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嵇文甫对朱熹与程颢思想异同之辨析——兼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史论文,朱熹论文,异同论文,中国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44，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3)02-0012-04
研究宋明理学，往往将北宋程颢、程颐兄弟与南宋朱熹的理学合称为“程朱理学”，而与南宋陆九渊、明代王阳明的心学合称的“陆王心学”相对立。同时，一直有学者认为，程颐、朱熹与程颢之间存在着学术上的差异。今人讲程颐、朱熹与程颢之异同，大都依据于1934年出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说。其实，这一时期，不少学者都对此有过直接的或相关的论述。1932年，嵇文甫发表《程朱论仁之阐略》(以下简称《阐略》)，就朱熹与程颢在“仁”的解说上的差异作了细致而深入的阐述。或许是由于嵇文甫后来以史学而闻名，今天的宋明理学研究者很少能够跨越学科壁垒去关注嵇文甫的研究成果。重要的是，嵇文甫的论述，即使是对于今天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问题之由来
研究朱熹，不能不研究朱熹与陆九渊之差异，而追溯这一差异的形成，则往往又引发出程颐与程颢之别。虽然朱熹没有对程颐与程颢作出区别，而通称“程子”，但陆九渊则明确强调程颐与程颢之间学术的不同，指出：“元晦(朱熹)似伊川(程颐)，钦夫(张栻)似明道(程颢)。伊川蔽固深，明道却疏通。”①后来的黄宗羲也说：“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②这里既承认程颐与程颢的区别，实际上又论及朱熹与程颢的学术差异。
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在阐述了二程门人谢良佐(上蔡)和杨时(龟山)之后，指出：“上蔡之言穷理，龟山之言格致，其意略同。而上蔡以恕为穷理之本，龟山以研究六经为格致之主，是显有主观、客观之别，是即二程之异点，而亦朱、陆学派之所由差别也。”③以为朱、陆之别源于程颐与程颢之异。
1916年出版的谢无量《中国哲学史》认为，程颢与程颐之间在宇宙论上大同而有小异，指出：“明道之学，每以综合为体；伊川之学，每以分析立说。此二程所由大同小异者也。后来陆王学派，近于明道；朱子学派，近于伊川。故明道之宇宙观，为气一元论；伊川之宇宙观，为理气二元论。朱子承伊川，其说益密。”④与此相类似，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讲授《儒家哲学》，其中也指出：“明道的学问，每以综合为体；伊川的学问，每以分析立说。伊川的宇宙观，是理气二元论；明道的宇宙观，是气一元论。这是他们弟兄不同的地方。程朱自来认为一派，其实朱子学说，得之小程者深，得之大程者浅。”⑤
1926年，日本渡边秀方著、刘侃元译《中国哲学史概论》出版。该书认为，明道的学说“浑然有圆味”，“陆王学系由他产出”；⑥伊川的学说为“分析的、主知的”，他的学系中出过朱子。⑦
由此可见，当时已有不少学者认为，程颐与程颢存在着思想上的差异，并且后来各自发展出朱熹与陆九渊的不同学说。这实际上包含了朱熹与程颢之间具有学术差异的思想。
1929年出版的周予同《朱熹》提出朱熹与程颐在《易》学上的相互对立，指出：“就哲学言，朱熹为程颐之继承者，故治思想史者每以程朱并称，顾就经学之《易》学言，则程朱不无敌派之嫌……朱熹之《易》，喜言太极无极，先天后天，其继承陈抟、邵雍象数之学，无可讳言。在熹之本意，或以为程颐《易传》偏于义理，故济以象数，以维持其哲学上之调和统一的态度；殊不知学术上有绝不能调和统一者，于是程、朱之《易》学陷于敌派之嫌。”⑧
1930年，何炳松发表《程朱辨异》，对朱熹与二程兄弟之间的差异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程氏主张万物一理，没有什么大小、内外、本末、先后、远近等等相对的关系……是一个一元的、客观的、唯物的哲学家。朱氏一方面亦主张万物一理，但是他一方面又主张理必有对，对于体用、动静、本末、先后等等相对的关系，一概认为可以成立……是一个‘太极图’式的二元的、主观的、唯心的哲学家。”⑨这里虽然没有将程颐与程颢区别开来，但也包含了对朱熹与程颢之别的讨论。
1931年出版的吕思勉《理学纲要》既讲“二程之性质，虽宽严不同，(二程之异，朱子‘明道弘大，伊川亲切’一语，足以尽之。大抵明道说话较浑融，伊川则于躬行之法较切实。朱子喜切实，故宗伊川。象山天资高，故近明道也。)然其学问宗旨，则无不同也”⑩，又讲“二程性质，实有不同，其后朱子表章伊川，象山远承明道，遂为理学中之两大派焉”(11)。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嵇文甫于1932年11月出版的《尚志周刊》上发表《阐略》，从对“仁”的不同阐释入手，深入探讨朱熹与程颢思想的异同。
二、嵇文甫之辨析
嵇文甫(1895-1963)的学术起点在于中国哲学史。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后改为哲学系)，与冯友兰同班；三年大学的哲学学习，使他具备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功。1928年，他应邀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在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课，主讲《先秦诸子思想》、《宋代哲学》、《清代学术思想》等，编著了《宋儒学说》、《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12)、《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史》(13)等讲稿，并发表了《仁的观念之社会史的观察》(1930)、《对于陆、王学派的一种观察》(1931)等论文。显然，这一时期他对于宋儒学说以及“仁”的观念史的探讨，使他有能力进一步对朱熹与程颢在仁学上的思想异同展开研究。这一时期学术界讨论程颐、朱熹与程颢思想的差异主要是从整体上分析各自的宇宙观和学说特点的区别。与此不同，嵇文甫《阐略》主要是通过具体分析朱熹与程颢对于“仁”的不同阐释，以论述他们之间的思想异同。
在《阐略》中，嵇文甫首先考察了程颢与朱熹的不同学术背景。该文认为，从理学产生、发展的过程看，程颢“乃宋代仁学之创造者”，而朱熹“乃宋代仁学之完成者”；程颢因当时思想资源的不足，只能披荆斩棘，从整体上对“仁”作出阐释，而朱熹则能够继承程颢的思想，并通过居敬穷理的工夫，从具体内容上充实“仁”的内涵；程颢受释老影响深重，其仁学“染有佛老之痕迹者”，而朱熹无须假借于佛老之教，只要“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造其实”。(14)
正是通过分析程颢与朱熹的不同学术背景，嵇文甫指出了他们在仁学上的三个不同之处：
第一，程颢深信孟子性善之说，以为“苟能随事精察，勿忘勿助，以葆任我固有之良知，使之生生不息，而自能浑然与万物同体也”。朱熹则根据人所禀之气的不同，以为人心有明与暗之殊，而人性有全与不全之异，所以不仅要保存良知，而且还要“‘穷理尽性’，以尽其存养省察之功，而达‘克去私欲，复还天理’之景，有与孔子克己复礼相类。”(15)
第二，程颢“性主广阔，复由释老之学转身，故其论仁之学，犹不少释老之痕迹”。朱熹“性主执守，深斥佛老，亲切儒家，而其论仁也，则纯主孔子思想”。(16)
第三，程颢“天资颖绝，尝谓天下之理一也，得一理可以贯万殊，故以心为纯粹之结晶，毫无渣滓，存之可以达仁之妙境，充之可以该及一切道德，苟能葆任此心，使之不至散失，则仁之大本已立，而浑然与物同体也。其他学问，皆目之为微文小节，是其演绎法立论者也，故其所言之仁，高远而疏略”。朱熹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是以必考校义、礼、智、信、公、忠、仁、爱各体，及古来儒者部分论仁之学理，而归纳其要，然后综合之，而成其“‘仁为天地生物之心’，仁者‘爱之理，心之德’及‘为天地而无私心’”等定律，是用归纳法立论者也。故其言仁之处，切实而精密。(17)
在分析程颢与朱熹仁学的不同之处的基础上，嵇文甫《阐略》指出：“要之，二贤论仁，乃同归而殊途，皆有功于仁学者，本无所轩轾于其间。若以论仁之精粹切事而言，则考亭(朱子)有非明道所可及，乃后来宗明道者，纯尊德行，有束书不观，而高谈性理之弊；宗考亭者，惟道问学，又陷支离破碎，博而寡要之嫌。虽学者之不善学，然而未始不由二贤启之也……然二贤所以同源异流，殊途一趣者，盖明道举一本以罗万端，酷似今之主观唯心论也。考亭由万殊以返一本，又何逊时髦哲学之所谓唯物论者哉？”(18)显然，嵇文甫认为，程颢与朱熹在仁学上虽有差异，但终属殊途而同归，同源而异流；但是又认为，程颢酷似“今之主观唯心论”，而朱熹并不比“时髦哲学之所谓唯物论者”逊色。嵇文甫对于朱熹与程颢在仁学上的思想差异的阐释，是有充分说服力的，是当时学术界探讨程颐与程颢乃至朱熹与程颢之间学术异同的重要研究成果。
三、后来之演变
几乎在嵇文甫《阐略》发表的同时，冯友兰于1932年12月出版的《清华学报》上发表《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指出：“朱陆之不同，实非只其为学或修养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学，根本上实有差异之处。此差异于二程之哲学中即已显著。伊川一派之学说，至朱子而得到完全的发展。明道一派之学说，则至象山、慈湖而得到相当的，至阳明而得到完全的发展。若以一二语以表示此种差异之所在，则可谓朱子一派之学为理学，而象山一派之学，则心学也。”(19)这一观点，后来融入其后著作，程颢与程颐虽然所讨论的问题大致相同，但主张各异；“二人之学，开此后宋明道学中所谓程朱、陆王之二派，亦可称为理学、心学之二派。程伊川为程朱，即理学，一派之先驱，而程明道则陆王，即心学，一派之先驱也”(20)。认为程颢为陆王心学之先驱，程颐与朱熹则属理学。
就讨论朱熹与程颢的思想之别而言，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与嵇文甫《阐略》虽然基本观点相同，但论述方式有所差异：
其一，嵇文甫《阐略》直接阐述朱熹与程颢的思想差异，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并没有直接阐述朱熹与程颢的思想差异，而主要是通过论述程颐与程颢的异同以及他们各自与朱陆的密切关系，进而在理论上推出朱熹与程颢的思想差异。
其二，嵇文甫《阐略》直接分析朱熹与程颢对于“仁”的不同阐释，讨论了他们各自对于心性的不同看法、与佛老的不同关系以及不同的为学之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则主要从哲学的层面分析程颢与程颐的差异，以及朱熹对于程颐的继承关系。
其三，嵇文甫《阐略》以为，程颢酷似主观唯心论，朱熹接近于唯物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以为，程颢为心学，朱熹为理学，“近于现代之新实在论”(21)。
此后，有不少学者研究程颐与程颢的差异。1937年出版的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从形而上学、心性学、伦理学、方法论四个方面对程颐与程颢的差异作了论述，并认为，程颢“大体可以说是陆王心学派的先驱”；程颐“大体可以说是程朱理学派的开山”。但是，该书又说：“朱子的学说大体是以程伊川的见解为经，以周濂溪、张载、程明道及程门诸子的见解为纬。”(22)1939年出版的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指出：“他二人虽为兄弟，且同在宋学中占重要位置，但其哲学思想，则大不相同。质言之，程明道是一元唯心论者，程伊川是心物(理气)二元论者；前者是陆象山哲学——主观唯心论的开山祖，后者是朱熹哲学思想的重要源泉。”(23)又认为，朱熹思想包含了明道的唯心一元论以及伊川的理气二元论。这种既讲二程的差别，又讲朱熹之学源于二程的阐述，颇为流行。
在宋明理学的研究中，将朱熹与二程之学合称为“程朱理学”者较多；承认朱熹与二程有差异，对此作专题研究者较少。近年来，偶尔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周予同所提出的朱熹与程颐在《易》学上的相互对立以及在其他方面的差异，然而，专题研究朱熹与程颢之差异的论文，几乎难得一见。应当说，嵇文甫《阐略》就朱熹与程颢对于“仁”的不同阐释作了深入的分析，为研究朱熹与程颢间的思想异同开了先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注释：
①陆九渊：《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13页。
②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第1册)卷13《明道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42页。
③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171页。
④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3编上《近世哲学史(宋元)》，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第32页。
⑤梁启超：《儒家哲学》，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4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44页。
⑥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近世哲学》，刘侃元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36页。
⑦渡边秀方：《中国哲学史概论·近世哲学》，刘侃元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45页。
⑧周予同：《朱熹》，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54-55页。
⑨何炳松：《程朱辨异》，《东方杂志》第27卷，1930年，第12号，第63页。
⑩吕思勉：《理学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78页。
(11)吕思勉：《理学纲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94页。
(12)嵇文甫：《十七世纪中国思想史概论》，《嵇文甫文集》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17页。
(13)嵇文甫：《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嵇文甫文集》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3页。
(14)嵇文甫：《程朱论仁之阐略》，《尚志周刊》第2卷，1932年，第4-5期合刊，第2页。
(15)嵇文甫：《程朱论仁之阐略》，《尚志周刊》第2卷，1932年，第6-7期合刊，第3-4页。
(16)嵇文甫：《程朱论仁之阐略》，《尚志周刊》第2卷，1932年，第6-7期合刊，第4页。
(17)嵇文甫：《程朱论仁之阐略》，《尚志周刊》第2卷，1932年，第6-7期合刊，第4-5页。
(18)嵇文甫：《程朱论仁之阐略》，《尚志周刊》第2卷，1932年，第6-7期合刊，第5页。
(19)冯友兰：《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清华学报》第8卷，1932年，第1期。
(2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869页。
(2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927页。
(22)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37年，第361页。
(23)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赵纪彬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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