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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性报道，是一个从美国兴起的新闻报道方式。这项报道方式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进入了我国。我国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也曾经写出过不少有影响的调查性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调查性报道在新闻界得到了更多重视。今天，我们探讨调查性报道，主要结合新时期的实践，着眼于我国的新闻实践对这种报道方式的丰富和发展，探讨如何更好地运用这种报道方式来推动我国的新闻报道。 从调查性报道的定义看报道本身的着眼点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就有了调查性报道。这个报道在美国乃至欧洲很长时间都受到新闻界和受众的推崇。但是，一直到1985年，美国著名的普利策新闻奖才设置“调查性报道”这个奖项。更耐人寻味的是，调查性报道至今没有一个权威准确的定义。研究新闻传播的学者，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几乎都要对调查性报道进行一个界定，但快两个世纪的历史了，这项有着丰厚实践基础的新闻报道体裁，至今没有一个能为大家共同接受的权威定义。 调查性报道的这种“窘境”，一方面说明这项报道方式仍然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并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对这种报道方式本身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从调查性报道的定义来看，它的重点是侧重于揭黑的。美国学者提出：调查性报道就是报道那些被掩盖的信息，是一种对国家和官员行为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组织、公司、企业、慈善机构和外交机构以及经济领域中的欺骗行为。我国的学者甘惜分认为：调查性报道是一种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问题为主的新闻报道形式。李良荣也认为，调查性报道是一种专门的揭露性报道，也称揭丑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一种重要类型。 在突出揭黑一面的同时，中外学者也都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理解调查性报道，突出这种报道方式在揭黑报道之外的、更广泛的新闻报道意义。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者认为，调查性报道“指的是一种更为详尽、更带分析性、更要花费时间的报道，因而它有别于大多数日常性报道”。美国学者也有人指出，调查性报道是利用长时间积累起来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的强有力的解释。我国学者郭镇之认为，调查性新闻报道是超出简单、表面事实报道范围，以思想和观点为导向，以隐藏的内幕为内容的重大事实的揭露。调查性报道遵循客观性的常规，是“客观报道”的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调查性报道。从狭义角度说，调查性报道是以揭露政府、公共机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影响公众利益的重大问题或企图掩盖事实为主要目标，由新闻媒体相对独立的、深入的采访活动，并向公众提供强有力的解释的报道形式。从广义的角度看，调查性报道是指新闻媒体围绕重大题目进行的独立、全面的报道，是一种体现全面性和深刻性的解释性深度报道。 调查性报道的“中国实践” 调查性报道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进入我国。有专家学者指出，史量才、邵飘萍、邹韬奋等都是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先驱。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媒体结构发生了变化，调查性报道逐步进入勃兴时期。这个趋势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来。尽管最近三十多年来，调查性报道也有过曲折，但总体而言在我国是趋于发展的。笔者想强调的是，调查性报道的“中国实践”与西方的调查性报道有着不同的内涵。这些不同有其社会历史原因，也有新闻观本身的差别。归纳起来，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实践”中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是从报道主题看，不仅仅限于所谓“揭黑”。我国的调查性报道围绕重大主题，不追求“揭黑”，体现出独立、全面和深刻的特点。在早期，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是调查性报道的一个代表。最近三十年来，我国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围绕主题宣传也做了一些调查性报道。这些报道在揭露问题、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注重表达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意见，已经跳出了简单的批评和揭露的范围。这与西方的调查性报道中反复强调的简单揭黑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从报道手段看，电视媒体参与调查性报道，并且创造出一套独特的调查方式。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为代表，各地电视台创办了一批以调查性报道为特征的新闻类节目。这些节目虽然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有起落，但总体是朝着健康方向在发展。后来，中央电视台专门创办了专题调查性节目《新闻调查》、《每周质量报告》等。这些调查性报道突破了纸媒的范围，通过视频、录音等手段展示记者的调查过程，使调查性报道更加真实。新世纪以来，由于网络的发展，调查性报道的“再传播”扩大了调查性报道的影响力，让调查性报道再次受到公众的关注。 再次，从报道效果看，我国调查性报道在舆论监督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调查性报道的社会影响，在我国不仅仅是一种舆论的力量，它还时常会得到党政部门的重视。舆论监督借助党政部门的力量，往往会发生更大的实际作用。不少调查性报道提出的问题会很快解决，有些调查性报道反映的问题会得到进一步深入调查，在社会层面寻找新的答案。这就从实际效果的角度扩大了调查性报道的影响，反过来，也促进了调查性报道的发展。 就调查性报道的发展本身来看，我们认为，调查性报道在我国的实践中，是往更宽泛的方向前进的。我国的调查性报道没有简单停留在“揭黑”层面，而是突出记者调查的独立性和对问题的全面了解与深刻揭示上，它更多是从报道方式上提升了一般报道和日常新闻，对社会问题形成新的解释。这是我国的调查性报道与西方调查性报道的一个重要区别。 调查性报道的“正面效果” 以正面宣传为主，是我国新闻报道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从报道方式的角度来看，调查性报道依然可以发挥正面宣传的作用。有人把“揭黑”作为调查性报道的“要件”之一，认为只有“揭黑”的报道才可以算调查性报道；还有人认为，调查性报道中反映党政部门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措施，是调查性报道功能的“弱化”，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调查性报道的好坏归根结底，也要以社会效果来衡量。因此，把调查性报道当作一种报道方式，它同样可以在正面报道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要重视调查性报道的“正面效果”。 调查性报道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采访报道的独立性，报道选题的社会关注度高，采访中要充分发挥记者的能动性等方面。可以说，这些特点应用到正面报道中，从报道方式的角度看，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能够提高正面报道的宣传效果。 独立进行采访，增强说服力。调查性报道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于记者的独立采访。因为采访不受当地党政部门影响，所以获得的材料便更有独立性。在西方的调查性报道中，这种独立性调查体现在“揭黑”报道之中。记者用独立调查来的各种资料，印证和论证报道的主题。这种独立调查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到正面报道中。在正面报道甚至主题宣传中，记者也应该保持这种独立调查的精神，以自己的视角去发现事实，寻找材料，这样，正面报道和主题宣传也可以体现出高于地方、高于采访对象提供的资料，从而提高报道的可信度，增强报道的效果。 提高记者能力，培养优秀队伍。相对于被党政机关安排接待的采访而言，调查性报道要求记者有更高的采访能力。这种因调查需要而培养起来的记者采访能力，在正面报道中同样是需要的。记者在从事正面宣传的报道中，也应该学习调查记者那种独立作战的思想准备和采访准备，而且要以这种独立调查精神去进行报道。这样，调查性报道就会成为培养记者的重要手段。我们在调查性报道中学习的这种方法，会提高正面报道的水平。 引导舆论热点，提高宣传效果。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在于全面深入地对某个问题进行专题调查，以记者独立的视角给予全面的解释。舆论热点往往是在某个时间段里冒出来的，经常会以碎片的形式不断发表出来。要正确引导舆论，搞好热点报道，就需要这种全面深入的了解，需要从记者的角度对热点给出正确的解释。如果我们能学习调查性报道的方法和要求，针对热点展开调查，形成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要给出记者的解释和思考，那将会大大提高正面宣传报道的效果。 总之，调查性报道虽然是西方政党政治相互攻击的产物，它带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的偏见和不足，但作为一种报道形式，它是“中性”的和“工具”的。从方法的角度来认识调查性报道，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报道方法同样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正面宣传中来。调查性报道的正面宣传效果，将改写调查性报道的历史，将是我们独特的创新和创造。标签：调查性报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