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进程中村庄经济的变迁——以东部地区的一个发达村庄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庄论文,为例论文,东部地区论文,进程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出现明显放慢的趋势，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特别是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而这一时期也恰恰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工业化进程进入中期发展阶段、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的标志是农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给从长期全面短缺变为了相对过剩。近几年来，尽管政府采取了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以及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降低农民负担等多项政策措施，从“多予”、“少取”、“放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努力，但是农民增收难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善，而城乡居民收入又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这种状况的出现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是否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它是否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或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工业化中，劳动生产率明显增长，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低，农业部门占总产值比重的长期下降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工业化进程对于农业最主要也是最明显的影响是通过价格机制对“农产品的需要发生变动”。工业化达到一定阶段后，由于收入增加，人们对较好食物的需求增加，以及对某些工业原料需求的增长将提高对这些初级产品的需要，从而引起农业种植结构的改变或重新定位，以及由此引起农场内部组织的调整。工业化带来了社会观念的改变，为农业注入了“企业创建精神”（Enterprising spirit），打破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经营，出现了为实现利润、甚至是为企业本身的发展而经营企业。工业化过程也是“资本化”的过程，资本的贡献率超过了劳动的贡献率，劳动在农业收入中的绝对份额和相对份额都在下降。工业化过程除了伴随着持续或长期的从农业转入其他生产部门的职业转移以外，各种生产部门之间还有“季节性的”及“周期性的”劳动转换。前者是由农业的生产特点决定的，而后者则是与经济周期相联系。在经济萧条期，那些“最后转入者”往往成为“最先排出者”。这些工人大多又回到原来的农业中，引发“变相失业”。在工业品市场，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市场垄断，农民作为买者，对于同等货物所支付的价格将高于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价格。同样地，在存在着“买方垄断”的市场竞争下，农民所出售商品的价格要低于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水平（注：张培刚：《农业国的工业化》，第226～229页、247页、156页、165页、92～98页、湖南出版社，1991年；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第4～5页，102～103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H.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97～98页，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发展经济学基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总结出的关于工业化对于农业结构转变、农户经营转型、劳动力转移、以及市场条件改变等的影响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是的话，可否利用发展中国家特有的传统社区资源来缓解广大小民在工业化中的痛苦分化、改善他们的市场境遇？本文试图从典型个案研究的“旁门”入手，通过对辽东半岛发达村庄福安村在工业化中的经济演变过程分析，探索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改善农户在工业化中的不利地位、提高农民的市场竞争地位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第二部分回顾福安村抓住宏观经济发展的各个有利机会，领导村民大力发展工业、初步实现农村社区工业化（注：关于农村社区工业化的概念参见刘小京：《走进大浪潮——中国农村工业化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中国村庄的工业化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的发展历程；第三部分描述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以来，福安村适时调整发展战略，从工业“退回”到农业，引导农户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经济转型过程；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将总结概括发达村庄在工业化进程中有效进行内部资源整合的基本经验；最后部分探索如何通过组织创新、实现社区组织配置资源的可持续性、提高农户市场竞争力问题。
二、发展工业：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
（一）村庄非农化发展的历史传统和历史积累
1.历史上有记载的工商活动
据当地镇志记载，历史上福安村原属镇区，1937年才独立建村。早在18世纪30年代，该镇就有了鲁、晋、直三省商业会馆，商贾云集，成为本地区的商业中心。19世纪50年代，山西移民在镇内建立了一家规模较大的造酒厂，年产量12万公斤，产品除了在本地销售以外，还销往周边县。到了清朝末年，当地又发展了酿造业、榨油业、铁器业等，并带动了商业的发展，连周边外省市牛马市的牲畜也转来交易。到1936年，当地大小商号发展到139家，并产生出几家著名的商号。与此同时，本地的商务会馆再次发达起来，成立独立商会，会长由当地最大的烧酒厂的老板担任，会员则来自当地的一些商号。商业的发达进一步带动了当地教育、邮电、交通等事业的发展。清末民初，当地盛行私塾，并陆续建立了6～7家学馆。民国初年，在“男女平等”的口号中，女子也开始走进学校。1895年当地就设立了邮政分局；1910年又设立县长途电话局分局。1929年，开通至县城的公共汽车；1937年，鞍山电网向当地供电。
2.利用社会资本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尽管比邻鞍钢，但是建国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受城乡割据的宏观经济政策限制，福安的经济发展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主，非农生产主要集中在为村民生产、生活服务为主的粮谷加工房、铁匠炉、手工编织组、缝纫组等小手工作坊。在同期，福安曾与鞍山蔬菜公司签订来料加工合同，为其生产粉条，常年职工20人，高峰时期参与人数达到上百人，但是持续时间不长。（注：苑鹏：《福安村》，第9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工业的真正起步是在1962年，当时国家对农村工副业发展的口子被放开，福安刚好接受了一批在鞍钢、包钢等地工作的本村籍返乡职工，利用他们的社会资本和技术力量，福安建起了集体的第一家小型预制板厂，总投资不足4000元，全部来自集体的积累，职工20余人，沙石原料以本地自产为主，产品销往鞍山建筑市场，企业建成后当年获益，每年可为集体创收2万元左右，数额在当时十分可观。福安一鼓作气，1964年又利用这批人成立起机修队，瞄准鞍钢市场，为企业开展各种维修和设备检修业务，并首次采取承包制的经营方式，完成集体承包款后，余下全部归己。机修队因此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业务规模迅速扩大，在开展维修业务基础上，着手组织产品生产，加工订单签到了石家庄，全队员工一下扩展到70余人，正当全队紧锣密鼓、准备大干一场时，被“四清”工作队发现并上报，结果省、市、县组成联合调查组处理此事，机修队被查封，预制板厂也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中被迫关闭。这之后，在全国“以粮为纲”的战略方针下，福安村的工副业发展一蹶不振，陷入低潮。工副业收入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比例从1963年的20％以上，下降到60年代后期的15％左右（注：苑鹏：《福安村》，第96～97页，第3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文革期间，福安村开始接受鞍钢汽车厂职工的知青子女，原本就存在的农业劳动力剩余问题随着知青的不断涌入愈益尖锐，村集体一直寻求发展机会，当1976年外界政治气候出现转机后，福安村取得鞍钢汽车厂的资助，在村青年点建起了1座马蹄炉，为鞍钢某企业生产火车刹车闸瓦；后来，又发展起有色铸造加工。到1978年，福安村工副业总收入22.41万元，占集体总收入的36％。工业生产开始在福安村的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注：苑鹏：《福安村》，第9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二）大力发展工业：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目标
福村集体经济发展重点从农业转向工业，全面推进社区的工业化，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逐步实施，在当地政府的鼓励和倡导下，一部分有务工经商经验的农民首先脱离生产队外出单干，而福安村集体的干部则是倾力出动，除了留守一人看家外，其余干部全部外出，利用与鞍钢的各种社会关系渠道寻找新项目。当年就组建了一家生产工业品的新企业“福安综合厂”。生产原料主要从鞍钢、本钢购进，产品也主要销往鞍山地区和大庆等地。工厂利用原来生产队遗留下来的老厂房，生产设备以购进二手货和自制为主。2万元的总投资全部来自集体的积累金。工厂厂长由曾在包钢工作过近10年、熟悉工业生产、懂技术的生产大队副大队长兼任；同时聘请5名家住福安村的鞍钢退休职工作工厂的技术指导；工厂职工在村内各队中选拔，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照顾家里无务工人员、生活比较困难的男青年入厂（注：苑鹏：《福安村》，第98～9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按照这样的发展模式，福安村的工业企业一年上一个台阶。1984年，中共中央提出要开创社队企业发展新局面后，福安村的工业发展曾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当地银行系统在本地政府的鼓励和直接指挥下，向本地乡镇企业大量贷款，同时当地政府支持乡镇企业多渠道融资，企业的投融资环境空前宽松。在此背景下，福安村集体企业的发展从原来的依靠集体滚雪团式的自我积累转向越来越多依靠自有资金、外部贷款、单位拆借和个人集资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到80年代中后期，福安村相继建起了村集体的两大支柱企业：红砖厂（1986）和带钢厂（1987）。其中，红砖厂投资46万元，村集体自有投资仅2万元，不足5％；银行贷款9万元，其余全部来自单位间的拆借；而带钢厂总投资为71.4万元，其中集体投资31.4万元（包括20万元的旧厂房作价，实投11.4万元），银行贷款30万元，个人集资10万元。红砖厂当年就收回全部投资，而带钢厂1993年跨入辽宁省百强乡镇企业行列，当年全厂职工197人，总资产近1200万元，工业销售产值逾6000万元，总利润近400万元。两个村集体骨干企业的成功经营，奠定了福安村工业企业在全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注：苑鹏：《福安村》，第102～103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1988年，中央开始了宏观经济的治理整顿，并提出了要关、停、并、转一部分乡镇企业。福安乡镇企业发展因此受到影响，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村集体基本没有再上新的企业。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掀起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热浪。福安村所在镇开始创建经济特区。福安村抓住机遇，制定了“筑巢引凤”的新发展战略，投资500万元（其中集体投资300万元，银行贷款、单位拆借各100万元），率先建立了全镇第一个工业小区。内设25个标准化厂区单元，每个单元5000平方米；每个厂区内配有办公楼，水、电、热等供给系统，以及光缆程控电话等。第二年，福安村又计划在其对面投资400万元兴建客房部为主的度假村，作为工业小区的配套工程建设。然而，自1993年下半年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后，工业小区及全村工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于是福安村决定实施战略转移，把发展重点转移到第三产业，扩大度假村建设规模，集旅游、商务、娱乐、餐饮等多功能为一体，并力争使其成为福安村新的支柱产业。度假村最后总投资1200万元，其中村自有资金800万元，银行贷款400万元。1994年秋，占地8万平方米的杏花度假村正式竣工（注：苑鹏：《福安村》，第126～127页，第101～10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到1993年，福安村农村经济总收入24693万元，其中非农业收入24168万元，占农村总收入的98％；非农收入中的工业收入21087万元，其中集体工业收入20342万元，占全村经济总收入的82％。本村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占60％（注：在本村企业工作的一线职工中，大量是来自本省山区和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2100元，80％以上来自工业收入。当年村集体可支配收入达到641万元，主要来自企业上交承包费和土地租赁费收入；相应地，当年村集体支出的632万元中，85％用于工业小区和度假村的建设，同时村集体提供社区公共物品的功能明显增强，主要表现在村集体提供中小学义务教育支出、村庄道路与环境卫生支出大幅度增加（注：苑鹏：《福安村》，第119页，123页，20页，156～157页，150页，18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三、开发现代农业：工业化中期的战略转型
（一）背景：宏观经济环境改变与企业改制
90年代初中期，福安村的经济发展随着工业小区和度假村的相继建成达到了一个新高峰。1994年福安村党支部书记被当地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改革发展的头雁”。正当福安村向更高程度的工业化目标搏击时，市场环境的急转直下以及当地投资环境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使福安村的非农产业发展陷入了困境。
首先，国内钢铁初级产品市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买方市场格局基本形成。村工业企业的原料与产品主要依托的市场——鞍钢进入了生产低迷期，面对市场的挑战，鞍钢重新确立了以技术创新为重点，大力推进钢材品种质量高级化的产业优化升级战略。本地区大量以高能耗、传统落后技术为主的低质大宗钢铁初级产品受到了严重的市场冲击，不少小轧钢厂在结构调整的大潮中破产、倒闭。以带钢厂为代表的村工业企业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工业区内的一些企业生产被迫停产，村里的工业小加工点大多关闭，在村企业工作的部分村民职工和个体企业主被迫陆续返回农业。随后，福安村所属的经济特区招商引资也因鞍钢经济形势的下滑受到影响，拟计划建设的韩国科技园区迟迟吸引不到外商投资，由于缺乏市场人气，度假村正式营业后不久就陷入了瘫痪状态。村集体的承包收入和租赁收入明显下滑。以村工业区为例，40％的企业无法按时缴纳租赁费。同时，严重地影响了村集体的正常还贷计划。
与此同时，以股份合作制为核心的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在当地全面展开。随着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在全国逐步形成大气候，当地大多数村集体企业采取了个人买断企业的方式。福安村的集体企业原本就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村集体企业，虽然村集体掌握着企业领导人的任命，但是村集体基本是选用那些为建厂提供信息来源、在创办企业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企业家人才担任厂长经理。并且由企业领导人自己组阁。因此，一旦股权人格化的产权改革大环境确定，面向企业家的民营化改革也无法逆转。并且，许多村企业的经营陆续出现产品市场疲软，承包费难以按时兑付等问题。再加之村集体肩负沉重还贷负担，90年代中后期，福安村在保留部分企业继续采取租赁方式的同时，陆续对一些村集体企业进行了定向出售给企业领导人的产权改革。此外，对进驻工业区的一些企业，村集体也采取了制定长期租赁合同（如10年以上），并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一次性付清租赁费。到2001年，村集体企业中还有8家企业继续实行租赁制，而到2003年，村集体企业全部出售给经理个人。
（二）工业化中期村庄经济的重新定位：开发城郊型现代农业
工业品买方市场的形成抬高了创办新企业的门槛，而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民营化使集体企业模式成为明日黄花。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90年代中后期福安村工业发展的重点放弃了自我发展的老路而逐步转向创造优良服务环境、吸引有实力企业落户。同时，将村集体的投资重点逐步转向了农业、农户，试图利用有利的区位优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向鞍山市场提供高效益的农产品，打造城郊农副产品基地的品牌。村集体粗算了一笔账：如果集体拿出100万元投资非农产业，只可能兴办一家企业，不考虑越来越大的市场风险，即便企业经营成功，只能吸纳有限的劳动力，最终也将变为个人企业，富裕厂长一个人；但是将这笔钱如果投资到农业，则有可能使100个农户富裕起来。因此，要想改善广大村民在工业化中的经济地位，使村里大多数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实现小康，必须“户户有产业、人人有活干”，农民增收在福安村还要靠在“农”字上下功夫。按照新的发展思路，福安村制定了“以构建农业产业化的基本框架为目标，围绕市场需求和本地资源优势确定主导产品和产业；围绕主导产品和产业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发展战略。
在开发新的农业产业中，福安村首先定位在开发市场前景好、需求收入弹性高的反季水果、蔬菜。村党支部带领村的专业技术能手先后赴山东、北京、大连等地考察调研。市场调研中，他们发现油桃市场十分看好，当时市价达到了平均25元/斤，按照成本价估算，即使市场价格下降到了5元/斤，农户正常产量下也还有较大的盈利空间，而福安的自然条件也适宜油桃的生长，因此，决定引进油桃新品种，在本村试种。为保证生产技术，村主要领导不惜三顾茅庐，提供丰厚的优惠政策（注：包括享受本村村民的一切生产、福利待遇，并且一次性提供承包土地30亩（坡地）。）吸引到熊岳果树基地的农民技术能手（注：访谈中发现，在引进人才问题上，村集体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村集体认为，从集体经济实力和农民技术文化水平的实际出发，选择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农民土专家是最佳方案。为此，村主要领导人多次深入到著名的熊岳油桃主产区调研，开车四处寻找油桃长势好的果园，并按图索骥，上门“挖人”。而农民则感到土专家重要的是发挥了“师傅领进门”的作用，生产技术水平提高还要靠自己的不断学习和探索。）落户福安，这名技术能手到村后，帮助村集体建起了试验田，油桃嫁接技术取得成功，并在村里推广。
为鼓励更多的农户加入进来，村集体除了建立试验田，进行典型示范，负责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外，村集体对改种鲜桃的农户提供多项优惠：第一，凡是建窖的农户，村集体免费提供红砖和所需木材；第二，集体负责道路、电力和排水沟等基础设施的统一建设和投资，并免费带领桃农到熊岳果树基地购进树苗；第三，由村集体统一担保，从镇信用社贷款，每户桃农可以获得贷款5000元。1998年有大约30户农户被吸引进来，当年就获得了收益。尽管当年桃价下跌到了平均8元/斤左右，但是每个桃窖的平均收入仍在7000元左右。桃农反映，虽然种桃的收入水平与种植其他蔬菜作物的相差不多，但是劳动投入明显减少、省力，因此它对于那些从工业上退回到农业，个人经营、文化素质相对较高、而身体素质相对较弱的村民显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到1999年，村里发展鲜桃专业户50户，2001年增加到80户，2003年达到了约100户。
为保证对农户的服务和指导制度化，村里借鉴已有的蔬菜协会、养殖协会的经验，又专门成立了鲜桃协会，引进的技术能手任会长，抽调每个生产小区的技术骨干4人任常务理事。与其他协会相仿，鲜桃协会主要负责免费帮助桃农解决生产技术问题，组织技术授课、培训，交流信息，收集市场动向，并及时向村集体反映桃农生产中的问题和要求，同时及时将上级部门的有关精神和村集体的工作安排等传达给桃农，搭建村集体与农户沟通的桥梁。
油桃种植成功后，福安村集体更加坚定了发展高效农业的决心。1998年，村里又将部分玉米地投资改造成为蔬菜温室，形成村南、村北两大蔬菜生产区。到2001年，蔬菜种植面积达到近800亩，建成温室大棚450栋。
2000年，村集体又根据市场变化的新情况，计划发展无公害的食用菌绿色生产基地。早在1993年，村集体就曾与鞍山外贸联系生产出口食用菌，后因各种原因没有谈成这项业务。2000年，村书记了解到，原籍在本村的鞍钢下岗职工李某经过10年商海的摸爬滚打后，打算转向农业、在镇内的邻村租地发展食用菌，主动打电话找到李，动员其回本村创业，并提出向其租地13亩，与村民同等待遇，30年租赁期不变等优惠条件。李和夫人孙某被说服，回家乡建立起全镇第一家大规模的食用菌生产基地，并注册了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后，先后投资30余万元建起了4个100米长、8米宽的温室，并与日本某外商驻大连分公司联系，出口食用菌。经过一年的生产，取得了成功，出口了一部分一等菇，销价达到了8元/斤，公司初步盈利近3万元。
村集体看到生产花菇有利可图，于是组织全村的蔬菜种植户到公司的基地参观，并召集蔬菜户开会，研究开发花菇生产项目事宜。而公司也想扩大向日本的出口规模，于是向农户承诺从某著名的食用菌基地引进花菇菌棒，保证出花菇率（70％）和单菇产量（1.5斤/棒左右），负责向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并按收购价格标准负责回收农户的花菇，出口日本。村集体则提出帮助农户从当地信用社争取50万元的贷款额度。贷款由信用社直接转给公司用作购买菌棒款，农户从向公司出售花菇的款项中还贷。一些农民担心经营失败无法还贷，最后，有10余户农户申请了贷款，每户贷款规模在2万～4万元不等。
2001年初，公司与日本客商签订了出口50万棒花菇的协议。5月间，农户按照原口头协议到公司提取菌棒，其间由于中日贸易摩擦，日方擅自违约，公司的订单一下减少到10万棒。公司延期一个月收购农户产品、并压级压价（注：访谈中有农户反映，经公司技术员精选出的300斤一等花菇到了公司收购点变成了只有1.7斤的合格品。）。1个月后，公司干脆撤回技术员，拒收农户花菇。无奈之下，菇农们只好自己到农贸批发市场销售，市场平均价在1.8元/斤，远远低于公司允诺的4（三等菇）～8（一等菇）元/斤。并且由于每棒的产量只有1斤（一些菇农反映是公司没有按照协议购进好品种所致），实际纯收入只有0.8元/斤，导致绝大多数农户收不回本金，到期只偿还了约一半的贷款（注：负责向农户贷款的信用社因此事拖累在2002年全市基层信用社评估中名列倒数第一。该信用社通过市人民法院于2003年初向未按时全部偿还贷款的菇农下了限期支付令，这些菇农不服，联名向市人民法院提交了异议书。村集体则扮演了义务中间协调人的角色。）。到2003年，村里只有几户农户继续为公司生产花菇。一些农户停止了生产，也有个别农户独立单干，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年收入达到6万元左右。
公司自此事件发生后，在与日商出口贸易签订合同中，一律采取预付款方式，“给多少预付款，生产多少产品”。同时，公司加大了技术创新力度，到2003年初步实现了一条龙的生产能力，并相继开发出了香菇、平菇、鸡腿菇等6个大的品种系列。2003年起，公司开始积极立项建设菌种培养室，并投资兴建菌棒的流水生产线和冷库。但是公司与本村农户的联系却在减弱，主要面向本地区的菇农。
经过这些年的坎坷发展，福安的现代农业发展初见成效，到目前，全村初步形成了养殖、水果、蔬菜、大田等四大生产区域（表1），并初步实现了设施化、机械化农业；农户的生产经营越来越面向市场、追求盈利，专业化生产初具规模。在外部劳动力市场挤压和村集体优惠政策的吸引下，福安村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地从二三产业退回到农业（表2、图1）（注：访谈中遇到一位曾在企业打工10余年的农户，他反映这些年在外给人打工，遇到经济波动，工资、岗位都无保障，特别是年纪大后，不如干农业，保险系数大些。据介绍，村里大约有40户像他这样的农户。），做一个有地产的庄园主。与此同时，村集体为农户所提供的信息服务、技术服务以及公共物品服务和资金服务等不断丰富、完善。在5年多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村集体先后投资农业达500万元，为农户提供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补助、市场信息收集、技术指导等。其中，直接获得资金资助的农户达到600余户，占全村农业户的近60％，户均受益高达8000元。村集体的资金主要来自工业的租赁收入和镇财政农业专项补贴款。除了直接向农户投资外，村集体还帮助农户申请办理了近百万的信用社流动资金贷款。
表1 福安村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和农户分布情况（单位：户、亩）
蔬菜区 养殖区 鲜桃区 大田区 合计
农户 202 100 100183 585
承包地837 101 280
2047 3265
表2 福安村农村劳动力三次产业分布变迁（单位：人，％）
年份农村劳动力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31250 40.3 37.3 18.0
19941310 47.3 28.2 17.6
19951370 46.3 28.2 17.9
19961230 44.7 29.3 22.0
19971237 59.6 29.1
8.9
19981245 57.0 30.0 10.6
19991248 62.0 24.4 12.5
20001250 68.0 16.0 13.6
20021406 70.0 14.2 12.8
注：三次产业劳动力比例相加不等于100％是由于有外出劳动力。
图1 福安村1993～2000，2002年农村劳动力三次产业就业变化
（三）改善农民的市场竞争地位：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挑战
无论是村集体，还是广大农户，都越来越意识到如果农民的市场竞争地位得不到改善，仅仅以出售大宗初级产品为主，则实现农民增收问题只能是水中捞月。尽管福安村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比邻鞍山地区两个大型的水果和蔬菜批发市场，以及境内的大型饲料公司，农户生产的蔬菜、水果和玉米销路不存在卖不出去的问题，但是农产品价格只能是随行就市。养鸡专业户也是同样的情形，上门收购鸡蛋由最初走街串巷的小商贩逐步被近年来专业公司的收购运输车所取代，但是公司按每斤低于市场0.2元的价格收购，农户在各个领域都没有任何议价能力。而近些年来，由于农产品市场供应量、特别是温室农产品的供应量明显上升，快于当地居民的消费量的增长，供求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导致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造成农民收入水平停滞不前。在2003年春节后笔者走访的10余户种植户中，他们普遍反映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改革以来家庭经营收入最高的年份，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经营收入始终徘徊不前。以油桃为例，市场平均价格由1997年最初引进时的8元/斤平均价，下降到了2000年的每斤4元，到2002年，每斤的平均价只有3元。所幸的是，油桃3年后即进入盛果期，产量可以实现翻番，因此在较大程度上抵消了价格下降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没有对桃农的收入水平带来较大的波动。但是对于那些潜在的生产者而言，进入的门槛被一下抬高了。
事实上，福安村集体很早就意识到了提高农户产品市场竞争力对于农民增收的核心作用，并在本地区最早提出了发展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为了实现此目标，村集体采取了多种方式。一是苦练内功，在有限的资源配置范围内，努力提高农户的专业生产规模以及专业生产水平，增强农户整体的生产经营实力，如前所述，这一点已初见成效。二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千方百计寻找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在村里落户，带动农户发展，如前面提到的引入食用菌生产公司，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甚至还出现了负面影响。三是积极与当地、乃至外地的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商家联系，试图把福安村建成一个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原料供应车间。然而，由于福安村蔬菜、水果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规模相对于有实力的大公司而言明显偏小，几次洽谈均未达成协议。四是村集体将本村生产的蔬菜和水果统一取名为“老冒”牌，并进行了商标注册，但是由于没能采取统一销售，该品牌没有叫响。因此，如何增强农户的市场竞争力在福安村还是一个未解的课题。
四、有效利用社区资源推进农村工业化的一般经验
（一）村集体的“准政府”功能发挥
在工业化进程中，福安村的经济发展走的是这样一种模式：村集体领导并动员广大农户进行结构调整，农户自主参与、自我决策。在村庄内部，通过集体“自上而下”的发动与农户“自下而上”的响应，形成村集体与农户的有效互动从而整体向前推进村庄农业的现代化、农户经济的“企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村集体利用工业化初期发展工业所积累下来的资本资源、树立的社区权威、以及社区特有的文化，更多的是表现为一个准政府的功能。
第一，制定不同时期村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发展思路和发展步骤，促进村庄经济的稳定和健康成长。
第二，增强农户的资本投入能力，保证农户初步的规模生产，提供农户有效的市场信息，扶助农户提高竞争效率。
第三，对农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开展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打通融资渠道，为农户开展各项公共物品服务；加速并提高农户整体卷入农业生产现代化、市场化的程度。
第四，建立村民的养老金保障制度、特困家庭救助金制度、小学生免费教育制度等转移支付制度，通过收入再分配以增进平等，减缓小农的两极分化，保证普通农户的基本生存权益，在可能的空间内降低农户在工业化中的（相对）利益损失。
第五，自始至终坚持农户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农户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利益主体，村集体则是发挥了准政府的功效：提高效率、增进平等、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注：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27页，华夏出版社，1999年。）。
因此，与那些完全让农民在工业化中自生自灭的一般村庄相比，福安村集体积极地参与到了工业化进程之中，在国家职能缺位的情况下，村集体填补了进来，对推动农户经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有效转型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加速了农民职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产业结构非农化的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户在工业化转型中的风险和所经历的痛苦。
与那些完全社区公司集团化了的超级村庄相比，福安村集体与农户在制度安排上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利益主体，而不是超级村庄体制下所形成的村民与村集体的有机整体；福安村参与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市场经济主体是农户，而不是超级村庄体制下的村级集团公司；福安村农户是独立的生产经营主体，是自己的“庄园主”，而超级村庄体制下的农户已经蜕变为集团公司统一经营核算下职业化的员工，虽然他（她）拥有集团的股份，但是如同大的股份公司一样，他（她）通常并不参与集团公司的经营决策，他（她）作为劳动要素投入的收入源是来自生产而不是经营。
并且非常重要的一点不同是，超级村庄将全村的农民整体从土地上转移出去，成为非农生产者的一员，并通过集体的统一规划，建立起村庄中的“都市”，逐步实现城镇化。而福安村的着眼点是帮助那些在工业化中继续要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如何求得生存与发展，村里已经转移出去的那些非农户完全不在村集体（注：事实上，从1994年起，福安村的建制就在所在镇确立为辽宁省经济开发特区中改为街道办事处，尽管村级管理体制、村干部待遇、农户生活等一切如故，但是村的住户分布随之复杂化，村的管辖范围扩大。除了原有的农业户、农户自我农转非的城市户外，又新增了街道市民户，市民户与农业户的比例呈4∶6开。但是村集体的任何扶持政策仅针对农业户，社会保障制度除特殊困难补贴外也主要是仅针对农业人口。）的视野中，农业户中那些拥有从事非农活动、创办企业或拥有工商营业执照的农户也被排除在村集体的扶持对象范围内。
（二）企业家精神注入：实现村庄经济转型的助推器
工业化为农业的发展注入了企业家精神。随着农户经济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整个社会分工的体系中来，成为社会产业垂直分工体系的底层：食品、原料供给，农户的封闭式经营被打破，根据市场变化确定经营方向变得日益重要。企业家精神的出现，不仅带来了创新、冒险精神，及时捕捉机会的敏锐性，而且在开发新产品、新方法、新原料来源，以及新销路、新生产模式等方面发挥出重要的功效（注：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出版社，2000年，第209～211页。）。
福安村之所以能够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不断调整发展战略、顺应经济发展的大潮，除了村集体具有相对较强的资本积累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村集体拥有企业家式的领导人才、并进一步巩固了社区领袖的权威地位。事实上，村书记在1993年上任前，曾是村砖厂的创建者、成功的企业家。特殊的经历背景，造就了他对市场变化敏锐的嗅觉和开拓新产业、新产品的胆识与魄力；同时也树立了他在村民中的威信和社会影响、动员能力。因此，当村集体为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后，他的企业家精神逐步体现出来。如制定村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创新应变力：很早就提出了发展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超前性地确立“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社会化服务”的战略发展思路等。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社区文化为企业家精神的顺利注入发挥了良好的润滑剂作用。与普通企业家所面对的是因利益而聚到一起的企业职工所不同，社区企业家领袖面对的是通过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相识、相知的村民。长期稳固地生活在一起而建立起的人际关系、相互信任等帮助社区企业家有效地在村民中间进行组织动员和协调，大大降低了村集体社会动员的管理协调成本（注：访谈中发现，在食用菌事件中，尽管不少农户当事人认为自己受了公司的骗，但是他们反复强调村集体的本意是好的，是要帮助农民致富。他们将村集体和公司严格区分开来。）。
五、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实现发达村庄可持续性发展的新途径
从今后发展看，福安村这种依靠集体注入大量资本的发展模式面临着可持续性问题。并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向前推进日益突出：现代农业发展对物资资本投入的要求明显加大，而村集体能够用于农业的投资能力却在不断降低，特别是村集体企业的产权改革全面完成后，村集体的主要收入来源被逐步切断，而已经建立起来的“多予”、“少取”各项政策、制度却要继续稳定的执行下去，包括村集体免除农户统筹款和实行低承包费政策，发放养老金制度、困难补助制度、小学生免费及承担小学设施建设等民办教育支出等，这些生产补贴和生活福利项目每年平均累计达到了50万元左右。其中，每年仅负担农民统筹款一项就达到了30万元以上。承担民办教育也是村集体的一项不小的开支，每年仅支付取暖费就是9万元。每年还要上缴乡镇7.5万元的乡村办学统筹费等。2002年，村集体又投资120万元修建、扩建小学校舍（表3）。
表3 福安村组织财政收支情况（单位：万元，％）
1992 构成 1993 构成 2001 构成2002 构成
一、总收入 349.65100.00641.00 100.00254.38 100.00 223.85100.00
1.企业承包费
114.08 32.63 225.5 35.18156.00 61.32
158.80 70.94
2.农户承包费6.50
1.86
6.7
1.058.413.310.14
0.00
3.镇农业专项收入 0 0.00
0 0.0062.70
24.65
13.00 5.81
4.土地租赁费155
44.33
295
46.02
40.00 17.87
5.其他收入 74.07 21.18 113.8
17.75
27.27
10.72
11.91 5.32
二、总支出 313.65100.00
624.49
100127.97 100.00202.62 100.00
1.农业生产支出5.69 1.8110.75
1.7241.16 32.16 4.78
2.36
2.二、三产业支出237.78 75.81
542.82 86.920.00 0.00 0.00
3.教育支出 10.40
3.3217.25
2.769.437.37 21.57 10.65
4.转移支付4.9
1.56 3 0.4811.33
8.86 6.03 2.98
（困难补助、养老金）
5.招待费 2.16 0.69 2.62 0.423.802.97 0.93 0.46
6.干部工资
11.58 3.69 9.69 1.5511.96
9.35 12.11 5.97
7.计划生育1.98 0.63 2.41 0.391.190.93 0.83 0.42
8.行政管理
10.41 3.32 14.32 2.2915.83
12.37 12.97 6.40
（水电暖、杂工、汽车、电话报刊等）
9.文明村建设 9.50 3.03 14.58 2.3326.08
20.38 122.12
60.27
10.其他 19.25 6.14 7.06 1.137.195.62
21.2810.50
2003年村集体企业改制全面完成后，村集体的主要收入将依靠土地租赁收入。然而由于企业发展逐步向工业区集中，吸引有规模实力的企业的难度加大（注：20这些年来在村里落户的有规模的企业只有两家，一家是为镇内中外合资饲料有限公司提供包装袋的编织袋厂；另一家是生产电子礼花灯的高科技企业。），此外可租赁的土地也越来越有限，而目前普遍采取对入住企业实行租赁期30年、租赁费一次到位的方式，进一步恶化了村集体的财源危机问题。至于外部收入，则非常不稳定。2001年村集体获得了一笔可观的镇下拨农业专项收入，占当年村集体收入的近25％，但是2002年该项收入下降到13万元，占当年村集体收入的不足6％。对于农民土地承包费收入，尽管它是一般社区集体的重要甚至是第一位的收入源，但是在福安村，它始终无足轻重，村集体收取农户承包费较高的2001年，仅占当年集体总收入的3％，2002年的承包费截止到2003年底只收上1367元（注：在访谈中，村集体介绍他们一直没有在收缴农户承包费上投入较大力量，农户则反映村集体经济实力强大，扶持农户进行结构调整，“也不在乎这几个承包费钱”。）。
因此，从发展趋势看，村集体可供调配的物质资源无论从总量上和相对量上都是越来越有限，村集体的直接资本投入能力将日益减弱，如果继续原来的发展模式，显然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可持续性将面临挑战、遭遇危机。这个问题并非是福安村的个别现象，它在苏南和东部沿海地区农村集体企业改制后的发达村庄中较为普遍。因此，为继续发挥农村社区组织资源在工业化进程中保护农户、提高农户市场竞争力的功效，必须进行一场新的组织创新。
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不能只是市场和国家的结合，而必须是包括社区在内的这三个组织的结合。因为市场是通过价格信号的变化来协调资源配置，国家是通过政府命令强制进行资源配置。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资源配置中造成普遍的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因此，十分需要利用社区资源来纠正市场失败和政府失败。社区通过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引导社区成员自愿合作，在协调基础上通过合作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注：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82～283页。）。
从福安村的经验中看到，在社区文化认同基础上，村集体经济功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一个是集体资本品的投入，另一个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社区精英的领导与发动。后者不会因资本品投入的减少而消失，尽管社区资本品运作能力的减弱会影响社区精英的激励机制；而前者又是农户经济不可或缺的。从未来发展看，资本品的供给应从原来的村集体以工补农、无偿支付给农户，逐步转向农户之间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通过互惠互利的合作而建立起的自我支持系统。对于农户，当前最重要的是改变其长期过于依赖集体的观念，树立联合起来、通过互助实现自助的合作新理念。而发达村庄领导人可以利用自己较高的个人威望和社会动员力，发挥村民间分享共同观念、相互信任的文化资源优势以及对社区集体较强的归属感，引导农户通过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而逐步取代原有社区集体的功能（注：笔者在中国工和国际委员会中加合作社促进项目点吉林梨树县的调查中发现，当地已经出现了合作社利用社员与合作社交易的部分盈余返还，帮助社员建立子女教育基金、个人养老基金以及医疗基金账户的案例，尽管目前这笔资金规模十分有限，但是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光明的未来。）。
农民合作组织是在保持农户独立的财产权和市场生产经营主体地位的基本前提下，以农户的专业化生产为依托，以其共同利益需求为纽带，按照自愿、自助、自主为基本原则组成的农户自救组织。合作社通过农户间的联合行动，为人社社员提供生产资料购买、市场信息和技术指导、产品销售、内部资金融通等单一环节或多环节的服务，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在农用投入品市场“卖方垄断”、农产品市场“买方垄断”、以及资本市场“国家垄断”的市场格局下，努力改善分散小农户的市场竞争地位，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户自身利益。
与强调个人权威的发达村庄集体经济运作模式相比，农民合作组织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坚持以人（农户社员）为本、强调每个农户社员最大程度上的最广泛参与：一是投入参与，包括向合作社投入股金或入社费、按照与合作社签订的合同交付农产品等；二是决策参与，包括参加社员大会、选举理事会成员、制定合作社章程、通过合作社年度报告等；三是产出参与，包括按照个人的贡献份额分享合作社的盈余或服务等。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将推动农村社区的精神文明、经济民主建设，最终全面提升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在工业化进程中，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将是实现发达村庄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中，政府首先应通过立法使其合法化，并为其提供便利的工商注册登记政策，为农民提供一个自我选择的自由空间和权利保障；其次在税收、财政、信贷、服务、教育等方面提供扶持和优惠。政府当务之急是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农民中间大力开展合作社理念的宣传与推广，澄清合作社与人民公社、传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区别。并对那些带领广大农户致富的合作社领导人予以较高的社会荣誉奖励，在社会中大力营造弘扬互助合作精神的氛围，有效引导社区传统组织资源在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工业化带给农民的分化、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新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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