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理想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理想主义论文,基本特征论文,政治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 （1999）06—0116—07
理想，作为人类的主要天性在人类发展历程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而理想又分为不同的层次，原始人有其原始的理想，现代人有其现代的理想。人类想变成小鸟在天上飞翔，人类当初希望有一个栖所，这类理想一一都变成了现实。随着人类生活的多样化，不但使其生活的空间拓宽了，而且也使人类的各种理想提高了。人类对政治生活的理想就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层次的理想之一。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以及对人类自身的行为模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思想史中，配称为理想主义者的政治思想家为数不少，其中，柏拉图是最典型、最鲜明的理想主义者。他是理想主义政治思想的开创人，他所涉及的问题和采用的方法在历史上的影响非常深远。因此，我们分析柏拉图理想主义乃是分析他之后的思想家的一面镜子。本文力图通过分析柏拉图理想主义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透视出一般理想主义的特征。
一、理想主义的先验主义方法论
理想是人类的天性自不待言，人类以此区别于其他存在物也是明显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理想应给予怎样说明。柏拉图就是我们分析这一问题的最生动的例子。在柏拉图的三十多个对话中，有关政治思想方面的对话主要有三个，即《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从重要性看，这三个对话是柏拉图政治思想的三部曲，是力图对理想与现实给予明确定位，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反复思考的最难得的著作。
《理想国》对理想主义的政治思想做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起来是对希腊城邦的衰落的感伤之作，然而它又是作者试图重建新式城邦的畅想曲。这种情绪渗透于整个对话之中，而这种理性也深藏于其中。作者的伤感之情体现在他对僭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批评之中，而他对建立新的美好城邦的向往则体现在他对斯巴达政治的某种好感和对哲学王的精心设计中。
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城邦的建立的先决条件是整个城邦的道德基础和价值目标，而城邦的最高价值则在于它的和谐一致和城邦的整体性高于一切。因此，要评价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政治思想必须从他的方法论入手。
柏拉图在方法论上的基本特征是，他首先把政治问题、政治组织和实体、政治生活方面的问题纳入形而上学的思考。也就是说，他的基本方法是不从现实政治生活已有的资料出发，而是将政治问题如国家的本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职能，社会分工等等用超验的方法加以处理，用应然的方式加以解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城邦正义问题时完全采用了这种方法。
我们首先分析他对城邦产生的问题的论述。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的产生问题寓于城邦存在的合理性之中，其应然性也就寓于其中。因此，他认为，论述城邦产生的问题无须从城邦产生于何时何地的历史史料入手，而是从城邦的理念入手。当然，我们企图从史料角度去研究城邦的产生是相当困难的，但无论如何，对生活在希腊城邦时期的柏拉图来说总会有许多现实资料可以用来论述这个问题。因为作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力图从几百个城邦的资料中来研究城邦的产生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各种城邦的区分以及评价它们的优劣。与此相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先构思一个完善的城邦概念，尔后说明只有在这样的城邦中生活才有正义可言，仅凭这一点城邦就必须存在。因此，他所谓的城邦起源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如此产生和因此而产生的问题，而是应当产生因而必然产生的问题。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关于社会的产生和关于国家的产生本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在柏拉图《理想国》这一著作中，我们所读到的有关论述主要是对于社会产生问题的论述，而关于国家的产生实质上是权力的产生问题，对此没有明确涉及。人之所以不同于其它动物的地方主要在于他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人主要是社会性动物，而不是政治性的动物。然而在柏拉图看来，或者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人的本质主要是他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中。由此看来，在《理想国》中所要得出的结论和柏拉图观察问题的出发点是分离的。
柏拉图认为，虽然城邦生活不见得完全符合每个人的本愿，不见得完全符合个人的要求和满足人们的理想，但是，人们为了过一种合情合理的和完善的生活必须选择城邦作为自己生活的基础，个人离开了城邦的生活便谈不上过一种美好生活了。因为，城邦存在的前提是它有一个合理的社会架构，即合理的秩序，生活在城邦中的人有不同的分工，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农民，各种工匠，商人等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几种人正是人们生存的基本需求所必须的。城邦中也必须有医生，还应有教师，也应当有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是教师的教师，而且哲学家还是人们灵魂的医生。由于哲学家的出现，使人们过一种理想的生活有了希望。这样的社会便奠定了柏拉图论述理想社会的两个基本命题的基础，这两个命题是：第一，政治应当是一门依靠准确知识的艺术；第二，社会是由那些有能力彼此补充的人为了满足相互的需要而产生的。这两个命题之间的关系，正如萨拜因所论述的那样：“从逻辑上讲，第二个命题是第一个命题的前提。但是由于大致可以断定，这几乎早已形成的第一个命题是柏拉图从苏格拉底那里得来的，因此从时间上说，可以合理地认为，第二个命题是第一个命题的概括和延伸。”[1]（P68）生活在古代城邦时代的人总是把城邦看成是自己生活的惟一形式，把它看成是最好的形式。虽然有人会因为自己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和待遇而有所埋怨，但是那只是从个人出发而不是从城邦的整体的善出发。但是，惟有哲学家才认识到了那城邦整体的善，因而他知道具有什么样的天赋的人该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应该用什么样的教育去调配人们的职业。在柏拉图看来，虽然个人在城邦中有不同的角色，甚至于说每个个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意，但这不是不可克服的。个人应当在城邦生活的不同位置，在自己的角色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满足。然而，整体的完美在现实世界是永无止境的，整体是一个不断完善的东西，而个人随着整体的完善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完善和满足。
基于以上理由，柏拉图将城邦正义的关键问题归结为个人必须服从整体利益问题，尤其是应当服从整体的善的问题上。也就是说，城邦作为一个整体是第一位的，个人不过是城邦整个有机体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无论地位高低，无论贡献大小，都是整体的部分，因此，他把城邦定义为“全体公民无例外地，每个人天赋适合做什么，就应该给他什么任务，以便大家各就各业，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而不是多个人，于是整个城邦成为统一的一个而不是分裂的多个”[2]（P138）。应该说明的是， 这个定义不仅仅是城邦正义的定义，在他看来也是关于正义的惟一定义。这里无所谓城邦正义与个人正义的区别问题。因为，个人正义就是为城邦整体而献身，为城邦整体而存在。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个人正义可言。他说：“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具有正义的大东西并在其中看到了正义，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看出正义在个人身上是个什么样子了。”[2]（P156）
从方法论讲，柏拉图主要是把城邦的本质归结为正义。而正义既是好的城邦的德性，也是好的城邦的基本理由。因此，最要紧的是先从主观上构思一个理念，然后用这一理念来规范现实。这种纯逻辑的方法既是超验的，因而又是形而上学的。这正是柏拉图的宇宙论的基本方法的一种应用。从他的宇宙论看，外部事物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它们是无本质的，是杂乱的，多变的，它生灭无定，它时好时坏，现实事物不过是本质的种种变质的表现而已。在他看来，要使现实的世界成为美好的世界必须从理念出发，然后由理念推知和规范现实。因此，我们可以说理想主义就是唯心主义。英文的理想主义和唯心主义本来就是一个词，即idealism。
二、理想国家的价值
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城邦，虽然是用唯心主义的方法构建出来的，但是它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与巨大的实践意义。在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中，世界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打上了人类意识和人类劳作的烙印。我们很难在我们周围找到一块纯自然的世界。人类总是按他自己认为最好的形式去变换世界。当初，人类建起了极其简陋的栖所，从而与在水中生活，在树上栖息，在岩洞里躲藏和安身的动物区别开来。后来，人类使自己的住所不断更新，使之变换无穷。人类还自己种植植物，喂养动物而与食草和食肉动物相区别，而随着需求的增加，人类在食品上变换着无穷的花样。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也不断地在变换着，当初，人类集居在一起而为村落，后来，巨大的村落变为城镇，巨大城镇变成今天上千万人口的巨大城市。最后，人类在城市的基础之上建成了国家。世界上的事物只要是人类所需要的它就富于巨大的生命力，它由小变大，尔后成为巨大的庞然大物。现今最大的人类创造物应该是国家了。
柏拉图所生活的城邦虽然不像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印度和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我们知道，虽然在柏拉图年代，中国仍然是由好几个小国家构成的，但华夏大地的任何一个小国均比希腊城邦大得多），但是他却生活在一个希腊最典型的城邦中。在雅典，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不仅有农民，也有五花八门的工匠，还有商人、医生、教师，更有比较成熟的统治者阶级和拥有战斗力的军队，而且还有顶尖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才华横溢的智者。在这个城邦里，有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和其它文化生活，生活在这样一个城邦里的柏拉图也就很自然地对什么是城邦，什么是最好的城邦产生了固有的观念。
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们关于physis和nomos 的争论的焦点就是关于城邦是怎样产生的问题。关于physis这一范畴的意义可以归纳为三种：（1）“自然而然的”，与“人工制造的”相对应；（2）“本性使然的”，与“人为约定的”相对应；（3）“自然界的”， 与“社会共同体的”相对应。[3]（P203）人们认为，社会制度、法律制度、 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以及生活方式等是人类制造的，这是不在话下的。问题在于，它们究竟是随意造的呢还是依坚实的根据造的呢？按照柏拉图的理解，城邦制度的产生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深厚的基础的。他说：“任何事物一离开他的本相，他不就要（或被自己或被其它事物）改变吗？”[2]（P77）这里的事物包括人造的事物，如家具、房屋、衣服等，它们只要做得很好很牢，也不容易受时间和其它因素的影响。国家是人造的事物，它有其本性，按照其本性制造出来的国家是最好的国家，也是最牢固的国家。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理念并非随便的一个念头，并非轻而易举得出的。在柏拉图看来，这种理念、这种考虑只有哲学家才会拥有，因为惟有哲学家才能认识万事万物的本性，只有哲学家能够区分出一个正义的人和正义本身，而只有认识到正义本身之后才具有真正的知识。认识到一个正义的人只不过是一种意见而已。柏拉图认为，对正义本身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那时为了我们可以有一个样板。我们看着这些样板，是为了我们可以按照它们所体现的标准，判断我们的幸福或不幸，以及我们的幸福或不幸的程度。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表明这些样板能成为在现实上存在的东西”[2]（P213）。在柏拉图看来， 我们只要有这个样板、标准就足够了。但是事实上，他的理想国理念的价值不仅只是在实践和道德意义上，而且还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我们首先来分析它的道德价值。
柏拉图对理想城邦的总的观念，是他所要求的以智慧和德性治国，体现在他给正义所下的定义上。他在《理想国》中以很长的篇幅来抵制和批驳所谓正义即强者的利益这种观点。这里的强者即统治者。柏拉图虽然主张人治，但他所主张的不是凭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和暴力来统治城邦，而是要凭德性来统治。所谓以德治国，首先要求统治者必须是为了整个城邦的利益和幸福而当统治者，那些贪钱财、善于争权夺利之徒不配做一个正义城邦的统治者。而且，统治者必须是有知识的人，要拥有作为统治者的专门知识。柏拉图说，护卫者“需要有比别种人更多的空闲，需要有最多的知识和最多的训练”[2]（P66）。除此之外，对统治者的选用必须严格把关，“看来，尽可能地挑选那些有这种天赋的人来守护这个城邦乃是我们的责任”[2]（P666）。为此， 对统治者要给与最好的教育培养，要给与严格训练和考验。那么，应该由谁来教育，谁来考验和谁来挑选呢？这是柏拉图理想的正义之国的关键，也是极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哲学王的理念呼之欲出。柏拉图在论述哲学王的理念时这样来描述他的心情：“我想我已临近我们所比拟的那个最大的怪论之浪了。然而我还是要讲下去。就是为此把我淹没溺死在讥笑和藐视的浪涛当中，我也情愿。”[2]（P214 ）哲学王能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集于一身，他既能研究哲学又研究政治艺术。关于哲学王的权力和社会作用，以及他的个人品质，《理想国》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一句话来概括柏拉图的所有论述，这就是，哲学家是可以做到将他的美德、智慧和权力集于一身的。哲学家通晓理念世界和善的理念，我们甚至可以把他比喻成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之间的中介，他是人类的先知。
在柏拉图对理想国家的论述中，整体主义原则非常突出。因为他强调了整体利益是最高的利益。在整体价值和个人价值之间前者是最高的。普通的被统治者惟城邦的整体利益是从，统治者也以城邦整体利益为准绳。“一个护卫者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护卫者，尽可能使国家成为一个整体得到幸福，而不是只为某一个阶级考虑，只使一个阶级得到幸福。”[2]（P203）而且， 在柏拉图强调整体主义原则的同时也贬损了个人的利益和价值，这方面的论述，如果从自由主义角度思考应当属于极权主义的范畴。譬如说，个人的社会角色不能互换，尤其是被统治者的角色不能转换为统治者的角色。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整体主义的原则不仅贬损了被统治者的个人价值，而且也贬损了统治者的个人价值，因为在一个理想城邦中的统治者也同样受到限制，他们不应享受天伦之乐，不能有私产，不能有家，几乎不能有个人的欲望。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无论怎样批评都是不过分的。
对柏拉图的整体主义原则，有必要多说几句。我们也用不着在这里为他提出辩解，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对整体的崇拜，对整体的依赖是古代人的心理特征，这是个人能力弱小的象征，是人类幼稚的象征。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个人主义开始抬头。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个人主义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主导意识。并且在制度建设和法律方面予以保障，但在古代，整体主义意识却处处体现出来。我在这里并不反对人们对于柏拉图思想中的整体主义进行批评，但我反对简单地把它说成是极权主义，更反对把柏拉图同现代极权主义扯到一起，甚至直接画上等号。
往下我们来探讨柏拉图关于理想城邦论述的理论价值。
正如上面所说，柏拉图构思理想的城邦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劳作。他力图以十分严格的理论体系来建构理想国家。这就是，他以善的理论、以理念论、人性论来建构他的理想国家的理念。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是怎样以善的理论来设计他的理想国家的。我们知道，柏拉图在他的理念论中把善，即把道德摆在最高的位置。他常说，善是一切理念之父，是一切理念的总根子。同时，善又是一切理念之目的。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还看不到伦理学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真正把伦理学放在哲学核心位置的是晚期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哲学家们，其中以斯多亚派为代表。在柏拉图哲学中，善占有理念世界的最高位置，对善的研究停留在“美德即知识”的理解上。至于善的其他含义，善在整个哲学中的地位以及作为善的学问的伦理学与哲学的其他部分的区别就探讨得更少了。我们以亚里士多德为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即他所谓的“第一哲学”，是“考察作为‘有’的‘有’……考察它是什么，以及它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乃是这门科学的工作”[4]（P120）。 而他心目中的善基本同于柏拉图的论述，即“善曾经很正当地被宣称为一切事物的目的”[5 ]（P2）。然而，研究善的学问应属于政治学的范围。他说：“政治学让其余的科学为自己服务，它并且制定法律，指出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他的目的自身就包含着其它科学的目的。所以，人自身的善也就是政治科学的目的。这种善对于个人和城邦可能是同一的。”[5]（ P2）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这种关系不仅仅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是不可分的，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十分密切。而柏拉图的《理想国》至今仍然是伦理学家和政治学家们辨认它究竟是政治学著作还是伦理学著作的最好的题材，这正说明柏拉图把伦理学和政治学本来就看成是一回事。
从哲学上看，柏拉图用他的理念论来论证城邦生活的模式。他让人们相信，理想城邦的组织结构、个人和城邦的关系，权力架构、社会分工等等都只能用理念论来解释和分析。因此，理想城邦非由哲学王来主管不可。有人把统治者比喻为牧羊人，而柏拉图爱把统治者比作医生。因为医生能够看病和治病，为此，只有哲学王依据他所掌握的理念论才能看出现实城邦的种种弊病，他才能够对症下药。哲学王担负着改造现实城邦的任务。他虽然生活在现实中，他有自己的欲望，他也有激情，但他的灵魂中爱智和从善的部分占了上风，哲学王注意的不仅仅是身体方面的力和美，他更关注的是自己“心灵的这种状态是比身体的这种状态更为可贵得多”，“他会被发现是在时刻为自己心灵的和谐而协调自己的身体”。[2]（P385）在财富方面， 他随时注视自己心灵里的宪法，他不会让自己的财富过多或欠缺而引起任何纷乱。在荣誉方面，凡能使他的人格为善的就高高兴兴地接受，凡是有可能破坏他已确立起来的习惯的他都避开它。总之，现实中多变的和杂乱的城邦，只要有了哲学王它就能够向着固定的、永恒的目标追寻。其根本就在于柏拉图在可感世界之外构建了一个能和现实世界对应的理念世界，而哲学王正是实现这种理想的最好工具。
在柏拉图构建理想城邦时除了上面所采用的伦理学和理念论之外，他还非常巧妙地运用了人性论的基本内容。首先，他以人性来解读城邦的本质。城邦从整体上有如人的灵魂，在人的灵魂中有欲求、激情和理智三部分。与此相应，城邦是由拥有欲求的体力劳动者和商人，拥有激情的护卫者阶级以及拥有理智的统治者阶级所组成的。在柏拉图看来，体力劳动者的工匠、农民、商人是富于欲求的，他们本性上是爱财，爱利。而护卫者阶级则更爱荣誉，他们富于勇敢的品德，而且有好胜心。处在最高层的统治者阶级只有惟一的品德，即以爱智为基础，追求最高的善。因此，从整体上看城邦以正义为本，正如人以德为本一样。个人的善与城邦的善都极为重要，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自身的善也就是城邦的目的。这种善对于个人和城邦可能是同一的。然而，获得和保持城邦的善显然更为重要，更为完满。”[5]（P2）
其次，柏拉图在分析不同城邦的不同的政治制度的优越与好坏时，他非常严格地将人的某些方面习性与某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政治制度的差异是由人的本性上的差异造成的。他认定：“有多少不同的政制就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们的性格，你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里或石头里产生出来的。不是的，政治制度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性里产生出来的；习性的倾向决定其它一切的方向。”[2]（P314 ）柏拉图将政体分为五种类型，因而与此相对应而有五种个人心灵，与贵族政治或贤人政治相应的是善者和正义者；与斯巴达类型相应的是好胜争强、贪图荣誉的人；与寡头政治相应的是爱钱财的人，他们仗富欺贫；与民主政治相应的是酷爱自由，而实际上是任性；与僭主政治相应的是残暴、凶狠、狡诈之徒，是恶棍。他对僭主十分鄙视，“当一个人或因天性或因习惯或因两者，已经变成醉汉，色鬼或疯子时，他就成了一个十足的僭主暴君了”[2]（P355）。
从城邦存在的理由上看，它源于人的自然需求，即城邦是随着人的需求增加，随着人们要求过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生活而产生的。因为人有不同的天性，因此，人被分成不同的群体，各种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需求，因而不同的人群掌权便产生不同的政体，而政体决定了城邦的性质和类型。
总之，在柏拉图看来，城邦是人造出来的，它的好坏，它的发达与衰落是人为的。尤其是统治者的品行影响着整个城邦的命运。
以上分析表明，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随意构想出来的，它有其深厚的道德基础，有坚实的理论和哲学上的依据，还有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背景。柏拉图依据了很多现实资料，驳斥了种种不合理的观点，在他的对话中罗列了各种观点和理论，而且，某些与他相反的观点中也包含了许多好的成分，他也不同程度地吸纳了许多观点的合理因素，但他又总是在理论上超过他同时代所有的人。
三、柏拉图理想主义思想中的矛盾
我们在讨论柏拉图的理想主义政治思想时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难道他的政治理想仅仅是为了设想一个标准吗？难道它仅仅是一个无限追求而又无法达到的目标吗？不是。我们不能完全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柏拉图也不仅仅是从这一点考虑。从柏拉图的著作中看出，他的理想主义政治思想主要是在其早期著作中论述的。关于理想国家的论述主要反映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的亲身经历和他后半生潜心于创办学园使他发现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于是他必须换一个新的角度，面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新的分析，作出新的结论。在他后期著作中我们很容易地发现了这些结论。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他的理想主义中存在着缺陷。甚至可以说，在他的理想主义理论中存在着一定危机。该理论最大的危机就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假如说任何一种理论，虽然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就是难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譬如说，柏拉图为理想国提出的方案和措施难以付诸实施，那么，该理论是很值得怀疑的，就有必要修正。从总体上看，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最难以实现的要数他设计的哲学王。
从理论上看，选哲学家国王应当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他为善，有智慧，知节制，教化人民，有如此好的君王再不好的城邦也有希望变好。然而，面对种种政治现实，柏拉图忽视了哲学家和政治家的区别。为此，他在晚期著有《政治家篇》表明了哲学王和政治家的区别。
读了柏拉图的《政治家篇》和《法律篇》，就政治思想而言，它们同《理想国》几乎是判若两人的著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究其根本，是由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尽管在谈到由哲学家国王统治的城邦与现实的城邦关系时说：“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反正他（指哲学家）只有在这种城邦里才能参加政治，而不能在别的任何国家里参加。”[2]（P386）显然， 柏拉图的立足点全在于能够建一个十全十美的理想王国。这个王国的价值在于能吸引那些想改变现实城邦、富有理想的人，虽然它不能完全实现，但它能在某些方面给人们提供一个标准就可以了。因此，柏拉图基本上不考虑现实可能，只考虑应然的问题，他只确信，理想的城邦只有哲学家才能主持，而哲学家只有在这样的城邦里才能发挥作用。当然，我们无可否认，柏拉图在论证过程中不能完全离开现实城邦，他是从现实城邦中提出问题的，而且他试图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的城邦中，较好的应该是斯巴达式的贵族制城邦，因而他描述理想城邦时处处带有斯巴达痕迹。有人说，柏拉图理想国的模本就是斯巴达，这仅仅是从现实主义来看柏拉图所得出的结论。然而，柏拉图最理想的还是哲学王主持的君主制城邦。有人又说，这种君主制仅存在于远古的时代，因此其理想国家就是最远古的君主国家。这也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说的。
柏拉图表明，理想国家能否变为现实不是很关键，那是就理想的价值而言的。然而，一般来说，理想主义者并不是不顾现实，现实主义者也不是不讲理想，他们的区别仅仅在于理想主义者强调或夸大了理想的作用，他们有时把理想当成现实，这实质上是将现实理想化。然而，现实毕竟是一种真实存在的东西，理想是人们观念化的东西。观念变成现实的前提必须先使观念与现实相符，而现实事物的改变是靠它内在的种种因素以及与外在种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的观念又往往很难认识和预料现实的种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由此观之，将理想变成现实不是随心所欲的事情，柏拉图虽然通过其理想主义观念表达了理想对人类的重要性，但他完全忽视了理想现实化的必要条件，即必须使理念与现实相符。正因为他忽视了这一条件，所以他在几度去叙拉古推行其哲学王理想时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最终使他动了修正其理想主义政治理念的念头。
我们从《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可以看到他对《理想国》中几个重大问题的修正。首先是他将哲学王搁置一旁，精心地研究政治家这个概念的含义。为了给政治家一个清晰的界定，柏拉图首先将智者、哲学家、政治家加以区别。他在《智者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哲学家、智者、政治家是三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人物呢，还是两个或可能都是相同的人物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将智者与哲学家和政治家区别开来。在这三者之中，柏拉图首先将智者同哲学家加以区分。在《智者篇》中，他将智者的含义归纳为六个方面：（1 ）富家子弟付酬的猎手；（2）精神上的经验知识的输出者；（3）在本邦市场上出卖这种知识的零售商；（4）这种小型知识的制造者；（5）论战的“敌人”；（6）敌视知识的各种信念的“精制者”。至于哲学家， 我们在《理想国》中已读到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在那里，柏拉图一方面把哲学家说成是“智慧的爱好者”，同时又说哲学家是“真正专心致志于真实存在的人”[2]（P252），也就是说，哲学家首先追求的是真， 即关于真实事物的知识。哲学家是一个辩证法家，他“能正确论证每一事物的真实存在”[2]（P301）。在《智者篇》中， 把哲学家说成是“懂得如何在多中找出一和在一中找出多的辩证论者”[6]（P551）。
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希望君主或统治者成为一位政治家。而政治家的主要标志首先是看其是否具有统治者的科学的真正知识。应该说，这种知识也是很难具备的，因此，真正的政治家必然为数极少。柏拉图照样把政治家比作医生，他的职责不仅仅在于“照料”他的病人的身体健康，而是更在于“照料灵魂”，维护公民的灵魂健康。假如我们按是否具备起指导作用的政治科学方面的知识来衡量，真正的政治家也应该说是极少的，因此，政治家应该靠立法实现统治。柏拉图认为，为什么立法是必不可少的呢？这是因为统治者是受人性种种限制的人，而且他不可能对必须考虑的无穷事件中的每一件事给予个别的指示，因此，他得转而依靠作出适合于“普通”人和“普通”情况的一般指示。而且，所立法律应当是绝对至高无上的，凡从事社会活动的人，破坏法律应处以极刑，而法律应当是理想君王据以行为的原则的近似“模仿”。由于法律的重要，因此，城邦的好坏标准应以是否按法律统治为依据，什么样的人作统治者显得次要了。“富人”严格尊重法律统治时则成为贵族制，若淡漠法律便成为寡头制；尊重法律统治的人极似理想的政治家，我们可以把他称为君主；当他假装成真正的政治家，他不受法律约束，实际上受着愚昧和邪欲的鼓舞时，我们便称之为暴君；至于民主政治，无论其是否依据根本法都是一样。总之，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制定法律。他的作用就是在上面控制和协调下面的社会各种生活，因此，又可以把他的任务称之为编织的工作。
以上分析表明，柏拉图的哲学家国王模式的理想国家换成了依据法律的政治家治理的国家，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从理想主义的政治理念向现实主义的政治理念和方法论的转向。因而，判定城邦好坏的标准也相应地改变了，理想主义政治理念是看什么样的人实行统治为标准，而在《法律篇》中则看其是否由政治家来统治，即依法统治为标准。这是柏拉图晚期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然而，我以为，从总体上看，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仍然是理想主义的。因为他仍然强调理想的作用，仍然强调政治的道德基础，强调法律和理念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法律只能算作意见和习俗的范围，而不能上升为理念。这正是柏拉图与其他强调法制的政治家不同的地方。
收稿日期：1999—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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