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大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产业结构论文,大国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金砖四国”①的群体性崛起，新兴大国的产业结构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新兴大国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多元结构”，正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其多元结构现象将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而得以消除[1]，[2]57-60。所谓“多元结构”主要指新兴大国在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和工业化过程中，不同产业部门间生产函数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所导致的经济性多极分化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兴大国“多元结构”的关键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多元结构”回归的实质就是不同产业部门中落后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优化[3]345-357。从现实的角度考察，在多元经济结构下，庞大落后部门的存在会对生产率更高的现代部门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形成严重制掣，并带来有效需求不足、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经济、社会问题[4]55-59。因此，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消除经济中的多元现象是新兴大国必须正视的问题，其实质在于采取特定的发展路径和制定科学的政策手段，使产业结构以最低的成本和代价，尽可能快地优化升级，使产业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5]127-146。对新兴大国而言，产业结构的现状和变迁趋势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相对地位，且对新兴大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
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须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衡量，而产业结构是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6]4-5。钱纳里对51个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后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发生变化时，服务行业和农业变化最小，而工业增长最大，并认为这种工业化模式能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7]3-5。现代经济发展规律也表明，经济增长除了依靠资本、劳动和其他要素外，更重要的是依靠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这给产业结构变迁促进后发大国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不少学者就产业结构变迁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都可以为后发大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提供借鉴。Denison(1976)的研究发现，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中12％是由产业结构变动造成的[8]286-302。葛新元等(2000)以1952—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为例的研究发现，1953—1975年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9％，1979—1997年则下降为9.8％[9]43-48。随后刘伟(2008)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效应的贡献呈现不断降低的趋势[10]14-20，高更和、李小建(2006)[11]270-273，郑若谷等(2010)[12]58-67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这些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大，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产业结构变动是改变新兴大国“多元结构”的重要途径，也是影响新兴大国经济增长和效益的重要因素。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新兴大国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共同反映其经济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制约着新兴大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因此，正确认识新兴大国经济内部各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变化规律，对于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内涵，采取措施推动新兴大国产业结构重心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从制造初级产品的产业转向制造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科学化，最终带动新兴大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1992年为研究起点，以“金砖四国”为研究对象，从产业结构统计数据角度出发，建立模型，分析新兴大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评估产业结构变迁对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
二、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及结果
1.数据来源及处理
为了便于动态性考虑产业结构变迁对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研究期限向前推8年②，以1992年为研究起点。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将经济总量简单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因为在计算过程中，测算方法主要是针对增长速度和各产业部门经济比重，所以相关数据采用当年美元价格计算。相关数据来自《国际统计年鉴》(1992—2010年)，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统计年鉴》中巴西、印度、俄罗斯等都是按照农业、采掘业、制造业、电、煤气和水供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对GDP构成进行分解，而中国在早期没有按照这样的统计口径进行统计。为便于比较分析，文章根据产业构成统计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合并处理(见表1)。
2.测度模型
目前主要是从生产函数角度、投入产出角度或者产业结构统计数据角度来测算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由于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近似反映，所以生产函数法的结果准确性不够，且样本数据的获得比较困难；投入产出法必须是基于行业的投入产出分析，否则无法测算，因此前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第三种方法克服了上述方法的限制，不仅数据获得性比较好，而且结果准确度比较高，更重要的是一些成功的研究案例，也证实了这种方法的可行。如高更和、李小建(2006)，刘伟(2008)等。这里借鉴葛新元(2000)，刘伟、张辉(2008)等的思路，构筑多部门经济模型，则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图1 1992—2009年“金砖四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三、产业结构变动对“金砖四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为便于分析产业结构变迁对“金砖四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将四个国家放在图1中，通过比较分析研究其发展趋势和内在规律。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中，“金砖四国”的表现是不同的，既有共性，如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比较大，都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等，又有一定的差异性，比如巴西和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中国和印度较大，各国的产业结构差异性较大等。我们将“金砖四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特点总结如下：
1.产业结构变迁是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各国之间的贡献度差异较大
结合表2及图1，我们可以看出，在1992—2009年18年间，“金砖四国”中巴西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5.5922，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31.9402％，即经济增长的31.9402％是由产业结构变动造成的。其次是俄罗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1.1007，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10.5336％，即经济增长的10.5336％是由产业结构变动造成的。这种情况说明，由于巴西和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比较大，所以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优化贡献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中国和印度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0.4921、0.3528，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分别为0.8996％、1.673％，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这种情况说明，由于中国和印度的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比较小，所以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优化贡献所占的比重较小。上述测算结果证明，在这四个新兴大国中，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比较大，产业结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但这种贡献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从中国的0.899 6％、印度的1.673％，到俄罗斯的10.5336％、巴西31.9402％，可见各国之间的差异是相当大的。
2.产业结构变迁对新兴大国经济增长贡献的波动较大，各个国家不同时期的贡献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新兴大国由于国土面积较大、产业结构体系比较完整，基本上能够形成一个相当独立的内部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内，要素投入增加、要素质量提升及经济结构优化就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但是，由于新兴大国经济要素的差异性，以及政府政策的倾向性不同，使得这些要素在不同产业间配置的结果不一样，从而导致产业结构的较大差异，也导致了产业结构变迁对新兴大国经济增长贡献的较大差异。在“金砖四国”内，巴西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波动性最大，从最高的2004年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47.4306到1993年的0.0098，相应地产业结构变迁分别占经济增长率的136.152％和0.062％，前者是后者的2196倍，是平均值的8.5倍，差距极大。其次是俄罗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1.1007，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10.5336％，最高年份是1992年，产业结构变迁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1102，在以后的18年里，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趋缓，最低年份是2008年，为0.0139，前者是后者的511倍，是平均值的6.5倍。中国和印度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波动相对较小，低于同期巴西和俄罗斯的波动性。可见，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存在较大差异。
3.产业结构变迁对新兴大国经济增长贡献的周期性显著，总体上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态势
从图1可以看出，新兴大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具有显著的周期性，并且每个国家的周期是不一样的，从总体上看，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态势。
中国可以分为两个明显的周期，1992—2003年、2003—2009年。在第一个周期内，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0.4185，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2.215％，最高的是2000年，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2.2923，在这个周期内达到最高。2003—2009年是第二个周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0.5496，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0.3866％。在这个周期内，2003—2005年的波动性最大,2005年以后趋于平稳，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降低。
巴西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可以分为1992—2002年、2002—2009年两个周期。在1992—2002年这个周期内，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3104，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64.75％。其中1997年达到峰值，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9776，相应占经济增长率的205.416％，可以说经济增长主要靠产业结构的优化来带动的。2002—2009年这个周期内，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0.8116，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31.59％。其中2003年、2004年、2005年三年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特别大，分别为12.9114、47.4306、22.4005，分别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依次为188.875％、136.152％、67.99％。这是巴西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几年，可能是巴西原来产业结构扭曲导致的积蓄产能的释放，使得这几年巴西经济的增长率也非常高，其中在2004年、2005年经济增长达到34.84％和32.95％，是巴西历史上经济增长的最好时期，也是巴西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从第一个周期到第二个周期，尽管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但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却逐渐下降。
印度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可以分为1992—1999年、1999—2006年、2006—2009年三个周期。在1992—1999年这个周期内，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1124，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0.9437％。其中1995年达到峰值，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0.3106，相应占经济增长率的1.9054％。1999—2006年这个周期内，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6202，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4.1352％，在这个周期内，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在2000年和2002年达到两个高峰，分别达到了1.1337和1.9519，分别占相应经济增长率的38.3916％和29.4637％，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比较大。2006—2009年这个周期比较短，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趋于平缓，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1537，相应地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为1.6715％。第一个周期到第三个周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历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过程。
俄罗斯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可以分为1992—2001年、2001—2004年、2004—2009年三个周期。在1992—2001年的周期内，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92年的7.1102下降到2000年的0.0094；此后进入第二个周期开始上升，到2002上升到2.9318，占当年经济增长率的23.0486％，在2004年又跌入低谷；此后进入第三个周期，在2006年、2007年达到较高的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5542、2.5462，分别占经济增长率的8.6363％和8.3963％。可见，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变动的贡献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从“金砖四国”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和印度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小，而巴西和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比较大。这说明中国和印度各产业内部生产要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效用，较大程度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巴西和俄罗斯的产业结构还存在着扭曲的地方，需要尽快的优化经济结构。因此，在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上，巴西和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表现得很明显，而中国和印度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但从2005年以来，各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下降，其占经济增长率的比重也在逐渐下降。从三次产业结构转换来看：第一产业无论从产值看还是从就业人员看，其所占份额都存在不断减少的趋势，第二产业所占份额则首先是迅速增长，然后趋于稳定，第三产业所占份额则一直增长，存在由“一二三”向“三二一”的转变趋势。以美国为例，二战后至今，美国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规律是从“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变。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美国现阶段“三二一”的三次产业结构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最优产业结构的，所以美国在产业结构调整时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比较大，到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之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比较小了。可以肯定地讲，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资源得到进一步的合理配置，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渐减弱，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也表明随着各国的产业结构逐渐得到优化，经济增长回归到要素投入和要素效率双重驱动的阶段。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遵循完全竞争假设，忽视经济结构优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但配第、克拉克以及霍夫曼等经济学家分别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经济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揭示了产业结构变迁的方向，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的内涵。产业结构是联系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纽带，从技术、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单向关系看，技术是起点和原因，经济增长是终点和结果，产业结构是这两者之间的传导媒介。可见，产业结构变迁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产业结构变动能够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动，其实质在于不同部门之间的生产率提高速度与需求扩张速度不同，所引发的劳动和资本等要素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而这是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条件。可见，产业结构是影响新兴大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产业结构的优劣是新兴大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志。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产业结构变迁是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波动较大，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各周期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性较大；第二，各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下降趋势，标志着新兴大国产业结构正逐步优化，目前产业结构优化的潜力已经不大，改进的重点应该放在通过科技进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上；第三，“金砖四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但从总体上看都已经或者开始进入经济转型时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些结论对于新兴大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完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通过转变方式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不俗的经济表现，使占据世界领土总面积26％、全球总人口42％的“金砖四国”成为新兴大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典型代表，也成为后发国家经济赶超的代表。但是从近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情况看，“金砖四国”并没有进入以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的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其增长率较高是由于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借全球化红利和发挥自身禀赋优势获得了较高成长速度，这种高速增长是一种畸形发展、代价高昂、持续性较低的增长模式。因此，进一步优化结构，创新技术，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金砖四国”的当务之急。20世纪末期以来，“金砖四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对各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继续依靠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不大。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重视国民经济中一、二、三次产业的结构调整，现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更加重视各次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从“金砖四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来看，我们不应该继续把眼光放在调整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重上，而应该转向调整和优化各个产业的内部结构，包括投资结构、产品结构和价值结构，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内部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促进产业内部结构的高级化，推动新兴大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瞄准价值链高端参与国际经济分工
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经济呈现典型多元化的关键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而产业结构发生多元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围绕处于不同空间分布位置的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因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导致的区域非平衡分工现象，而区域分工又进一步加剧了地区产业结构的失衡，如此不断“循环”和“累积”，最终形成地区间的多元产业结构，可见，区域之间科学合理的分工是新兴大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新兴大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要想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赢家，各国就必须瞄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参与国际经济分工，抢占国际经济竞争的高地。无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都存在价值链的高端和低端，比如生物农业、现代制造业都是价值链高端的产业。以往的“金砖四国”经济普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应该把目光转向价值链的高端，通过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进入国际分工中的有利地位，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为此，需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推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促使新兴大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型向质量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真正实现经济转型。
3.积极地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业结构优化是促进新兴大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静态上看，产业结构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总量增长。经济增长是一种投入产出关系，虽然大量的资源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但其投入的产出效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的优化程度。从动态上看，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依赖于结构转变，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具有高于平均增长率的新兴产业来支撑，尤其是随着新兴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势必出现产出增加、成本降低，从而促进经济更快增长。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应对危机、振兴经济的重要举措。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全局性和导向作用的新兴产业，它代表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未来方向，因而应该成为“金砖四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新兴大国要把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突破口，选择那些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充分把握它们的产业特征和潜在的优势，通过开拓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和新材料技术领域，培育和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
注释：
①“金砖四国”由高盛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首次提出，随后该公司又对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进行乐观预测，使四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受到世界更多关注；2011年，南非加入了“金砖国家”，但为使研究对象具有新兴大国的典型特征，本文仍以“金砖四国”为对象。
②1991年12月25日，前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立。因此考虑到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数据以1992年为研究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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