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萧功秦、王小波、王朔——中国知识分子八十年代以来对抽象理念的批评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论文,抽象论文,说真话论文,王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写于1984年的著名文章《人道主义》中，巴金曾经写到文革中的“人兽转化的道路也就是披上了“革命”外衣的封建主义的道路。”这段话尽管并不复杂，但充满涵义：在中国知识分子80年代初从文革的极左政治下解放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此10年的悲惨与混乱甚至整个解放以后的历史进行艰苦反思，而这次反思的结果往往与巴金的观点有很大的相同性。他们发现，中国的革命以文革为典型导致社会的残酷与不文明的现实。类似于巴金，周扬等认为中国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被异化，而没有认识到个人本身的价值。
80年代中，知识分子的分析开始转向更深层的历史观察：革命的现象能否归于中国传统文化或知识分子思维方式本身的问题？假设这些问题还存在，会不会影响中国目前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场讨论中，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人倾向于相信甚至崇拜抽象的观念与绝对道德原则，尤其是各种各样的“主义”，而这种“主义”崇拜恰恰是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失败的原因。我们可以说，这些人都是反对抽象理念的“假话”，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所崇拜的抽象都违反中国社会的“真理”。就象这部分知识分子的背景与思维方式各不相同，他们所反对的“假话”以及所主张的“真理”具体来说也不一样。然而，他们都有些重要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认为这种“假话”的倾向虽然在文革中达到了高峰，但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或中国知识分子思维方式本身的问题，早在五四时期甚至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其次，作为这些抽象理念的支持者乃至创造者，他们的批评与反思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因此有自我批评或自省的特征。最后，由于他们探索的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以及他们进行讨论的特殊历史条件，因此他们对史实的分析不是从一个纯正的学术立场来进行，而是以考虑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为最终目标。
本文的目的是探索这场讨论中的三个80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知识分子，萧功秦、王小波与王朔对“假话”的批评与反思。当然，上述的“假话”不是一个学派，而“假话”的具体概念在这些人的作品里也不一定谈到。“假话”只是一种分析框架与工具；然而，“假话”这一概念对于理解他们的思想以及80年代以来思潮中的一个主题——对理念与道德的反思，确实有价值。假设他们所批判的是抽象理念的“假话”，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他们所主张的则是“真话”——一种适合中国社会现实，适合人类规律与本性的话语与思维方式。萧功秦，王小波与王朔批判的“假话”与所主张的“真话”都各不一样。在分析他们对抽象理念的不同看法时，我们不仅能够进一步理解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共识，而且能探索这段充满意义的中国思想史的多元性。
说“实际”：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学者萧功秦所批评的“假话”尽管有许多不同的范畴，比如政治浪漫主义，制度决定论等，但都可以被称之为“政治激进主义”。他批评激进主义的原因明明白白：激进主义，特别是在社会或现代化时期中，往往把某些不适合现实的抽象理念强加于社会，结果导致社会破坏与失序。在其观点的核心是社会有机论，这一理论认为任何社会都有一系列很复杂的因子形成的基础，而这些因子起着各种各样的作用，使社会得以运行。因此，任何社会转型离不开它的基础：如果它演变得太快，它会象失去必要器官的生物体一样死亡。就中国20世纪的政情而言，萧功秦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不能实行不适合其状况的政策或制度，否则社会不仅不能现代化，而且会造成失序。作为新保守主义者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文化与权威为基础，在保持传统文化的连续性与积极效应的同时，逐步地进行现代化并建立支持新体制的社会因素。他指出，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市场经济是在几百年的商品经济与特殊历史条件下演变出来的，因此西方社会已经包含着这些支持或积极地约束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行为的社会因子，例如“各层面的横向的网状的人际契约性关系”，“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和价值体系”，市民社会，中产阶级，等等。因为中国社会缺乏这些必要的社会因子，假如西方式制度搬用到中国来，支持这个制度的因子不能起作用，同时因为旧制度已经被摧毁，因此也不能起到对社会的支持或约束作用，这就是萧功秦很佩服的严复的明言“新者未得，旧者已亡”所描写的社会和经济失序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可能进行现代化，而且会造成很危险的社会动荡或激进主义的政治浪潮。
知识分子不应当因为所谓的“独立性”而放弃他对社会的责任。同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必须是从一个客观，现实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因为追求个人利益或个人价值来从事政治。假设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的有机体，而人民的生存依靠着它的整体运行，知识分子不能因为感情或浪漫主义而主张把不合理的制度搬用到中国来：“向青春年少的诗情梦幻告别，走向成熟、经验与现实主义，这需要理性，但更需要勇气，是一种与自己珍视的浪漫主义信念决裂的勇气”。（注：萧功秦集，第121页。）换言之， 知识分子必须纠正从近代以来不适合现实的抽象理念—“假话”—的倾向而以讲适合现实与中国国情的“实际”话为自己的最高职责。
说“真理”：王小波
不管是从他的小说还是杂文里，我们都容易看得出王小波的思想的最大两个来源。从哲学角度来说，以罗素为代表的英美式的实验理性主义对他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罗素认为世界上“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的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注：许纪霖，《他思故他在：王小波的思想世界》，《上海文学》1997年12期，第2页。 ）决定是非好坏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实验，因此为某人决定的唯一的人就是他自己。用王小波在文章里谈到的俗语来说，“此人之肉，彼人之毒。”（注：王小波，《自序》，《我的精神家园》，第1页。 ）理性不仅是王小波的思想以及他的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他性格的特点。一方面，理性是保障人的幸福的唯一的力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很欣赏逻辑学、数学、科学的人，他认为理性或知识本身是好的，而追求理性与知识也是他终生的乐趣。
王小波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他在大跃进与文革中的个人经验。我们可以说他对文革的看法和他崇拜理性有很密切的影响，反之亦然，而这并不出人意外。大跃进与文革都是在极左的激进主义浪潮下抛弃理性与自然感情的时期，导致无数的死亡与悲剧。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王小波认为最不幸的人是生活在不理智时期中的知识分子。他对个人崇拜、绝对原则、信仰、信念、激进主义等等都不以为然。这并不意识着人都必须象冷静的科学家一样，正常理性是所有人都能运用的东西。理性在生活中的体现是王小波从农村来的外祖母：她在大跃进中听儿子说“一亩地里能打三十万斤粮食”时，凭自己一辈子的经验回答，“杀了俺俺也不信”。（注：王小波，《积极的结论》，《我的精神家园》，第27页。）当时王小波认为他姥姥的思想很落后，后来才发现她比家里人都聪明得多。
王小波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批评文化为主，他认为这种造成激进主义灾难的因素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弊病的最近表现。具体来说，从古到今，中国文化看重“礼”、“仁”等绝对的道德原则以及对这些原则与统治文化的遵从，而轻视理性、现实、客观的知识和思想的多元化。结果，中国在思想、文化、科学方面缺乏对多元化的宽容。这是由于孔孟思想的深远影响而产生的。孔子和孟子都以道德为其主旨，从道德价值的角度来看待一切。这造成如下严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儒家是一种救世良方，而思想的唯一作用是保持传统道德和秩序，对社会作出贡献。因此，中国传统思想没有出现西方式的对纯正（或科学）知识的尊重。因为社会稳定最重要，而道德价值是社会的基础，中国人觉得除了保持社会稳定，知识不但没有用，而且有害。
随着儒家的发展，不管是宋明理学还是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领导和知识分子习惯于以普遍的道德标准作价值判断，总觉得他们有权利决定整个社会应该怎样生活、思想、和行为。这是王小波所反对的“假话”：从一个纯正的道德或理论的立场来做判断本身是不道德的，因为在此抽象的概念下，个人的状况与需要、人本身的特殊性、换句话说人的“现实”都被忽视。道德判断离不开现实因素：由于他们的决定主宰人民的命运，知识分子与权执者不讲理性确实是一种罪过。王小波认为马基雅维利与墨子远比孔子与孟子高尚，因为他们不害怕抛弃道德原则，而直截了当讨论人民生活的利害。
对道德判断来讲，王小波思想的核心可谓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注：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第116页。）因此， 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尽量拒绝自古以来以绝对原则主宰人们生活的倾向。同时，知识分子有责任帮助社会，向社会提供自己的意见。在批评知识分子传统的“情义”概念方面，他的看法与萧功秦是一致的。我们可以说，王小波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同情无数知识分子，比如马寅初和老舍，因为有过生活于不理智时代之不幸。另一方面，作为讲绝对原则，给老百姓灌输不合理思想的人，知识分子也往往犯“建立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之罪。（注：王小波，《知识分子的不幸》，《我的精神家园》，第15页。）总而言之，知识分子必须抛弃他们的道德优越感，而以现实、理性为导向：“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注：王小波，《思维的乐趣》，《我的精神家园》，第118页。）
从上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得出王小波与萧功秦一些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拒绝抽象的理念，而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他们的观点是以理性主义为主。然而，这些共同点不能覆盖他们思想的基本不同点。首先，虽然他们都看重理性，但他们是从不同角度来维护它。作为一个对政治事务非常感兴趣的历史学家，肖功秦的理性不是纯正的，而是实用的。这就是说，他的理性主要是对社会的现实状况的认识。王小波的理性是从一个很深刻的哲学与文人角度。虽然他很关心人民的生活，但“理性”不仅仅是实际的，也是对纯正知识与真理的崇拜。
王小波认为“知识”本身是好的，这就是说除了它在生活上的用处，对人类和社会的贡献，知识独立存在，其本身是一种目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没有“好”的知识和“好”的科学，也没有“坏”的：知识、真理是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与人类的感情与需要无关。另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艺术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独立于道德与功利，在这方面王小波的思想最表现他的西方化倾向。他认为，因为儒家的思想文化离不开道德，中国人认为文化就是道德，但实际上道德文化只是一种文化，就象胡萝卜是一种蔬菜一样。假设艺术是某人对世界的看法与观点，可以说是他心中的“真理”，我们怎么能用纯正的道德立场来评价他？
虽然王小波与萧功秦在这一点上的不同看法似乎是抽象的哲学上的区别，但实际上涉及到他们对生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基本观点。在萧功秦看来，说“实际”比说“真理”重要。
王小波对萧功秦的这个观点一定会不以为然。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两位思想家进行对话。王小波指出，中国不能突然变成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也不能突然实行民主制度，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萧功秦的上述观点有被滥用之危险：我们如何决定政府应当什么时候抛弃话语的象征意义而开始说“真话”？萧功秦回答曰：我们必须追求理性是不可否认的，但中国还不能进行无条件的思想宽容：为了保持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的社会稳定，有些观点不能被表达。王小波反驳曰：“不是现在，那是什么时候”？
必须指出，他们的区别是理性与权威的合法性的不同——光看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思想经常差不多。但在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政府的作用时，这些相对的区别有很大的意义。他们的冲突表现为对五四运动的不同看法。萧功秦认为五四的“科学与民主”往往太激进，也认为这场运动不应当在目前的中国重新出现。与此相反，王小波不惭地自称是五四民主与科学精神的挚友。王小波与萧功秦不是两个极端，但也不应该忽视他们的区别。
王小波与萧功秦的区别不仅在于他们的价值观与哲学，也在于他们对个人与社会的基本视角。作为一个国策派的新保守主义者，萧功秦对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与作用的观点可谓是传统的：个人首先是从属于社会。在保持社会的稳定上，个人经常必须牺牲自己的政治参与，包括言论自由。与此相反，作为一个自由派，王小波看问题的立场是个人主义的。这就是说在讨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时，发展个人主义是重要任务，因为他认为这种“集体主义”的立场也是一种“假话”——萧功秦的父权视角也是新瓶装旧酒。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重要错误是不充分发展个人主义与文化多元化。要真正解决中国从古到今的弊病，我们必须首先提升自己，然后关心别人，这样才能保障每个人的快乐。虽然包括自己的快乐在内，这并不是自私自利的希望。
说“真诚”：王朔
从学术的立场来说，王朔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人，因为他不承认自己的作品包含什么深刻的思想，也不承认自己是作家，而自称是“写字的人。”尽管他与王小波有共同点，比如说两者都可谓是自由派，都提倡个人主义与反传统的观点，但王小波毫无疑问地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也认为自己对社会有一定的责任，而王朔把自己与知识分子彻底地隔断，认为自己代表知识分子所瞧不起的“流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王朔没有思想，也不意味着王朔在他作品里并非试图表达对社会以及知识分子的深刻分析。实际上，我们不能相信他的自述，王朔的确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化批评最深刻的人之一，特别是在我们所关心的“假”与“真”问题上。关键是，王朔的观点往往不在于他的表面语言，而在于他所不愿表述的——他与传统知识分子话语之间的“消极空间”。
王朔的文化与社会批评的一个重点是对知识分子的厌恶。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王朔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批评有所相同。在王朔的世界里，知识分子是“假”的体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抽象概念全是空话，是他们追求地位与金钱的工具。重要的是，王朔作品中的主人公虽然往往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或已经抛弃了知识界，但实际上比知识分子聪明得多，并且经常调侃他们。就以“顽主”为例，里面的诗人很骄傲，但对社会却没有什么贡献，只是追求名气而已，果然他写的诗都很矫揉造作。3T公司的职工用艺术界的做作评奖来讽刺文化人，就是一个例子。
知识分子最坏的地方并不是他们的做作与浅薄，而是他们的道德优越感与“清白”色彩，所谓的“假正经”。类似于王小波，他认为知识分子总是要以自己为标准来教导别人怎么生活。然而，知识分子的问题不是他们分不清文化与道德，而是他们是蓄意骗人的伪君子。另外，知识分子要由于他们的道德优越感而干预政治事务并影响决策层。知识分子自古以来的受害者是生活被士大夫主宰的老百姓：王朔“上了知识分子的当。”他所谓的流氓不是普通人。但他们仍站在“受训者”的一边向知识分子提意见。总而言之，在一定程度上，王朔受到了文革达到高峰的官方话语对知识分子及其作品观点的影响。类似于毛泽东，他认为知识分子不是最聪明，而是最笨的，因为缺乏真正的知识。他们虽然显得最高尚，但往往是最坏的。他们的思想对普通人不仅没有用，而且经常有害。
虽然王朔为文革所影响并认为知识分子与他们所提倡的价值是假的，但在80年代初，社会主义也一样“假”。社会主义的神话与它所带来的现实完全不一样。而且，在商品经济的生活中，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更加格格不入：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与商品经济是不可否认的自相矛盾。文革时期的概念是一种笑话，除了一些虚伪天真的知识分子与领导，没有人相信。有必要指出，王朔对改革前的社会也有很多怀旧，认为尽管当时很辛苦，但也比今天纯朴，没有如今“虚假”。王朔作品的主人公认为新起的商品经济消费生活方式也假的很，他们对人们以盲目工作与盲目消费为主的生活都很不以为然。他们工作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找“有趣”。总而言之，要理解王朔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必须认识到他们既接受了社会主义对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又认为社会主义对现代生活毫无用处，这就是王朔的格言“我们谁的同志都不是！”所表达的观点。
在这种精神真空中，王朔的流氓以“有趣”为生活。这所谓的“有趣”是披露或利用别人的虚假。他的主角不是因为没有选择而做流氓。“流氓”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其主旨为“一切都是虚假”。就象马克思主义者给人民启蒙，指出资本主义生活的虚假，这些流氓同样指出现时的虚假。他们是“偶然”的或“勉强”的传教士：一旦你成为“流氓思想”的追随者，你再也不能回到普通的生活，因为世界与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开头部分，吴迪是普通的大学生，学生会干部的女朋友，对学术感兴趣，还接受以学校所体现的统治话语。认识张明以后，她认识到生活的虚假，接受了流氓的生活方式，最后把自己与原来的生活彻底隔断。
理解流氓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引用韩毓海的观点，没有目的，流氓的存在是不断玩游戏。如果一切是“假”，生活便没有意义，没有目的。为了赋予生活意义，王朔的主人公把它当作“游戏”：游戏本身没有结束或开始，只要参加者还想玩，唯一的问题是找对手，而王朔的流氓有不少“对手”——知识分子，警察，乃至整个“社会”。在《一半一半》中，这游戏是讹诈钱财。即使张明知道他迟早会被逮捕，他还是无法拒绝。他虽然喜欢吴迪，也只是把她当作自己的一部分：
“这么说，结束了？”
她点着头，哭出了声。
“这么也好，我这个人本来不配你，不值得你这么哭。”
“你说，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是的，我一开始就是骗你，就是有目的地勾引你。”
“那么，你过去说过爱我的话全是假的？”
“……”
“你说，是不是全是假的？”
“是——是又怎么样？难过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故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人，我告诉你，本来无一物。不要意气用事，你这样报复不了谁，只会毁了自己。”
他生存在游戏中，因此生活只是狗咬狗的游戏。最终，吴迪学会了“游戏”，成为毫无羞耻的妓女，故意地让张明后悔把她带到游戏里去。虽然两个人之间还有感情，但不能挣脱游戏，不能恢复正常的“有意义”的生活。
但必须指出的是，主人公也终于承认这游戏也是假的，必须结束。吴迪死了以后，张明从监狱释放，他离开北京去南方的某城市，成为一种无身份的隐形人。他没有朋友，没有亲戚，与社会没有交往：他在“游戏”与“生活”中间。去旅游时，他认识了胡亦，这个姑娘在很多方面与原来的吴迪一模一样，她可谓是吴迪的鬼魂。虽然胡亦对张明有好感，但他并不爱她，同时也因为他根本不能爱她——他已不是原来的张明，而且是乙肝患者。但他又不能完全抛弃这个姑娘，不能眼看她被两个流氓所害，所以把那两个骗子交给了警察，结束了游戏。在帮助胡亦时，他承认游戏本身也是假的。告别时，他又说起当时与吴迪告别时一样的话，但这次他的话是“真的”，游戏结束了。这是王朔流氓存在的自相矛盾：生活是假的，但玩游戏也是假的。换言之，生活现在没有意义，但“意义”本身还有存在着。
假设生活不全是“假”，假设生活存在着是非，这个“是非”是什么？什么是“真”？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个不可不回答的问题。但是，对王朔来说，这根本不是他所关心的事，这就是他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消极空间’。作为“写字的人”，王朔不愿主张任何“真”，他只想描写普通人的精神真空与社会的虚假，也许有时要提醒我们世界上并非没有潜在的“真”。在《一半一半》的最后一段，张明坐渡船回大陆。他不是原来的“没有真，没有是非”的人。他需要寻找新的生活。我们不知道这种生活会怎么样。我们只知道，他所追求的“真”、生活的意义，不是知识分子告诉他的，不是政府告诉他的，也不是媚俗的消费文化告诉他的，而是他自己选择的。对“社会”来说，他可能还是“流氓”。
结论：如何选择中国的“真”？
综上所述，我们讨论到对“假”的抽象道德原则和“主义”的不同分析与批评。萧功秦、王小波与王朔的观点有不少交叉点：他们主要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对脱离中国现实与老百姓生活的抽象原则与理念。但我们也发现，他们对“假”与“真”的本性的不同观点中存在着对中国的历史、状况与未来的深刻争论。
这向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什么样的“假”是最严重的，什么样的“真”是最重要的？萧功秦的“实际”，王小波的“真理”还是王朔的“真诚”？很明显，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范畴之内。然而，我们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胜负判断。这三位思想家的不同观点表现了观察社会的三个重要的立场——就象不同的人在社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需要，每个立场都有其价值与道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三个“真”也表现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不同的需要与挑战。在建立新的体制时，中国需要理性，需要稳定，也需要尊重普通人的物质与精神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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