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成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成因论文,社会论文,经济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F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6）02—0121—09
“与境”在英文中的对应词为“context”。通常，人们将“context”译为“上下文”、“语境”、“脉络”、“（文章的）前后关系”、“（事情发生的）背景”或“环境”等。在本文中，笔者采用“与境”这一概念作为“context”的汉语对应词，因为与境包含了“语义”和“生成”两个方面：在语义构成上，与境包括理论、方法等成分；在生成方面，与境包含了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因素等。[1]2 这样，本文在不排斥语义层面上使用与境概念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在生成层面上来使用与境这一范畴，着重强调“context ”是“一种具有本体论性的实在”即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实在，是一种“最具普遍性”的“社会存在”，是现代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事实或经济现象所构成的“一个具有复杂内在结构性的系统整体”[2]10，因此从整体论意义上讲，“现代经济社会与境”包含了现代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是这些事实和现象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3]115—121 若仅从科技的经济功能视域来审视，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发挥巨大经济功能的过程，同时也是科技不断融入经济系统进而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社会科技化，即现代经济社会（包括社会生产领域和商品流通领域）已经成为科技的具体应用和发挥功能的场所，特别是在社会生产领域出现了生产科技化的现实和趋势，致使经济社会已经科技化了；二是科技经济社会化或产业化，即现代科技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系统不可或缺的子系统或部门，在经济社会中涌现出了大量的科技产业，特别是一些高新科技产业等，致使科技不再是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的“特殊行业”，而是演变成具有经济化特征的“科技产业”。经济社会科技化和科技经济社会化的双向互动，导致形成了“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与境。
因此，“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是伴随科技融入经济系统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功能的同时所形成的一种经济社会科技化和科技经济社会化的双向互动的系统整体。这一社会与境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原因。系统而深入地考察分析其原因，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和深刻地把握现代“科技——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实质内涵，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审视和全面地评价在这一社会与境中理论界为什么要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解读科学成果的价值[4]22—26 和技术成果的价值、为什么要挖掘马克思的科技劳动价值论思想、为什么要建构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等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其意义是重大的。而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在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展现其巨大功能的同时形成了“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与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科技自身的“内在”根据，又有经济社会对科技需求的“外在”动因；既有科技之社会建制的中介原因，又有科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大科学”管理模式的保障原因。这些原因相互联系和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复杂内在结构性”的原因系统。在本文中，笔者拟就现代“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成因系统略述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现代科技的体系结构：“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形成的内在根据
所谓科技的体系结构，是指构成科技体系的基本单元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贯通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联系方式。它一方面表征着构成科技系统的基本单元以何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决定着科技系统所具有的功能。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审视，现代科技形成了不同的体系结构。
第一，根据科技的字面表述来看，科技是科学和技术的复合词，因此科技首先是由科学和技术构成的体系。这是传统意义上的科技体系结构，它也同样适应于现代科技。从理论界的研究状况来看，科学和技术都是难以作出明确界定的范畴，人们一般是从不同的侧面对其本质特征加以揭示和描述。根据理论界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科学是人类对“实在”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等）进行认知的科学知识体系、活动过程、社会建制、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按照一定联系方式所构成的动态系统。其中，科学知识体系是这个动态系统的核心，一般由实验事实、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或科学定律、逻辑演绎系统和科学结论等构成，它具有解释性（对已有经验事实能够作出科学的说明，这是科学知识体系得以成立的标志和它的内在功能之一）、可预见性（在科学知识体系中能够推导出或预测到未知的现象，这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又一重要的内在功能）、可检验性（科学知识体系中的具体结论能够被科学实验直接或间接地证实或证伪，这是科学外在可靠性的体现）、逻辑系统性（科学知识体系满足逻辑的一致性和逻辑简单性，这是科学内在完美性的体现）等特征；科学活动过程是其知识体系建立和形成的过程；科学社会建制是科学活动开展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体制构成；科学方法是科学活动所运用的手段，它是建立知识体系必要的条件；科学精神是渗透在知识体系、活动过程、社会建制、科学方法等之中的思想财富的升华，它包括实事求是、崇尚理性、不畏“权势”、团结协作等，这是科学体系结构中的精髓和实质。而技术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根据实践经验和科学原理所创造或发明的各种物质手段、方式和方法的总和，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规则体系”[5]5。其中，所谓的物质手段，包括工具、仪器、仪表和设备等；所谓方式和方法，包括实践型的知识、经验、技能和技巧的构成等；所谓规则体系，是指生产使用的工艺、方法、制度等知识所形成的体系。在现代技术的视野中，技术又包括经验性技术和科学性技术两种类型，前者是指依据实践经验（没有上升到科学理论的高度）而创造发明的物质手段、方式和方法等；后者是指依据科学理论而创造发明的技术。
科学和技术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表现出辩证统一的特征。二者的区别和不同主要表现在：（1）从所属范畴看，科学主要是认识范畴； 而技术主要是实践范畴。（2）从研究目的看，科学主要是认识和揭示自然规律，创造知识； 而技术主要是改造和控制自然，综合利用知识于现实需要。（3）从主要任务看， 科学主要建立“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知识体系；而技术主要建立“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操作体系。（4）从使用方法看，科学主要运用观察、实验、 假说和验证等方法；而技术主要运用模拟、试验、制作和试用等方法。（5）从成果形态看，科学主要表现为知识形态，如论文、专著等；而技术主要表现为物质、工艺形态，如产品、图纸等。（6）从评价标准看，科学看重创新性、逻辑系统性、符合性等；而技术看重可行性、效应性、经济性等。（7）从经济效益看，科学表现出潜在的、间接的、长远的经济效益；而技术表现出显在的、直接的、近期的经济效益。（8）从管理形式看，科学是柔性的，有较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而技术是刚性的，其计划性、目的性和时间性较强。（9）从主体人员看， 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是科学家及科学工作者；而从事技术发明的主要是发明家及工程技术人员。（10）从奖励形式看，科学主要表现为诺贝尔奖、科学奖等；而技术主要表现为专利、发明奖等。同时还应当看到，科学和技术在相互区别的基础上，也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的。首先，科学和技术相互依赖，主要表现在科学的发展依赖技术提供物质手段，科学理论的检验需要技术作为基础；而技术特别是科学性技术的形成需要科学提供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导向。其次，科学和技术相互渗透，主要表现在科学中有技术的因素，技术中有科学的因素，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次，科学和技术相互促进，主要表现在，由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不平衡性，有时技术走在科学的前面，推动科学的进步，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情况就是这样；有时科学走在技术的前面，带动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发展基本是这样的。科学和技术的这种紧密关系，在现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出现了技术科学化（技术成为科学的延伸）和科学技术化（科学成为技术的升华）的双向运动，科学和技术日益交织在一起，二者的界限日趋模糊，因此将二者统称为“科学技术”。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是科学和技术有机结合构成的严密结构体系。
第二，根据科技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来划分，现代科技的结构体系是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来构成的。其中，基础科学又被称为纯科学，是现代科技最基本的理论层次，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界及其中的各种物质形态，它的研究目的主要是揭示自然界各种物质运动的规律性，根据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又分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和天文学等；技术科学也被称为应用科学，是介于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之间的学科，它的研究目的一方面是基础科学的应用，另一方面是工程科学的基础理论，因此它是将基础科学理论转化为实践应用的中间环节，并且主要研究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中的共同规律性和通用性技术理论，如电工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工程科学又被称为工程技术，是直接用于改造世界的层次，它主要研究特定对象的生产和制作，包括产品或工程的设计、试验、试制，以及具体产品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革新等，如机械工程、能源工程、采矿工程等。上述三个层次的科学，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的目的是不同的，但同时也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依次展现出“基础科学
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的双向转化和渗透，因此三者从另一个层面展现了现代科技的体系结构。
第三，根据“对象域”来划分，科技被划分为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数学科学技术和哲学等。其中，自然科学技术主要以自然界（一般认为是狭义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自然的规律，并为运用这些规律改造自然提供技术手段，包括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即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技术主要以广义自然界的一部分即社会领域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社会的规律，并为运用这些规律提供制度的保障，包括理论社会科学和应用社会科学；数学科学技术主要以自然界和社会的“量”或“形”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量”或“形”的规律，并为运用这些规律提供应用的手段，包括理论数学和应用数学；哲学主要以自然界和社会的“质”为研究对象，旨在揭示其“质”的规律，并为运用这些规律提供方式方法，包括哲学理论和应用哲学。需要说明的是，人处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交叉域”之内，因此关于“人”的科技，如果从自然科学技术角度来研究，那么它就属于自然科学技术，如人体生物学、脑科学等；如果从社会科学技术角度来研究，它就属于社会科学技术，如人口学、心理学等；如果从数学科学技术角度来研究，它就属于数学科学技术，如人口统计学等；如果从哲学角度来研究，它就属于哲学，如人学等；如果从上述四个层面来综合研究，就形成了自然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数学科学技术和哲学的交叉学科，不妨将其称之为“人的科学技术”，如思维科学、认知科学等。这些学科门类相互联系和交叉，构成了现代科技的整体系统。
根据传统的理解，人们一般将这些学科门类进一步划归为两大类：数学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技术）。前者包括数学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技术，归属于科学文化范畴；后者包括哲学、人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归属于人文文化范畴。两种文化由于各具特点，因此曾经长期处于分离和对抗的状态，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的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对立就是这种分离状态的一种表现。事实上，这种分离与对抗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时代的进步，两种文化必然走向统一，数学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人文科学（技术）“将是一门科学”[6]81， 因为数学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人文科学（技术）有统一的基础，表现在它们所揭示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实在性”，都具有某些共同的规律性；并且各类学科的创立都遵循共同的学术规范（如从事实出发，建构体系要有逻辑一致性、自恰性等），各类学科的理论观点要具有相容性而不相互排斥等；[7]113—115 更为重要的是，各类学科的研究对象都是（广义的）自然界，所不同的只是研究的层面和角度不同而已，因此它们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各类学科有机联系、相互补充，共同形成了现代科技的体系结构。
现代系统科学认为，系统的结构决定其功能，因此上述诸种相对独立的现代科技的体系结构是科技融入经济系统进而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内在决定性因素。或者说，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正是由相对独立的现代科技体系结构提供了内在的根据。
二、现代科技的社会建制：“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形成的中介保障
从科技自身来看，科技不仅是关于自然和社会之本质、规律及其应用的科技知识体系，也不仅是探索自然和社会之本质、规律及其应用的科技活动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一种高度完善的社会建制。在社会学中，社会建制是指为了满足某些基本的社会需要而进行社会活动的组织形式和体制构成。因此，所谓科技的社会建制，是指为了生产科技知识而开展科技活动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体制构成，[7]2,107 它主要是由作为科技社会建制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组织制度和组织系统四大要素构成的整体。科技社会建制的四大要索从不同的层面为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提供了中介保障。
第一，科技社会建制的价值观念，是对科技在社会中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根本看法，主要体现在一系列关于科技的社会功能和社会目标的理论中，特别体现在社会的主导意识上。传统理论认为，在科技社会建制的价值观念中，科学和技术的功能目标是不同的，前者是“扩展确证无误的知识”[8]，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不是为了金钱和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追求客观知识和不断增加社会的知识存量，具有“非功利性”的特征；而后者则是带有“功利性”的，要求利用科学发现进行技术发明，并应用于社会经济进而产生直接的社会经济效益，在一定意义上是与整个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对科学和技术的评价依据是不同的。前者的评价标准是独一无二的“创造性”，注重科学发现的优先权；[9] 而后者的评价标准则是经济性，注重技术发明的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在当代，尽管科学和技术在功能目标方面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别，但是由于二者的相互交叉而呈现一体化趋势，故二者在功能目标方面的差异在逐步减小，尤其是科学的“非功利性”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导致科学和技术在功能目标方面的差异趋向于“模糊化”，甚至在相当高的程度上使二者具有了一致性。可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依靠科技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已经成为科技社会建制在价值观念方面的一种主导意识。同时还应看到，在科技社会建制的价值观念中，科技精神是其灵魂。自近代以来，科技精神的内涵被概括为五个方面：求真、求实、创新、存疑和敬业奉献。在现代，人们将其进一步提升，提出了与当代科技相一致的“高科技精神”，其内涵包括：创新精神、协作精神、风险精神、可持续发展精神、科技与人文相融合的精神、尽真尽善尽美的精神[10]123—129 以及依靠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等。科技社会建制的价值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为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提供了思想认识的中介保障。
第二，科技社会建制的行为规范，是科技社会建制之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对科技活动行为模式的内在制约性规定，是在科技组织和体制中起实际作用的要素。传统理论认为，它包括科学社会建制的行为规范和技术社会建制的行为规范，这是由传统理论所认为的科学和技术的功能目标不同所导致的。前者主要包括公有性（它是指科学知识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属于任何个人和国家，要求研究者不占有和垄断其成果）、普遍性（它是指评价任何科学成果都应客观公正，不应掺入其他因素，强调科学标准的一致性）、无私利性（它是指以追求真理为最高利益，要求研究者不以科学来牟取私利）和合理的强怀疑性（它是指对任何已成理论和观点都持批判的眼光，强调科学永恒的批判精神）等；而后者有别于前者，表现为独占性（即技术服从非公有规范，具体的制度安排是保密制度和专利制度）、应用性和合用性（技术具有以应用、合用为原则的精神气质，评价标准不仅包括技术合理性，而且包括技术的社会合意性）、牟利性（这是功利性功能目标的体现，这里的“利”既包括发明者的个人经济利益，也包括对社会的利益）和弱怀疑性（因为怀疑、批判不是牟利的唯一途径，因此尽管在技术体制中对旧有技术的挑剔和寻找替代技术经常发生，但是对怀疑和批判精神的要求远远不如在科学体制中那样强烈）等。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现代，由于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现象，尤其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在功能目标方面的差异正在缩小和模糊化，因此二者作为社会建制的行为规范，也在上述差异的基础上正在形成统一的行为规范，即现代科技社会建制的行为规范，其重要的内涵就是现代科技社会建制之价值观念的主导意识和“高科技精神”的具体化，包括科学和技术、科技与人文协作创新的规范，科技引导经济、社会发展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规范，科技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规范等。这为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提供了行为规范的中介保障。
第三，科技社会建制的组织制度即科技体制，是针对科技职业化而制定的规则章程、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制度的总和。这是科技社会建制之组织系统存在和运行的社会约束条件。在现代，科技体制包括：（1）科技投入体制，主要采取政府的财政拨款、金融机构的科技贷款、工业企业的技术开发经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自筹科技经费、社会风险和创业基金、基金会、民间捐赠资金等方式；（2）科技研究的结构比例，主要是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比例关系；（3）科技法律调整，主要通过科技法规来调整国家整体事业与科技事业、政府机关与科研机构、科研单位与其他单位、不同科研单位之间、科学工作者与他人、科技工作者与单位等的关系，确保科技工作者的正当权益，确保科技健康、快速、持续的发展；（4）科技管理体制，主要是科技管理部门在科技法规的基础上，通过科技政策、科技决策、科技规划等，以或集中或分散的模式，调动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使科技组织系统的人、才、物等合理利用，使科技组织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关系协调，确保科技研究的质量和效率；（5）世界各国为了确保科技组织系统的社会运行， 建立了市场经济的科技体制，主要包括科学奖励制度和技术专利制度等。这为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提供了组织制度的中介保障。
第四，科技社会建制的组织系统，是科技社会建制的实体部分。它是指由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及其他相关人员在一定的财、物的基础上，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前提下，通过特定的组织制度而形成的成员之间互动的有机系统。其中，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其他相关人员是它的主体因素，一定的财与物是它的物质基础和保障，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它的内在精神和内在约束，特定的组织制度是它的社会约束条件，成员间互动的有机系统是它的社会展现形式。根据互动的空间范围和组织化程度，科技社会建制的组织系统分为“实体性组织”和“准实体性组织”。科技的“实体性组织”是科技社会建制之组织系统的核心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1）科技社团组织，如1560 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自然秘密协会被认为是最早的科学社团，1660年成立的英国皇家学会、1700年成立的德国柏林学会、1743年成立的“美洲增进有用知识哲学学会”、1831年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会、1848年成立的美国科学促进会、1872年成立的法国科学协会等都是著名的科学社团；（2）科技学术阵地，如学术期刊、国际互联网等都是重要的学术阵地；（3）科技教育机构，主要是指大学、学院、研究生院等；（4）科技信息机构，如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情报系统等；（5）科技研究组织，如科研院所、 官—产—学—研相结合的研究中心、实验室、工业实验室、国家科学实验室等。一般而言，科技“实体性组织”的特点是，成员之间互动的空间范围较小，但组织化程度较高。而科技的“准实体性组织”是科技社会建制之组织系统的基础，它主要是指科技共同体。一般而言，其特点是，成员之间互动的空间范围较大，但组织化程度较低（正因为如此，理论界有的学者将这种“准实体性组织”称之为“非实体性组织”，但笔者认为使用前一概念更恰当，因为作为其主体的科技共同体毕竟是科技社会建制的“实体”部分）。从内涵上讲，科技共同体与科技社团相比较，有许多重叠之处，但二者也有差别，主要表现在：前者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以成员的互动作为存在的基础，组织化程度比较低；而后者更多地是为了专业管理和协调方便而建立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科技共同体作为“准实体性组织”，由于成员互动的空间范围往往超过了某个研究机构，因此也被称为“实体间组织”。在现代科技活动中，这种“实体间组织”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形式。需要说明的是，在传统理论中，基于科学和技术的区别，科技共同体被划分为科学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所谓科学共同体，是指以共同的科学行为规范（或科学范式）为基础形成的科学家群体，科学行为规范是它存在的依据，科学交流是它的成员间互动的重要方式，“成果—承认”或争取科学发现优先权是它的内在激励机制，科学优势累积效应即“马太效应”和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现象是它运行的必然结果，小规模的优秀人员以迅捷的非正式交流与合作而形成的“无形学院”是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所谓技术共同体，是指以共同的技术行为规范（或技术范式）为基础形成的技术专家群体，技术行为规范是它存在的依据，在技术行为规范的指导下从事技术的“解题”活动是它的主要任务，技术知识的有偿使用是其成员互动的重要特征，创新者通过非正式互动所形成的高效率的“创新者网络”是它的一种重要方式。同时还应看到，在现代，基于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趋势，特别是基于科技社会建制之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等的一致性，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也在不断地互动，致使科学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也处在相互的渗透与融合之中，形成了二者相统一的科技共同体。这为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提供了组织系统的中介保障。
总之，由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组织制度和组织系统构成的高度完善的科技社会建制，成为相对独立的现代科技结构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相连接的中介，为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提供了中介保障。
三、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中介：“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形成的“外在”动因和社会保障因素
经济社会对科技的需求来自于各个方面，如社会生产的需要、经济生活的需要、人类追求精神满足的需要等。这些需要一旦与科技自身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相一致，便整合成为经济社会对科技的有效需求。正是这种有效需求，推动着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反过来就会满足这种需求。科技在满足这种需求的同时，便使它自身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展现出来，使它发挥出巨大的经济功能来。马克思指出：“第一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而“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1]32。事实也是如此，当科技在展现自身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并发挥出巨大经济功能来满足原有社会需要的同时，经济社会又会对科技产生新的需要，这种需要若与科技自身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相一致，那么就会进一步整合为经济社会对科技的新的有效需求，这种新的有效需求又会进一步推动着科技的新发展，而科技的新发展又会进一步满足这种新的有效需求，而在科技新发展满足经济社会的新需求的过程中，科技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再一次展现出来，进而再一次发挥出巨大的经济功能来满足社会的需要……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便形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社会需要推动科技第一生产力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的动态模式：“……→经济社会对科技的需求→与科技自身趋势整合为有效需求→推动科技自身的发展→发展了的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展现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进而发挥出巨大的经济功能→发展了的科技在发挥巨大经济功能的同时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得到满足的经济社会在新的基础上对科技又会产生新的需要→……”。
透过这一动态模式便不难发现，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要是科技第一生产力能够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的重要的推动因素和不可缺少的环境条件。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笔者认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要是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外在动因。这也正好验证了马克思曾经所指出的“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12]484。进而言之，经济上的需要愈来愈是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愈来愈是科技展现第一生产力并发挥其巨大经济功能的主要动力，再进一步讲，愈来愈是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主要动力。同时还应当看到，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经济社会对科技的需求会引导、选择和控制科技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科技发展的盲目性和无序性，进而会引导、选择和控制科技对经济社会的满足，再进而会引导、选择和控制科技展现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和巨大经济功能的发挥。这样，科技融入经济系统所形成的“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便向着更加自觉和有序的方向发展。具体来看，经济社会的需求对科技发展的引导、选择和控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对科技发展的某些方向的支持、扶植和激励上，其主要作用方式是经济社会按照其需求调整对科技发展的各种资源（包括经费、人力等）的投入，选择那些能够尽快满足经济社会有效需求且满足程度高的科技项目来加大投入，控制科技发展的动态结构与经济社会的需求结构相一致，并且按照其需求来评价科技成果的价值和效益。于是，经济社会就把科技研究纳入了自身发展的轨道，这也就意味着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了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体化”趋向。在这一过程中，这种与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了的科技研究，一旦产生科技成果，就能很快应用到经济社会中满足其需求，这也就意味着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经济功能迅速地得到展现和发挥，同时也意味着与科技“一体化”了的经济社会因此而向前发展着。从这种意义上讲，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外在”动因。
需要注意和强调的是，在经济社会需要与科技发展、科技发展与满足经济社会需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其中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也就是说，在“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与境中，科技与经济的关系并不是像“一体化”概念所直观显示出来的那种简单线性的直接关系，而是在“一体化”范畴背后隐含着复杂的非线性的、需要多种中介连接的间接关系，即“一体化”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需要多种中介才能完成。在这里的具体表现是：经济社会对科技的需要欲转化为科技研究活动，科技研究的成果欲转化为满足经济社会需要的产品而展现其第一生产力的巨大经济功能，需要一系列的中介才能实现。展开来看，（1）经济社会的需求信息只有传递到科技研究的系统中去，才能对科技研究产生导向作用，引导科技研究，而这种传递需要信息中介来实现。信息中介的作用在于把经济社会需求的信息迅速及时地发掘出来，分析、选择有效信息，并传递给科技研究系统。只有这样，科技研究系统才能根据经济社会的需求，选择、确定科技研究课题。并且只有将经济社会需求的信息转化为科技研究的课题，才能变成科技研究的实践。（2）科技研究的课题要付诸实施，成为科技研究实践，必须有相应的组织中介。组织中介的作用在于把科技研究活动组织起来并对整个过程加以管理，对实现科技研究目标的途径、手段等加以选择和优化，为科技研究提供必要资源并加以合理配置等。只有经过组织中介，才能产生能够满足经济社会需要的科技成果。（3）科技成果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实现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经济功能，还必须有传播中介。传播中介的作用表现为科技成果在满足于原发需要（即原来内化为科技研究目标的需要）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这些成果与其应用环境的适应性并创造条件改善这些成果的应用环境，进一步开发这些成果的潜在功能和后发需要，扩大这些成果的应用范围并促进其跨领域和跨地域的扩散和转移。只有通过传播中介，才能使科技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经济社会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经济功能。还要指出的是，上述的这些中介，包括信息中介、组织中介和传播中介等，与科技社会建制的组织系统和体制结构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交叉的，只是前者侧重于经济社会范畴而后者侧重于科技社会建制范畴，或者说前者是从经济社会对科技需求角度的考察结果而后者是从科技融入经济社会角度的考察结果。这些从经济社会对科技需求角度所形成的信息中介、组织中介和传播中介是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重要保障因素。
四、现代科技与经济的双向互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现代科技的“大科学”运行与管理模式：“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形成的运行机制保障
在现代，相对独立的科技体系结构、高度完善的科技社会建制、经济社会对科技的需要以及相应的社会中介，相互联系、渗透和交叉，形成了以科技和经济社会为两极、以科技社会建制和社会中介为桥梁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和趋势，这是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运行机制保障。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和趋势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科技与生产的双向互动：（1）社会生产高度科技化。主要表现在，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处处渗透着科技的因素，其中生产劳动者是具有相当科技知识和一定科研能力的“科技劳动者”，劳动资料渗透进科技因素而成为“科技劳动资料”，就连劳动对象也深深地打上了科技的烙印；同时，伴随新科技革命的进展出现了高新科技产业化的世界性潮流，结果产生了大量的高新科技产业，并且这些高新科技产业以“集群”方式迅速发展，进而形成了大量的高新科技产业集群，它们的出现是社会生产高度科技化的重要标志；另外，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性因素，它对GDP的贡献率也越来越大，根据对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测算，20世纪初科技进步对GDP的贡献率为10—15％，20世纪上半叶上升到40％，20世纪70年代上升到60％，20世纪80年代60—80％，20世纪80年代以后已经上升到80％以上。 [13]298,301 （2）科技也高度社会生产化。它主要表现在，现代科技已经形成了高度完善的社会建制，具有了社会生产的结构特征；同时，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进展，在高新科技产业化的世界性潮流中所形成的大量的高新科技产业，使科技的研发直接具有了社会产业的属性，进而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一个核心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现代科技高度社会生产化的重要标志；另外，由于经济社会对科技的需要程度的提高，科技成果向社会生产转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周期也越来越短，如下列图表所示：
重大科技成果从发明到投入生产的周期变化表
重大科技成果从发明到投入生产的周期变化表
成果 发明 周期 成果 发明 周期
名称 年份（年） 名称 年份 （年）
蒸汽机1680 100 电子管 188431
蒸汽机车1790 34雷达 192515
柴油机1878 19 电视机 192212
电动机1829 57 晶体管 1848 5
电话1820 56
原子反应堆1939 5
无线电1867 35 激光器 1958 1
真空管1899 33
（注：此表中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黄顺基：《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问题初探》，《齐鲁学刊》1998年第2期）
从上面图表可知，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重大科技成果从发明到投入生产的周期一般是几十年的时间，长的则达百年，短的也需要十几年。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该周期缩短为几年，甚至1年。同时还要指出的是，自电子技术问世以后， 其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其中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最为典型，譬如从1973年研制成功第一台微处理机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更新了4代，而自20世纪80 年代至今，电子计算机的更新速度更加快捷和频繁，这足以说明科技的社会生产化程度是越来越具有加强的趋势。
伴随科技社会生产化和社会生产科技化的双向互动趋势，产生了“科技与生产一体化”的体系结构。这也就是说，现代经济社会中的生产运行过程，同现代科技的研发过程，正在趋向一体化并形成一体化的体系结构，都表现为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社会生产（投产与推广）经济社会需要的满足”的过程。所不同的只是考察的视角不同而已，现代科技的研发过程主要是从科技研究的视角，来考察科技向经济社会的转化，表现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社会生产（投产与推广）→经济社会需要的满足”的过程；而社会经济的生产运行过程主要是从经济社会的需要视角，来考察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社会生产和科技研发，表现为科技研发过程的逆过程，即为“经济社会的需要→社会生产→开发研究→应用研究→基础研究”的过程。表面上看，这是两个不同过程；实质上，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维度展现的两个方面。这也就是科技与生产、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实质内涵。
同时，伴随现代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一体化体系结构的出现，现代科技的“大科学”运行与管理模式应运而生。所谓“大科学”，就是依照现代工业的形式组织起来并加以管理的科学。[14]6 这种“大科学”运行与管理模式，是适应现代“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而产生的，因为进入20世纪尤其是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科技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复杂，涉及到的学科越来越多，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对科研经费的需求越来越大，各学科各部门的协作要求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科技研究已经变成了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需要按照现代工业的形式加以组织和管理，因此“大科学”的运行和管理模式产生了。如美国实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就是“大科学”运行和管理模式的典型代表，它就组织了120 所大学和实验室、20000多家企业、总计42万人参加、耗资300多亿美元、用时11年。除此之外，像美国实施的曼哈顿工程、中国实施的“863”计划、 世界各国合作实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等，也是运用这种模式的代表。这种“大科学”运行与管理模式，较之以往的“小科学”和“中科学”的运行与管理模式，有如下几个重要特征：（1）科技研发的课题的高度综合化。 该类课题往往涉及到多个学科，需要多学科的合作。（2）科技研发过程的高度协作化。 研发过程往往需要众多的大学、研究机构、企业以及各个层次的科技人员的广泛协作，这种协作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国家化甚至国际化的程度。（3）科技投入的巨资化。 科技研发所需经费较之以往是巨大的，仅仅依靠科技人员的自筹与“恩主”的资助是难以保证的，它需要调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甚至是几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才能办到。（4）科技情报的“专门化”和“网络化”。“大科学”时代的知识增长形成了“知识爆炸”现象，传统的科技资料的搜集和检索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科技研发的需要，这时要求一部分人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技资料的检索和科技情报的搜集工作，这就形成了科技情报的“专业化”趋向。同时，由于电脑的不断升级和因特网的飞速发展，“大科学”时代的科技情报借助电脑和因特网的优势，将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的科技资料信息连成一体，给科技研发带来便捷，这就构成了科技情报的“网络化”特征。（5）科技管理的高度组织化和高度体制化。由于“大科学”涉及到大量的人、财、物和众多的部门机构等，只有科学决策才能减少风险，因此科学决策显得特别重要；同时，要使财、物合理配置使用、人及各部门有机协调，达到最优化的配置与协调，就必须有组织的保障和制度的保障，这就使“大科学”的运行和管理具有了高度的组织性和高度的体制化特征。
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现代科技的“大科学”运行与管理模式，进一步促进了现代科技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并进一步巩固了现代“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与境，使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传统界限日益模糊，形成了包括政府、企业、资本集团、科技研发机构等利益单位的社会综合体。它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生产、社会经济等要素对科技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体现了科技发展对社会生产、社会经济等的巨大作用，并且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交织在一起，为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发挥第一生产力的巨大经济功能进而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提供了运行机制和社会体制的保障。
总之，“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是一个具有复杂内在结构性的系统整体”[2]10。从系统论角度来全面考察它的形成原因将会发现， 导致形成作为“具有复杂内在结构性”的现代“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些不同方面的原因相互联系、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具有复杂内在结构性”的原因系统。概括地讲，相对独立的现代科技体系结构、高度完善的现代科技的社会建制、现代经济社会对科技的需要以及相应的社会中介、现代科技与经济的双向互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现代科技的“大科学”运行与管理模式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和相互作用，共同构筑了现代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原因系统。同时，“一切都在与境之内”，在这样的原因系统中，相对独立的现代科技体系结构是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内在”根据，高度完善的现代科技的社会建制是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组织基础和中介保障，现代经济社会对科技的需要以及相应的社会中介是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外在”动因和社会保障因素，现代科技与经济的双向互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现代科技的“大科学”运行与管理模式是科技融入经济系统形成“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社会与境的运行机制和社会体制保障。正是这些不同维度上的原因构成的“具有复杂内在结构性”的原因系统，才导致形成了“具有复杂内在结构性”的现代“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社会与境。
（说明与致谢：本文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研究》之有关章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而成的，曾得到我的导师山西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邢润川先生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收稿日期：2005—12—06
基金项目：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专项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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