰：“吾当呼王郎与子为姻。”未几而坡过海，女遂卒，葬于沙滩侧。坡回惠，为赋此词。[7](P50) 李贽“煞有其事”地批评起超超“殉情”的不明智来，卓人月汇选，徐士俊参评《古今词统》引其语云： 余悲其能具只眼，知坡公之为神仙，知坡公之为异人，知坡公之外举世再无与两，是以不得亲近，宁死不愿居人间世也。然则即呼王郎为姻，彼亦必死不嫁也何者？彼知有坡公，不知有王郎也。[5](P139) 冯梦龙将苏轼与超超凄美动人的传奇故事收录在其《情史类略》卷六《情爱类·女爱男》中，并评曰： 人知朝云为坡公妾，而不知此女乃真坡公妾也。坡公迁谪岭外，婆娑六十老人矣，十六之女，何喜乎？而心许之，且死之也？然坡公非当时须眉如戟，诸人所极力而杀之者哉？而一女子独见怜，悲夫！[8](P177) 冯梦龙的独具只眼之处在于，他认为超超的心许东坡，是对饱受人生沧桑、世情冷暖的东坡老人的深切同情。 不惟在别集、词选、词论、通俗文学领域中如此，在明人创作领域，也同样将《卜算子》作为悼亡词接受，如徐士俊《卜算子》(香谢玉无烟)词序云：“次坡公悼超超韵，为寒氏悼亡”[9](P2144)，卓人月《卜算子》(新妇月争新)词序云：“次坡公悼超超韵，为寒民悼亡。”[9](P909) 与明人的接受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尊体”词学观的影响下，清人对《卜算子》悼亡词的本事故事，多持否定、批判态度。邓廷桢《双砚斋词话》曰：“造言者谓此词为惠州温督监女作，又或谓为黄州王氏女作。夫东坡何人，而作东墙宋玉哉？”[6](P2529)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一一云：“《卜算子》词，或为有女窥窗而作，殆因温督监女而附会之，亦不足信。”[6](P2706)陈廷焯《词则·大雅集》卷二云：“或以此词为温都监女作，陋甚。”[10](P54) 二 述怀词：解读深层的思想情感意蕴 将《卜算子》作为述怀词来接受，解读词中的深层思想情感意蕴，历代接受者的观点纷纭不一。其解读历程，一言以蔽之，是“深度挖掘”式的偏离之后的“理性回归”，这种“偏离——回归”又是经历反复、交错呈现的。 南渡之后，随着“雅化”理论的盛行和理学思想的兴盛，鲖阳居士、曾丰、俞文豹等人对《卜算子》词的关注焦点转向了词中体现的“人品”，即词人的思想人格，着重挖掘词中的“礼义”、“道德”。宣扬“雅化”理论的鲖阳居士以逐句解读的方式阐发词中的“微言大义”，并将其与颂扬君子甘于幽独品德的《诗经·考槃》诗“相提并论”，诗与词置于同样的高度来看待。《复雅歌词》云： “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此词与《考槃》诗极相似。[6](P60) 这种解读犹如汉儒解经，对词中的思想情感意蕴显然是过度挖掘了。与理学家陆九渊交往甚密的曾丰在其《知稼翁词集序》中云： 文忠苏公文章妙天下，长短句特绪余耳，犹有与道德合者。缺月疏桐一章，触兴于惊鸿，发乎情性也；收思于冷洲，归乎礼义也。[11](P284-285) “发乎情性”，“止乎礼义”，这就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可见，曾丰对《卜算子》词思想情感意蕴的解读，亦是将其摆在与诗同样的高度来审视的。 俞文豹认为苏轼《卜算子》词与杜甫流离失所、饱经忧患中创作的《忆舍弟》《孤雁》两诗一样思深情苦，读来令人忧思感伤，并对其思想情感意蕴作逐句解读。《吹剑录》云： 杜工部流离兵革中，更尝患苦，诗益凄怆，《忆舍弟》《孤雁》诗，其思深，其情苦，读之使人忧思感伤。东坡《卜算子》词亦然，文豹尝妄为之释：“缺月挂疏桐”，明小不见察也；“漏断人初静”，群谤稍息也；“时见幽人独往来”，进退无处也；“缥缈孤鸿影”，悄然孤立也；“惊起却回头”，犹恐谗慝也；“有恨无人省”，谁其知我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苟依附也；“寂寞沙洲冷”，宁甘冷淡也。[12](P32) 所谓“宁甘冷淡也”，也就是《诗经·考槃》诗中君子甘于幽独的品德。君子甘于幽独，也就是“温柔敦厚”，也就是“发乎情性”，“止乎礼义”。 南宋人对《卜算子》词“字笺句解”式的解读，在明代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如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三六《跋山谷书东坡〈卜算子〉词帖》云：“坡此词亦佳，第为宋儒解传时事，遂令面目可憎厌耳。”[13](P6280-6281)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一云：“宋儒解传时事已成恶套。”[11](P284) 由于诗学、词学理念的不同，清代张惠言、张德瀛、谭献、王士祯、沈雄、谢章铤等人对南宋人“索隐”式的解读既有认同，也有批判。相比之下，无论是认同还是批判，鲖阳居士的观点受到更多的关注。 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在《词选》中评解《卜算子》词时直接原封不动地引用鲖阳居士的观点，可见他对鲖阳居士的观点是非常推崇的。张德瀛《词征》卷五云：“曾丰谓苏子瞻长短句，犹有与道德合者……本朝张茗柯论词，每宗此义，遂为鲖阳之续。”[6](P4159)谭献则是转变思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对鲖阳居士的解读大力支持，可谓是力挺！其《复堂词话》云：“皋文《词选》，以《考槃》为比，其言非河汉也。此亦鄙人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6](P3993) 清代对鲖阳居士的解读提出批判的，也不乏其人。如主张“神韵说”的王士祯对鲖阳居士予以严厉批判，为苏轼喊冤叫屈，其《花草蒙拾》云：“鲖阳居士云……村夫子强作解事，令人欲呕……仆尝戏谓坡公命宫磨蝎，湖州诗案，生前为王硅、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6](P678)沈雄明确指明鲖阳居士的解读是对东坡词的错解，其《古今词话·词话》卷上曰：“乃有鲖阳居士错为之解曰：‘东坡殊多寓意’……坡公岂为是哉？”[6](P777)谢章铤对鲖阳居士的解读提出批判的同时，还指出这种解读方式的不合理之处，其《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一云：“鲖阳居士释之云……字笺句解，果谁语而知谁之……断章取义，则是刻舟求剑，则大非矣。今一遇稍有感慨之词，便以为指斥时事，愁禽怨柳，塞满乾坤，是直以长短句为谤书矣。”[6](P3486) 清人黄苏以比兴寄托说解词，侧重解读词中的身世之感，其《蓼园词选》云：“此词乃东坡自写在黄州之寂寞耳。”[6](P3032)可以说，这是对本词思想情感意蕴较为合理的把握，然而，解读不够具体到位。概言之，托物言志的《卜算子》词，既表达了苏轼初到黄州时天涯流落的悲恨之感，又表达了遭遇贬谪后内心的愤愤不平之情，更体现了苏轼骨子里倔强高傲的个性特征。从纵向历时性上看，词中塑造的“孤鸿”形象，有了凤凰的特征，与《庄子·秋水》中的“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14](P442)、李商隐《安定城楼》诗中的“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有一脉相承之处；横向共时性上看，此词与苏轼同时之诗《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可诗词互证。 三 咏物词：探究遣词用语与创作手法 南宋以降，随着词体创作规范化理论的逐步成熟，《卜算子》词被作为咏物词来接受，接受主体的关注视角从词本事故事、思想情感意蕴转向了创作层面的遣词用语与创作手法。对《卜算子》词遣词用语的探究，主要是探讨“拣尽寒枝不肯栖”一句有无语病；对其创作手法的探究，主要是探讨上阕泛写、下阕特写的章法结构。 (一)“拣尽寒枝不肯栖”一句有无语病 “拣尽寒枝不肯栖”一句是否存在语病，历来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存在语病，第二种观点认为虽存在语病，但无伤大雅，第三种观点认为没有语病。 认为“拣尽寒枝不肯栖”存在语病者，其理由是大雁栖息芦苇丛中，而非树枝上。胡仔则认为此句虽存在语病，但无伤大雅，其理由是作词以文意为主，不必为字面所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九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或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也。’……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15](P268)南宋人陈鹄、王楙、金人张吉甫、王若虚、明人沈际飞、卓人月、徐士俊、张綖、清人丁绍仪认为“拣尽寒枝不肯栖”没有语病，其理由则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南宋陈鹄认为此句是比兴寄托，其《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云：“盖‘拣尽寒枝不肯栖’，取兴鸟择木之意……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当为东坡称屈可也。”[16](P301)王楙认为，有隋李元操有雁宿寒枝的用例可证，其《野客丛书》卷二四云：“仆谓人读书不多，不可妄议前辈诗句，观隋李元操《鸣雁行》曰：‘夕宿寒枝上，朝飞空井旁’，坡语岂无自邪？”[4](P354)然而，李元操诗中并未明说是树枝还是芦苇枝，不可为雁宿树枝之证。 金人张吉甫举出《易经·渐》中“鸿渐于木”是雁宿树枝之证，而王若虚认为《易经》中语不能引以为证，正因为雁不栖于树枝，故云“拣尽寒枝不肯栖”，这是苏轼遣词用语的巧妙之处。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九《诗话中》云： 东坡《雁》词云：“拣尽寒枝不肯栖”，以其不栖木，故云尔，盖激诡之致，词人正贵其如此。而或以为语病，是尚可与言哉！近日张吉甫复以“鸿渐于木”为辨，而怪昔人之寡闻，此益可笑。易象之言，不当援引为证也。其实雁何尝栖木哉！[17](P529) 明代沈际飞、卓人月、徐士俊的观点与金人王若虚的观点一脉相承，认为“拣尽寒枝不肯栖”，正体现了不栖枝。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一云：“或以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欲改作‘寒芦’，夫‘拣尽’则不栖枝矣，子瞻不误也。”[11](P284)卓人月汇选，徐士俊参评《古今词统》卷四云：“或以雁不栖树枝，改为‘寒芦’，夫拣尽则不栖枝矣，子瞻不误。”[5](P138)张綖认为“寒枝”不一定是指树枝，也可以指芦苇枝，有李白诗句“一一衔芦枝”为证。其《草堂诗余后集别录》云：“谓鸿雁未尝栖树枝，欲改‘寒枝’为‘寒芦’，大方家寓意之作，正不必如此论，且芦独不可言枝耶？李太白《鸣雁行》：‘一一衔芦枝’是也。”[11](P284) 清人丁绍仪认为，“寒枝”非其所栖，故而是“拣尽”“不肯栖”，“拣尽寒枝不肯栖”与“良禽择木而栖”的词旨有密切关系，不能擅改。其《听秋声馆词话》卷一一云：“有谓雁不树宿，‘寒枝’二字欠妥者，不知不肯枝栖，故有‘寂寞沙汀”之慨。若作‘寒芦’，似失意旨。”[6](P2707) 实际上，“拣尽寒枝不肯栖”存在语病与否，是个伪命题。词中的“孤鸿”形象，并非现实中的大雁，而是被艺术化为凤凰，苏轼托物言志，以凤凰“非梧桐不栖”的习性表现自己孤傲倔强的个性特征。因此，大雁是否栖息于树枝，并不重要。 (二)上阕泛写、下阕特写的章法结构 上阕泛写、下阕特写的章法结构，类似于影视中的由大全景到特写镜头的转换。作词，上下阕的衔接(换头、过变)很是关键，意不可断，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等词为后人填词提供了一种新的处理上下阕关系的方式方法——上阕泛写、下阕特写。 宋人胡仔首先发现了苏轼《卜算子》、《贺新郎》词“上阕泛写、下阕特写”的章法结构，其《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九云：“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咏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15](P268)元吴人师道进而认定这种章法结构是别具一格的作词手法，其《吴礼部词话》：“东坡《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云云，后段‘石榴半吐红巾整’以下皆咏榴，《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云云，‘缥缈孤鸿影’以下皆说鸿，别一格也。”[6](P291-292)清人毛先舒指出宋人填词多采用苏轼此法，王又华《古今词论》引其语曰：“前半泛写，后半专叙，盖宋词人多此法，如子瞻《贺新凉》后段只说榴花，《卜算子》后段只说鸿雁。”[6](P607)刘体仁认为，运用这种创作手法有助于避免填词“于过变处言情”这种章法结构所带来的上下阕文意不连贯的弊病，沈雄《古今词话·词品》卷上引其语曰：“宋人多于过变处言情，然其气已全在上段矣。另作开头，便不成章。至如东坡《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其换头‘石榴半吐’，皆咏石榴。《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其换头‘缥缈孤鸿影’，皆咏鸿，又一变也。”[6](P838) 综上所述，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在历代流传过程中，“普通型”接受主体将其作为悼亡词接受，关注的侧重点是词本事故事。给词附会上“才子佳人”式的凄美动人的传奇故事并将其传播开来，反映了宋人求新求奇的接受心理；在“主情”风尚的影响下，明人对“才子佳人”式的词本事故事“乐此不疲”；而在“尊体”词学观的影响下，清人对其多持否定、批判态度。“研究型”接受主体将其作为述怀词接受，关注的侧重点是思想情感意蕴。在“雅化”理论和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南宋人对词中蕴含的“礼义”、“道德”作深度挖掘，字笺句解，曲解、偏离了词旨；南宋人“索隐”式的解读，受到明人的批判；由于诗学观、词学观的不同，清人对南宋人的解读既有认同，又有批判，而其对词旨的解读最终回归到词人的身世之感。“创作型”接受主体将其作为咏物词接受，关注的侧重点是遣词用语与创作手法，探讨有无语病，分析结构章法，总结创作经验，用以指导创作实践。以上三种接受状态，既反映了东坡词传播与接受中的时代差异，又呈现了东坡词传播与接受中的主体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