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民众未来生活预期的阶层差异及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以生活方式的理论与实践为视角
赵德雷1，袁 媛2
（1．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150001；2．上海大学 社会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 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下一代幸福生活的预期，是衡量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对当下生活越满意的人，对未来生活越有信心，预期也会更高。采用黑龙江省社会心态调查数据来探讨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未来预期差异以及社会公平感在其间的作用。结果显示，客观经济地位只对下一代预期有正向作用，主观阶层地位则对未来五年生活预期和下一代预期都有显著影响。在主观阶层认同为中层及以下的群体中，阶层地位越高，未来预期也越高。而上层和中上层群体的未来预期相比中层，反而有所降低。社会公平感在主观阶层和未来预期之间有中介作用，主观阶层越高，公平感越强，未来预期也更积极。
关键词： 社会阶层；社会公平感；未来生活预期；主观阶层
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追求的重要目标，积极的未来预期催生对美好生活更加强烈的追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取得快速且长足的进步。如何促进社会公平，建设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使得居民对于未来生活有更多、更美好的预期，是国家、政府和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民众预期未来会有更美好的生活，才会增强对现在深化改革和锐意进取的信心。十年前，有学者在2008年奥运会后三个月内调查了大陆居民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生活的评价与想象，发现人们普遍表示将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better tomorrow）［1］。体验变化是一种动力。当民众实实在在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在不断变好，真真切切见证国家日益强盛、百姓安居乐业，他们就更有信心推测、也更有动力追求愈加美好的将来。但近年来，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正逐渐变缓。这会不会给百姓心中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热望与信心带来不利影响？或者如很多人担心的，推动发展的主观动力会不会不足？
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绝不是盲目的，为了理想生活而实际付出的努力和当下怀有的心态，取决于人们对愿望实现之可能性的主观判断。对未来生活的预期虽高于现实，但也基于人们对现实和过往事件发生发展状况的判断和归因基础之上。当下身份处境以及对现实社会公平状况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未来生活图景的预估。本研究在简单描述未来预期之阶层特征的基础上，尝试探讨公平感在未来预期形成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
一、社会阶层、公平感与未来预期
很多学科都关注预期问题。经济学提出预期概念较早。他们认为预期是经济行为人对于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做出的一种事前估计或主观判断［2］，并围绕预期受个人行为偏好、社会文化与习俗、所处的经济环境和预期方式等因素影响的过程和结果做了大量研究［3］。心理学中的希望概念跟预期有密切联系。作为对未来目标的美好预期，希望是“一种基于内在的成功感的、积极的动机性状态”［4］。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或内隐、或外显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并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5］，与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则显著负相关［6］。内心存有希望的人在面对困境时也可以采取更好的压力应对策略。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更多从结构性视角看待预期，认为预期是社会心态的重要指标之一［7］，是对未来社会与个人发展状况的预估和评价。其探讨的主题大多是预期与其他结构变量的关系。
（一）未来预期的阶层特征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在国家日益强盛的时代，所有国民也都对未来幸福生活抱持充分信心。雷开春［8］对六个省市调查分析发现，当前青年人对阶层向上流动的预期较高，70%以上的青年人有很高的未来预期，40%左右的年轻人有信心向上流动的，未来预期极低的微乎其微。然而，人们对社会流动机会和生活前景的预期，也必然受到其对当下阶层地位的主观感知的影响。既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类似处境的人，未来预期也会呈现大致相似的特点。但就个体而言，将来的生活会什么样，更主要取决于他届时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总之，客观经济地位对未来五年生活预期的作用不显著，假设1a没有得到验证；但其对下一代生活预期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1b得到验证。主观阶层地位与未来预期的关系分为两种情况。在主观阶层地位为中层及以下的群体中，地位越高，未来预期也越积极。在中层及以上群体中，未来预期随着阶层升高反而呈现些许下降。主观阶层与未来预期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假设1c和1d被部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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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具有明显的动力特征，积极的预期会让人产生希望（hope）。而希望对人行为意愿的促动作用，与自我效能、认同、潜力等动机因素不同，它更强调一个人不管自己感知到多大能力、仍愿意去追寻目标的意愿［14］。正如积极心理学的观点指出，希望包含目标、路径思维和动力思维三种主要成分，并以追求成功的路径（指向目标的计划）和动力（指向目标的活力）交互作用为基础。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不少破产的企业家虽然已经因失败而在自我效能方面受到严重挫伤，但仍能选择重新创业，就是因为他们的内心怀有希望，对未来成功持有积极乐观的预期［15］。
目前国内关于未来预期之阶层差异的研究还很少见。将主观阶层地位与客观阶层地位相区分讨论的就更少。本研究意图分别讨论这两种标准划分而得的阶层群体，在未来预期的阶层差异表现上是否有明显不同。
（二）公平感在未来预期形成中的影响
更加美好的生活绝不仅仅指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并不一定是每个人的现时生活满意度都极高，老百姓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无限希望才是美好生活的理想状态。普通民众对社会发展的认知是多层面因素建构的结果，除了经济状况、个人生活水平、收入水平，政治发展变化、社会公平、社会风气满意度及其发展变化也都是影响其体会与判断的重要指标。岳经纶等人的调查发现，虽然不平等感知会降低人的主观幸福感，但是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预期对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高不平等感知与高幸福感共存是由于当前民众对未来生活预期较好，预期对收入不平等感知具有缓冲效应［16］。但该研究并没有仔细探讨公平感和预期的关系。而从长期来看，未来预期势必会受到公平感的影响。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公平感在阶层与预期关系中的作用。阶层分化首先会影响到社会公平体验。由于客观社会资源和可接触到的社会物质条件、阶层群体成员的个体特征（如特质、能力等）、代际传递、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的作用，高低阶层群体之间形成了心理与行为的显著分化。体现在主观方面就是高低阶层间感知分层状况、社会公平以及对公平的敏感程度也都存在着显著差异［17］。与高阶层者相比，低阶层者更加感到社会不公平，对于公平的敏感性和依赖性也更高［18］。 王晓磊［19］在探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就归因间关系时发现，高主观阶层地位者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成功是依靠个人能力而获得的，公平感则是主观阶层与归因倾向间的重要变量。主观阶层地位高的人，社会公平感也更高，进行成就归因时也更多考虑内在因素。
而公平感以及归因倾向则会进一步影响其对事件未来发展情况的判断和预期。陈满琪［20］专门考察可协商的命运观对未来预期的影响，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相信虽然不能直接控制自己的命运，但仍可通过努力而与命运协商，最终有可能通过行动改变结果，那么他的未来预期也会更积极。将成功归因于个体内在因素，面对困境绝不轻易认输，仍对美好未来怀有一丝信心，所有这些积极心态的基础是社会公平。
有学者尝试运用实验法探讨社会公平感在阶层和个人目标预期间的作用。他们的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与未来预期或追求未来目标的动力正相关，公平感越高，越有利于目标的实现。但这种效应仅在下层群体中起作用，而在较高阶层群体中则不明显［21］。
二、研究设计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考察社会阶层与未来预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社会公平感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具体见图1。
老百姓常说：“人总要有个奔头儿。”令人向往的生活目标给予人拼搏的力量与方向。普通民众对未来生活的期许与推断必然是基于现实社会环境的。未来预期随阶层而变动，并与个体对当前社会流动的信心和预测有关。社会阶层越高，原有的生活状态越优渥，掌握社会资源也越丰富，越能够以积极态度应对挑战，因而对未来的预期也越美好。
图1 本文研究思路
（一）研究假设
其次图书馆还可以定期举办阅读会、研究会，吸引更多医务人员进行相关知识学习，并将医务人员阅读后的体验记录下来。然后根据记录信息结合医院医疗动态，将图书资料进行更新，确保相关书籍知识的关联性以及实时性，提升继续医学教育质量。
假设1：社会阶层对未来预期有正向影响。
假设1a：客观经济地位对未来五年生活预期有正向影响。
假设1b：客观经济地位对下一代生活预期有正向影响。
由于因变量原来的备选答案分类较多，且最终的结果相对集中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分化不大，所以我们适当合并相近含义的选项，将原来五个选项中“差一点”和“差很多”“变化不大”合并为“差和不变”，赋值为1；将“好一点”赋值为2；将“好很多”赋值为3。对于定序类型的因变量，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见下页表1）。
当静脉滴注或推注镁制剂达到一定剂量(8～16mmol)使血清镁升高2倍时，出现脸红、皮肤发热 、外周阻力下降20%～35%，心指数代偿性增加25%。这种血流动力学反应在正常人、未经治疗的高血压患者以及冠状动脉疾病患者都是相似的。
预期未来生活会越来越好，体现的是民众对社会发展的信任。而这种信任的重要基础便是公平感。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当群体间物质生活水平和机会资源差距持续拉大，人们的社会公平感受到挑战，并导致部分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升高。社会公平感在阶层和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愈加突出［22］。教育经济学在分析贫困孩子为何很少选择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时指出，家庭贫困带来的风险溢价成为其投资中的一项额外成本而削弱教育投资的吸引力，教育的机会成本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也影响教育投资决策［23］。简单来说，因为这部分家庭不确定自己的投入一定能收获美好的未来，而公平是决定他们推测和预期的重要变量。反过来，在社会分层中占有相对优势位置的群体，会对社会公平状况产生积极感知，并因而预期更美好的未来。前期分析发现，社会公平感与客观经济地位的相关性并不显著，所以下面分析仅考察社会公平感在主观阶层和未来预期之间的中介作用。
假设2：社会公平感在主观阶层地位和未来预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被调查对象的未来预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阶层差异。虽然各个阶层中多数人都会预期未来生活会“好一点”和“好很多”，但在对短近未来的主观推断（未来五年生活预期）上，预期较低的人均来自较低阶层群体。主观阶层较高的人对未来五年的预期也不乐观。选择“变化不大”的被调查者中，主观阶层为中层和中下层群体也占了大多数（80．2%）。主观阶层属于中上层和上层的群体，在人数仅占4．1%的情况下，竟占了选择“差很多”这部分人的16．7%。对下一代生活预期较差的人依然主要来自较低阶层群体。中上层对下一代的生活都还寄予比较高的期许。
假设2b：社会公平感在主观阶层地位和下一代预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公平感越强，下一代预期越积极。
从表1可以看出，两口井气水同层厚度不超过63m，说明平面上气水内外边界高差不大，气水过渡带之间任意两口井储层厚度变化不会太大；③区范围更小，图3中AFE组成的折线可近似为直线。因此假设条件不会对结果产生很大影响，误差较小。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社会心态研究课题组在黑龙江的调查。该调查在哈尔滨市区、农垦新华农场和宝泉岭农场共收集了995个有效样本，其中新华和宝泉岭垦区分别有246份和255份，哈尔滨有494份。删除重要变量为缺失值的30份问卷，最终获得812个样本。调查对象年龄在18岁～70岁之间，平均年龄40．72岁（SD＝11．94）。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龄分段标准，将被调查者分为三个年龄层，即44岁以下的是青年人，45岁～59岁的是中年人，60岁以上的统称为老年人。
假设1d：主观阶层地位对下一代生活预期有正向影响。
（三）变量操作化
未来预期：未来预期操作化为两个题目，分别是代表短近时段的“未来五年生活预期”和代表长远时段的“下一代生活预期”。答案选项均设置为五类（“差很多”“差一点”“说不清”“好一点”“好很多”）。
社会阶层：对客观经济地位的测量主要以个人月收入为主要参考指标。2013年黑龙江省人均月收入平均在2700元左右。故根据月收入平均值的 0．5 倍、1 倍、1．5 倍、2．5 倍将客观社会阶层划分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五个层次。结合原本问卷中的答案选项设置，将月收入1000元以下界定为“下层”，1001元～3000元界定为“中下层”，3001元～5000元为“中层”，5001元～7000元和7001元～1万元合并为“中上层”，月收入1万元以上的大于收入均值2．5倍，界定为“上层”。样本中“上层”所占人数过少，因而最后分析时将其与“中上层”合并。
主观阶层地位的测量依据被调查者对“你认为自己处在哪一阶层”的应答，分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五个层次。分析中同样由于“上层”所占人数过少，而将“上层”与“中上层”合并。
社会公平感：问卷中设有专门的领域公平感测量题目，即询问被调查者在司法、教育、经济交换等领域的公平感知。本研究中的公平感变量只使用最后一个总括性题目，即“您觉得总体来说，社会的公平程度如何”。答案分为“非常不公平”“不太公平”“说不清”“比较公平”和“非常公平”五个有序选项。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和就业状况等人口学变量虚拟化，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统计分析时，性别变量中，将男性设成参照组。年龄变量分为“青年”“中年”和“老年”三组，将“青年”设为参照组。受教育程度变量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和“大专及以上”三个等级，将“大专及以上”设为参照组。户口类型变量中，将“城市”设为参照组。工作状况变量分为“在职工作”“离退或辞职在家”“全日制学生”和“无工作”四组，并以“离退或辞职在家”为参照组。
三、未来预期的阶层差异
人们对未来五年生活总体上抱有美好的憧憬，几乎一半（47．9%）的人认为自己五年后会过得比现在好一些。不过，也有将近1／3（28．57%）的人认为今后生活会“不变”或“变差”。相较之下，人们对于下一代生活的预期要更积极一些，认为下一代生活会“好一点”和“好很多”的人一共占了 81．9%。
农村中并没有成熟的垃圾治理管理制度，几乎没有相应的执法人员。农村垃圾治理在制度执行层面上具有较大空白，村民多年养成的习惯也难以改变。
（一）不同阶层群体的未来预期差异
假设2a：社会公平感在主观阶层地位和未来五年生活预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公平感越强，未来五年生活预期越积极。
（二）社会阶层对未来预期影响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主观阶层和客观经济地位对于人们未来预期的单独作用，我们将未来五年生活预期和对下一代生活的预期作为因变量，以主观阶层和客观阶层作为自变量，控制其他基本人口学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假设1c：主观阶层地位对未来五年生活预期有正向影响。
未来五年生活预期主要受到户口类型、受教育程度和主观阶层地位的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主观阶层为中下层、中层、上层和中上层，未来五年生活预期相比于下层组至少好一个等级的可能性分别为 1．776、2．638、2．621 倍。 下一代生活预期则受到年龄、性别、户口类型、工作状况、客观经济地位和主观阶层地位等多个因素影响。
表1 未来预期影响因素的有序logistic模型
两种阶层变量的作用力相似，都表现出阶层越高未来预期越好的趋势。相对于下层群体，客观经济地位为上层和中上层的人对下一代的生活预期明显更好。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比于下层组，客观经济地位上层和中上层的人对下一代生活预期至少好一个等级的可能性为2．112倍。而在主观阶层地位分类下，自认为是中层的人与下层群体的差异性最显著。主观阶层为中层的人对未来生活预期最高。与其相当的是上层和中上层的人，其次是中下层。下层人对下一代生活预期最低，且明显低于中层。
《鲁迅小说》前100、字中独有的17字为：“眼、便、吃、几、见、老、两、年、气、却、三、声、十、四、似、太、阿”；《北语字表》独有的17字为：“种、当、儿、尔、发、会、开、能、情、如、身、斯、特、现、意、用、把”。
社会阶层是指在社会等级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阶层群体之间不仅有客观的社会资源的差异，而且存在着主观上感知到的、自身社会地位的差异。阶层地位对人的认知行为有广泛影响。国外大量研究表明，贫困甚至仅仅是稀缺的处境就足以使人的判断和决策等认知能力显著降低［9］。与贫困、低地位相伴随的人格羞耻感会进一步损害其健康和认知发展能力［10］，令他们更自卑、保守、封闭、悲观，显著阻碍行动积极性［11］。国内也有实证研究发现，高阶层会对社会产生积极的态度，而低阶层对未来更可能丧失信心，对事情总是有无助和无力感，以消极的态度对待社会上的人和事，甚至可能会成为反社会者［12］。因而，不同阶层的人对未来生活图景的想象会有很大的差异。进一步地讲，处于高低不同阶层位置的人在对美好未来的信心和为未来努力的斗志上，也明显不同。当被问到“未来一段时期内有多大的机会实现向上流动”时，低阶层者的回答明显比高阶层者更悲观［13］。
反应床表面是矿化垃圾与渗沥液最先接触的界面，也是大气和床体基质之间进行气体交换的屏障，直接影响床体的通气、透水性能，同时也是微生物生命活动最活跃的区域。渗沥液处理一段时间后，界表面会滤积有机-矿物悬浮物并形成生物膜，致使表面结壳发硬，滋生藻类，使反应床的渗滤速率降低，水力负荷下降，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反应床处理效果。
四、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主观阶层和客观经济地位对未来预期影响的差异使我们注意到，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可能并不主要源于现实客观的生活水平，而与人主观感知自身所处阶层位置密切相关。每个人在衡量自己的社会分层处境时的公平感受，是稳定预测未来生活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公平感高，人们确信自己当下的努力与未来的结果绝对正相关，才会有信心对自己和下一代的未来进行推测并形成美好的期望。反之，未来预期也往往充满不确定性，或消极暗淡。因而，本研究继续探讨社会公平感在主观阶层和未来预期之间是否发挥中介作用。
在进行预算编制过程中，因为预算编制和企业实际状况相背离，存在误差，导致预算编制方法不能顺利的运用到企业各个环节中，过度的盈余财务信息，使得企业管理存在侥幸心理，在投资决策编制时，出现决策失误。并且，管理人员在进行战略部署过程中，没有把与算理念融合其中，导致预算和战略目标不融合，从而给预算编制整体效益带来一定影响。
（一）主观阶层地位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
社会公平感是很多研究都有仔细谈及的问题。从本次数据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明晰看出主观阶层和社会公平感的共变关系。选择“非常不公平”的人中，下层和中下层群体占了几乎80%，而在“不太公平”这一选项中，下层和中下层的比例也格外高。相较而言，选择“比较公平”和“非常公平”的人中，占最大比例的是中层和中层以上的人。选择“非常公平”的中层，甚至占了全部选择者的51．5%。随后的回归分析也进一步证实了二者的关系。主观阶层越高的人，社会公平感越强。但这种关系只存在于中层及以下群体中。中上层和上层的人，不但未来预期相对中层有下降趋势，在社会公平感上也同样有下降趋势。
（二）社会公平感与未来预期的关系
当社会公平感高低变化时，未来五年生活预期和下一代生活预期也会随之发生变动。随着公平感从“比较不公平”到“比较公平”逐渐增高，未来五年生活预期和下一代生活预期均值也明显提高。不论是未来五年生活预期还是下一代生活预期，预期最高值都出现在认为社会“比较公平”的程度下。
而在“非常公平”时，二者虽然都有所下降，但未来五年生活预期下降幅度更大，甚至低于“不太公平”程度时的未来五年生活预期值3．75。社会公平感和未来预期的关系，与主观阶层和未来预期的关系，以及主观阶层和社会公平感的关系是一致的，都是中上层和上层这一组的结果发生了逆转。
（三）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中，因变量（Y）未来五年生活预期、下一代生活预期和中介变量（M）社会公平感均是五分类定序变量。可以近似将其看为连续变量，运用线性回归思路验证中介效应［24］。自变量（X）主观阶层为类别变量，分为下、中下、中、中上和上层四个水平。故运用整体中介和相对中介相结合的多类别自变量中介方法分析［25］，将主观阶层变量虚拟处理后，以主观阶层为下层的群体作为参照组，使用 SPSS执行基于Bootstrap的中介效应检验。
相对中介分析发现，在主观阶层为中层以下的各个群体中，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显著。以主观社会阶层为下层的群体为参照组，主观阶层为中下层的人体验到的社会公平感，要比主观阶层为下层的人高0．379，他们的未来五年生活预期也相应增加 0．099（b ＝0．099）。 相对直接效应显著（P＜．001），说明社会公平感只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排除此中介作用后，主观阶层为中下的人未来预期还要比主观阶层为下层的未来预期高0．367。相对中介效应 a1b 的效果量为 0．039。
主观阶层为中层的人体验到的社会公平感比下层群体高0．767，他们的未来五年生活预期也相应高出 0．099（b ＝0．099）。 相对直接效应显著（P＜．001），表明阶层对未来五年生活预期还发挥单独的影响作用，即排除中介作用后，中层的未来五年生活预期还要比下层高0．528。相对中介效应a1b 的效果量为 0．076。
上层群体相对下层的相对总效应不显著（P＝0．078），中介效应不存在。
一项任务所处位置的周围环境包括其他任务的定价、数量，会员的分布与数量以及这些会员对应的信誉值。已知会员信息数据，为使每个任务定价不受其周围任务价格的影响，同时发布所有任务的定价。但是，一项任务的定价由周围的任务数量、会员数量与会员的信誉情况所决定。在每项任务所在的单位网格内，综合考虑每项任务的位置与周围环境，定义与任务定价有关的另外三个影响因子:
电压暂降发生的次数与敏感设备运行之间的联系可以由记录的电压暂降的幅值、持续时间长短等特征绘成敏感曲线，从而很直观地反映出来。
综上，社会公平感在主观阶层地位和未来五年生活预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但此效应仅限于中层及以下的群体。即相对于下层而言，主观阶层为中下层和中层的人们公平感更高，并因此对未来五年生活预期更积极。假设2a部分被验证。
第四，其他制度。除了上述三项主要制度之外，水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制度还需要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如诉讼时效制度、诉讼费分担制度等。
在主观阶层与下一代生活预期的关系上，公平感也发挥着类似的中介作用。即当以主观社会阶层为下层的群体为参照组，主观阶层为中下层、中层和上层的人体验到的社会公平感分别比下层高 0．389、0．767 和 0．652，他们的未来五年生活预期也相应增加 0．154（b ＝0．154）。 相对直接效应显著（P＜．001），说明社会公平感只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排除此中介作用后，主观阶层为中下、中层和上层的人的未来预期还要比下层分别高0．275、0．335 和 0．377。 相对中介效应的效果量详见下页表2。
综上，得出结论，社会公平感在主观社会阶层和人们对下一代的生活预期之间有中介作用，即相对于下层而言，在其他任何阶层的人都会通过公平感来对下一代预期产生影响。主观阶层越高，公平感越强，对下一代生活的预期越积极。假设2b得到验证。
之所以有必要在沙盘实训课程中引入激励理论，是因为该课程在实施过程中易出现一些问题，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五、讨论与总结
（一）未来预期的阶层差异
我们的研究发现，人们关于未来美好生活的积极想象与信心具有随阶层变动的特征。客观经济地位对预期的影响，只表现在对下一代生活的憧憬中，而其对未来五年生活预期的作用则不明显。主观阶层对未来预期的作用要大得多。在主观阶层为中层及以下的几个群体中，阶层越高，未来五年生活预期越积极。中层的未来五年生活预期是最好的。以往研究发现，如果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向“社会中层”认同，那么他们的社会冲突感、社会不和谐感和未来社会矛盾的激化感也随之减少［26］。类似地，“自认为”是中层也能够让人们憧憬更美好的未来。中层认同能够增加社会稳定再一次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验证。
表2 社会公平感在主观阶层和下一代生活预期间的相对中介分析（下层为参照组）
本研究也发现，公平感和未来五年生活预期都在中上层和上层群体那里出现了拐点，即在中层以上群体中，未来预期随着阶层升高有些许下降趋势。高阶层者的未来预期反而不如中层群体。这种现象或许可以用预期理论中的框架效应（frame effect）来解释［27］。 处在获得域（domain of gains）中的人，时时感受到自己有很多“可失去”的东西，因而对未来潜在的“丧失”风险更加敏感，也更具有风险规避的特征。而处在损失域（domain of losses）中的人，则对未来的获得与成功更加敏感，因而更具有风险偏好的特征。中上及上层群体显然经历的获得域场景更多，所以在未来预期上反而不及中层乐观。
（二）公平感的中介作用
公平感在主观阶层和未来预期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进一步突出了结构性因素在看似个体性现象中的重要作用。从现有数据结果来看，阶层较低者对未来的想象也不会很美好，因为他们会感受到更多的社会不公。而阶层较高者更容易体会并相信自身努力能够改变环境状况，他们的社会公平感更高，也期望更美好的未来。低阶层者自身资源往往有限，在追求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尤其需要依赖外在助力，因而对于外在环境是否公平的敏感性和依赖程度也更高［28］。有研究将社会公平感细化为分配公平感和权利公平感，分别考量其在阶层和生活信心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高收入群体权利公平感低，所以社会信心才会低，而分配公平感的中介效应则不明显［29］。未来可以将公平感划分为不同的内容维度，分别考察其在未来预期中的作用。
无论何种情况下，高阶层者对下一代生活的预期都比低阶层者更积极。对下一代生活的展望代表着人们更长远的预期，而且或多或少掺杂着愿望和希望的成分。影响其最终走向的不仅只有微观的个人、家庭因素，还有社会发展趋势、发展机遇和平台。上层家庭会给孩子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素质提升条件，下层则更多寄希望于外在制度环境，以求得公平竞争机会，有了公平竞争机会，才能憧憬下一代的美好生活。
预期不是空想，必须基于一定现实。当社会公平感普遍较高或者处于中等水平的时候，社会阶层对未来预期的影响作用不重要。因为无论阶层高低，人们都会相信凭借自身努力创造未来的机会是存在的。但当社会公平感很低时，人们通常优先根据自己认为的、目前所处阶层地位来预期将来的生活状况。因为这是决定生活状况的最直接因素，也是个人最可把控的因素。当然，公平感与未来五年生活预期的关联仅限于中层以下群体中，这也提示我们将来的研究应该考虑其他因素（比如控制感）的作用。
这条信息让徐艺犹豫了一下，他还是把沙子里面的五十万拿出来，飞快下楼，但他的脚步声惊动了刚刚往楼上爬的两个黑衣人，他们对视一下，以为是左达，返身向楼下追去。
（三）未来预期——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具有时代性与历史性。由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原因，当今国人普遍没有经济循环发展的感受。这与西方民众的感知有很大的差异。结果导致很多人觉得发展是线性的，未来一定美好，甚至成为一种信念。未来预期高，其他的心理健康指标（比如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等）也会积极。然而，当人们觉察到绚丽的想象和坚定的信心有可能被公平打断的时候，他们的情绪反应也会尤其强烈。有研究基于社会风险理论提出，中国人可以接受收入差距，甚至认为收入差距是社会发展的必要代价，但却不能容忍向上流动可能性的缺失，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30］。这背后就是人们在接受阶层差距，并基于当下地位憧憬未来时，对公平的敏感与重视。
加尔布雷德在其著作中将美好社会界定为“可行的社会，而非完美无缺的社会”，他勾勒的美好社会图景中隐含着对公平公正的追求：人人有工作并有改良自己生活的机会，有靠得住的经济增长以维持就业水平……人人都有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理想取得成功的机会［31］。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认同感、信任感、安全感和获得感四个方面着手［32］。而唤起提升百姓信任、安全、甚至获得感的基础就是公平。个人梦想的实现固然与其自身努力息息相关，但是社会结构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决定人们在追梦的路上能否实现向上流动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创造一种让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公平体制。公平的个人发展空间、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条件都是人们的预期，只有通过各种政策保障人们的公平感，才能让人们合理的未来预期成为现实。创新社会治理，进行社会预期管理，使公众形成良好心理预期，对于确保社会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有效的社会预期管理能够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新机制，而在社会问题尚未出现之前即进行社会预期管理尤为必要。这个结论不仅对中国的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实践价值，而且对于今日世界最动荡不安的国家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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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Differences in People＇s Future Life Expectation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ZHAO De-lei1，YUAN Yuan2
（1．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2．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public＇s longing for a better life in the future and the expectation of a happy lif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social mentality．The more satisfied a person is with his current life，the more confident he will be in his future life and the higher his expectations．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social mentality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in future expectations of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groups and the role of sense of social justice．The results show that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onl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next generation’s life， and the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next five year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s life．Among the groups whose subjective status are in the middle and below， the higher the social status， the higher the future expectation．The future expectations of the middle and upper status groups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middle layer．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ha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nd future expectations．The higher the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the stronger the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and the more positive expectation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ocial stratum；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future life expectations；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9）03-0054-09
收稿日期： 2019-0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新成长阶段’生活方式的社会建构功能研究”（17ASH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专项资金项目“城镇贫困群体主动脱贫激励机制研究”（HEUCF181310）
作者简介 ：赵德雷（1977—），女，辽宁辽阳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从事社会心理学研究；袁媛（1994—），女，吉林通化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社会分层与社会网络研究。
［责任编辑：唐魁玉］
标签：社会阶层论文; 社会公平感论文; 未来生活预期论文; 主观阶层论文;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论文;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