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扩大内需政策中的“逆调节”现象及其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对策论文,现象论文,政策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2）01—0021—05
20世纪末期，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征，商品短缺现象消逝了，市场供给出现了总量和结构的相对过剩。表现在：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市场疲软；商品供过于求现象有增无减，库存增加；即期消费减少，居民储蓄增加等。这充分说明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伴随而来的各种经济体制矛盾的日益尖锐。为了解决通货紧缩和经济持续低迷问题，我国政府连续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政策。如大量发行国债、7次降息并追收高达20％的利息税、 将公务员的工资和国企下岗人员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救济金提高30％、提高高校收费标准并扩招、刺激股市、增加基础建设投资、刺激假日旅游消费等。这些政策的实施虽然在客观上推动了宏观经济的复苏与发展，但政策效应并不尽如人意，我国内需不足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抑制即期消费增长的因素。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我国扩大内需政策出现这种“逆调节”现象呢？本文拟从居民消费心理倾向的角度做些分析，并就其主要方面提出粗浅的对策和建议。
一、扩大内需政策是我国在相当长时期内消费政策的基本取向
一般说来，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是生产的根本和最终目的。没有消费，生产就无法继续，也就没有生产，而且消费的水平、规模和结构反过来决定了生产的水平、规模和结构，消费对生产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有着巨大的反作用。
“1978～1997年的20年里，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8％。回顾20年持续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过程，可以看出， 这段时期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城乡居民各种层次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需求层面不断得到满足，供给层面出现重大突破的过程。2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最根本动力来自于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居民的温饱需求直接推动了70年代以来的农业和轻纺工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进入90年代，随着大部分人口的生活逐渐达到小康水平，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对娱乐、教育消费量增加，更加注重生活质量，从而促进了这一时期家电产业和商业、餐饮、家政服务、运输、电讯等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进入‘九五’末期，全国城乡消费出现了新形势，在以‘老三件’为代表的第一代消费品被淘汰后，以‘新三件’为代表的第二代消费品也已经达到饱和，而第三代消费品还没有形成热点，居民消费中用于购买服务的比例正在逐步提高但增长无力。”［1 ］如果新的消费热点不能形成，产业发展停滞不前，将直接威胁到“十五”计划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因此，“十五计划纲要”继续强调把刺激消费作为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并提出了在今后的几年内把我国的居民消费率由目前的47％提高到50％左右。［2］
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而这一时期，我国的消费率则一直徘徊在60％左右。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一般为61％。［3］2000年，我国GDP为89404亿元， 以12.6亿人口计，人均GDP已达到850美元，但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却仅为47％，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且还呈下降趋势。消费率低位徘徊，直接影响了消费对生产的拉动，影响了私人投资的增加，从而在总体上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消费率过低而储蓄率过高，将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受到国内市场需求的严重约束。因此，实行鼓励消费政策，并不是解决一时经济低迷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是我国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消费政策的基本取向。“十五计划纲要”提出我国经济的特征是消费导向型经济，这表明了我国政府在未来几年内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刺激居民消费。
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经济短缺时期，为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我们鼓励人们尽量节约，少消费、多积累。但在现今“过剩经济”条件下，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如果国内的消费需求不能扩大，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将成为泡影，最终必然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并将危害国家、民族安全与社会稳定。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看，凡是国家重视提高消费率的时期，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就高，经济发展就比较协调，经济效率也较高。例如“一五”时期，国家既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又大幅提高职工工资，消费率平均达75.8％。又如改革开放初的1980年至1984年5月， 我国纠正了经济建设中的“左倾”冒进，在控制投资的同时，重视消费，这一时期居民消费率平均为69.94％。 以上两个时期国民经济发展都比较协调，经济效益较高。相反，“高积累”、“高储蓄”中存在着极大的浪费，相当一部分投资非但没有效益，反而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包袱，投资边际效益极低。例如，1958年的“大跃进”、70年代“三线建设”中出现的大量浪费和80年代后期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导致经济结构失调，“生产力过剩”，大批国有企业步履维艰，亏损严重等，这些现象都是在“高积累”的指导思想下发生的。所有这些表明，目前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刺激消费，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必然的选择。
总而言之，要摆脱目前我国的高储蓄率与居民低消费率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实现“十五计划纲要”中把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的目标，就必须继续实施扩大内需政策，将我国巨大的消费需求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使之带来经济的乘数效应。扩大内需政策决不是权宜之计，而应该是我国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消费政策的基本取向。
二、当前我国扩大内需政策的“逆调节”现象及原因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我国目前经济低迷时期，继续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然选择。实际上，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也是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为主要目的的。如从1996年至今连续7次降息，年利率从10.98％降至2.25％，1999年后又加收20％的利息税，目的就是要拉动消费需求，降低储蓄，但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就在央行连续降低利率外加利息税， 且居民收入增幅不大（从1996年至2000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低于GDP年均增长率约3.3个百分点）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超过70000亿元，使得从1996 年至2000年我国居民储蓄平均增长速度略高于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居民消费率仍在低位徘徊。与此同时，政府扩大内需的其它政策也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有些政策甚至非但未能有效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而且还使人们产生了消极的消费心理倾向，一些人现在“有钱”也不敢开支，造成通货紧缩，内需不足。出现了扩大内需政策反过来又抑制了消费市场扩大的“逆调节”现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扩大内需的主要政策与人们的消费心理倾向形成这种“逆调节”现象呢？
从理论上看，扩大内需要求人们将即期收入和储蓄存款拿出来，必要时还通过消费信贷，增加对消费品及劳务的购买。然而，人们的消费行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支配人们消费欲望和消费活动的心理倾向。如果人们对自己未来的收入持乐观态度，就是说，如果人们认定自己所在单位预期效益尚好且自己工作稳定，或者坚信自己能找到谋生岗位，自己的未来收入是有保障和稳定可靠的，人们就会愿意将即期收入用于消费需求，甚至将储蓄存款取出及通过消费信贷增加对消费品和劳务的购买；相反，人们对自己的预期收入持疑惑甚至悲观态度，难以认定自己所在单位预期效益如何，难以认定自己在今后一段时期能否在岗，加之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人们不仅不可能借助消费信贷及取出储蓄存款用于扩大消费，反而会将即期收入的相当部分存入银行，以应付预期收入的不足。
我国政府自1996年以来相继出台了很多扩大内需的政策，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政府一方面希望居民加大即期消费，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另一方面又不断推出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本来是扩大内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诱导人们对自己的远期消费负责，这样就加剧了老百姓的消极消费心理倾向，使得他们即使收入显著上升也不敢多消费。这一现象表明，我国的扩大内需政策有可能正陷入不能两全齐美的两难境地或导致“逆调节”。这种现象一旦发生，消费者因恐惧预期收入水平下降或自发支出增加，就会减少即期消费而增加预防性储蓄，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导致经济更加萧条，从而使经济学中的投资乘数效应失灵。
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经济政策不完全是一种不会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参数（外生）控制变量，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内在变量，人们会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抵消或减少经济政策的作用，使得政策功效在短期内失灵。我国政府出台的扩大内需的主要政策加剧了居民的消极消费心理倾向，其结果是导致政府增加投资的乘数效应难以体现，政府扩大公共开支来刺激经济的带动作用就会相当微小，从而不能带动居民消费需求，使扩大内需政策失灵，政策收效甚微。
从体制上看，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同时转型的改革攻坚阶段，经济体制结构问题比比皆是，因此要像市场体系完善的发达国家那样，只依靠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回升，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弄不好还会越陷越深，即政府财政负担越背越重，经济结构性问题越来越大，对社会和经济的冲击变得难以承受。
换句话说，我国目前扩大内需政策的“逆调节”现象是现实特有矛盾的具体表现。当经济处于低谷且无重大经济体制问题时，刺激需求的做法能造成经济回升，令市场重拾信心，从而使经济重返持续增长轨道。但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我国扩大内需的主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居民的消极消费心理倾向，反过来又成为抑制消费的因素。扩大内需政策的“逆调节”现象，根源于我国现存经济体制的深层弊病，而改革则把这些深层的体制弊病显现出来了，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身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更客观、全面地看待我们的体制问题，并找出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关键与入口。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旧的体制已经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完善。尽管我们经过20多年的改革，但还没有摆脱旧体制的全部束缚，新的体制还不能高效运行。旧体制主要是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运行体制，其基本特征是多层结构的行政管理和指令性控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改革，我们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但市场经济仍受旧体制的束缚，真正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仍需完善。比如地区或部门保护主义把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种内在联系割裂成许多自成体系、自我封闭的“条条”、“块块”，造成了局部利益冲突，整体经济效益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的现象。此外，政府对经济管理的行政干预过多，部门职责不明，工作效率低下，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些情况表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够顺畅。因此，西方国家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良方妙药”可能对我们不起多大作用。
从现实来看，“十五大”以来，我国人民的消费心理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与我国政府的扩大内需政策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产效率的大大提高使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再加上城镇居民一直享有优越的社会公共福利保障，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在改革能继续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心理预期下，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强劲的个人消费欲望，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十五大”以来，由于经济体制转型和改革力度的加大与深化，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老百姓承担着前所未有的改革成本，使得人们对自己将来“生（基本生活保障）、老（养老）、病（医疗保险）、住（住房）、育（子女培育）”等基本方面的费用来源是否能得到保障产生担忧。如果人们的这种担忧不能解除，就不可能刺激当前的居民消费，除非大多数人的收入有大幅度提高。
人们对自己将来“生、老、病、住、育”的费用感到担忧，从而产生消极的消费心理倾向是有它的现实原因的。首先是国企的扭亏压力较大，政府不得不进行国企改革，大规模裁员，人人自危。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减员增效的改革也使职工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二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大力推行，对中青年城镇职工和机关单位人员采取了个人集资和社会、单位集资的社会保障办法。由于筹集的资金有限，再加上基金管理上存在着许多问题，不足以解决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三是现在许多单位公费医疗已经取消或名存实亡，且目前社会医疗保险机制不健全。四是房改后，要自己筹钱买房。五是居民的子女教育费用逐年升高，而且速度较快。应该说，这些原因都是改革中的“阵痛”，而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保险社会化等改革措施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我国政府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但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些政策的实施又加剧了老百姓的消极消费心理倾向。这其中除了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居民的收入差距悬殊，大部分居民收入低。从国际上通用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已高达0.424，到1999 年则为0.458，且具有扩大的趋势，早已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 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居民的消费出现了一个巨大断层，产生了购买的脱节。因此，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形成了对消费需求的一股强大的收缩力量。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在不考虑消费模式的情况下，收入分配越公平、收入差距越小，则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反之，则越低。
从表1可以看出，相对于基尼系数的上升， 居民消费倾向呈现加速下降的趋势，使我国生产、收入和消费的链条中，消费成为薄弱环节，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了来自居民消费不足的严重制约。为此，在我国宏观调控中应采取各种政策措施使居民消费增长率在这几年中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出1～2个百分点。
总之，政策的“逆调节”现象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问题所在，重要的是我们应如何去做，如何做好。
三、解决我国扩大内需政策“逆调节”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综上所述，扩大内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才能既治标又治本。
（一）从近期来看。
第一，要“以民为本”，优先鼓励即期消费。扩大内需政策应主要站在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根本改善的立场，要破除各种行业垄断，减轻老百姓由于行业、部门垄断而造成的额外开支，把政府的短期“增收”变为老百姓的即期消费，增大买方权益，真正实现社会消费福利最大化。当前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而我们刺激消费的措施与几大改革措施之间又出现了“尴尬”的局面或“逆调节”现象。政府一方面希望居民加大即期消费，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另一方面又不断推出医疗、就业、住房、教育四大改革诱导人们对自己的远期消费负责，这是不能两全齐美的。我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应解决好改革的配套建设：逐步取消公费性的福利消费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以理顺分配关系、改革工资等收入分配制度为前提。因此，从当前情况看，鼓励远期消费的政策应当适度让位于鼓励即期消费的政策，让经济社会得到持续的发展。
第二，要调整分配政策，平衡收入差距。要让老百姓积极消费，一个关键的入口就是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进一步缓解两极分化。从我国0.458的基尼系数和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益递减来看， 收入差距的悬殊已成为我国消费市场不景气的重大因素。虽然银行有70000 亿元的居民储蓄存款，但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还有待于改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高收入家庭的消费需求已相对饱和，而生活在较低水平中的家庭却因囊中羞涩而消费不起。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平衡收入差距应当成为我国刺激经济增长的最直接、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出路，是解决我国经济不景气的关键和切入点。为此，国家应在促进各地区、各行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健全财税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对农民与农村，通过减免税收，加大农业投入与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步伐；对下岗职工与在职职工要适当增加其收入（失业补助金或工资）。同时要加大力度对个人所得税、利息税、烟酒消费税及遗产税的立法，提高征收额度，打击偷税、漏税行为，加大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刺激社会需求的增长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征富济贫”，“共同消费”。
第三，要支持和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高效运行。在“九五”后期，中央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以增加社会总需求。财政扩张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债发行，中央政府收入的债务依存度达到了较高水平。在可预见的将来，我国政府的发债规模将不能过快增长，主要的财政政策将是通过减税来增加投资，对国家产业政策中鼓励的生产资料产品实行退税。我国的国债，以及其他的主要资金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量投入到没有什么效益的非支柱国企了，而要适当增加对集体企业的投资，特别是要在资金（金融信贷）和其他政策上支持和鼓励民营、私营企业的发展，在扩大金融部门对其投资支持力度的同时，要相应地减少其税费，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高效发展。国民经济的高效发展是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的根本。
（二）从长远来看。
第一，要加快改革步伐，建立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解决目前的经济低迷问题必须从经济体制转型及经济制度建设方面着手。因此，改革是必然出路。但改革必须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经济不景气的现阶段，改革必须为提高人民收入、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服务，为发展与稳定服务。解决扩大内需问题的关键不仅要治标，更重要的是要治本，要从深层的体制内部找原因，而不应该只顾眼前的短期经济增长，不顾我国经济的特殊性，盲目地照搬西方经济政策，牺牲长远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和发展。摆脱经济低迷状况，不能只顾理论上的可行性而不顾成本，不顾代价地运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因为这样做只能有短期的效果而无法根除病患，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从长远来看，它对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多大好处，而且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后遗症，如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通货膨胀与债务危机问题。
“2001～2005年国民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以上这些问题，探索实现中长期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途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以上问题的要害仍然是存在体制障碍……长远而言，影响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体制障碍是人口流动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1 ］除此之外，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体制障碍是市场不健全的经济体制。如：目前我国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民营、私营企业的发展效率高，但仍未受到政策的大力支持，各种抑制非公有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比比皆是。与此相比，国有企业效率仍然低下，国有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持续扩大。“1999年占国有总资产70％左右的国有经济却只占国民产值26％的贡献率，70％以上的国有企业已经资不抵债，98％的国有企业只能靠国家银行贷款维持，大量的呆账、坏账给很多国有商业银行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4］我国消费体制内在矛盾突出， 也是造成扩大内需政策尴尬的重要原因。当前，为刺激消费，国家强调鼓励私人买车，但轿车消费政策使车价高出发达国家一倍以上。住房方面，商品房价格过高，房产二级市场手续繁多。在电信、电力领域及信息消费方面，价格更是让人不可思议，如“九五”期间，国家在电信设施方面的投入仅为电话初装费总收入的10％，结果是大多数居民实际购买力下降。因此，扩大内需政策中还应包括清理和废除与鼓励消费总政策目标有抵触的消费政策，完善消费政策，并建立新的积极消费政策。所以，如果我们还不打破这种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的增长问题。
第二，要做好改革的配套建设，提高居民消费信心。扩大内需要解决广大人民对生、老、病、住、子女教育费用的后顾之忧，从而解决消费者信心不足的心理倾向。我们现在实行的许多改革措施在方向上与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把握好实行这些改革措施的时机和步骤。在我国现阶段应尽量避免行政过分干预造成的急功近利的行为，要有计划地在各种条件成熟之后逐步推进改革，让老百姓对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让老百姓的消费心理倾向由目前的消极、保守转为积极或“超前”的消费心理。为此，我们要加快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并减少老百姓对义务教育等方面的开支，在相当程度上解除老百姓对预期开支的后顾之忧，因为“消费导向型经济”就是要以引导居民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当前居民储蓄主要用途集中在医疗、就业、住房、教育四个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改革的主要方面，如果我们改革的配套做得不好，不增加改革透明度和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势必会给老百姓的消费支出带来更加消极的影响，使改革的各种措施事倍功半。
总之，从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看，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政策措施的协调配合，发挥其综合效益，特别是改革的力度、节奏和时机要与扩大内需政策结合起来，以健全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为基础，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增强人们的消费信心，才能有效地发挥政策的效应，拉动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