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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如果你上网在搜索栏里打上这样一行字“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将会出现一大堆有关一个名叫小墨的中国青年人的报道文章。18岁的小墨最辉煌的业绩是通过了全球只有寥寥数千人通过的MCSD（微软解决方案认证专家）和MCDBA（微软数据库认证专家）的全部考试，成为亚洲地区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之一。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小墨根本就不是什么科班出身，而相反，他仅有初中学历，而且学习成绩简直遭透了。如此辉煌的业绩，是小墨智力超常吗？曾为小墨的学习成绩伤透脑筋并引导他走上电脑之路的小墨的母亲这样评价他：我非常了解我的儿子，他不是天才，从才智上说，他绝不出色，只能算是平平；从自制力来说，他低于一般孩子。他之所以能走出一条新的路，只是因为他找到了适合他的教育环境和方法，让他在求知欲最旺盛的阶段能自主地、随心所欲地学习。今天，尽管有无数的中国青年，依旧在世界最乏味、最缺少想像力和创造力的一种升学、考试制度中苦苦跋涉与挣扎着，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有意无意地承继了他们所受教育中的精华，同时，又摒弃了传统中的保守因素，亦如小墨那样自主地、随心所欲地学习一切有用的知识，包括接受外来文化，学习现代社会所必需的高新技术知识，同时，在这种自主地、随心所欲的环境中，也逐渐形成了他们多元化的世界观、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以放眼世界的视野适应和改变着周围的环境，迥然有别于他们的前辈，形成了独特的一代中国青年。他们的理念、行为和业绩，经常会让他们的前辈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进而不得不在接受与拒绝的矛盾中对他们刮目相看。而十几年前就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的“西方阵营”的人们，也开始惊呼：请注意新一代中国青年！
越来越独立的政治倾向
袁鸣是北京理工学习计算机的，毕业后在中直机关工作的父母打算送他去美国深造，但被袁鸣拒绝了，“我的美国情结早被1999年5月8日美国人那几颗炸弹给炸飞了”。1999年5月8日那天，袁鸣跟同学去了美国大使馆，并亲手砸碎了几块大使馆的玻璃。为此，一向沉稳的女友对他颇有微言，“如果我们能荣辱不惊，那才叫了不起哪。中国为了接受外国先进的东西，牺牲一点自己的自尊心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因为一点羞辱就闭关锁国，那就得永远落后下去，大的羞辱还在后头。”这番话说出后不久，相处了四年的俩人就分手了。袁鸣的父母说，这个年代，因政治观点不同而分手的事还头一回听说过。
毕业后，袁鸣去了北京的一所很有名气的职业学校教计算机。一天，校长把文质彬彬的袁鸣叫到了校长室，校长让他教学之余做一下学校团的工作。这对袁鸣来说可谓如鱼得水，因为上大学时，袁鸣就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果不其然，袁鸣做团的工作不久，学校的空气便活跃了许多，学生们一下子好像都变得有思想了。北京的学生是何等了得，“皇城根”下，耳濡目染的尽是些国家大事，见识本来就广，加之袁鸣和他们的年龄又十分相近，学生和老师之间自然便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来，有同事告诉校长，袁鸣在学生中成立的那些学习研究小组学习研究的不是马列主义。于是，校长找袁鸣谈了一次话，袁鸣对校长说：“我觉得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离今天的学生太远了，今天的学生首先应培养的是自己的自信与自尊。而且，这对我们这个民族也是十分必要的。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恰恰不乏这种自信和自尊的东西，掌握住了，再去接受西方的东西，甚至接受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会有很强、很冷静的判断和鉴别能力。比如我们研究学习鲁迅，同学们就发现，我们今天的某些困顿，鲁迅先生其实早已经困顿过了，并有了答案。而亦如媒体所言，‘我们今天所骂的鲁迅先生早已经骂过了’。如此，学生就少了困顿和牢骚，班级、学校、国家也就有了更多的凝聚力。校长，这样不更好吗？”校长也觉得这样更好。
不久，袁鸣的一个同学从美国回来了。袁鸣邀请他和学生们座谈，校长也参加了。那位同学很坦率地告诉学生们，美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是很好。美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对美国人来说的确很民主。美国的确应该成为其他国家建设现代化生活的典范。但美国绝对不是一个友好的国家，他们从骨子里对中国人是看不起的，但表面上却彬彬有礼。美国人的傲慢和不友好甚至在上街购物时你都能感觉到。“美国其实是一个很自私、很虚伪的国家，我最看不惯美国人一方面从骨子里看不起中国人，另一方面又得依赖我们。不但经济上依赖我们的市场，就连在政治上美国也要寻求中国人的帮助和支持。”袁鸣的同学说。“许多年轻人出国以后特别爱国，这是因为他们在孤独之中，会自觉地把自己的尊严与民族、与祖国的尊严联在一起了。爱国主义往往体现在困境时，而不是顺境时。20世纪80年代，曾经的‘文革’让一些人伤了心，他们感到美国充满了机会和自由，所以，那时出国留学五年之内回来的几乎是零。而今天不一样了，在国内有同样甚至是更好的机会和自由，20世纪90年代出去又回来的，加上可以预见要回来的，至少占30%。”这番话令袁鸣和他的学生们，还有校长都很激动，也很振奋。因为他们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未来和事业都在国内。
不久，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袁鸣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投入到网上，谴责“美帝国主义”。他们还准备进攻美国的政府网站，只不过有更高的高手比他们先行一步，更迅捷地完成了这件事，他们感到很痛快。然而，袁鸣的前女友却不这样认为。在清华读硕士的她，观点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国青年。“我周围的许多人对中国缺乏信心，他们大部分还是比较认同、向往美国文化的。清华大部分学生以后要出国的，都想到美国去。‘不考托、不考G，一心一意打美帝’这类网上所谓爱国的话语，又都是一些非常情绪化的语言，并不很理智。这个时代不适宜制造战争氛围，要一点点做，慢慢改善我们的一切，中国不能乱是大家的共识。”
这或许就是典型的中国当代青年独立的政治倾向，他们似乎开始了一种文化上的觉醒。他们有激情，但激情似乎并不是这一代人的主要特色，因为中国从来就不缺乏充满激情的青年。这代人更擅长的是把政治激情和自身的生存状况紧紧相连，既热血沸腾，又充满着日常欲望，现实而又实际。有时很难让人说得清楚他们到底是卧薪尝胆，还是一种可怕的分裂。但有一点却最让美国人心惊，这代青年正成为仇视美国的一代人。这种仇视之所以让美国人害怕，是因为这种仇美情绪不是从中国人传统的仇美情绪中继承下来的。相反，这一代人是中国最早对美国人笑口常开的一代人，他们对美国人的仇视完全是这几年美国人自己所引发的。最能体现这种情绪的是最近163网针对本·拉登的恐怖主义进行的调查。“你是否同意拉登攻击美国”的选项上，同意的占95%。这，你能想像吗，有95%的中国青年希望以某种方式“教育”一下美国人。这就难怪美国《时代》周刊近来以出乎寻常的方式连续针对中国发出了一些吃惊的声音：小心中国孩子。“如果你可以指望那些吃麦当劳长大的中国年轻人，那你就大错而特错。年龄在25岁以下的青少年是最希望展示实力的人群，因为黑客大战中的战士，就是这些在麦当劳里徘徊大的年轻人。”
才智卓尔不凡的一代中国人
从任何方面讲，1976年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转型。在此后的短短25年间，中国新增了六点五亿至七亿人，即增加了四个欧洲大陆的人。你能想像吗？这七亿人的一半，现在正在步入成年人的行列。这一代人之中，15年之后有人要当部长。25年之后，有人要当副总理、总理……他们将领导中国。那么，他们将凭什么领导中国？凭卓尔不凡的才智。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把目光移向中国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个潜在的大市场，而且，中国还具有巨大的人才优势。这就是为什么IT业巨头微软公司选择中国、选择北京的中关村发布他的视窗新产品。而今天的中国，25岁左右的青年人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尤其是他们在高新技术领域里潜在的巨大优势，正是这种人才优势最充分的体现。新一代中国人在足以影响世界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向的许多领域，好像天生就具有领导才能。
和丁磊、张朝阳们相比，小墨几乎没有像样的学历，但却和比尔·盖茨的经历有些相似。1999年，17岁的小墨因自学的计算机知识甚至远超过了教他的老师而从北京的一所计算机中专退学回家了。退学后不久，小墨便在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工作，做网络管理员，小墨对这份工作很满意。于是，他一边兢兢业业地做他的网络管理员，一边去中关村的一个计算机班听课，学的是UNIX。去听课的都是中关村IT业的精英，小墨的眼界被完全打开了。在这个计算机班，小墨知道微软公司在1998年研制了一种新的数据库语言MCDBA（微软数据库认证专家）和MCSD（微软解决方案认证专家）。这两种数据库语言1999年即成为国试，目前，全球范围内通过这两项考试的仅仅数千人，且大多在英语国家。一天，小墨对妈妈说：“我要去考这两项认证专家。”
听说儿子要考MCDBA和MCSD，小墨的母亲几乎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解计算机的她知道，这是微软认证考试中难度最大的两项考试，对英语和计算机水平要求都比较高，我国18岁以下的青少年几乎没有参加的。即便在我国的IT界，参加并通过这两项考试的人也寥寥无几，而且敢去学这门课的年轻人也大都是研究生。母亲为了激励他，对小墨说：“我只负责你考三次的考试费用，如果三次不通过，你就得自己想办法。”
那段日子，小墨白天去上班，晚上回来自学，每天都学到深夜一两点钟。半年后，他就报名参加了考试，但没有通过。他又学习了一段时间。2000年7月，当与小墨同龄的中国孩子都考大学的时候，小墨通过了MCDBA的全部考试。不久，他又通过了MCSD的考试。
这时，小墨已经离开了那家报社，在一家香港公司任数据库主管，并且已经独立设计完成了包括模糊查询等先进技术在内的影视数据库。而且，十几岁的他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收入。但是，在这家公司，小墨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竞争对手。对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来说，没有对手的环境的确容易使人自满和懒惰。妈妈劝儿子离开那家公司，重新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妈妈说：“你应该到鹰群里去，鹰有时飞得比鸡低，可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你到鹰群里可能飞得吃力，可能飞得低，但会比最会飞的鸡都飞得高。”
小墨从那家公司出来了，成了一名待业青年。他在网上发了一封求职信，很快，美国的一家公司邀请他去美国面试。斟酌再三，小墨决定还是留在国内。后来，小墨被一家总部设在北京的跨国公司相中。在这家跨国公司工作的大都是博士生、硕士生，名副其实的一个鹰群。不久，公司将一个投资几百万美元的“系统整合”开发项目交给了小墨，他带领一个研究小组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把这个项目开发成功了。
小墨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智力发展最快的时期是16岁。那时候，我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个适合我学习的环境，这就是互联网。我很幸运的是在人生的关键阶段，得到了一种适合于我的教育方法。其实，我并不聪明，只是比较机灵，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并且是先选择了再学，知道如何走捷径。”
这就是小墨这代年轻的中国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在他们人生的关键阶段，恰逢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中国，加之这又是一个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知识爆炸的时代，他们无须太多的等待、小心和准备，便如鱼得水般适应了社会的变化。而且，他们与前代中国人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自己该干什么，社会也更加尊重个性，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选择的余地，让他们可以先选择再学习。于是，他们找到了成功的捷径。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人，通过学习并掌握了最新的科技知识，而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与此同时，作为最大的一支留学大军，中国青年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尤其是那些著名大学，这使得今天再没有哪一项发明创造能躲过中国人敏锐的眼睛。而相当数量的中国年轻人，自己就是某些大学、著名实验室或大跨国公司的主要研发人员和学科带头人，在海外形成了一个强势集团，表现出不可抗拒的领导势头，与国内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遥相呼应，展示了一个强大的发展中的中国。
2002年新年刚过，已经19岁的小墨和他的同事22岁的小熊，坐在北京的一家体育酒吧里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着电视上王治郅在NBA上的精彩表演。小熊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说：“你们美国人教我们的，我们都学。然后我们将用学到的知识打击你们。”
自由自在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这一代年轻的中国人的确很特别，特别得让人们不得不对他们给予更多、更特别的关注，人们甚至不知道该用一个怎样的词汇来命名他们，于是，他们被冠以新人类、新新人类、飘一代、后70年代以示他们和其他年代的中国人有所不同。但是，无论你怎样称呼他们，这一代中国人的确以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方式生活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拥有知识的同时，也拥有金钱，并且洒脱地活着，消费着我们这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最优越的物质生活；他们追求时尚，引导流行，崇拜偶像。北京申奥成功、中国足球挺进世界杯，上街狂欢的是他们；用大把大把的金钱和毫无保留的热情塑造并养活了无数歌星、影星的是他们；他们相信爱情、淡漠婚姻、有比较开放的性观念；他们是网络的一代，电子游戏代替了以往中国孩子传统的娱乐方式；他们的穿着、打扮更具个性化，是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引来了“韩流”并夹杂着“日流”，使红黄头发，小背包大裤衩，或黑或红的“果冻辱”成了新的流行，并招来大批韩日明星来中国走穴。尽管这代人对学业的兴趣越来越小，而且对自己将来干什么都比较迷茫，但生活是真切的，有几样事情他们是不会忘记的，那就是出国、谋职、上网、泡吧，当然，还有赚钱和寻找异性。事实上，他们洒脱、聪明，当然也爱国。他们正在成长，正越来越多地参加到社会生活中来，带着他们的观念，影响着我们的现在，并且更多地影响着我们的未来。
袁鸣的前女友叫辛勤，他们是毕业的时候分手的，分手时两人都很难受。小辛说：“当时我难过极了，毕竟是四年多的感情，而且，袁鸣的确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但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个人又的确有分歧，在一起谈不拢的话，分手是最好的一种解脱。”在失恋的同时，小辛又陷入了找工作的困境中。“开始时在北京中关村找到了一家电脑公司的工作，但那家公司的老板是搞盗版软件的，薪水虽然不低，但干起来却总有一种偷人家东西的感觉。加之和袁鸣分手，北京真的不想呆了，于是，我便和在那家公司里认识的一位清华毕业的男生一道南下广州。”在广州，小辛和那位男生被同一家电脑公司看中，两人被录用了。公司的工作很好，薪水不低，做起来也很开心，很快小辛便忘记了自己的不愉快。后来她和那位叫小肖的清华男生恋爱了。“本来公司就很小，我们两个又同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房。头一次发薪水那天，我俩在公寓里痛快地撮了一顿，那天我们都喝兴奋了，先是跳舞，后来便有了性关系。当然，那不是我的第一次，我的第一次给了袁鸣。开始我和小肖真的没有恋爱，但我们在一起感觉很好，于是也就真的恋爱了。”性爱观念的开放，是这一代年轻人较之他们的前辈们活得更自由、更真实的一个标志。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赞成乱来，但在北京50多所高校所作的调查显示，70%以上的大学生对非婚性行为持接受和无所谓的态度。辛勤说：“我们和前人相比，比他们活得舒展，比他们内心明亮，我们的压抑比他们少，我们是21世纪的主人。”
在广州的日子对小辛来说是快乐的，她和小肖工作之余，经常参加各种年轻人的聚会，有时也去广州音乐厅听听音乐。她喜欢听各种音乐，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流行的，她都喜欢。小辛说她特喜欢音乐会现场那种氛围和感觉。“广州是一个非常包容和平等的城市，无论什么样的思想，无论什么样的本领，也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出身，在广州这座城市，你都能找到立足的地方和绝对数量的知音，尤其是在音乐方面。我也曾经是一个狂热的追星族，我记事时，四大天王正当其时，那些浅薄而漂亮的形象几乎完全左右了我们这些少男少女的形态和心理。上大学后，我开始变得成熟了，并开始摆脱这些偶像的束缚。而在广州这座城市呆了一段时间，我更加明白了，一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要在别人的阴影里浅薄地活着。我喜欢音乐，那我就去听好了。我喜欢听的是歌手的歌而不是歌手本人，如果我喜欢歌手本人的话，那我就嫁给他好了。”但不久之后，小辛还是离开了广州，并和小肖结束了一年多的恋爱。
小辛是为了考研才离开广州回到北京的。小辛说：“在公司干了一年多，我感到了自己在知识积累上远远跟不上电脑这一行业的迅猛发展，继续干下去的话，被淘汰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所以，为了今后的发展，我必须考研和出国。而考研我首选清华，将来出国我则首选美国。就这样，我便辞去了公司的工作回到了北京，考入了清华。待清华毕业后，我可能去美国。”
至于和小肖分手，是小肖先提出来的。小肖说：“你考研，将来要去国外，我都不能陪着你一起去，那么，我们又何必天各一方，苦苦等待呢？那样的话，我们都会感觉自己为对方牺牲了许多，也都会在心理上为对方背上很沉重的感情债，那样活着不是很累吗。更何况像我这样的男人这世界多得是，你不必再为一个遥远的我而苦自己了。”小辛说：“小肖的话听上去虽不顺耳，但却有一定的道理。有了上一次和袁鸣的经历，这次我对感情的心理承受能力成熟多了。我很庆幸，的确，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了太多太多的好男人，袁鸣和小肖都是，当然，也造就了无数好女人。将来我也可能嫁给一个外国人，但我在内心中为我身边有这些好男人而感动。我真的不反对女孩嫁给外国人，但嫁给哪国人都行，就是别嫁给日本人。我从小就恨日本人，想想日本人当年在中国干的那些事我都恶心，所以，我很看不上那些嫁给日本人的中国女孩。我知道这是不应该的，可我心里就这么想的。我不恨美国人，我也很羡慕美国人的生活。我觉得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和日本不一样，我们和日本人是民族尊严问题，和美国人是策略问题，所以不能太情绪化了。这也是我和袁鸣分歧的主要所在。我马上就要研究生毕业了，去美国读博士的事也有了一点眉目，是著名的哈佛。那天，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大学同学去袁鸣的学校，和袁鸣的学生座谈，我也去了。见面时袁鸣还和我开玩笑：如果当初和我一道反美，哈佛这回准把你当本·拉登一样，拒之门外，或者报告政府，把你抓起来。我觉得，有机会我们都应该到美国去看看，那样的话，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许多事情都能想得开。我的这个看法许多去过美国的人都有同感。我们国家已经加入了WTO，所以，在许多事情上，我们必须把心态放平。国家的事许多时候就和我们处人一样，该学会忍耐和放弃。这同样也是一种智慧。”
是的，无论你是否同意或接受他们的观点，是否看得惯或接受他们的生存方式，这一代年轻的中国人都是充满智慧的。他们正以其智慧，更以其庞大的数量和勃勃的雄心，冲击着中国的界限。他们已经不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是当头的红日，今天是他们的，将来也是他们的。那么，就请我们注意他们吧。这世界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将维护我们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