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的整合与中华文化一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齐鲁论文,中华文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2，K2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0]02—0073—05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个国家和民族，数千年来，经历过无数次的民族间的磨擦、争战，阶级间矛盾斗争以至战争的大风大浪，但是分裂和争战是短暂的，而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基本的、永久的。我们的民族和国家，牢固的统一和团结的纽带是什么？强大的凝聚力来自何方？可以无可置疑地回答：来自中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
中华大一统的思想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融合同化的结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中华大一统思想文化确立的标志。但汉代确定独尊的“儒术”，已不是孔子初创时的儒术，而是以孔子儒学为核心，以齐、鲁之学为主体吸纳诸子百家学说而形成的“新儒学”。可以说，它是齐、鲁文化融汇整合的产物。
一、齐、鲁文化的融合
“齐、鲁文化”本是齐、鲁两国文化的合称，后来随着夷夏民族的融合和人文同化，两国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为有别于中原、三晋、燕赵、荆楚、吴越、巴蜀等中国古代地域文化的“齐鲁文化”。
齐、鲁是先秦时期今山东地区的两个文明古国，受封于西周初年，灭亡于战国之末，前后800余年。在这800年中，两国文化经过了同源、分流、融合的发展过程。齐、鲁两国文化同源，是因为两国同为周王室所封，都封在中国东部今山东地区古东夷故地。地缘相邻，互为亲戚，文化上，都是以周文化为指导，以商文化和土著东夷文化为基础的。但是，既为两国，就有差异。如族系不同，国情不同，环境有异，采取的建国方针政策不同等，故文化也就分流发展，形成了各自的体系和特点（注：参见拙著《齐鲁文化》（华艺出版社1997年）和拙文《齐鲁文化发展论略》（《文史哲》1995年第3期）。）。
但是，文化的分化是历史的必然，融合也是历史的必然，同社会政治一样，中国古代，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政治上合而分，分而合，已成一条历史定律。在齐、鲁两国800年的历史过程中， 开始，两国一统于周天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注：《论语·季氏》）。而自平王东迁，西周灭亡，周室衰微，王纲坠地。周王失去了权威，礼乐失去约束力量，诸侯国各自为政，四分五裂；大国争霸竞雄，互相攻伐，天下大乱。但是，物极必反，分裂是统一的前奏，大乱是大治的序曲。新旧制度交替，必然经过斗争，新制度战胜旧制度之后，必然是国家的统一，社会的进步，天下大治。
国家由谁来统一？却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大国都有统一天下的欲望。大国争霸竞雄的纷乱局面当中，却已涌动着统一的暗流。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天下人民的强烈要求。
思想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反映，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但是，社会运动，舆论先行。由于“诸侯异政”、“士无定主”，为造统一的舆论，学术思想也和政治一样，出现了大分化。所谓百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这种大辩论、大争鸣，一方面是学术分化，形成许多新的学派；另一方面是学派间通过辩论互相吸纳，互相渗透，渐趋融合，因为百家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实现国家的统一。诚如《汉书·艺文志》所说：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诸子百家、齐鲁文化就是在大辩论、大分化中走向融合统一的。至战国末年，经过齐稷下百家争鸣，许多学派都得到了改造和创新，结果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用胡适话说是“大混合”的“杂家”了。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小史》中说：
战国晚期以后，思想多倾向于混合。法家是一个大混合，阴阳家也是一个大混合，道家是一个更伟大的混合。汉朝的儒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注：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附录，第279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稷下学宫就像大熔炉，争鸣辩论就像粉碎机和搅拌机。旧的学派儒、道、墨、名、法等家，经过争鸣辩论，被粉碎搅拌装入熔炉熔炼形成许多新的学派。如黄老道家、阴阳家等，就是战国稷下的产物，是齐学的新产品，用司马谈的话说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形成的。墨家阴阳家和法家本出自儒家，但都各引一端，成为新派了。就是儒、墨两家这种产自鲁国的鲁学代表，在齐稷下也被齐化了。如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堪称是齐、鲁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他不仅集儒学之大成，而且集诸子学之大成。因此，他既是儒学大师，又是“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的稷下学者，既可代表鲁学，也可代表齐学，既为法家韩非、李斯的老师，又极具黄老道家色彩，难怪有人说他是“稷下道家代表”（注：赵吉惠《论荀子是稷下道家代表》（载《齐文化纵论》，华龄出版社1993年版））了。由稷下学术争鸣的结果，不难看出战国末年齐鲁文化融合情况。
二、秦、汉帝国对一统思想文化的选择
经过战国二三百年的理论准备，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终于灭六国，扫六合，成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度中央（皇帝）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大帝国，结束了春秋以来数百年列国纷争的分裂局面。但是帝国的建立仅仅是迈出了统一的第一步，统一帝国的巩固发展，还要做很多很复杂的工作。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秦始皇，考虑到这个问题，为帝国的巩固做了许多统一的工作。如废分封，立郡县，集权于皇帝一人；“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等。但在一统思想文化的选择上却没有把准（也不可能把准，因为能成为一统思想文化的儒学尚未整合形成）。秦用法家思想指导统一天下，惯性使他在短时期难改一任法术的定势。尽管他把文化选择倾向于齐鲁诸子：设博士，招齐鲁儒生七十余人，备问封禅诸事；任用燕齐方士，为其寻找仙药；用阴阳学说，“推终始五德之传”（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为秦代周，改正朔，易服色，确立理论依据。诚如胡适所说：“前三世纪的晚期，秦始皇征服了六国，而齐学征服了秦始皇。五德终始之说成了帝国新制度的基础理论；求神仙，求奇药，封禅祠祀，候星气，都成了新帝国的大事业。”（注：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32 页。 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想用这些思想理论来巩固统一以享万世之安是不可能的。儒学与法术对立，不可能为一任法术的秦始皇喜欢，博士备问而已。方术神仙之说本出荒诞虚无，只能以大骗局告终，并引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文字冤狱——“焚书坑儒”，连累四百多儒生被坑。关于“五德终始”学说，既可帮助秦人代周，也可帮助别人代秦。这个思想显然不是巩固统一长久的基础理论。而法家偏执一端，其讲耕战，于富国强兵统一天下实为有力，而其少情寡思、严刑苛罚，人不堪受，用于治国，只能收短期之效，总难长久。
汉兴代秦，再次统一之后，一方面接受了秦朝统一的经验，继承了秦朝建制上的成果，即“汉承秦制”。另一方面，汉初接受了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在思想文化的选择上作了数十年的努力，以至曲折激烈的斗争，才确立了儒术的统治地位。
一个时期统治思想的选择，与统治者的好恶不无关系，但主要是形势使然。汉初的统治思想选择，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汉高祖刘邦时期。刘邦为首的统治集团，多数出身微贱，文化素质较差，因于用武力争得天下，崇尚武力，承秦之制，任用法家，对文化不够重视，对知识分子存有偏见，尤其对儒生简直说是厌恶。刘邦的“安事《诗》《书》”之说，“骂儒生”，“溺儒冠”之行为（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足见刘邦一伙当初对儒生和文化的厌恶与排斥。后来经过叔孙通和陆贾的劝说、告诫和论证，刘邦终于懂得了“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以及“打天下须用武力，治天下必以仁义”（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的道理，又尝到叔孙通为之定朝仪后“为皇帝之贵”的甜头，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重用儒生，重视文化，“喟然叹兴学”，并亲自到曲阜去祭拜孔子。但是，形势不允许，因为“尚有干戈”，天下还不安定，故“未遐皇庠序之事”（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再说，儒术作为一统思想文化的准备亦未成熟。故而刘邦之后，吕后、孝惠、文、景之世，也只能顺势而为，选择黄老道学为指导思想。
刘邦死后的汉初形势，是承秦之敝，民失作业，经济凋敝，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政治上，内忧（诸吕与藩王之乱）外患（匈奴侵扰），人民离苦，亟待休养生息。而此时汉室统治集团的关键人物丞相曹参、陈平等习黄老之术，主张“虚静为本，因循为用”，再说，揽权的吕太后不愿丞相等有为。黄老之学既适合吕太后胃口，也适合当时的形势要求，于是便被汉初统治者用为“无为”的统治之术，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造就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文景盛世”。因此，道学盛极一时。直到汉武帝初年，上有窦太后用事，下有文人侯王鼓吹。他们极力以道绌儒，贬斥他家，把道学说成是荟萃众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的至善学说，是“能究万物之情”、“为万物之主”，是“道之常”、“君之纲”、“合大道”的最佳理论（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谁要是贬道崇儒，就有被杀的危险。景帝时辕固生说了句《老子》书是“家人言耳”，竟惹怒崇尚“黄老”的窦太后，命辕固生去刺野猪。“属明儒术”的赵绾、王臧得到汉武帝信用，与“议明堂事”，不悦儒术的太皇窦太后便找个过错，令武帝把二人下狱治罪，逼得二人自杀（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但是，至汉武帝时，形势已发生了变化。道学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家给人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园，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社会风气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统治阶级的俭约之风不见了，“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汉武帝，不再像文、景之帝那样“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了。他雄才伟略，好大喜功，“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注：《汉书》：《艺文志》第十、《食货志》第四上。）。黄老道学已与武帝思想也与历史发展趋势相逆相悖，成了“有为”政治的障碍了。积极入世主张“有为”的儒术便应运而兴，成为汉武帝的首选。同时儒术自孔子创始，经孟、荀润色改造，稷下融合齐化，又经汉儒整合，更加完备、灵活、适用，完全具备了作为一统中华文化思想的条件。“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注：《史记》：《太史公自序》、《秦始皇本纪》、《儒林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就顺理成章；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定为国策，便瓜熟蒂落了。
三、齐鲁文化整合与儒术独尊
“儒术”为汉武帝选中奉为“独尊”，且从此成为中华一统的思想文化，决非偶然，除了汉武帝个人所好和客观形势的需要之外，从主观上看，儒学特别是汉代“新儒学”具有其自身内在的合理的内核和中华一统文化的功能。
既然被汉武帝定为一尊的“儒术”是以先秦儒学为核心的齐鲁文化交汇整合而成的综合体，那么，它就内含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主脉，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宗。
首先，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学内含了中华一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孔子的儒学是孔子在批判继承他以前我们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综合创新而成的，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是它将中华数千年的文化联为一体，发展不断，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民族的精神。
其次，齐鲁地区是中华原始人类和远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经济文化发展早而先进，远古时代既是中华原始民族聚居融合的重地，也是原始部族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据考古发掘的资料看，在泰沂山区沂源县骑子鞍山山麓发现之“沂源猿人”文化遗存遗物，距今四五十万年之久，与“北京猿人”时代相差不多。特别是新石器文化的发现，齐鲁地区已形成一个上起前八九千年的后李文化，中经前七八千年至前四千年多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夏代和商代初年的岳石文的较完整的文化序列。这个新石器文化序列上下四五千年连续发展不断，表现出较强的内在联系和上下的承续关系，这在中华大地同期考古文化上是罕见的。这一文化类型，以泰沂山区为中心，四面辐射，东至海，西至豫东，南至苏、皖北部，北到辽西冀东，范围广阔。在其中心地带的泰沂山区及其周围发现遗址之多和密集，出土文物之丰富、先进，在神州大地同期考古文化中也是少有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制陶、纺织、煮盐、酿造、雕镂等手工业技术的先进，恐怕全国各地无与伦比，有的今天也叹为观止，如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故有人说：“山东是中国最早的工业策源地”（注：吴金鼎：《山东人与山东》，见刘德增著《山东人》附录，第238页。）。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唐兰先生认为它已不是最原始的文字，由此把它作为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说“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将传统认为的中国文明时代上推了二千年（注：唐兰：《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批判孔丘的反动历史观》，载《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还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已闪烁出了“远古人类文明的火花”（注：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载《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79年版。）。因此，吴金鼎先生断言：古代的山东地区“是古代中国的文化中心”（注：吴金鼎：《山东人与山东》，见刘德增著《山东人》附录，第241页。）。
齐鲁地区先进发达的史前文化的形成决非偶然，它是中华原始民族在该地聚居、融合、共同创造的结果（这个问题下边讲），是可以代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源头的。
齐鲁史前文化的优秀传统，在该地得到继承发扬——夏、商、周三代都把齐鲁地区作为战略要地，着力经营开发，代表中华民族主体的夏、商、周族与土著东夷人，长期在该地相聚、融合，共同创造，至春秋战国时代，再次把该地文化推上一个高峰——诸子百家蜂出并作，人物荟萃。儒、墨、道、法、阴阳、名、兵、农、医、纵横、星历、方术等学派，各显神通，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孔丘、孟轲、墨翟、荀卿、孙武、孙膑、鲁班、甘德、扁鹊、邹衍等一大批震灼百代、光照四海的文化伟人，在这里诞生，并将创造性发挥到极致，再造了齐鲁地区文化的辉煌，使“齐鲁”不仅成为全国思想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成为了“东方思想的摇篮。”（注：刘振清主编《齐鲁文化——东方思想的摇篮》，山东美术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6年版。）
复次，齐鲁文化是炎、黄文化的合流。
中华民族共祖炎、黄，自称“炎黄子孙”。中华文化或称“炎黄文化”，已是约定俗成。不过远古时代的中国民族情况如何，分几个族系或族团，学术界说法纷纭，主要有“炎、黄”两大族团说和“炎、黄、夷”三大族团说。笔者认为两说并不矛盾，因为两大族团是由三大族团发展来的。最先开发此地的是土著东夷族，自认太昊伏羲氏为祖先。后来炎帝族入主其地，久而久之与东夷人融合，至黄帝族入侵其地时，炎、夷已基本融合，故有的学者便称其为“炎夷”或“羲农”族团（注：见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版。），与黄帝族团就成了两大族团。不论是三大族团还是两大族团，齐鲁地区，从远古的传说时代起，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止，就是他们聚居融合的连续发展不断的地区。齐鲁史前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和先秦齐鲁两国的先进文化就是他们共同创造的，是史前炎黄族或炎、黄和东夷族、即三代以来的夷、夏或华、夷民族两次大融合、大同化的结果。故齐鲁文化的融合，即是炎、黄文化的合流。
据文献记载的传说，齐鲁史前原始土著是东夷人，炎、黄二族是“外来户”，炎族入居在先，黄族进入在后，并先后成为该地区的统治民族。炎族征服了土著东夷，与东夷族逐步同化；后来黄族进入，征服了炎族和东夷，也逐步与炎、夷族人同化。这种同化，从有关炎、黄二帝的出身传说可以看出些蛛丝马迹。古书记载，多有炎帝、黄帝皆为少典之子，甚至有同母所生为兄弟之说。如《春秋元命苞》和《帝王世纪》都说神农炎帝是少典蟜女登所生；《大戴礼·帝系》、《王帝德》、《史记·五帝本纪》及集解引谯周、皇甫谧等都说黄帝为少典之子，母曰附宝；《国语·晋语》与《新书》等则云炎、黄二帝是一母兄弟，是少典娶有？氏女所生。说炎黄二帝是一母所生之兄弟说早为史学界否定，因为炎、黄二帝也好、二族也好，本不同时。据《祭法正义》和《春秋命历序》载，炎帝在先，黄帝在后；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后，才有黄帝。但为什么同出少典氏呢？因为少典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部族或古邦之名，族系东夷伏羲。据《伏羲庙残碑》：“东迁，少典君于颛臾，以奉伏羲之祀”，知少典氏伏羲之后也。说炎帝、黄帝皆出于少典，是因为炎帝族和黄帝族进入齐鲁地区之后，为了促进与土著东夷融合，先后都与夷族通婚，故生子皆记于少典。同时，即使作为传说帝王的炎帝、黄帝，也不是两个人，很可能是同族数世帝王的统称。如神农称炎帝，不知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之后的蚩尤也称炎帝。
炎、黄族与东夷族是怎样融合的呢？是谁融合同化了谁呢？从政治、军事方面看，炎族入主，征服夷族，成为统治者，以炎化夷；后来黄族入主，征服炎、夷，成为统治者，以黄族为主同化炎、夷。但从文化方面看，东夷文化先进，游牧的外来户炎、黄族落后；最终先进的东夷文化征服、同化了炎、黄文化，如同后来入主中原，用武力征服了汉族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蒙古、满族人一样，久而久之都被文化先进的汉人同化了。故齐鲁地区的史前文化，传统地称东夷史前文化，而不称炎、黄文化。但是，从本质内涵上说，齐鲁史前文化是炎、黄、夷族共同创造的，炎、黄文化的主脉和基本内容包含在东夷史前文化之中。
那么齐鲁地区是不是炎、黄二族聚居繁衍生息流传的主要地区呢？据传说记载也是肯定的。因为不论炎、黄族起源于何地，入主齐鲁地区于何时，其主要活动事迹，大都集中在齐鲁及附近地区，中心在泰沂山区及曲阜一带。如战争，炎、黄族为争夺泰山周围这块宝地，炎、夷，炎、黄，黄、夷之间进行了长久的战争，这些战争的战场坂泉、涿鹿、中冀、穷桑等都在泰山周围一带。又如建都，太昊、少昊、神农炎帝、黄帝都曾建都于鲁。《史记·五帝本纪》注引《春秋命历序》：“炎帝都曲阜，故曰大庭”；《晋书》：“神农都陈，又营曲阜”；《帝王世纪》：神农炎帝，“初都陈，又徒鲁。”《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北），“长于姬水”（即今鲁之泗水），“居轩辕之丘”（地在周封黄帝后裔之“铸”，即“祝”——今肥城东南），“自穷桑登帝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有封禅泰山。泰山封禅起于何时，学界说法不一。我认为《史记·封禅书》所载管仲、孔子的说法有一定根据。管仲和孔子都说：古代易姓而王封禅泰山可得而数者70余家，管仲能记起姓氏的12家（大概也是当时最近的12家），其中有神农、炎帝、黄帝。这12 家就可上溯到七八千年， 70余家能上溯到不知几万年了。封禅泰山是东夷土著在远古时代形成的原始宗教祭典活动，神农炎帝、黄帝外来户怎么也封禅泰山呢？一是入乡随俗，炎、黄族被东夷文化征服的结果。二是说明炎、黄二族都是长久成为该地的统治者，对该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因为易姓而王，“致太平”，成就卓著才有资格封禅，向天地报致治之功。三是说明，泰山一带不仅是古代东夷人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炎、黄二族最发达的政治文化中心。
东夷史前文化，特别是新石器文化是东夷与炎、黄族人共同创造的，那么先秦齐鲁文化与炎、黄族有什么关系呢？可以肯定地回答，先秦齐鲁文化是史前齐鲁文化即东夷文化的延续，仍然是炎、黄、夷族人共同创造的，是炎、黄民族进一步融合再造的辉煌。只是自唐虞之后，三代以来，炎、黄两大族团换了名称，而称夷与夏了。而先秦齐、鲁两国从民族关系上讲，恰恰出于炎、黄族系的夷、夏。因为夏、周族人自称是黄帝子孙，以黄帝为祖先，称“夏”或“华夏”。鲁为周室宗亲，自然祖系黄帝。炎族与东夷长久处于黄帝族统治之下，或为诸侯被称为四岳，统称为夷。古齐与许、吕、申为四岳之国，自然称夷，以炎帝为远祖，故属炎族系统。由于两国代表两大族系，所以同源文化的两国，却走上了文化分流发展的道路。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在夷、夏民族融合的深入发展的推动下，齐、鲁文化又有一个大发展、大融合。至汉代，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整合，将齐、鲁文化也就是炎、黄文化综合创造出了一个“新儒学”。由于“新儒学”综合了齐鲁文化，也就是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故能成为中华一统的思想文化，发展传承二千余年，发挥着凝聚民族、团结人民、巩固国家统一的强韧的纽带作用，至今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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