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学第一人——梁启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一人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博学全才的梁启超也是首位现代美学的阐发者。他在美的本质、美感心理特征及功用、审美情感之地位、作用，以及地理、社会等政治环境对审美活动的影响而造成的历史与个人美感差别等一系列重大美学问题的阐述论证，都足以说明他是我国现代美学的第一人，是启蒙主义与经验主义和文化趣味主义相结合的美学思想家。
梁启超（1873—1929），是个通才全才，也是个奇才。他经史子集无所不通，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古今中外无所不晓，是清华园四大博导之一；他诗词书文无所不精，是“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践履者，也是出色的诗人和散文家。在他不算长的56年生命里，留给后人的著作达184 卷的《饮冰室合集》计有1460万字之巨，为他那个时代之冠，连狂人李敖也自叹不如加以推崇。而这些文字是在变法前后迄止谢世的30年时间里完成的，若扣除参加变法与别的政治活动及流亡日本、参观游览欧美诸国等时间，创作时间约为25年左右。这样惊人的成就平均每天作五六千字才能取得。这除了他勤奋敏思视写作为生命外，与其博学多才和《自励》诗“献身甘作万矢的，著作求为百世师”及座右铭“学者死于讲座”的精神与志向密切相关。人所共知，其名著《清代学术概论》洋洋15万言在一周内完成，而《戴东原先生传》乃一夜写成，《戴东原哲学》日夜鏖战35小时撰毕，可说是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写手。关键还在这种不怕遗老咒骂为“文妖”、“野狐”和肆意攻击的无畏精神及求作“百世师”的气概（此与孔子为万世师表比较之下自信又谦而言之）；对于著述与创作上的高质量高水平，时人已有极高评价。黄遵宪称其所著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严复也说“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笔端又有魔力，是以动人”。稍后胡适推崇说“梁先生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以至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说，从辛亥到五四，其时文化精英除胡适外，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及青年毛泽东“都受了他的影响”。由此，其著作遂成为今之经典。这和时下草率成文甚至堆积拼凑剽窃炮制出的百万千万字的学术垃圾相比恰似精矿与沙尘之别。
这样一位学术著作之丰至今无人能及的旷世全才，其所涉足的领域之广也是罕有的。除哲学、史学、古文献学、政治学外，文学、文论和美学也有杰出的成就。可惜的是，其美学思想由于长期以来受政治风向、意识形态和时代划分的影响，所以不仅评价不高，而且常冠以“改良主义美学”或“唯心主义美学”等不当帽子，故极有必要以新的现代眼光重新审视与阐发。
我们说，梁启超是中国现代美学第一人，这有他许多著述可证。在他一系列论述美与美感、美与真与善的关系、自然美与人工美、美和艺术的创作与鉴赏、审美趣味、审美情感、以及艺术美之功能作用等重大美学问题的著述中，都可感受到有一股强烈的现代观念意识与心灵话语气息在喷发和流动。这种现代性在阮元、包世臣、刘熙载等人的美学和文艺思想中是看不到的，见到的依然是在文绉绉句式和文有本末、诗有六义传统文化框架中涂抹点滴新识，而梁著中关于美感、审美本能、移情、人类心理、个性情感、恋歌、社会与政治环境等现代美学用语则随处可见。故其美学在属性上是经验趣味主义和文化学心理主义的，时代上是现代的。下面择其要予以比照性的诠释与阐发。
首先，关于美的本质、定义和美感特征的观点，其《美术与生活》一文分析指出：
美是人生的一大要素——或者还是各种要素中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的不自在，甚至活不成。
康德《判断力批判》认定人的美感与审美鉴赏力与道德认识、真理判断无关，它是人独立自主的纯主体判断力。而美不过是一种能引起人愉悦的形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原名《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将美定义为“美是生活”，因为“世界上最可爱的就是生活”。任公的定义与两家均有不同。其“美是人生的一大要素”说，一规范美属于人类生活，二强调只是一大要素而不是人生生活全部，三指出美与人生生活中其他要素结合一起不能单独抽出，否则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这也便是说，美不是孤立现象，它虽是最要之成分，但这在审美活动中是非单独而是结合其他要素一起活动的。这种从生活经验出发的分析，可称作经验主义美学，谁都可以体验。所以他接着分析指出：“审美的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用，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换句话说，是把那渐渐坏掉的爱美胃口，替他复原，令他能常常吸收趣味的营养，以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健康。”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它是属社会人所有的一种主体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确证。并指出穷人对美的风景无动于衷，矿物商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最美的音乐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毫无意义。梁氏虽未达此高度，但与之不无相通之处。美与美感离不开感觉丰富性存在，不加使用与训练，其审美本能便会麻木丧失；加以训练培育便能恢复与提升，变成一个有趣味的人。而马克思论到感觉人性化时也强调那是“感受人的快乐”的一种本质力量。梁氏将审美与趣味及快乐联系起来，表明其美学观确已达到现代水平。趣味论是西方近代发展起来的一种美学观，它同游戏说结合在一起。我国古代也有大量的艺术趣味论。梁氏显然是以现代眼光结合审美经验将它们突出在审美艺术活动之中，所以他接着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说：
人类心理，凡遇着快乐的事，把快乐状态归拢一想，越想便越有味；或者别人替我指点出来，我的快乐程度也增加。凡遇着苦痛的事，把苦痛倾筐倒箧吐露出来，或者别人能看出我苦痛替我说出，我的苦痛程度反会减少。不唯如此，看出说出别人的快乐，也增加我的快乐；替别人看出说出苦痛，也减少我的苦痛。这种道理，因为各人的心都有个微妙的所在。只要搔着痒处，便把微妙之门打开了。那种愉快，真是得未曾有，所以俗话叫做“开心”。
这是对美感活动精彩的审美心理学描述，其中对快乐感和痛感的增减原因的说明，对于心灵深处微妙之门点破而获得的美感愉悦俗称开心的分析，达到逐层推进画龙点睛之妙。其概括普遍性，即使今人之美感心理学也难企及。而快乐感与痛苦感的归拢和释放，表现在小说戏剧方面即是滑稽与崇高两大范畴所阐示的内容，同时它们均属审美趣味领域。恐怕谁读了这段文字都会加以切身体验地跟着他走，跟着他想。这样，有关他的审美趣味论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文章中从人们的生活活动和各种角度展开，阐明其生活原动力的身份地位，宣称自己信仰趣味主义，以之作人生观的根柢等，便无须赘述也可明了了。
其次，再看他对美感特征及其功用的分析：
美感是业种，是活的，美感落到字句上成一首诗，落到颜色上成一幅画，是业果，是呆的。……
人类用创造和摹仿的方式来开积文化，那创造心或模仿心及其表现出来的活力便是业种，也可以说是文化种。活动一定有产生出来的东西，产生出来的东西一定有实在体。换句话说，创造力终须有一日变成“结晶”。这种结晶，便是业果，也可以叫文化果。
这是他在《什么是文化》讲演中论述文化的性质时，对作为文化之一种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作出的审美文化学的概括。“业种”、“业果”是佛家术语，以喻文化艺术的创造和成果。话虽简略，义精而丰。故人所以称为文化动物，他认为全在这文化种文化果的创造力、模仿上。而“心能”从心理感受到心理思维运动，是这种活动的内在动力与机能。区别于物质和精神产品中的政治、经济、伦理、科学与宗教业果，文学艺术的创造和模仿，运用的“是爱美的要求心及活动力”，亦即是审美感受与创造力。所以它属于审美文化果范畴。而它的创造、模仿与鉴赏较其他文化果的创造，其器官愉悦与趣味性更强烈突出，它的最高境界是“解脱”。他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里曾说，精神生活对肉体宣告独立即是解脱。这种解脱“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显然，他是采用佛道两家的思想将物我两忘作至高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在文学里便是“文学家的桃源”。他之所以不用西人的陶冶净化说而取此说，不只更具东方民族色彩，也显示出其美感论之彻底性。
当然，梁氏是众所公认的新文体（时称“报章体”）的创造者，也是文体专家。其诗歌、散文古今交融，中西相契，以新思想入旧风格，堪称一绝，故而对不同文体有不同美感的功用特点作过系统的分析。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讲的“熏”、“浸”、“刺”、“提”的功用说。分别而言，“熏”在于“染”，“浸”在于“化”，“刺”在于“觉”，三者自外而内作用于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感染化合和悟觉感，最后达到“提”，也便是体验、评价提升为精神享受。这最后之“提”，同解脱差不多，只是包含了新积新境在内。变成评论文字又是再创造。
美感及其创造与鉴赏活动中，情感是最重要而强烈的要素。“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是梁氏在《中国韵文里新表现的情感》一文中提出的看法。古今中外论艺术“以情动人”，要“情动于中”，有“宥情”、“尊情”、“摄情”及“移情”的能力者众多。梁氏所论虽也含这些内容，但他将感觉作起点而将情感视为“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和“生命之奥”，自有其与人不同处。从他所写上文及《情圣杜甫》、《屈原研究》、《美术与科学》、《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及相关书信论述艺术中的情感问题看，其要有三：一是强调真性情；二是艺术乃“情感教育的最大利器”；三是艺术家要有“自己‘个性’的情感”。所谓情感之真除了如风动般出于心动之外，他尤强调激烈炽热，“中外名著能以情动人者莫不有强烈真性情寓于中，乐府《上邪》正是情感炽热的恋歌，其意境格调、句法、字法无一不奇特。”（《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因为情感人人共有，各种不同文化果中均有不同的情感表现，然均有一定限度，唯独文学艺术中之情感才能予以充分抒发，并达到炽热的程度，才能占领“读者观念听众的心”。《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以至说无韵的诗虽不敢说绝对无情，“但终觉其不能移我情”。所谓文艺家个性情感，指的是他独特遭遇、独特个性所发生的独特情感。他说，“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诙谐，善为教育，则因人之情而导之。故或出于滑稽，或托之以寓言。孟子有好货好色之喻，屈平有美人芳草之辞，寓谲谏于诙谐，发忠爱于馨艳，其移人之深，视庄言危论，往往有过，殆未可以劝百讽一而轻薄之”（《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屈辞香草美人所含之忠爱之情是其独特遭遇通过寓言、谲谏与诙谐的方法传达出来便是其独有的个性情感。
当然，梁任公的审美情感论注重在艺术教育，他是将美与真、与善联系起来，因而力主情真情善，认为艺术以情动人，教育人要“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把那恶的丑的方面渐渐压伏淘汰下去”才能达到目的，提升“人类一分的进步”（《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这里又寄托着他的美育宗旨与理想。
第三，梁启超作为我国现代美学第一人，他在观察研究人类审美活动时还特别注意和论述了地理环境及四围社会的影响作用问题。其《中国地理大势论》云：“燕赵多慷慨悲壮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灵性，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寝微矣”。他举出书法、绘画、音乐的例子进一步补充此论，并推断云，“由是观之，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与地理有密切之关系。天然力之影响人事者，不亦伟耶”。可贵者还在他看出“政治地理（气氛）”又推动着“文学地理”变化：“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此谓“政治地理”借指政治风尚观念倾向。唐代较南北朝是政治大一统王朝，自君主上下到学者史家都有“折中南北之见”。及至文学，这种倾向也跟着显露，韩柳文学杜诗，欧、虞、褚、李、颜、柳之书无不包此意而“独开生面”。“由此言之，天行之力虽伟，而人治恒足以相胜。今日轮船铁路之力，且将使东西五洲合一炉而共治之矣，而更何区区南北之足云也”。
关于地理与社会及政治环境对文学艺术影响，古人多有论述，刘勰已说过“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还说“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同上《物色》）至于书、画、乐分流南北派说，五代至明清论者众多，即梁氏之师康有为也在《广艺舟双楫》中阐述北碑南帖的历史及理论。梁氏自承绪先人及乃师之说，不算独创。但是，与前人不同处在：第一，他的环境影响说包涵内容深广，除地理条件而外还有社会环境及政治气氛，甚至交通条件也在内，自比他人开拓为广。他认为这种影响表现在经济、心性、伦理以及金石、刻画、游戏各个方面，是普遍的；因此第二，随着现代生活的到来，不仅一国之内，即东西方五大洲也会“合一炉而共治之”。这种观点，同今天我们讲的全球文化艺术交流沟通走向世界化几乎没有大差别，足见其远见卓识确乎高人一筹，谁还能说他不是我国现代美学第一人呢！
梁启超曾周游欧美日本等地，早就有世界性胸怀与眼光，关于环境对文化艺术的影响，他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一文中还谈到“天然景物过于伟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象力过敏，而理性因以减缩，其妨碍人心之发达，阻碍文明之进步者实多”，唯得其中和不被所压服而自信乃生，可“直不怖之、反爱其美”创造出种种文明。古埃及、古伊朗（安息）、古希腊文明之差异即由此造成。可见，他的环境影响论已伸延到全世界，绝非古人限于视野只看到汉民族文学艺术随时代生活与地理环境变化之不同而有差异。
梁启超的美学思想，内容丰富广大，决非以上三部分内容可盖其全。他的美学思想属现代范畴，是中国启蒙主义美学代表，宗旨在“新民”，是经验主义文化趣味主义美学，论述中贯串观察体验与有趣有味的精神。之所以有人认定他的美学思想成就不大建树不多，恐怕除受意识形态与政治风向影响外，就是以有无大部头结构系统严密的美学专著为标准。至于他的论述有时过于简要而未详加展开和某些缺失不当，以及他自谦“务广而疏”、“粗率浅薄”（《清代学术概论》）26节），对照西方美学史上许多只有论文而无专著，只有对话或谈话而无专著的美学思想家，实在是不能这样过于苛求较真和轻断的。相比同时代的王国维偏重于古代戏曲小说与诗词评论，蔡元培偏重于美育、早期鲁迅偏重于诗歌美学等，定他为广泛涉及美学问题予以阐发的现代美学第一人，不是也很恰当么？
文献注释：
本文所引梁启超著述文字，均据中华书局1925年版《饮冰室文集》和1932年版《饮冰室全集》及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