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的传播发展
鄂崇荣
摘 要： 当下藏传佛教向港澳台地区发展呈现蓬勃之势，逐渐与当地多元文化交融发展。传播发展动力除主要来源于文化交流之外，港澳台地区信众较为丰厚的经济捐助和供养能力是吸引和保障其传播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积极引导和辐射影响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有序传播与健康发展，促进青藏地区与港澳台地区的多层面文化交流，防止“藏独”“台独”“港独”三独合流，都需要以全球视野和普遍联系眼光重新审视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传播发展问题。
关键词： 藏传佛教 港澳台地区 传播发展
藏传佛教具有包容性、摄融性和辐射性等文化特征，曾经对促进多民族、多地域文化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受历史变革和全球化影响，跨地域、国际化传播已经成为藏传佛教当前和未来发展的大趋势。港澳台地区地理位置相近，政治文化相似，经济交流广泛，特别是港澳和台湾民间交往密切，港澳台地区宗教相互间联系紧密，发挥着独特的桥梁优势。
藏传佛教传入港澳台地区后，推动了当地汉藏佛教相互影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藏传佛教在港澳台传播发展呈现蓬勃之势，逐渐与当地多元文化交融发展，港澳台地区一些音乐影视明星、知名企业主和白领精英等社会名流纷纷皈依藏传佛教，当地一些普通居民信仰藏传佛教的人数也逐年增多。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传播与发展除与大陆地区有所联系外，还与印度、尼泊尔和欧美地区一些藏传佛教寺院或弘法中心息息相关。虽然绝大部分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僧俗追求“只唯宗教，不问政治”，但由于在港澳台地区传播藏传佛教文化的部分僧侣曾长期在印度等地寺院求学，其一些思想观念和政治倾向不可避免地受到达赖集团相关错误主张影响，极个别人甚至还同情支持藏独活动，与藏独、港独和台独等分裂势力联系频繁。如何积极引导和辐射影响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有序传播与健康发展，促进青藏地区与港澳台地区的多层面文化交流，有效应对印度“东进行动”等政策，防止“藏独”“台独”“港独”三独合流，都需要以全球视野和普遍联系眼光重新审视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传播发展态势问题。
一、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的传播发展述略
（一）藏传佛教在香港的传播发展
香港不仅是一个国际性大都会，而且还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汇区，佛教、道教、孔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锡克教和犹太教等宗教均在香港有所传播，不同宗教信仰者约300万人。① 参见“香港政府一站通”相关资料,https：//www．gov．hk． 香港多元宗教文化生态为藏传佛教传播发展提供了生存土壤，特别是汉传佛教在香港传播的悠久历史和巨大影响为藏传佛教传播发展打下了宗教信仰心理基础，培养了一批潜在信众。
19世纪20年代初，藏传佛教开始传入香港，最早以宁玛派和格鲁派为主。1949年之后，屈映光① 屈映光(1881-1973年)，法号法贤，浙江省临海县人，民国时期革命家、藏传佛教文化传播者。1905年加入革命组织光复会，1926年曾受邀出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随即请辞，放弃政务。曾先后皈依白普仁喇嘛、诺那活佛、贡嘎活佛等藏传佛教僧侣，曾恭请九世班禅在北平、杭州等举办时轮金刚法会。1934年在上海发起成立菩提学会，恭请九世班禅、诺那活佛分别为正副会长，荣增活佛主理汉藏翻译事业，自任副理事长。曾多次在上海举办护国息灾法会。1953年后，先后在台北县北投善光寺、桃园斋明寺、台北新店广照寺、台北善导寺、台中宝觉寺、台中慈明寺传播藏传佛教文化。参见文厚泓、陈庆英：《近现代港台地区藏密居士传承述记》，《青海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转移到港澳台传法。1951年，他在香港传那洛空行母简略仪规、那洛六法及大圆满法。刘锐之② 刘锐之(1914-1997)，法名为舒囊卓之赞青，广东东莞人，出身于军旅，曾学法于诺那呼图克图，后徙居香港。1959年赴印度噶林邦，向旅印藏传佛教宁玛派敦珠法王求法。主要著述和译著有《诸家大手印比较研究》《大幻化网导引法》《西藏宁玛法源历史赞颂》等等。 上世纪50年代先后在香港设立金刚乘学会、三轮佛学社、敦珠精舍，并在台湾设立金刚乘学会，指导显教之教理、密法之修持，其信众达千人之多。③ 《刘锐之金刚上师简介》，香港金刚乘学会资料。 香港金刚乘学会作为香港本土的藏传佛教团体，还创办了《金刚乘季刊》，至1997年停刊，共出版75期。藏传佛教在香港的最初传播，虽然与大陆和台湾个别藏传佛教活佛及汉族居士有所关联，但其发展主要受到欧美地区藏传佛教传播兴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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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由于藏族人口外流、世界交通日益便利发达，一些藏传佛教僧侣通过各种渠道和机缘先后将藏传佛教带到了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瑞典、美国、加拿大等国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加之20世纪70年代，欧美社会崇尚东方神秘主义，为藏传佛教的发展拓展了空间。一些藏传佛教僧侣把藏传佛教经典翻译成英、俄、法、德、日等多种文字，使藏传佛教文化在普通民众的传播更为便捷，影响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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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地理位置，与欧美社会联系广泛。一些学者认为藏传佛教在香港发展是藏传佛教在开发欧美市场之后的一次延伸。[1]一方面，由于香港佛教文化浓厚，信众虔诚，布施收入丰厚，吸引了欧美地区藏传佛教僧侣来港弘法；另一方面，一些香港藏传佛教信徒在欧美经商和求学时皈依藏传佛教而回流香港，在香港传播藏传佛教，建立弘法中心和团体，邀请旅居西方的一些藏传佛教僧侣来香港讲经说法，并将部分英译藏传佛教经典再转译为中文书籍出版。藏传佛教僧侣及居士的传教热情和香港市民的信仰需求如同车之双轮，驱动着香港藏传佛教文化迅速传播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格鲁派的不少僧侣陆续到香港举行灌顶法会等活动。1964年1月25日，甘珠尔呼图克图应邀请到香港；同年3月22日，香港一千多信众在东莲觉苑举行欢迎会，会后举行了“千佛灌顶法会”。1980年，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琼利佩多杰受香港佛教联合会觉光长老等人邀请第一次访问香港，与香港教界领袖建立联系，并在觉光长老的寺院开光大典上举行了灌顶仪式，吸引大批信众。1985年创古密宗佛教中心在香港红磡成立，2002年宗南联合学佛会在香港铜罗湾成立。同年格西格桑嘉措在香港成立金刚持佛教禅修中心，并派遣资深弟子见道法师指导信众进行禅修。2003年噶玛禅扬(香港)佛学中心在香港九龙注册成立，2004年苏曼迦举佛学中心在香港铜罗湾设立分址。2008年不丹竹巴噶举传承香港佛教法光中心成立，该中心宣称“除弘扬藏传佛教的传统文化，亦致力于护持金刚乘(藏传佛教)佛法”④ http：//www．dharmalightcentre．com：佛教法光中心(香港)不丹竹巴噶举传承。 。在香港建立禅修中心或佛学中心的具体负责人多为香港信众，参与指导的僧侣多属于尼泊尔籍、不丹籍，这些中心的成立使得香港和邻近地区信众可以集中起来进行定期共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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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文体角度讲，民众将“民间故事”作为日常概念而非艺术概念使用，“用模糊的概念，毫无障碍地经营生活。”[注][日]西村真志叶，《作为日常概念的体裁——体裁概念的共同理解及其运作》，《民俗研究》2006年第2期。以耿村为例，30年前调查组还未进入到耿村之前，耿村人对所谓的“故事”自有其分化命名的概念系统：他们将民俗学分类中狭义的“民间故事”称之为“笑话”，包括生活故事、幻想故事、寓言、笑话、歌谣、顺口溜等。对于“神话”“传说”概念，耿村人则没有统一命名，而以修饰性词语“神儿的事儿”“鬼的事儿”“嫦娥的事儿”“孙悟空的事儿”来表述。这就是民众自发产生的日常叙事体裁概念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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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香港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团体，藏传佛教不同教派团体间联系有所加强。香港与内地联系更加紧密，双向交流频繁，一些内地藏传佛教僧侣通过各种渠道到香港讲经传法，而不少香港藏传佛教信徒亦赴青海、西藏、四川等地朝佛礼佛。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等一些机构和团体也不断加强与香港佛教界交流，这为弘扬藏传佛教正法提供了正常交流渠道，对一些境外分裂势力利用藏传佛教在香港进行渗透活动起到了一定抵制作用。如2014年以来，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北京故宫博物院、雍和宫、北京市园林管理处等一些机构分别多次举办以“西黄寺与藏传佛教文化”“藏传佛教文化——黄寺与紫禁城”等为主题的“黄寺论坛”，每年邀请香港、台湾等地历史文化专家、藏学研究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参加，促进了香港部分学者和信众藏传佛教传播发展的准确认知。2015年12 月16日至23日，四川省委统战部组织四川藏传佛教界代表性人物格鲁派甲登·洛绒向巴活佛、戈教·云登嘉措活佛、达扎活佛、夏坝活佛、木里香根活佛，宁玛派索达吉堪布、朱古·西珠江措活佛，觉囊派嘉阳乐住活佛、雍仲本教嘎让罗周活佛、泽旺吉美活佛、加措活佛等组成四川藏传佛教界文化交流团赴香港南莲园池等汉传佛教寺院参访，并与当地一些僧俗信众进行了深入交流。
20世纪初以来，如香港大学等一些香港高等院校开始设立与藏文、藏传佛教相关的课程，并从内地及海外邀请一些著名藏学研究者授课，开设专题性讲座。
几十年来，藏传佛教各教派在台湾传播发展过程中，宁玛派和噶举派发展速度和规模居前，其次为萨迦派和格鲁派。宁玛派虽然其弘法中心数量较多，但宁玛派各支系多为各自发展，横向联系较少，其中白玉传承在台发展最为兴盛。噶举派的各支派在台湾均有发展：噶玛噶举派来台传播时间较早，在台湾噶举派中拥有的寺院和弘法场所最多，其中创古、卡卢、夏玛巴等僧侣都建有弘法中心或佛学会。直贡噶举、竹巴噶举、巴绒噶举虽然稍弱于噶玛噶举，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弘法场所和学修中心，而且噶举派在台建立的弘法场所彼此间相互联系比较多。萨迦派在台弘法场所数量较少，组织较为严密，信众比较团结。格鲁派近十年来在台湾发展迅速，影响不断扩大。
（二）藏传佛教在澳门的传播与发展
澳门主要宗教有孔教、汉传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巴哈伊教及一些民间信仰。由于信仰宗教的居民占社会大多数，所以一些宗教能动员社会力量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作用。
在1997年前，香港和内地藏传佛教文化交流多限于文物展览等方面，如1987年青海省博物馆、塔尔寺管委会在香港三联书店览厅举办青海藏传佛教文物展，展出藏传佛教法器、唐卡等八十四件（组）展品。1997年以后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日益频繁、活动增多，两地藏传佛教文化交流互动日益加深。1999年5月，香港佛教联合会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中国佛教协会等有关部门支持下，举行了迎请北京佛牙来港瞻礼活动，吸引了约40万左右的香港信众参加。2004年5月香港佛教界又获准支持迎请“佛指舍利”，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了“香港佛教暨各界迎请佛指舍利瞻礼祈福大会”，汉传、藏传及南传佛教僧人诵经祈愿祖国昌盛、香港繁荣安定。2005年7月15日至21日，“雪域明珠·中国西藏文化周”在香港举行，文化周期间香港佛教联合会与西纳活佛、尖参公保、洛珠嘉措、尕藏尖参、恰热尖参、化旦老哲等藏传佛教活佛举行主题为“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座谈会。[1]汉藏佛教界人士还举行了“无量寿佛长寿灌顶法会”，祈愿香港繁荣、西藏发展、国泰民安，吸引了3000多名香港信众和各界人士参加。2007年5月香港佛教联合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庆祝佛历2551年佛诞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纪念期间，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新翼五楼大会堂举行了“万人皈依典礼”，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三大语系佛教的高级僧侣共同主持仪式，汉传佛教方面，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副会长永惺长老以及智慧长老、畅怀长老、健钊长老、融灵长老、绍根长老等参加了上述活动；藏传佛教方面则有堪千创古活佛参与其中。同年7月2日香港佛教联合会在湾仔会展中心举办了“佛教南汉藏三大系联合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祝福大会”，邀请佛教三大语系著名僧侣共同主持法会，共同祝福国泰民安，参与大会的市民有近6000人。
澳门与香港两地长期以来唇齿相依，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澳门，由于其自身面积小、人口少、经济实力远不及香港，加之长期与内地隔离的影响，因而自身对香港有很大的依赖性。澳门地区的许多经济和文化等活动，都严重地受到香港方面的影响。澳门对内地的重新开放与交流，也是在香港的带动下逐渐开展起来的。[2]澳门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发展与香港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兴盛密切相关。1953年刘锐之在香港创立金刚乘学会，此后陆续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等地分设中心。1985年，刘锐之从香港来到澳门举办静坐班，传播藏传佛教文化。1994年，经过近十年的传播和发展，有一定数量信众基础，澳门金刚乘学会正式成立，地址设在提督马路百利大厦5楼1座。[2]1992年，国际联密佛教慈航会澳门分会由陈果齐等人发起成立，传播藏传佛教文化。2003年在澳门筷子基白朗古将军街三号宏安大厦一楼L座建立慈航寺，寺内按照金刚乘仪轨，供藏传佛教历代传承祖师法坛，为藏传佛教在澳门的重要弘法场所。慈航会每年举办形式多样的弘法活动，首先，会举办各种公众年节法会，包括新春祈福法会、农历四月佛祖贺诞法会、农历七月超幽法会、农历十月莲华生大士法会、火供诸天法会、水陆放生法会、求授皈依礼等。其次，慈航会还时常联系西藏、尼泊尔、印度等地藏传佛教寺院及各分会举办大型的佛事活动。慈航会出版印发《慈航通讯》季刊及经书，并建有网站，介绍宣传佛学知识，联络信众和公众。
澳门回归后，大陆和澳门的相关部门和团体，先后联合在澳门举行了许多与藏传佛教文化相关的展览和法会活动，对澳门居民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如2004年1月至4月，澳门艺术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澳门基金会和澳门旅游局共同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主办《妙谛心传——故宫珍藏藏传佛教文物展》，向广大澳门居民展出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佛教造像、唐卡绘画、祀器法服等逾百件（套）藏传佛教文物。2014年11月1日“佛教颂·澳门庆回归祈福大法会”开幕式在澳门综艺馆内隆重举行，来自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陀乐寺的阿旺嘉措金刚上师为现场数千信众做了“藏传佛教千手千眼观音沙坛城灌顶”；11月2日上午，阿旺嘉措金刚上师与陀乐寺藏传佛教僧侣又在澳门综艺馆外举行大威德金刚火供仪式，这些活动吸引了大批港澳地区藏传佛教信众参加。
2000年宁玛派贝诺活佛成立了澳门宁玛巴白玉祥丘达吉林佛法中心，该中心开设了多个佛学课程，先后邀请了索达吉堪布、堪千·策旺嘉措活佛、第四世蒋康堪祖活佛、堪千策旺嘉措活佛、杨唐活佛等一些在藏传佛教界有影响的僧侣前来开示佛法，利益弟子。
（三）藏传佛教在台湾的传播与发展
藏传佛教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心灵抚慰功能、文化调适功能、社会控制整合功能和稳定社会功能, 在今天藏传佛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对调整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3]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发展与港澳台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及宗教全球化趋势有着诸多联系。
1987年台湾地区行政当局明令解严之后，藏传佛教较大规模地传入台湾地区，相关弘法中心数量不断增长。许多藏传佛教僧侣通过主持讲座、举办灌顶、放生法会、火供仪式等，吸引了一些台湾民众参与，并以基金会、财团法人、社团法人等形式登记或注册藏传佛教弘法中心和研究团体，先后出现了诺那精舍、宁玛巴白玉塔唐佛学会、宁玛巴莲生显密佛学会、大圆满吉祥狮子佛学会、宁玛巴白玉净明园佛学会、噶玛噶举法轮中心、台湾止贡噶举中心、萨迦巴法轮中心、宗喀巴佛学会、中华格鲁巴佛学会等近几十个社团或弘法中心。
其次，学校要出台相关规定和纪律。强调科研项目经费的国有资金性质以及对滥用经费的处罚手段，让所有人明确违规违纪后果的严重性。从思想上改变对项目经费的认识，从纪律上约束滥用项目经费的行为，正确对待项目经费的使用。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有了完善的约束机制，高校科研经费才能在正确的使用范围内发挥最大的作用。
港澳台地区民众具有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共性，注重信仰与世俗生活紧密结合，通过仪式满足信仰需求，祈愿还愿于寺庙宫观之间，没有严格规范的皈依入教仪式，常常信仰多种宗教或神灵。港澳台地区各类民间信仰、道教、佛教等消灾祈福的法会活动，为藏传佛教举行火供、灌顶等仪式酝酿了适宜生存传播的宗教文化生态环境。许多港澳台地区信众信仰藏传佛教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常常怀抱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心态敬拜藏传佛教，希望通过这些僧侣化解未来不顺灾祸，获得现实福报佳运。因此，港澳台地区许多藏传佛教僧侣和藏传佛教团体也常常迎合信众需求，提供的加持物多符合信众求吉求福的心态，如各式财神唐卡、增智增福的神像、祈福安镇宝瓶等；一些经营藏传佛教用品的商人也以修密招财、增福禳灾等内容作广告，宣扬店内法器饰品由某某活佛和高僧加持过，以此贩卖各种藏传佛教法器与饰品。
虽然历经股权更迭、融资困难，但民营企业依旧选择迎难而上。由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进深水区，政策导向不明朗。国家和地方对于民营企业的财政支持力度近乎于零，政策支持也在有限的权利允许范围内进行。民营企业在各种困难下，正在进行产业萎缩。这种产业萎缩一方面表现于各大企业缩减开支，精减人员。另一方面也表现在市场上相同行业企业数量的减少，行业内部正在进行激烈的洗牌。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造任务根据其是否含有子任务的情况，将制造任务执行状态分为包含子任务和不包含子任务两大类型。
二、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传播发展背景因素分析
194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章嘉和甘珠尔瓦两位著名活佛跟随蒋介石赴台，赴台后经常举行一些弘法活动，并设立精舍，吸引了少数信众前来皈依，但绝大多数台湾普通民众仍然对藏传佛教很陌生。1959年藏传佛教格鲁派格赖仁波切和明珠仁波切赴台，先后成立格赖精舍、明珠精舍、西藏佛教学会、中华菩提学会等。与此同时，一些精通显密教法的汉族居士屈映光、刘锐之、欧阳无畏等先后在香港、台湾开设藏传佛教课程，或设立学会和精舍，指导一些藏传佛教信众和文化爱好者学习显教教理和密法修持，培养出一些藏学及佛学人才，吸引了一些普通民众对藏传佛教的兴趣。
（一）藏传佛教独特严密的显密学修体系吸引信众
藏传佛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知识性、文化性、理论性、教育性颇强的特点[4]。藏传佛教是一套有理论、有实践的生命哲学与修炼体系，它包含了宇宙观、世界观，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实用性修炼体系，如宁玛派的无上大圆满法、萨迦派的最高密法道果法、噶举派的最高密法大手印、觉囊派的独特的他空见与六支瑜伽修法。[5]藏传佛教还有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上至佛学哲理、下至生活技艺”的藏传佛教知识体系浩瀚博大，严格的教学制度、考试制度、学衔制度和规范的教育次第、学级次第和学科分类，与现代教育体系许多方面类似。因此，面对外来冲击和各种严峻考验时，常常能保持生命力，保持着传统的教风和学修模式，培养出许多优秀僧才，继承弘扬法脉。藏传佛教学修体系内包含的传统养生文化、体育文化、健身文化，非常适合当代都市人追求健康环保、祛病强身、延年益寿等心理。这些客观因素和神秘元素，吸引着一些港澳台地区居民皈依。
基于环境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及Arthur Stamps的天际线美学评价理论，归纳得到城市天际线美学评价要素体系（表1），为下文进行定量评价奠定基础。以下将结合天津海河沿岸天际线实例，探讨城市天际线定量评价的实现途径。
（二）藏传佛教特殊的心理疏导功能慰藉信众
藏传佛教对自我意识、情绪管理、心理修复等多方面知识方法，对促进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人际交往等多方面有着诸多积极影响。港澳台地区许多居民社会生活步调紧凑，工作压力日益加重，高度竞争的生活环境容易使得一些人身心状况出现失调等问题。一些学者研究“身处香港，时常可以感受到周边社会的撕裂、对缺乏希望的未来的焦虑、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投身于时代潮流的崇高感”[6]。因此，部分人通过上师引导、礼敬诸佛、静心冥想、禅修体验等方法舒缓压力，调和身心状态。
藏传佛教具有特殊心理体验、层次有序递进的修道次第，深奥哲理和繁复仪式，使港澳台地区部分民众对藏传佛教充满新奇，认为藏传佛教僧侣擅长咒语，能及时消灾祛病、带来福运。因此，港澳台地区出现 “灌顶人多，修法人少”等现象，许多人热衷于藏传佛教加持、灌顶、放生等仪式，认为修密法不但成就快，而且还可满足很多现实的需要。
（三）长远而频繁的文化交流影响凝聚信众
虽然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传播发展背后纠缠着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宗教与政治难以分离，但其根本动力来源于文化交流。藏传佛教从元代以来就在汉族地区广泛传播。特别是晚晴和民国以来，汉藏佛教交流日益频繁，一些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热衷于向内地弘法，推动了汉藏佛教间的交流。另外，一些欧美哲学学者或者佛教学者对藏传佛教深感兴趣，诸如康德、叔本华等欧洲著名哲学家都了解并推崇佛教。经济全球化导致多元文化交流互动频繁，随着信仰人群的移动迁徙，宗教文化双向多向传播的速度广度也不断增强。从1960年开始，藏传佛教从西藏到印度传播，再从印度转向全球各地，以全球扩散的方式，由地方性宗教逐渐演变为世界性宗教，逐渐从传统迈向了现代。1980年以来，藏传佛教在欧美传播发展以后，开始港澳台地区规模性辐射传播，噶举派创古仁波切、噶塔仁波切等僧侣先后在台湾成立了十个弘法中心，其发展速度很快。从1983年开始，萨迦派的德松仁波切、宁玛派敦珠法王先后到台湾为信众加持与灌顶。这些交流和传播有意避开政治禁忌范畴，多采取纯民间宗教文化交流的形式。
（四）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共性特征吸引
藏传佛教在台湾个别地区传播实现了本土化，一些汉传佛教法师大力传播藏传佛教相关思想，甚至一些台湾籍人士被认定为转世活佛，个别藏传佛教教派著名僧侣加入了台湾籍。如1989年到1992年就转世了三位“藏传佛教活佛”，这引起台湾部分知识分子对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质疑。对此，赤柱等僧侣以“因为台湾弟子善良，法缘盛”等理由进行解释，但这其实质性原因是当时世界政治格局和两岸政治环境影响所致。又如台湾日常法师创立的福智文教基金会，举办“菩提道次第广论”研讨班，进入小区和大学弘扬宗喀巴大师的佛学思想。2018年4月，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派澈赞活佛取得台湾籍。根据2017年裁撤前的台湾地区“蒙藏委员会”统计，现台湾境内藏传佛教团体多达200个，藏传佛教信徒和文化爱好者约50多万人。如2010年至2016年，从海外赴台的藏传佛教僧侣11514人次，从大陆赴台的藏传佛教僧侣291人次。① 根据台湾地区前“蒙藏委员会”网站http：//www．mtac．gov．tw/child/index．html相关数据统计得出。
（五）丰厚的经济捐助和供养实力吸引僧侣前来弘法
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于财富需求，虽然当时在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有一定传播，但欧美信众习惯于传统鲜花礼物等供养，较少用金钱供养。港澳台地区一段时期经济繁荣，当地信众较为丰厚的经济捐助和供养能力为各类宗教团体提供了雄厚的运行传播资金，吸引了藏传佛教等诸多外来宗教传入。港澳台地区皈依藏传佛教的一些影视明星、知名企业家和白领精英等社会名流，常常产生辐射大众、带动暗示等多种效果，能够迅速且持久地聚集起一定普通民众。他们常常出资长期供养和邀请某位活佛举办法会、放生等活动。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信众结构就像一个同心圆，居于内层的藏传佛教重要僧侣是信仰引导者；居于外层核心层的是社会精英人士，出资供养和支持寺院和弘法中心发展，扩大自己上师及其他僧侣的影响；处于外围层的普通信徒，常常成为法会活动的志愿服务者和参与者。一些藏传佛教僧侣在海内外修葺祖寺、扩建寺院、设立共修中心所需的资金，甚至印度、尼泊尔等地一些藏传佛教寺院部分僧侣日常生活开支，多来源于港澳台地区信徒的捐助和供养。如嘉察活佛就曾专程到台湾并要求台湾信众援助锡金隆德寺。又如2001年明珠活佛了解到南印度蚌拉冈佛学院的学僧经济困顿、财源拮据，僧舍严重不足情况后，第二年向台湾等地信众筹得美金25万元用于建造该佛学院。2013年，藏传佛教萨迦派某知名僧侣在香港弘法时，提出信众供养法会的标准：1.灌顶法会总功德主，港币5.8万元；2.副总功德主，港币3.8万元；3.吉祥功德主，港币2.1万元；4.如意功德主，港币1.1万元；5.护法功德主，港币5千元。2017年12月8—15日，亚洲天龙竹巴和香港天龙竹巴在香港乌溪沙青年新村邀请嘉旺竹巴法王和嘉华多康巴指导香港藏传佛教信徒学习《僧杰切娃》施身法、《仰底莲师》伏藏法闭关课程，此次活动要求每位信徒交3980元至4980元港币的报名费。
三、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传播发展需重视的问题
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宁玛派、噶举派等教派影响较大，加之中央权威的辐射和影响，港澳台地区的大多数藏传佛教教派分设机构和僧侣表现出“只为宗教不涉政治”，我们在当地一些寺院与个别僧侣访谈时也深切感受到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通过各种文献分析和实地观察发现，极少数机构团体和僧俗信众的一些活动兼有政治目的，带有各种政治主张，一些僧侣队伍鱼龙混杂，个别膜拜团体还盗用藏传佛教文化元素。
（一）部分“三独”势力利用藏传佛教扩大影响
长期以来，台独势力和港独势力就与藏独势力保持各种各样的联系，相互勾结，危害祖国统一。陈水扁执政时期，在台成立了“西藏宗教基金会”，很多民进党的政要都参与其中，打着“宗教人权”和“价值同盟”的旗号，图谋制造“反华民主骚动”，损害两岸关系稳定。1997年至2009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三次到台湾，台湾少数具有台独倾向的政客借助达赖喇嘛的影响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2012年2月21日“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藏人行政中央驻台代表”达瓦才仁与蔡英文见面，并将达赖喇嘛信函转交给蔡英文，双方在达赖“退出”政治、自焚、在台藏胞生活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一些藏传佛教法会和相关公益活动及文艺汇演，表面上是祈福修行或公益善行，其实质上是为进行“藏独”宣传和筹集资金服务。2018年达瓦才仁承认：“自从西藏流亡政府启动‘自愿捐助西藏蓝皮书’计划以来，台湾是捐款最多的地区”“捐款数台湾是第一 ，已经有连续两、三年台湾都是第一”。
极少数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僧侣和信众也与藏独、港独和台独势力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如2015年，在台湾参选立委的竞选总部开幕式上，个别藏传佛教僧侣为“台独”立场顽固的林昶佐祈福。2014年12月11日，香港占中闹剧历经75日后，参加此次闹剧态度顽固的香港歌手何韵诗声称要与学生“留守到最后”，何韵诗早前曾在社交账号晒出与达赖喇嘛的合影，称“瞬间被驯服”。2016年2月8日，香港旺角骚乱事件中被控暴动罪的香港激进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仰也称自己是藏传佛教信徒，其在3月获准继续保释后，宣称其离港前往印度，参加在印度达赖住处召开的“青年会议”。
（二）港澳台地区少数藏传佛教僧侣鱼龙混杂
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传播和发展进程中，一些藏传佛教僧侣过度依赖经济条件与物质生活，认为举行传法灌顶吸引人数多，可以广结众缘，因此不太重视经论研习和共修活动，加之受语言不通等因素限制，部分传法活动流于表面工作，无法深入指导普通信众修法。个别僧侣以供养和扩建母寺名义在港澳台地区进行筹集款项等活动，但从未将筹得资金转交母寺。此外，由于藏传佛教“仁波切”“法王”等在信教群众中具有神圣崇高的社会地位，一些信徒过于迷信依赖活佛的加持灌顶。因此一些人滥用或盗用“法王”“仁波切”等概念，利用普通民众对藏传佛教的神秘感和知识盲点，假扮活佛和藏传佛教僧侣混迹其中，欺世盗名，到处招摇，获取各种不当利益。个别弘法中心或学修场所处于保全名利等相关各种目的，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等签证到期就偷偷将此类假冒伪劣或破戒僧侣送出，而这些人因未被及时揭露曝光，常常又受邀到其他中心“弘法”。
（三）新兴膜拜团体盗用藏传佛教文化元素
在港台地区，即使别的国家或地区正式定为某一膜拜团体为邪教，但如果在港台地区没有确定的证据和犯罪事实，也不能定为邪教。因此，港澳台地区学界、宗教界和法律界慎用邪教一词，常用“膜拜团体”代之。在大陆，公安部明确“灵仙真佛宗”“天父的儿女”“观音法门”“达米宣教会”膜拜团体为邪教组织，而这些邪教组织在海外具有一定影响力。这些膜拜团体多通过所谓的宗教思想以及宗教修行来控制信徒和组织成员的思想和行动，从而满足其个人欲望。一些膜拜团体盗用吸收藏传佛教文化元素，以智能开启的修行方式，发展迅猛，人数急剧上升，形成势力。如1979年，由台湾嘉义人卢胜彦在台湾创立“灵仙真佛宗”，自称“佛主”“活佛”，1982年将总部移设在美国西雅图雷藏寺，其声称在藏传佛教众多高僧处学习了藏传佛教精髓，并号称皈依弟子遍及世界各地，总人数超过五百万，还宣称一些藏传佛教活佛都皈依到了他的门下。又如逃亡美国的义云高，自取“云高益西诺布”“喜饶杰布尊者”等多种“法名”，自封为“第三世多杰羌佛”，还伪造大量照片，伪称得到藏传佛教多位活佛的认证。其在香港、台湾等地发展了不少信徒，并建有“闻法点”，定期举行“法会”，许多信徒误认为其是属于藏传佛教。
四、对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传播发展的一些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7]；提出“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7]；强调“我们将推动两岸同胞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7]。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广大台湾同胞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不分阶层、不分军民、不分地域，都要认清‘台独’只会给台湾带来深重祸害，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光明前景”[8]。
宗教作为利益要求和文化表述的重要形式之一, 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整合、凝聚人心等多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兹曾赤裸裸地指出：“从宗教信仰到政治行动，只有一小步距离。”[9]藏传佛教建立在信徒资源基础上的供养制度，兼具组织性和经济性功能，境内外敌对势力正是看中这“一小步距离”，常常利用藏传佛教进行有意识的整合和干预。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台海形势复杂严峻，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需要着眼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运用底线思维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根据对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现代散文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散文选材具有生活性与广泛性、表达自由性与灵活性的审美特征，拉近了作者、学生与文本的距离。因而，现代散文“研讨与练习”题的设计也既灵活又多样，并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尊重学生的个体性差异。例如，必修4短文三篇中富尔格姆的《信条》，其“研讨与练习”题要求学生联系生活体验阐释自己对“信条”的理解，且可以与教师、同学交流互动；还有《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的练习是要学生联系实际对作者的看法做一番评价。这些课后训练既发挥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也锻炼了学生组织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历史不能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8]藏传佛教在港澳台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态势不容忽视，需积极引导。今后需进一步重视藏传佛教在国家软实力和文化战略安全等方面发挥的现实功能和潜在价值，全面了解和掌握港澳台地区及全球藏传佛教传播情况，做好港澳台地区有影响的藏传佛教僧侣统战工作，不断增强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信众对祖国的认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中国梦的向往。
进一步将青藏高原和港澳台地区视作促进祖国统一的重要辐射区和影响域，利用好各种潜在优势，在适当时机、适当地域有效参与境外活佛转世。利用青藏高原一些藏传佛教母寺影响，做好联络交友工作，积极与藏区有地缘、学缘、亲缘关系的港澳台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或弘法中心重要僧侣和信众建立联系，加深相互了解，增进互信认同，促进团结共赢。在精心周密做好其中拥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代表性人物回国旅游朝佛、探亲访友、参观考察的服务工作同时，组成联络工作组赴港澳台地区进行座谈联谊交友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作用。
积极开展藏区宗教界、学术界与港澳台地区相关宗教社团和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通过宗教文化交流、学术专题讲座、文化论坛、合作研究、短期互访考察等形式加深了解，形成长期合作，潜移默化，不断增强港澳台地区僧俗群众中华文化向心力，促进祖国统一。
依法开展活佛转世，严格按照《宗教事务条例》和《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等法律政策规定，坚持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政府审批原则，分批次、稳妥地开展活佛转世工作。不断健全完善大陆藏传佛教教育体系，进一步提升藏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水平，培养出一批与藏传佛教文化相关的各类人才，赴港澳台地区进行宗教文化交流，不断加强对港澳台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引导力和辐射力。
进一步强化预测预警预防，防微杜渐，有效防范和打击港澳台地区藏独、台独、港独等势力整合渗透和破坏，对敌视党和国家、藏独思想和行动活跃的港澳台地区个别僧侣及信徒，采取多种方式，限制和缩小其活动范围和影响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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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易莲媛.香港地区[R]//陶东风.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1).
[8]习近平.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2019年1月2日)[N].人民日报,2019-01-03(2).
[9]新华社参编部编写组.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314.
中图分类号： B94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3-0020-08
作者简介： 鄂崇荣，男，博士，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藏传佛教文化在港澳台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态势研究”（15XMZ023）。
标签：藏传佛教论文; 港澳台地区论文; 传播发展论文;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