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及其与滇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沙江论文,文化论文,流域论文,青铜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绪论
几年前，中国科技大学钱临照教授曾用现代实验方法对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青铜器进行过测定，发现妇好墓部分青铜器的矿料不是产自中原，而是来自云南某地。证明早在3200年前，云南的铜矿资源就已经被开发利用了。
本文写作目的旨在研究“滇文化”与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之间的关系。本来，宏观上讲，按水域划分，无论滇池、洱海，抑或雅砻江均属金沙江支流。那里形成的青铜文化，全都属于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的子文化。广而推之，在整个长江文化体系中，金沙江流域古代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统一的单元。其实，按《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长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个“西南夷”文化。如果再加上个“巴蜀西南外”，那还有个“蛮夷”文化。当然，我们有必要对“滇文化”、“邛都文化”、“洱海文化”以及“蛮夷”文化等子文化作些研究，才看得出其间的差异和联系。
早在30年代末，吴金鼎开始了苍洱发掘①。然而，真正对金沙江流域“西南夷”文化开展大规模发掘、研究，全都在1949年后进行的。40多年的发现、探索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1955-1960年，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四次发掘晋宁石寨山“滇文化”墓葬，获滇王金印及大批珍贵青铜文物，为“滇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②。1957年，该馆清理了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文化遗存”。③1964年清理了安宁太极山滇墓及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④⑤。调查了大理鹿鹅山、金棱岛、大墓坪青铜器点⑥。这一阶段工作初步勾画出了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面貌。
第二阶段为1974-1985年，系大发展期。在金沙江南域，1974年，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首次清理德钦永芝石棺墓⑦。发掘呈贡龙于大批滇墓⑧。1975-1976年，该队两次发掘楚公万家坝大批土坑墓⑨。1975年清理了昆明大团山滇墓及呈贡天子庙一批滇墓⑩(11)。1976年再次清理了天子庙另一批滇墓(12)。1977年发掘德钦纳古、石底石棺墓及土坑墓(13)(14)，清理了官渡上马村滇墓(15)。大理州文化馆清理了祥云检村石椁墓及大波那木椁墓(16)。1978年，省文物工作队再次发掘剑川海门口遗址。1979年，省文物工作队发掘宁蒗大兴镇土坑墓及西山区王家堆铜石并用遗址(18)(19)。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再次发掘天子庙、石碑村大批滇墓(20)(21)。姚安县文化馆清理了西教场黄牛山石棺墓及上部迭压土坑墓(22)。1980年，省文物工作队发掘剑川鳌凤山大批土坑墓等(23)。大理州文管所发掘祥云禾甸石棺墓(24)。从1977-1982年，省文物工作队五次发掘曲靖珠于八塔台滇墓。1985年，省文物工作队发掘东川普车河滇墓(26)，同年发掘永仁维的石棺墓(27)。此阶段在姚安营盘山、牟定琅井、元谋羊于、丽江石鼓、格子、红岩和大姚、禄丰等地均有青铜器发现。在金沙江北域，1975年，四川省金沙江——渡口（西昌段）及安宁河流域联合考查队，在西昌坝河堡子首次发掘大石墓(28)。1976年，凉山彝族地区联合考古队调查了昭觉附城、竹核、四开、喜德，发掘一批石板墓，在喜德拉克发掘大石墓5座(29)。西昌地区博物馆发掘了河西大石墓(30)。1975-1976年，联合再次发掘坝河堡子大石墓(31)。1977年，发掘西郊一座大石墓及冕宁三块、德昌五一果园一批大石墓(32)。同年，调查了盐源泸沽湖地区(33)。1978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清理了米易弯丘大石墓，调查了盐边建康青铜器及花果山土坑墓和渔门、永兴、惠民石棺墓(34)。1980年发掘了普格小兴场大石墓(35)。渡口市文物管理处联合两次发掘盐边渔门完小石棺墓(36)。1980-1981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抢救清理了普格小兴场大石墓(37)。1978年甘孜考古队发掘了巴塘扎金顶一批土坑墓和石棺墓，在雅江呷拉清理了石棺墓(38)。川、藏两省还调查、发掘了分布于康定、新龙、义敦、石渠、芒康、贡觉、木里等金沙江上游地点的石棺、石板墓(39)。这一阶段，以1985年在渡口市正式召开的“中国石棺葬学术讨论会”为标志，“石棺葬热”发展到高潮。
第三阶段由1986年至今，系深化阶段。特点有二，一是建立了诸如凉山彝族自治州文物学会之类以研讨金沙江古代文化为主的学术组织，二是围绕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主题出现许多概括性强、深化认识的专题性论著。考古发掘相对较少。1986年，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公布了1956年采自永胜金官龙潭大批青铜器研究结果(40)。1987年，丽江石鼓等地发现青铜器(41)。东川发现几处冶铜遗址(42)。1988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昆明市文管会联合在嵩明凤凰窝发掘大批滇墓(43)。1987年，凉山州在文物普查中，在金阳木腊沟、越西青龙聊家山、华阳发现一批青铜器(44)。1988年，凉山州博物馆在盐源毛家坝清理一批土坑墓、石棺墓(45)。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会理毗邻的禄劝，近年来陆续发现石棺墓及青铜文物。
二 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特征及年代分期
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的特征显著地反映在迥然不同的墓葬制度、陶系和青铜器群上。这是文化分期、分区、分系及溯源的基础。
（一）“滇文化”类型
1.滇墓墓葬制度 全部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多未发现封土堆。圹口长0.9-6.3、宽0.5-4、深0.1-5米。早期墓墓底设二层台及腰坑。“合族而葬”，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滇王大贵族墓葬规模较大，有棺有椁，互无迭压、打破。这种“公墓”多“盛尸以棺”，大敛。以呈贡天子庙第41号大型木椁墓为例，葬具一椁一棺(46)。木椁长方扁箱形，由椁盖板、壁板、底板构成，椁木全系稍加砍削圆木榫合垒叠。椁、棺盖面随葬品按“珠襦玉柙”之制置放，主要辅以用玉管、玛瑙管、绿松石珠连系之编缀物及大量青铜扣饰、成对玉镯和成串铜镯。在墓首右角，沿墓向列矛5件，在与棺位置相应椁面，反向列以剑、矛。椁底板上放置大型空腔青铜、陶质容器、有铜鼓、鼎、筩、釜和陶鼎、尊、罐。在椁内东南角集中堆放大量青铜尖锋兵器。随葬器物300余件，贝1500枚，玉、玛瑙、绿松石株管数以万计。中小贵族墓葬一般有棺无椁，随葬品显著减少。平民“邦墓”无棺无椁，随葬品极少或无。滇墓多为仰身直肢葬，大墓有杀殉。
2.随葬器物组合 “滇文化”青铜器群器类计有九十多类型。其中，兵器有戈、矛、剑、钺、戚、啄、斧、镞、鐏、狼牙棒、盔甲等；生产工具有犁、锄、铲、镰、凿、削、纺轮、针、锥、腰机件、锯等；生活用具筩、鼎、贮贝器、枕、伞盖、釜、尊、勺、案、杯等；乐器有铜鼓、编钟、铃、葫芦笙；装饰品有浮雕扣饰、长方形扣饰、圆形扣饰、镯、扣、泡、杖。晚期出现铜铁合制器、纯铁器。其中，典型器物有蛇首茎无格剑、一字格剑、啄、有銎戈、鼎、筩、铜鼓、三角尖叶形犁、浮雕扣饰等。
“滇文化”陶系器类不多。陶泥质，一般火候高，轮制，饰划纹或印纹，有刻划符号。器形分鼎、尊、直口罐、侈口罐、壶、釜、盂、纺轮等。罐多无耳。
3.“滇文化”的年代(47) 在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中，“滇文化”是唯一走完其形成、发展、鼎盛及至衰落阶段全过程的完整的青铜文化类型。在相当于剑川海门口期（距今3115±90年），滇池东西两侧均发现铜石并用遗址，出土尖锋实心铜戈、斧和铜渣。戈似中原早商二里头玉戈。在“滇文化”发展期出现一个“断层”，我们称为古滇文化期（待发现）。以后，在距今2800±120年，“滇文化”进入天子庙期。突然出现了一大批造型优美，制作精良，纹饰繁缛的青铜文物。其中，包括有鼎、筩、双钺戈、长銎凿等。这些精品犹如奇葩，在古老的“滇文化”园地中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在后来的滇墓中竟然销声匿迹。在经过距今2500±105年的李家山期后，“滇文化”进入到鼎盛期石寨山期。此时“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秦始皇对“西南夷”的扩充，迫使“滇文化”空前绝后地发展。墓葬规格之高，随葬青铜器物之丰盛，可谓青铜文化顶峰。青铜器上铸刻的种种人物、动物形象及场面，本身就是一部滇国史诗。至公元一世纪后，由于大量引进先进技术，铁质工具完全取代了青铜时代，“滇文化”彻底衰亡。
（二）“邛都文化”类型
1.邛墓墓葬制度 先于地表掘一浅长土坑，再用巨石“累石为室”。四壁用长方形巨石竖立为墓壁，顶部复盖巨石，待死者入葬后，又以小块石头垒砌封门。此类大石墓一般长1.7-8、宽0.6-3、最高3米。可分为长方形墓室、长条形墓室、狭长方形墓室三类。在金沙江南域分布的邛墓无墓门。大石墓无葬具，为二次葬、捡骨丛葬。大量人骨被直接放置在墓底，杂乱无序，多头骨、肢骨，个体可多达数十至数百不等。邛墓无“公墓”、“邦墓”之分。
2.随葬器物组合 包括有石镞、凿和铜剑、矛、刀、镞、钺、犁、发箍、环、铃、镯、杖头饰、针、带钩、泡钉、币、印等；陶器有单耳罐、双耳罐、平底罐、簋形器、三耳壶、斜肩罐、杯、釜、四系罐、瓶、纺轮等。此外，墓葬出铁臿、削、环首刀、铜柄铁剑、环等。铜器不成群，陶器类型丰富。
3.“邛都文化”的年代 “邛都文化”中，陶系与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一脉相承。“神农耕而制陶”，可见“邛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陶作农耕文化。至于“其亲戚死，朽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以石为墓”之制异于礼州。依据考古发现，相当于战国末的米易弯丘期，大石墓制始出。此期墓形制小，随葬品主要为实用陶罐，有单耳罐、双耳罐、斜肩罐、带流壶等。铜器有剑、镞、镯，无铁器发现。在普格小兴场期，墓室加长，铜器增多，有刀、镞、发饰、镯、指环等。陶器有双耳罐。西昌西郊一号墓、坝河堡子Ⅱ期墓均属此期。在喜德拉克期，墓门侧开，随葬铜刀、镞、环、发饰、筒形器和泡钉、扣、铃、印、铢币、镯，还有铁环、削等，陶器有单耳罐、双耳罐、三耳壶、四系罐等。同期有西昌河西邛墓。年代已晚至西汉中、晚或东汉。另外，西昌市黄联关镇东坝村冶铸遗址出锭、范、镞、镜、铢币等铜器和铁刀、戟、臿，亦可列入此期(48)。
（三）“蛮夷”文化类型
即
、昆明东北之徒、筰族文化。
1.徙、筰墓墓葬制度 大体全部为石棺墓及石板墓，还有石椁墓，也有竖穴土坑墓。分布于金沙江上游水系河谷两侧台地及山坡。石棺墓、石板墓、石椁墓均属用石板、石块组合垒砌或镶嵌的石构墓。先在地上挖出长方形或梯形土坑，然后用未经加工之石料构筑。其中，四壁及盖、底采用石料的箱状组合为石棺墓，四壁及底或盖砌石的盒状组合为石板墓，仅四壁垒石的框状组合为石椁墓，加盖的竖穴土坑墓归于石构墓类。此类墓葬中，亦有共用一石壁两棺合葬及构筑头箱、附箱或分前后室者。“蛮夷”墓各地规模、体量和大小不一，如雅江呷拉的石棺墓长0.9-1.5米，姚安黄牛山的双室石棺墓长6.6、宽1.3-1.5米。无葬具，多为单体仰身直肢葬，亦有仰身双手交屈胸前、侧身直肢、侧身而下肢弯曲、仰身曲肢葬。在石板墓中，还发现有二次捡骨葬，入葬人数可多达四具。墓葬皆成群分布，每群十至数十座不等。方向一致，分布密集，“合族而葬”，排列有序，但无“公墓”、“邦墓”之分。
2.随葬器物组合 广布于金沙江上游、雅砻江西部的徙、筰墓，由于时代、地域、族群的不同，随葬品情况各异，但基本组合包含有铜矛、剑、刀、斧、钺、镦、镯、饰牌、指环、纺轮、杖头饰、杯、管、模型、锥等，还有铁器、金器、银器。陶器有单耳罐、双耳平底罐、双耳圈足罐、单耳带流罐、三耳罐、无耳罐、单耳杯、钵、簋、四系罐、豆等。在雅江呷拉发现的一件双耳罐，镶嵌铜泡38个，尤为奇特。
3.徙、筰文化的年代 我国“西南夷”地区的石构墓，可能都是新石器时代的承袭和发展（新石器时代石构墓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大约相当于中原商、周或更早）。由于墓葬型制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在以下的年代分期中，我们主要依据随葬器物组合关系，并充分利用绝对年代数据：第一期可名为德钦纳古期，距今3035±130年，随葬青铜器有双圆环首剑及曲茎剑，陶器有宽鋬耳双耳罐等典型器。同期有巴塘扎金顶墓群（M[,4]距今3060±100年）、永胜金官龙潭Ⅰ期。向西北延伸，大约包括康定、雅江、新龙、义敦、石渠、芒康、贡觉之早期墓葬。第二期为宁蒗大兴镇期、距今2405±80年。新出现缠缑状茎三叉格铜剑、弧背铜刀，双耳罐耳变窄稍长。此期墓葬东至宝兴、北至炉霍、南到永胜、丽江一带，西抵德钦的永芝、石底等地均有发现。甘孜雅江呷拉及泸沽湖畔，因有镶嵌工艺，并出土铜铁合制器，可能已经属于徙、筰文化晚期。
（四）“巂、昆明”文化类型
1.巂、昆明墓墓葬制度 很明显，巂、昆明的墓葬型制，是滇墓、邛墓和徙、筰墓墓葬制度的多元复合体，这个特点，在其与“滇文化”、“邛都文化”和“蛮夷”文化接触的地缘尤为鲜明。因此，对于其中重迭的石构墓部分不必冗述。本文着重介绍诸如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等。万家坝墓葬全属长方形竖穴土坑，“合族而葬”，有“公墓”、“邦墓”之分。“公墓”一般长5、宽2、深5米以上。墓坑有二层台、腰坑、边桩及垫木。使用木质葬具，有棺无椁。棺以圆木刳成，不用榫卯，呈船形，有或无盖。随葬品丰富，以青铜器为主，一般集中放置头端，大型空腔器鼓、编钟放入腰坑，还有在填土内埋入成束铜矛及陶器的葬仪。兵器成堆摆放。“邦墓”长2-3、宽1、深2米。无葬具，随葬品少。祥云大波那已发现的“巂、昆明”墓为竖穴土坑木椁墓。椁同天子庙M41。惟其中一墓使用屋形铜棺，较为罕见。类似万家坝、大波那的，还有剑川鳌凤山、宁蒗大兴镇等地的木板椁墓或棺墓。葬式较为复杂，有仰身直肢葬、侧身曲肢葬、无头葬、解肢葬、侧身直肢葬、俯身直肢葬、二次葬等。
2.随葬器物组合 总计四十多类。青铜器群有兵器戈、矛、剑、钺、镞、啄、臂甲、盾牌、鐏、剑鞘等；生产工具有犁、锄、斧、凿、削；生活用具有釜、尊、杯、豆、勺、匕、箸；乐器有铜鼓、编钟、葫芦笙、铃等；装饰品有镯、牌饰、发箍、簪、指约、杖头、房屋模型及俑。陶器有侈领鼓腹平底罐、豆、高颈及短颈双耳罐、圜底罐、单耳罐、带流罐等。
3.“巂、昆明”文化的年代 在此文化区域内，剑川海门口遗址是发现得最早的，距今3115±90年，出土有铜钺、锥、镯、饰片等，相当粗糙。这里的第二期万家坝期距今2640±90——2405±80年，与海门口期的“断层”比“滇文化”的大得多。这就使人产生疑问，究竟海门口是不是金沙江流域青铜文明，特别会不会是“巂、昆明”文化的源头？鳌凤山墓葬距今2420±80年，大波那的距今2350±75年，看来都属于万家坝期。这批墓葬共有的典型器有缠缑状茎三叉格青铜剑、有肩圆刃铜钺及曲刃铜矛、凹銎心形铜犁，陶器有双耳罐（其中的双耳罐耳呈窄小条形，属退化类型）。大理金梭岛、大墓坪、五指山等地出土物中包含有铜铁合制器、纯铁器，已属“、昆明”文化晚期，可晚至东汉。
三 “滇文化”因素的分析
综上所述，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包括有“滇文化”类型、“邛都文化”类型、“蛮夷”文化类型和“、昆明”文化类型。下边，对其他几种文化中包含（或未包含）的“滇文化”因素进行一些剖析，以便探索它们与“滇文化”的关系。
在“邛都文化”中，邛墓与滇墓形制判然不同，两者间是平行发展的。但是，在“邛都文化”的边缘地带，在盐边逮康花果山、盐源毛家坝、越西聊家山、金阳木腊沟等地均发现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滇式青铜文物，表明这些地方应属于“滇文化”的涵盖面。徙、筰墓形制大多为石棺墓、石板墓、石椁墓一类石构墓，当然也有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但加盖石板，这些与滇墓是不同的。两者仅在“合族而葬”这点上类似。巂、昆明墓葬制度具有多元性，既有石构墓又有土坑墓类。万家坝、大波那，鳌凤山、大兴镇等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棺）墓，在形制及分布规律方面，可以说与“滇文化”十分类似，既有“滇文化”色彩，又有自成体系的特点。
从出土器物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看出“滇文化”因素几乎渗透整个金沙江流域。1975年在会理发现的一面有炱痕的铜鼓，其胸腰饰有羽人竞渡船纹六组及牛纹(49)。此种纹饰乃是作为“祖型”的天子庙铜筩纹饰的附丽。会理的编钟与石寨山的编钟如出一辙。米易弯丘大石墓出土的双翼式铜镞与李家山的一样。其中的斜肩罐、敛口罐及侈口罐，在天子庙、太极山均有出土。渡口市二滩水电站淹没区的青铜器，被认为“有较明显滇文化特征”。越西聊家山、华阳村的青铜器、铜柄铁剑、铜釜在滇文化后期不乏其例。金阳木腊沟有江川式样铜戈。西昌一号墓、普格小兴场大石墓出土滇式铜发饰、铃、镯。西昌坝河堡子的铜镯、铃、玦状玉耳环、玛瑙、绿松石珠等，与滇文化完全一致。童恩正教授指出：“凉山西昌一带也是出晋宁石寨山类型的铜鼓的地区之一”(50)。附带说，东川普车河墓葬“与云南滇池区域青铜文化有着较强的一致性”，无疑属“滇文化”类型。在“徙、筰”文化范围，纳古扁平圆圈状铜镯型制与佩带方式均与江川李家山出物相同。永芝的铜矛、无耳陶罐与“滇文化”的一样。在石底墓葬中，出土滇式铜矛及圆形扣饰。金官龙潭的一字格铜剑、扁平蛇首茎无格剑、直援戈、长骹矛、短銎斧等，均属“滇文化”遗存。泸沽湖出土铜器纹饰及无耳陶罐与“滇文化”的一样。“巂、昆明”文化中，“滇文化”淀积丰厚，在万家坝出土滇式扁平蛇首茎无格铜剑、一字格铜剑、椭圆銎单耳铜钺及斧、编钟等。那里出的心形铜犁、凹銎铜锄与滇式农具“具有相似性”。姚安的铜鼓、无格剑、犁、戈、镞、锄、扣饰、凿、编钟及陶釜、罐等，均为习见的“滇文化”器物，与“滇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大波那的铜犁、锄、杆栏式房屋模型、葫芦笙、环钮种、梭口刀、卷经轴等，全属“滇文化”遗物。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顺便谈谈金沙江流域其他青铜文化对“滇文化”的影响。首先看墓制方面，在天子庙M41及江川李家山新掘滇墓上层填土中，发现有成层鹅卵石或石质盖板，可能与石构墓制有关。在宜良纱帽山竖穴土坑墓中，人骨成层（多可达七层）埋葬，极似大石墓丛葬(51)。随葬品方面，“滇文化”区域陆良发现有双圆环首茎剑，许多地方出土山字格青铜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四 余论
金沙江流域古老的滇、邛都夷、徙、筰都夷和、昆明族等民族，同住一条江，同饮一江水，创造了色彩斑烂的“西南夷”青铜文化，包括滇文化、邛都文化、徙、筰文化及、昆明文化。它们各据其域，相互影响，其中，“滇文化”发育全面，文化因素覆盖面相当广泛，与巴蜀文化并存于南北，成为影响“西南夷”青铜文化发展进程的两大文化圈。由于“西南夷”共处于横断山脉深大峡谷、他们处于共同的历史时期，有着特定的、共同的心理状态和近似的风俗习惯、喜爱情绪、审美观念，这些，促使滇文化器物群在金沙江流域的扩散、传播。同样，“滇文化”兼收并蓄，表现出开放的派势，充分汲取了邛都、徙、筰及、昆明文化，乃至巴蜀文化、百越文化、中原文化的营养，造就自身成了繁花似锦的古滇文明。
不少学者、专家曾经惊异地注意到，在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中，有来自康青，来自北方草原文化的因素，诸如“安佛拉式”双耳陶罐、“鄂尔多斯”青铜剑、“斯基泰”文化影响，等(52)。笔者认为，这种文化承传，远在纳古期已经开始。当时的徙、筰民族，早已沿着金沙江大峡谷天然通道，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连合起来。双圆环首茎铜剑、曲柄茎剑的存在，应是这一伟大创举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海门口青铜文化尚处在萌生阶段）。在大兴镇期，黄河文化等二次被“引进”到金沙江流域，以缠缑状茎三叉格铜剑为代表的金沙江上游文化群得到迅速发展，与“滇文化”竞相争妍。所以，完全可以说，金沙江流域青铜文化综合体正好是长江文化、黄河文化二元耦合的产物，是中华文化的雏形。
注释：
①吴金鼎等《云南苍洱考古报告》甲编，1942年。
②《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考古学报》。1956年1期；《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9期；《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1963年9期。
③《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6期。
④《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报告》，《考古》1965年9期。
⑤《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12期。
⑥《云南大理收集到一批汉代铜器》，《考古》1966年4期。
⑦《云南德钦永芝发现的古墓葬》，《考古》1975年4期。
⑧《云南呈贡龙于石碑村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第3集，1980年。
⑨《楚公万家坝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3年3期。
⑩《昆明大团山发现滇文化墓》，《云南文物》，1982年12期。
(11)《云南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的清理》，《考古学集刊》，1983年3期。
(12)墓葬集中在天子庙附近黄土山，发掘资料未见发表。
(13)《云南省德钦县纳古石棺墓》，《考古》1983年3期。
(14)《云南德钦县石底古墓》，《考古》1983年3期。
(15)《昆明上马村五台山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3期。
(16)《祥云检村发掘三座石椁墓》，《云南文物》1979年8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墓》，《云南文物》1984年15期。
(17)肖明华：《剑川海门口1978年发掘所获铜器及其有关问题》，《云南文物》1988年24期。
(18)《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群》，《考古》1983年3期。
(19)李有恒等：《昆明西山区王家墩发现青铜器》，《考古》1983年3期。
(20)《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
(21)《昆明呈贡石碑村古墓群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3期。
(22)《云南姚安县西教场黄牛山石棺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
(23)《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7期。
(24)《祥云县禾甸公社再次发现石棺墓》，《云南文物》1983年13期。
(25)《曲靖珠于八塔台古墓群发掘简况》，《云南文物》1982年11期。
(26)《东川普车河古墓葬》，《云南文物》1989年26期。
(27)《云南永仁维的石棺墓地发掘记略》，《云南文物》1986年19期。
(28)《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5期。
(29)《四川凉山昭觉石板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集。
(30)《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年2期。
(31)《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2期。
(32)《四川西昌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1983年1期；《冕宁县三块石古墓群清理发掘简报》，《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2期；《德昌县五一公社果园大队古墓葬清理发掘简报》，《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8年2期。
(33)黄承宗：《泸沽湖畔出土文物调查记》，《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81年2期。
(34)《米易弯丘的两座大石墓》，《考古学集刊》1981年1期。
(35)《四川普格县小兴场大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6期。
(36)《盐边县石棺葬发掘简报》，《渡口文物考古、历史、民族研究资料选辑（一）》1986年9月
(37)《四川普格县小兴场大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6期。
(38)《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考古》1981年3期；《四川雅江呷拉石棺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4期。
(39)李绍明：《康南石板墓初探兼论纳西族的族源》，《思想战线》1981年6期。
(40)易学钟：《云南永胜金官龙潭出土青铜器》，《云南文物》1986年19期。
(41)木基元：《丽江石鼓镇出土的青铜剑》，《云南文物》1988年23期。
(42)《云南东川古冶铜遗址调查简报》，《云南文物》1989年25期。
(43)尚未发表。
(44)见凉山州文物学会首届年会论文资料集。
(45)见凉山州文物学会首届年会论文资料集。
(46)《呈贡天子庙滇墓》，《考古学报》1985年4期。
(47)胡绍锦：《试论滇文化的分期问题》，《昆明社科》1992年3期。
(48)张正宁：《西昌市东坪村发掘汉代冶铸遗址》，《凉山日报》1988年12月。
(49)《四川会理出土一面铜鼓》，《考古》1977年3期。
(50)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4期。
(51)待发表。
(52)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