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现实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性论文,外交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关系中，一国的外交政策与外交决策总是受到本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国家利益的双重影响，而“在理论上区分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根本标准是看在执行外交政策的过程中是否以国家的利益为决策的核心标准”。[1]（P85）在新中国领导人中，邓小平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以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出发点，完全基于国家利益基础上制定中国外交战略的政治家。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他为中国制定了以确保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策略体系。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外交思想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邓小平则开始了中国现实主义外交的新阶段”。[2]（P49）
一、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基础
英国学者迈克尔·亚胡达认为：“一项明智的外交政策的实施，不仅依赖于对国内相关因素的驾驭，而且要求对国际社会中变化无常的各种力量的了解与把握。”[3]（P1）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和定位，就是建立在深入分析整个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的。其外交思想鲜明的现实性既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追求的结果，也是对整个国际关系基本格局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的产物。
首先，是基于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准确把握。
新中国成立之后，安全利益曾是中国国家利益的最主要考虑。20世纪50年代，中国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包围；60年代又面临着苏联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主要受到安全利益的支配，同时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70年代后，国际紧张局势开始明显趋向缓和。邓小平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战略态势和战略力量的发展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4]（P127）；80年代中期，邓小平更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
与此同时，国际竞争的重点开始转向以科技为先导、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4]（P127）为了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争得有利位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谋求更快地发展经济。外部对中国的战略性威胁因此开始大为减弱，中国的安全环境也随之改观。邓小平及时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也要随之而变。”[4]（P274）在此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也应该把经济建设放在优先的地位，将增加从国内和对外交往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作为首要的目标，采取非意识形态化的、灵活的和现实的外交政策。尽管安全问题仍不容忽视，但不可否认，经济利益开始日益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
其次，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清醒认识。
现实主义外交的一个最重要准则，就是始终把国家的外交建立在真正的实力之上。通过与发达国家、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邓小平对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定位：“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也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4]（P105）但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是现在的力量有限，名不副实。……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与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5]（P90）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情的客观分析，邓小平对于中国的落后怀有一种危机感和紧迫感。他总结国际上的经验教训后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过紧日子。”[4]（P354）所以，“我们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5]（P162）他还认为，“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5]（P240）也就是说，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
二、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出发点
外交是政治的延续，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落后的现实，使邓小平意识到新时期中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就是中国的发展或中国的现代化。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5]（P194）他指出一心一意搞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切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让中国发展起来，富强起来，发达起来。这是中国在一个很长时期内必须始终排在第一位的中心任务，“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5]（P250）这也成为邓小平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出发点。
第一，营造一个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可以说，维护和平是中国实现国家根本利益的一种必须的手段。因为中国需要发展起来，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个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邓小平认为，“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4]（P50）他说：“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4]（P116）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也认为“和平是邓小平的经济战略的核心；战争，哪怕是局部战争，也会导致把资源转移到满足军队需要方面，从而打乱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先后顺序。”[6]（P556）所以，邓小平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出发点之一就是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P57）为此，他主张在不损害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力争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交往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化解国际上的敌意。
第二，谋求一种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互利合作的国家关系。
邓小平在客观分析世界形势，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4]（P64），“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的”。[4]（P367）“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4]（P117）
中国国情的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这些集中表现为建设资金缺乏，科学技术落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力资源丰富而素质低，资源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且利用率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显然，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克服这些不利因素。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4]（P266），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4]（P78）。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庆祝典礼上，邓小平明确表示：“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4]（P70）他认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4]（P373）为此要“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4]（P237），“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作”。[4]（P98）他提出“要把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和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5]（P360），“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流，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4]（P261）
三、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体现
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一切从现实出发处理国际问题、发展对外关系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根本原则。中国落后的状况、发展经济的核心利益要求中国同一切国家保持友好，同一切国家发展关系。为此，邓小平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外交战略。其具体表现为：
第一，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面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邓小平就表示，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的时代已经过时了。他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4]（P330）
1979年访美时，他对卡特总统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7]（P495）1986年9月，邓小平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专访时再次表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4]（P168）
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发生急剧变化，邓小平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4]（P353）
第二，反对霸权主义，只对事不对人。
邓小平认为，反对霸权主义是为了维护和平，是为和平战略服务的一个手段。所以，中国反霸必须服从于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不能损害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不能超越中国当代这一最大的国家利益。这就要讲究斗争的方式，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他表示，“哪件事情做的不对我们就批评，不投赞成票。但中国与那些搞霸权的国家还是要友好往来，不能因为他们实行霸权主义政策，就宣布其为最大的敌人。因为中国对霸权主义虽然不怕，但也要承认，做到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力量不够。且这样做使中国锋芒太露，而中国在新时期应当以观察为主，少露锋芒。”[4]（P358，P359，P363）
以邓小平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在对美关系上，一方面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其他国家实行的霸权主义侵略政策和干涉政策，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批评，从道义上谴责，表明自己的立场。但另一方面，从中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鉴于美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经验的主要来源和中国商品出口的重要市场，又在外交上尽力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避免采取全面恶化两国关系的极端性措施，而是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使正常的国家关系陷入僵局。
第三，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新思路。
领土争端在国际上是一个敏感问题，由于它与国家利益和民族感情联系在一起，解决起来十分棘手，也容易引起武力冲突。我国与周边不少国家存在着领土争端，如中印边境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问题等。如何处理这些争端，关系到我国能不能获得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对此，邓小平主张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忍让，寻求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他说：“我们现在是一心一意搞建设，因此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8]（P45）而且邓小平认为当国家之间利益发生冲突时，可以把维护本国利益同尊重对方利益结合起来，通过寻求双方利益的汇合点来解决冲突，而不是单方面地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来实现本国利益。为此，他提出“对于国际上的领土争端，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到新的路子来解决”。[4]（P49）他建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4]（P87），“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边合作仍有广阔的前景”[4]（P19）。而如果争议双方只是强调各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绝对性、至高性，那就很可能兵戎相见，诉诸武力。他认为，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采取合情合理的方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和平解决国与国领土争端的新思路，就是邓小平在坚持“主权属我”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和照顾到各方面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而提出的。这是目前最为现实和明智的做法。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先不谈主权，避免了解决问题的无休止争执，防止了矛盾激化。同时，这样做也符合我们自己国家和平与发展利益的需要，为的是把局势稳定下来，以便集中精力搞建设。他说：“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装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上面我讲的方式。”[4]（P49）
四、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意义
在具有鲜明现实性特征的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的一切外交活动都围绕为经济建设总目标服务的中心。不搞国家间的意识形态争论，把国家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分歧与现实的国家间关系区分开来，寻求普遍的对话与合作。从而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真正摆脱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开辟了一条务实的多边外交新思路，为发展我国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拓宽了合作领域，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
这一时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了普遍改善和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也日益提高和增强；特别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一化争议和潜在冲突为合作的战略设想，符合争议各方的战略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关国家的响应，减少了他们对我国的疑虑和敌意，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巩固，为赢得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