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服务化趋势下我国大宗生产资料行业的流通脱媒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者论文,大宗论文,生产资料论文,效应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工业品的出口规模锐减，而国内的消费需求和单纯的投资驱动已经难以消化前期经济刺激政策所催生的巨大产能，国家宏观经济增长中枢开始逐步下行。作为工业品的上游原材料，大宗生产资料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越发突出，其结果是产品市场价格波动下探，生产企业绩效持续恶化，甚至陷入全行业亏损的困难境地。在上游成本高启和下游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下，市场频繁传来大宗生产资料生产商自建电商平台，以及采购和销售团队的消息[1-3]，对渠道的控制力度不断加强，其目的除了试图通过缩短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来降低成本外，还在于在主业微利甚至亏损的情况下通过向服务领域延伸来开发“第三利润源”。而这一生产者服务化趋势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围绕生产商开展价值传递活动的流通商面临着被挤出供应链的威胁，由此造成了流通领域“脱媒”现象的出现。 Vandermerwe和Rada（1988）[4]最早关注到全球多个行业发生的类似变化趋势，并就此提出了“生产者服务化”概念，强调这是生产商为了使核心业务增值，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更加完整的产品—服务组合包的模式创新行为。沿着这一思路，后来的学者也多是从企业供给内容的角度来解读生产者的服务化过程，指出生产商通过大量引入服务创新来获得额外的价值增值，并且这种增值活动已经开始取代产品生产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5-7]。 然而，来自经验研究的结论却显示，生产者服务化战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仍然处于模糊状态。尼里（Neely，2008）[8]利用来自25个国家不同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将10028家样本企业划分为“服务化企业”和“纯制造企业”，考察了服务化活动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服务化企业的绩效水平整体上优于纯制造企业，但却会随着服务业务数量的进一步增加而下降。在另一项研究中，尼里（Neely，2010）[9]对212家破产制造企业的调查发现，其中的服务化企业有113家，而纯制造企业却仅有99家。对此，有学者声称利用互联网技术帮助企业“在价值链中绕开流通商”的服务化战略只是一个乌托邦，还有一些学者给出解释，认为制造业服务化的流通脱媒效应只有在特定情境下才能实现。 遗憾的是，已有文献的研究热情主要集中于生活资料领域，专门针对生产资料领域的研究仍显不足。此外，实证研究多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为样本，缺少对于转型经济发展变迁的关注。本文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不足，一方面，我们以大宗生产资料生产领域的服务化趋势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我们以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中国作为情境设定，探究生产者服务化行为背后的内在机制。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在对新环境下传统流通商竞争优势及其挑战的经验描述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动态“交易成本—代理成本”模型，指出当生产商将交易交由流通商完成所需支付的代理成本大于自建渠道所需花费的总成本时，流通脱媒现象就会发生；其次，利用来自中国大陆的分省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回归检验，结果发现流通商销售额与生产商利润率之间显著的负效应。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结论表明，在技术进步和宏观经济变动等因素降低了生产商自建渠道总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流通商无法有效降低交易代理成本，那么流通脱媒将是生产商的一个理性选择。 二、大宗生产资料流通商的传统优势及其挑战 （一）流通商的传统竞争优势 在工业革命之前，交易基本上是在手工业者与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以后，大规模集中性生产与小批量分散化需求之间的直接匹配无疑会产生大量的交易成本，成本无论由哪一方来承担，最终都将损害交易双方的福利水平[11]。要降低交易成本，首要的是减少交易的次数，因为在交易总量既定的前提下，交易次数越少，与之相关的搜寻、谈判、签约、监督等总成本就会越少。基于这一逻辑，以提供商品批量交易服务为主的流通商便出现在经济交换中，由于其能够有效地将供需双方潜在的合同数量降低到可管理的范围，从而显著降低经济中的交易成本[12]，市场交易便开始经由流通商迂回地实现，生产商则专业化于生产活动。 对于大宗生产资料来说，生产的规模经济属性尤为突出，加之产品附加值低、运输成本高，对流通商的集购分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流通商需要通过建立广泛的网络布局，及时准确地掌握市场信息，以实现大批量货物的供需匹配和实物流转；同时依托雄厚的资金实力，为供需双方提供商业信贷，以支撑大批量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在此过程中，流通商承担着熨平市场供需差异和价格差异的职能[13]。当市场存在供需上的差异时，流通商通过提供采购、销售、金融、运输、仓储、标准化和等级评定、风险承担、市场信息等服务[14]赚取“批零差”；当市场存在来自于时间和地域上的价格差异时，流通商便会通过跨期套利和跨市套利行为赚取“时间差”和“空间差”。由此可见，基于网络布局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基于资金运作的规模经济能力，是传统大宗生产资料流通商的两大核心竞争力，而通过市场供需差异和价格差异带来的机会贸易获取“三差”收益，则是传统大宗生产资料流通商的主要盈利模式。 （二）环境变迁对流通商传统优势的挑战 Maruyama（2004）[14]将本世纪初发生在日本批发业的结构变革归因于信息网络技术的渗透、新的流通战略和零售业的结构变化三个方面。受此启发，结合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大宗生产资料行业的运行规律，我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分析环境变迁对流通商传统优势和盈利模式造成的挑战： 1.信息和物流技术进步的影响。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网络正以不可抵挡的势头迅速减少着曾经禁锢在传统商业之上的时间和空间约束[15][16]。借助以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为代表的现代通讯系统，购买者可以随时随地了解到各地区类似产品的详细信息，大容量、高密度的信息传递成本已不再与空间距离的远近存在显著联系[17]，加之现代物流技术大大降低了实物远距离传递的运输成本，不同地区厂商之间的竞争关系变得更加直接，产品的区域溢价被逐步抹平，这也导致大宗生产资料流通商基于信息不对称而获得的“空间差”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以往，描述流通商有效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一个常见例子是其能够将n×n次交易减少为n+n次交易，然而，借助当前的信息网络技术，买卖双方直接进行的n×n次交易所需的成本可能比经由传统流通商传递的n+n次交易所需的成本还要低[18]，其原因主要是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电子市场具有较低的搜寻成本、合作成本，以及处理成本，从而使得总体交易成本显著低于实体市场[5]。这样一来，买卖双方省去了原本需要支付给流通商的代理成本，交易的价格下降，双方的福利水平提高[19]。对需求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节省；对生产者来说，则意味着更高的利润，以及更丰富、更廉价的获取买方信息的途径[20]。Sauer等人（1989）[13]从功能转换的视角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传统流通渠道的潜在冲击。他们指出，信息网络技术极大地改变了部分流通功能实现的经济性，这些功能将依据在哪里能够被更好地实现而在流通渠道内部发生转移。在买卖双方借助信息网络技术实现直接交易的过程中，采购与销售功能同时实现，相应的权力也向前转移给了购买者，或是向后转移给了生产者，由此导致传统流通商的集购分销职能收缩，“批零差”收益随之大幅减少。 2.供应链管理思想演进的影响。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商通过对标准品的大批量生产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并依赖流通商将大批量产品高效分配给广泛分布的小规模需求者以获得速度经济效益。在此过程中，流通商发挥着市场蓄水池的作用，分担供需双方存货过剩的风险。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生产商越来越注重对终端需求信息的直接掌握，以便指导生产、营销和技术创新的方向，以往占据主导地位的推式战略开始让位于拉式战略。这一战略转换要求生产企业的库存管理风格由“投机”型转变为“延迟”型，以应对需求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但这却增加了企业因供应端发货不及时所造成的机会损失风险。为了尽可能降低存货过剩和机会损失风险，供应链管理（SCM）理论被应用于构建一个基于供需双方之间垂直协作的系统，以实现在适当的时间生产、运输和销售适当数量的产品[14]。随着供需双方沟通条件的不断改善，这种对时间和数量的把握愈加准确，从而降低了对传统流通商仓储功能的需求[21]，相应产生的延迟也变得没有必要[22]，流通商借此获得的“批零差”收益不断下滑。 3.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当前，我国实体经济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问题，大宗生产资料领域的情况尤为突出。从产业组织的角度看，产能过剩推动了相关行业旨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兼并重组进程，随着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企业数量不断减少、平均规模不断扩大[23]，传统流通商的规模经济优势遭遇挑战，这一变化使得生产商更要激励绕开流通商直接向供应商采购或向大客户销售[24]。正如Chircu和Kauffman（2000）[25]所指出的，由于市场网络中包含较少的参与者，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上其实不太需要中间商的匹配。传统流通商的集购分销功能被削弱，基于这一功能所获得的“批零差”收益也随之减少。从企业战略的角度看，产能过剩改变了核心竞争力理论的适用条件，在主业微利甚至亏损的情况下，企业将过剩资源用于开展相关多元化的机会成本显著降低，甚至还可能赚取机会收益用以补贴主业。对于许多大宗生产资料生产商来说，自建渠道成为不错的选择。借助现代信息和物流技术，生产商与客户直接对接，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传统流通商，“批零差”收益也相应萎缩。从操作策略的角度看，产能过剩扭转了大宗生产资料价格近十年来的上涨趋势，改变了流通商利用波段性行情赚取差价的有利条件。单边下行的弱势行情对传统流通商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提出了考验，以往依靠囤货博行情的操作策略风险加大，“时间差”收益也因此减少。 在我国，资源错配主要是指金融资源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低效率配置，体现为中小私营企业与大型国有企业巨大的融资能力差异。金融危机冲击之下，中小私营企业普遍面临资金链紧张的困难局面，并且由于我国特有的双重金融压抑①而遭遇融资困境。②这从一方面来说有利于流通企业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并以此为基础开拓业务范围，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得不到改善，甚至开始在系统内蔓延，就会破坏中小企业的生态环境，引发较为严重的市场风险，最终阻碍流通企业供应链金融运作的开展以及相应的“批零差”收益的获得。 （三）小结 传统流通商拥有重要的竞争优势[26]，然而，在技术进步和宏观经济变化的综合作用下，大宗生产资料流通商的传统优势遭遇挑战，“三差”盈利模式难以为继，微利化趋势明显；与此同时，生产商则在流通服务的“买”与“做”之间面临新的选择。虽然生产商自建渠道的行为被倡导服务外包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批评为传统大而全、小而全思维下的非理性扩张[27-28]，但在我们看来，这却是当前环境约束条件下企业家的理性选择。为了直观反映这种选择的合理性，我们将通过一个动态分析框架，对生产商自建渠道行为背后的内在机制进行解读。 三、大宗生产资料流通脱媒分析框架及假说的提出 生产商对流通服务“买”与“做”之间的不同选择意味着不同的成本与收益组合（见表1）。如果生产商决定向流通商购买专业化流通服务，就需要支付相应的佣金，这是流通服务的价格，也是生产商必须承担的代理成本。但如此，生产商也省去了与众多供应商和客户直接打交道的繁琐，可以将主要精力和资源集中于专业产品的生产上；相反，如果生产商决定自我提供流通服务，那么就必须腾出足够的精力和资源学习流通技术、配置相关资产，并亲力亲为处理与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同时也节省了一笔原本应支付给流通商的代理成本。 单从成本支出的角度看，生产商对流通服务“买”与“做”的决策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代理成本”与“交易成本+学习成本+机会损失成本”大小的权衡过程（见图1和图2）。如果前者小于后者，说明现有渠道的流通效率较高，生产商更倾向于购买流通商的专业化服务；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则说明现有渠道的流通效率不高，生产商更倾向于脱离流通商转而自建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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