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青年作家登场的社会学分析——文学场的演变与新入场的文学生产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生产者论文,社会学论文,作家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少年写手为哪般 在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大变迁背景下，二亿多“80后”成长起来，正活跃在人生的、社会的舞台上。这个群体中的“80后”作家则显得分外突出。在1999年，“80后”群体中最大的也才19岁，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少年写手却已登台并逐渐进入文学场。他们的言语、思想、行为、价值观等与以往几代人殊异。其经历、作品以及生存状态，映射出这个变迁的时代和多元社会的一缕多彩多姿的折光。这些少年写手们写书、出版或发表其作品、被贴上“80后”作家的标签；同时，其作品热销，拥有不少同龄人书迷，这是当时清淡的文学市场的反常现象。“80后”作家热持续升温，已经被公认成为一个现象。社会舆论也开始对这代显得早熟的群体投以关注的目光①，事实上，“80后”作家的登台，是“80后”整个一代人引起争议的起点，由此引发了对整个一代人的热议。 那么，是文学场和权力场的什么变化，使得这个群体在人生的少年阶段就得以著书立言？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们？本文试图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80后”作家的登场。 二、关键概念：场与文学场 布迪厄(Bourdieu)把场定义为“由不同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1]并强调从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他认为，比起笼统的“社会环境”、“社会基础”来，场域分析更加清晰。他把社会分成权力场、经济场、文化场等。其中权力场是支配性的场，在考察文化场等场时都要考察它和权力场的关系。场是由一个个位置空间组成，由于场“结构的形式……尤其是……彼此冲突的各种各样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差距和不对称性”，[2]场内斗争不断。 分析一个场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为分析与权力场相对的场的位置。第二个步骤是描绘行动者或体制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的客观结构，这些行动者或体制是为了争夺在这个场中的特殊权威的合法形式而展开竞争的。第三个步骤是分析行动者的惯习或性情系统，而性情系统是通过内化社会和经济的条件而获得的。[3]每一个场中，占主要地位的资本是不一样的。布迪厄把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权力资本、文化资本等等。每一个行动者手中的资本组成的数量和结构也是不一样的。这种资本的数量和结构在“时间演变中所起的作用”，以及“社会轨迹和性情(惯习)在时间演变中所起的作用”，[4]决定了行动者在场中的位置，决定了行动者在场的游戏中的胜率。人们怎样进入一个场呢？布迪厄认为，一旦他们占有了有关特性的某个明确的结构，就可以合法地进入一个场。而场的结构是由在场内活跃的资本的特殊形式的分布结构来定义的。[5] 对于文学场，布迪厄认为应该用互文性的方式考察作品空间和生产者、制度(生产、评论、出版社)的空间之间存在严密的一致性、同源性。研究者需要解释的如：风格(存在于风格中的秩序，作品发表的场合，作品得到承认的表现、风格持续时间等等)、在主题的空间、传统的空间、表达模式的空间中的占位。是什么造就了一个作家？作家作为社会行动者，他们进入一个场是凭借着占有某一特性的结构。作为资本的承受者，他们所能选择的道路一是积极地把自己引向对资本分布的维护，二是颠覆这种分布。[6]作家的惯习、他所采取的美学立场，以及他在创作空间的客观关系、同其他作家竞争的客观关系，造就了作家，使他们成熟。作家必须对艺术场的将来的发展、一切他所要做的事情有一种“历史感觉”，这种感觉使得他们能够参与游戏，被游戏接纳并达到能够预测其未来的境界。为了站稳脚跟，作家和其他艺术家必须采取某种立场，同样，他们的作品也体现了艺术场的规则。 从下文可以看到，正是文学场的内在法则，以及文学场和其他场，特别是和政治场和经济场的相互作用、相互斗争，导致了“80后”作家们在人生的较早阶段就有机会加入了文学场。具体说来，是政治场对文学场控制的松动使得文学场获得部分自主，而政治场对文学场财政支持的部分撤离又导致纯文学生产场各方面都倾向于按照经济场的规则来运作。因此，“80后”的符号作为一个挽救一本期刊命运的稻草，作为各出版社，特别是文艺出版社按照文化工业规律来运作畅销书的选题，得到推广。而对于九十年代后期的少年文学爱好者们来说，他们尚未有任何资本，但拥有在他们人生早期培养起来的殊异的惯习。文学场和诸场的关系、他们的惯习与文学场的处境的切合程度，对他们能否上场、何时上场有结构性的作用。 三、文学场的演变与新入场的文学生产者 (一)期刊现状与《萌芽》的自救行动 1.期刊的发展阶段 从1978年到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举办前，文学期刊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前后，文学期刊发展的“黄金期”。 第二阶段：1986—1993年前后是大幅度的“滑落期”。大型文学期刊备受经济大潮冲击，征订数曾突破百万的期刊的订数跌落到了10万以下。 第三阶段：1994—1999年，期刊的洗牌、改革阶段。1994年“九五计划”内，期刊计划实现阶段性转移。1998年前后提出的所谓“三年断奶”，即除了个别期刊外，在三年之内将切断中央财政拨款。面对文学期刊普遍订户人数急剧减少的情况，期刊面临着生死抉择。1997年3月10日，当时的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关于期刊业治理工作的通知》：除学报、学术类期刊外，其他期刊不足1000份的予以停办。在这个生死令下，一些文学期刊不得不停办，②还有许多在生死线上挣扎。面对这种局势，文学期刊纷纷改版。据不完全统计，仅1998年更名和申报更名(1999年才以新刊名出刊)的刊物就至少有154种。[7]绝大多数文学期刊在办刊宗旨、办刊模式、读者定位等方面都作了调整。许多在靠财政拨款、发行销售额外，依靠广告收入和寻求与企业合作。 2.《萌芽》举办“新概念”作文大赛 上海作协的《萌芽》所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被普遍认为是“80后”作家得以登场、成为气候的滥觞。青少年文学刊物或作文刊物中其实不乏各种作文比赛或文学奖。那么，“新概念”作文大赛何以脱颖而出？我们认为，是期刊的境况导致了《萌芽》期刊举办这次大赛，又因恰当地利用了资本并切合了时代脉搏而成功。 在《萌芽》风光的今天的背后，是一个当年入不敷出、濒临破产的《萌芽》。作为全国最早的青年文学月刊，《萌芽》在八十年代也曾辉煌一时，但随着九十年代文学整体滑坡，《萌芽》也落入谷底：1995年，《萌芽》发行量跌落到1万份大限。 基于此，《萌芽》的改版是必然的。事实上，从1996年1月起，《萌芽》开始向“反映都市青春风貌”的校园杂志转型，读者定位在大中学学生。刊物里加入时尚因素，并确立了今天的栏目分类与市场定位。他们提出“用一本杂志来体验青春，用一本杂志来感受文学”的口号。随着它与读者互动的增强，刊物的销量有了提高。 然而，1998年，随着《昆仑》、《漓江》等相继停刊，期刊自救的热情再度升温。作为自救的手段，《萌芽》正是在这一年12月开始启动“新概念”作文大赛并借此一跃成为“青春刊物”中的佼佼者。 3.“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功：象征资本的颁发 “新概念”作文大赛是《萌芽》杂志社借助其可资利用的象征资本举行的一次活动。大赛迎合了时势，一些有前瞻性眼光的编辑利用其文学杂志社和作协、高校等单位的天然密切的联系而具有的象征资本为杂志社争取到了经济资本(如大赛使得刊物订数上升)和新的象征资本(如出名)。 (1)大赛在语文改革的大背景下，并试图成为语文改革的一部分 在大赛之前，舆论对高考制度就已经颇有微词。大赛应潮流而动，汇集了社会各方面力量，汇集社会名家的声音，并在《萌芽》上刊登讨论文章，以期改变语文应试教育模式。这种对现存教育体制、人才选拔体制的大胆挑战，无疑会吸引社会各界的注意力，扩大其知名度。 这次大赛被策划成对现行的语文教学和测试制度的批驳，认为它违反了文学或者语文作为一门艺术而应该具有的感性、创造性、灵活性的审美特征，而走向应试教育和标准化，与艺术规律相反，过于理性、科学性、机械性、虚假。因此，在征文启事中，针对现状，提出以“新”(创造力)和“真”(符合语文作为一门艺术的标准)为标准。 (2)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完美结合 在表面上无功利性、纯试验性的语文教学改革或考试改革的倡导背后，似乎也令人怀疑有一些迎合学生的功利性心理的东西。把语文改革和一次大赛、一本杂志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等于是在宣扬自己代表了高考作文的考试命题方式改革的方向：如果中学生能够长期关注《萌芽》上的文章的风格，将可以从中受益，提高高考作文分数。《萌芽》杂志社社长赵长天在给《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所作的序言中说，“这几年，中学语文教育也在大幅度地改革，许多人认为高考作文的命题和‘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的命题已相当接近。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发展趋势……”[8] “新概念”作文大赛倡议书的第二部分标题是“现行高考制度的补充形式”，意思是通过作文大赛，能够像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竞赛一样，成为一种高考选拔制度的补充，在高考制度的“边缘进行某种有目的的尝试，为最终的改革积累必要的经验”。[9] 在《征文启事》中，许诺“获奖的或入围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将进入几所著名高校重点关注范围，视其情况予以提前录取或优先考虑”。[10]这对于在高考的独木桥上苦苦挣扎的考生来说，无疑是多了一种选择。尤其对于文科好理科差的学生，在当时的高考制度中可能处于劣势，但若在大赛中脱颖而出，将使自己的命运发生极大的转折。③ (3)充分利用手头的象征资本，并为学生争取获得高考重点关注的象征资本 “新概念”作文大赛得到如此多人的关注，原因之一就在于《萌芽》善于利用学生所缺乏的象征资本。尚未成年的中学生大多还没有生活的压力，因此，奖金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具有太大的吸引力。而大赛颁发的象征资本才是他们更看重的。 对高校，尤其是名校，中学生一般都充满着向往之情。名校，意味着荣誉、光明的前途、一生的转折。深谙此道的《萌芽》杂志社，打出了象征资本的第一张牌——名校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这些大学的名字不厌其烦地出现在大赛的征文启事中，获奖选手作品集的封面、封底、内页上。并强调：对“XX杯”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予以免试录取、重点关注。④ 象征资本的第二张牌是著名作家和名校教授。在每一届大赛组委、评委、工委名单中，都可以看到一个包括名校校长、副校长、名校中文教授、教授兼博导、著名作家、报社著名编辑的“很豪华”的阵容。⑤大赛囊括了文学权威，他们拥有的象征资本让比赛颇显权威。 第三张牌是获奖文章将可能由专家点评、在《萌芽》上发表，并结集出版。这些许诺赫然列在大赛征文启事的“奖项设定”中。这些一般学生不敢奢望之事，只需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即可能获得：买一本或订阅一本印有《报名表》的《萌芽》，附上自己不曾公开发表过的作品，就有希望入围参加决赛。杂志社这一举措可以明显看出，举办此次大赛背后的原因是为了促进刊物的销量或订数。果然，《萌芽》的订数上升：大赛前订数约为一万份，而到了2003年，订数飙升到了26万份。[11] 因了一场大赛，一份杂志在文学期刊衰颓的大背景下走上了振兴之路。当然，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它引领了许多八十年代出生的青少年释放出压抑已久、一直引而不发的创作能量，走向了缪斯女神的道路。“80后”作家以此为契机，获得了蓬勃的生命。这一场比赛，使得许多出版商看清楚了青少年文学所蕴含的商机，因此尝试着出版了韩寒的《三重门》并获得巨大成功。由此可见，“新概念”作文大赛是期刊在失去权力场的庇护之下，想要借语文改革的东风和自己的象征资本来对经济资本缺乏进行的一种补救措施。 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别的纯文学期刊也应时而动，对“80后”作家作品有条件地投出了橄榄枝，发表了一些他们认为是属于纯文学的作品，代表文学场中主流文学期刊对“80后”作家有选择的承认。⑥ (二)出版社的变化以及对新的市场热点的开发 1.出版社的发展阶段及其新变化 作为精神产品和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出版社一直和权力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从编制上看，出版社是事业单位，是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新闻出版署)利用国有资产⑦举办的社会服务组织，但是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见证的是出版社逐渐走上向企业制的转轨之路，⑧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权力场的控制由紧到松的过程。 一是从1976年到1983年。由于精神产品极度供不应求，这个时期出版社基本服从权力场的意志来进行出版品种的选择。 二是从1984年到1993年。权力场的控制由紧到松，出版社在体制、价格管理方面进行改革，明确了出版作为产业的改革方向。 三是从1993年到1999年。出版社的企业化方向的改革进一步深化，权力场对出版行业的控制减少，文艺类型的出版社面对文学市场的衰落，面临着一个寻找新的市场热点，新的出版方向的任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图书编辑出版中，编辑与发行人员、读者、市场缺乏有效沟通，许多图书的读者定位不够准确。在九十年代，众多出版社开始尝试图书出版的市场化运作。从1993年起，⑨春风文艺出版社及其编辑安波舜模仿商品的品牌经营，开创了文学作品的第一个品牌“布老虎文丛”，开发出一系列的产品“布老虎”丛书。从此，文学开始市场化、商业化运作，文学开始和畅销书、稿酬、选题、策划等词语联系起来。200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时详选编辑与“80后”作家郭敬明签约购下郭敬明在大学期间的所有书的出版权，此后，越来越意识到青春文学作品中的市场潜力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开始编辑“布老虎青春文学丛书”，将受到读者好评的“80后”作家纳入囊中。 曾有人用“倾斜的文学场”来表示文学场中的出版机构、期刊向市场的方向的倾斜。[12]从图书出版业来看，读者的购买行为就意味着市场、图书发行量、再版、经济回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人们发现图书经过炒作、宣传才可以成为畅销的商品。《废都》的稿费事件、“文稿拍卖”事件，卫慧等人的所谓“身体写作”都引起一时的轰动并拉动相应图书的销量。 随着国家对大部分出版社财政拨款的撤离，出版社孤立于市场洪流之中，这时若出版社不改革和找准市场，财政上将会面临十分危险的境地。对此，出版社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改革。新增加了图书策划人，希图借此能够帮助出版社根据市场的需要，来策划能够迎合市场的图书，以实现利润的更大化。策划人负责全程策划和全程营销。策划人甚至打出了品牌，他们有一定专业教育背景、丰富的实践经验、较强的出版资源整合能力，能机敏地把握市场动向、读者需求。他们捕捉社会热点和文化需求、发现或制造市场兴奋点、读者兴奋点。策划人的出现表示图书出版的价值取向开始向市场转型。文学场中的组稿方式也有变化。考虑到自由来稿能够赢得市场的几率比较低，而向名人约稿更有针对性，而名人的“人气”，也可吸引更多的媒体关注，无论是报纸杂志社还是出版社，现今基本都不接受自由来稿。 在这种背景下，文学写作爱好者普遍意识到，要成为作家，首先要通过网络、电视、报纸等大众媒体出名，作品才能得到出版的机会，否则寄出的稿子很有可能石沉大海。 2.“80后”作家作品畅销的开始：《三重门》 早在1996年和1998年，海天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两位16岁少年的作品：郁秀的《花季·雨季》和许佳的《我爱阳光》，但这些青春图书市场尝试的影响不能和韩寒的《三重门》出版引起的轰动、热议相提并论。也正是作家出版社的此举让众多的出版社看清楚在青少年图书市场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三重门》是一次实验性质的出版活动，是各方合力的结果。 (1)部分有超前意识的专家、编辑的肯定、推荐。痛感学生作文失去少年应有的灵性的几位《萌芽》编辑⑩看到对教育制度的讽刺之作《三重门》，断定稿子很有价值并推荐给某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的编辑袁敏从《萌芽》的编辑得知韩寒的经历和作品后，认定此书值得出版。[13]当然，袁敏自身作为成功的编辑所积累的声望和资本是具有说服力的，否则韩寒的作品可能无法通过作家出版社严格的编审制度。当然，这也是该出版社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改革尝试：初出道的韩寒的作品被认为具有市场潜力。 (2)大众传媒的配合。韩寒的年龄、作为留级生、“新概念”一等奖的获奖者、获奖过程，(11)都有可炒作之处。韩寒成为新闻、看点、有戏剧性因素。写《三重门》时他才十六岁(1998年)，是读第一个高一时所写，[14]出版《三重门》时也才十八岁(2000年)。他语文只考六十分、好几门功课不及格、退学，这些事件本身就引发争议。 (3)韩寒的作品处在一种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特别是语文教育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韩寒小说的内容、讽刺的风格符合了该背景。《三重门》中充满了对以语文老师为代表的老师、教育体制方方面面的批判。 (4)韩寒的惯习成为可供消费的符号。韩寒的本色表演和一贯风格，使得韩寒已经成为一个可供消费的叛逆的符号。韩寒的文字极尽讽刺、幽默、挖苦之能事，在行为上也逆主流而行，总是新闻不断，他这个符号被媒体、出版社利用着，成为一个可以一次又一次炮制出新闻、图书炒作的符号，在一定时间内被大众反复消费。 (三)文学场构成的新变化与“80后”的兴起 布迪厄认为，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促成了十九世纪末法国文学场的生成和独立，标志是文学场有其自主法则，而不是由权力场的法则统治。[15] 表面上看，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场结构的主体没有变化：出版社、文学期刊、报纸的文学副刊、评奖机构、作家协会、作家、文学评论期刊和报纸、文联、读者等单位组成了文学场。其中可以细分出文学的生产(作家协会、作家等)、流通(出版社、文学期刊等)、价值判定(文学评论期刊和报纸、评奖机构、读者等)的组成成分来。其实，文学场的构成变化很大。在新世纪，网络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文学场的组成部分之一。各种新技术、新媒体令文学场的游戏规则发生改变。 1.网络的兴起 新世纪初期正是网络方兴未艾之时，从此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发表”又多了一个网络平台。当时除了向“新概念”作文大赛投稿、获奖而赢得名气之外，还有部分年轻作家靠在网络上发表作品，引起反响，然后被出版社看中，出版书籍。前者如韩寒，张悦然，后者如何员外。许多网站的建立都与“80后”作家能成小气候直接相关。比如，“榕树下”网站、天涯社区、“病孩子”网站、“黑蓝文学”、“黑锅论坛”等等，都是“80后”上网时常去的地方，许多作品就是在这些论坛或网站“发表”，赢得点击率，形成热点，被大量转载，最后由书商或出版商看中出版。 许多网上的长篇小说在连载过程中，经常有作者和读者互动的现象。在何员外创作《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时，读者的互动使得何员外把主人公桃子从艺术系的学生改成动力系的学生，网友的热情支持和回应也使作者能够完成这部作品。(12) 作为创作和发表的平台，网络作为交流平台也影响着“80后”作家的创作。网络上没有了传统的编辑的霸权，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文字粘贴进某个文学网页中。作品的文字质量、体裁、题材、意识形态、价值观、是否涉嫌色情基本上都无人来管。(13)这种准入门槛的降低极大地鼓舞了具有创作兴趣者的热情。这体现在网络上作品的日新月异。据估计，网络上每年出产的良莠不齐的长篇小说有20万部。[16]因此，可以说网络作为创作平台、作品传播平台给暂时还年轻、无法进入传统的文坛的“80后”作家的成长带来巨大影响。 2.创作方式的变化 “爬格子”——在方格稿纸上写稿子——极少被“80后”作家采用，取而代之的是在电脑或别的编辑器上编写电子文档。电子文档易被修改、复制而不留任何痕迹，写作过程中可随时上网搜寻相关信息，可借助相关的辅助软件的帮助，可轻易地转换成电子书的文档格式，可多次在网络上粘贴。由于年轻人对新技术天生的亲和力，网络和电子文档的兴起对年轻人是有利的，虽然在技术上给一稿多投、大规模地抄袭带来方便，但同时网络和电子的信息交流方式让年轻一代更快地赢得潜在读者、更好地与书迷交流。 3.评论机制 文学评论作为文学场中文学价值的评判机制，传统上是通过专门的文学评论期刊等媒介来实现的。评论人员多半为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部分地决定着文章的价值、命运，引导读者对所阅读书籍的选择。 而当代的文学场的这种机制也还存在，但更多地局限于学术圈。在原来严谨的作风在权威的学术期刊上继续存在之外，还产生了“酷评”，即用活泼的文字，用讽刺挖苦的文字去评论一部作品，把文学评论娱乐化。《十少年批判书》专门对“80后”作家进行批评，遵循了酷评的风格。在这本书里，韩寒被称为“一把破损的旧钥匙”，郭敬明被称为“小太监”。基本上靠的是贴标签，而不是翔实的论证。 4.排行榜 畅销书排行榜的完善是与书业的市场化、图书大卖场的崛起、连锁经营和信息化建设联系在一起的。畅销书与全国性图书销售排行榜的诞生紧密相关，(14)这是市场在给出版社施压，让它们去寻找新的市场热点。新的评论机制以及排行榜使文学进一步商品化。 (四)“80后”作家所具有的惯习 1.“孤独的王” 1979年中国提出独生子女政策，令主要生于城市的“80后”作家中独生子女占较大比重，比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都是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普遍享有优越的生活条件，有充裕的零花钱。身处消费主义浪潮，他们显得更注重物质，追求时尚、情调、小资等精神，有时缺乏人生的目标。他们关注大众媒体，对新事物具有强烈的兴趣。他们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对等级制度、权威的认同较弱。这些都体现在“80后”作品和作家的行为中。很多“80后”缺乏兄弟姐妹作为玩伴，缺乏同龄人的交流对象，是“孤独的王”。“孤独”甚至成为郭敬明所写的《幻城》的主题。 2.“80后”所受的影响以及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曼海姆特别强调，童年经验构成了层化意识的第一层，之后的经验都是在这最初的框架中获得意义。[17]针对“80后”，正好是九十年代的中国。这是我国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时期。大众文化开始流行，外来的大众文化产品——欧美、日韩的电视电影、流行歌曲、动漫、电子游戏等等——影响着“80后”。 一是欧美大众文化的影响。比如，欧美的电影、流行歌曲经常被郭敬明等人作为小说散文的主题。 二是韩国和日本的文化对这一代人的影响。韩国的电视剧、歌舞，日本的动漫风靡中国，被年轻人广泛接受。郭敬明的《幻城》被许多网民认为和日本漫画《圣传》在许多方面雷同，比如情节的设计、人物角色安排、故事的背景、结局等各方面都基本相同。郭敬明虽然否认抄袭，但也承认这部作品的确是受了CLAMP(15)很大的影响。 三是电子游戏的影响。许多作品主人公和情节、背景、主题等方面的设定来自对虚幻的世界的认识。那多承认自己在写《那多三国事件簿》时，所受的影响不是书本《三国演义》或《三国志》，而是电子游戏中的三国。[18]周嘉宁的作品《超级马里奥在哭泣》则以来自日本任天堂公司自1985年就推出的超级马里奥游戏作为背景。电脑游戏“黏土世界”(NEVERHOOD)的条例也成为贯穿春树的《2条命》通篇的线索。此外，许多人注意到“80后”作品中也经常出现死亡，比如，12个人的死亡构成了蒋峰的《维以不永伤》的线索。这可以部分解释为受到电子游戏的影响，因为游戏中经常有大批人伤亡。有“80后”作家把电子游戏当做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李海洋承认，自己玩CS，而且“狙击水平已经登堂入室”。[19] 四是国内和港台大众媒体的影响。郭敬明《幻城》的中间部分模仿了古龙的武侠小说中的推理，显示港台武侠小说的影响。在他的《爱与痛的边缘》中，许多当代的歌星都在他的散文中出现：朱哲琴、麦田守望者、窦唯、王菲、朴树。有不少文章都是作者对这些歌手作品的感受和讨论。在张佳伟《飞一般的忧伤》中，一开头便是主人公看香港导演王家卫所导的电影《重庆森林》的场景，电影情节的交代与小说主人公对电影的反应交织在一起。《青春无悔》的歌词、老狼的歌曲也出现在韩寒的《三重门》里。 四、结论 正如众多批评家指出来的那样，布迪厄的理论并没有很好地融合社会中出现的新的景象，如媒体对文学场中的各占位的影响、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等等。而这些因素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对“80后”势力的形成不可或缺。“80后”惯习的形成、其作品对题材、内容的选择，以及其行为都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且多元社会的兴起，社会结构的转型，城市化的进程等中国独特的现实也不容忽视。 正是由于权力场对以期刊和出版社为代表的文学场的逐渐松动，使得文学场的独立性增强。但与此相伴的是文学场被卷入经济大潮，必须自救以在经济上保全自身。“80后”就是在这样场与场的关系当中得以进入文学场。此外，新世纪文学场出现的种种变化，如网络的兴起，则使得文学场的规则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但恰好是因为文学场的变化切合了“80后”的惯习，使得“80后”作家才得以在青年时期，甚至是少年时期就脱颖而出。 收稿日期：2013-11-15 注释： ①最初的媒体关注多半是负面的，在2008年前，他们有许多负面标签。如“垮掉的一代”、“迷惘的一代”、“网虫”、“赤贫族”、“月光族”、“追星族”，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冷漠”、“叛逆”、“懒惰”、“自私”、“狂妄”、“拜金”、“不负责任”。他们之中的独生子女则是“小皇帝”、“小霸王”、“小公主”等等。在2008年后，“80后”在汶川地震和奥运会上作为运动员和作为志愿者的出色表现使得大众和媒体对这一代人的评价开始好转。 ②1998年停刊的文学期刊有《昆仑》、《漓江》、《小说》等。 ③高校对获奖者提前录取的许诺只持续了头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2001年国家教委作出取消文科生免试直升的决定。因此从第三届起，只承诺“各主办单位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对获奖者予以优先考虑”。见赵长天《作文是快乐的》，载于陈佳勇、韩寒等，《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精选：1－3届(AB卷)》，作家出版社2003版，第417页。 ④比如，在《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精选：1－3届(AB卷)》、《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精选：4－6届(AB卷)》四本书的封底、内页皆有此字样。 ⑤比如首届的组委包括北大、复旦等大学的副校长等。评委包括曹文轩等名校教授，也包括方方、铁凝、贾平凹等著名作家。 ⑥张悦然、李傻傻的《红X》(《花城》)、笛安、苏瓷瓷、郑小琼等人的多篇作品都得以发表。张悦然更是有多篇发表在纯文学期刊上。此外，《上海文学》2006年第3期作了“新世纪上海青年作家”专号。2009年，《人民文学》总第600期作了“80后”作家专号，包括春树、苏瓷瓷、赵松、马小淘、吕魁等一批年轻作者的作品进入了《人民文学》，象征着文学场对年轻一代作家群体的进一步肯定。2013年第五期的《大家》推出“70后80后新锐专号”，于爽、严澄、甫跃辉等“80后”作家作品得以发表，并象征性地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作为杂志的封面。 ⑦国家对出版业的经济政策的支持如：全行业所得税返还，出版社增值税减免或先增后返，县及县以下新华书店营业税减免，出版单位基本建设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免等等。 ⑧近年出版社的转企步伐加快，成立了如北京出版集团、江苏凤凰新华书业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性质的出版集团。2009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加快推进经营性图书、音像和电子出版单位转制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对于年底前未完成转制的地方出版社和高校出版社和2010年前未完成转制的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的出版社将予以注销。 ⑨早在1992年，广东省新闻出版局的图书选题研究中心在“双效书”方面，以及华艺出版社在市场化机制运作畅销书方面都有尝试。中国的出版业在市场化运作注重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开始把重点放在经济效益上，注重市场调研和读者需求分析。 ⑩胡玮莳、赵长天都看过这部书稿，前者“赞叹不已”，后者读完马上将它推荐给某出版社。据韩仁均所著《儿子韩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1)韩寒由于没有收到杂志社寄出的复试通知而没有参加复赛，杂志社决定为韩寒单独出复试题：捏成一团的纸被置入盛有半杯水的漱口杯中，要求即景作文。韩寒写出的《杯中窥人》后收入其杂文集《零下一度》。 (12)根据附在《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后对网友的感谢：“因为种种变故，我本来打算写了第七集以后就此无限期悬置我的小说，在诸位网友的一致关心和爱护下，我才有信心写了下去……” (13)当然，网站可以删除它们认为在意识形态等方面有问题的文字。权力场对网站也存在着监督机制。 (14)《中国图书商报》、《中国图书评论》、《出版广角》、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上海东方出版交易中心等都曾推出各种形式的图书排行榜。 (15)《圣传》是日本漫画工作室CLAMP于1989年开始连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