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发展模式”初探——深圳产业结构20年演化的实证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论文,实证论文,产业结构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的增长，是当代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追求。而经济增长率的实现，恰恰又受到了经济规律的制约。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超过10%时，被视为经济起飞；经济增长连续七八年超过10%时，堪称为经济奇迹。但是，如果得陇望蜀，还想提高百分点，那就超出了可能。要求鸡蛋直立，结果往往是鸡蛋的破裂，世界各国的经济史，包括我国大跃进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出现了一个例外。在过去的20年里，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436.51亿元，年均递增31.2%。深圳为什么能够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经济规律为什么对深圳如此宽容？带着问题去观察深圳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的变化轨迹，分析资源、集聚、利用的方法，一个生动的深圳发展模式就会活跃在我们眼前：
一、“两步并作一步走”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曲线
三次产业的比例是产业结构的主层次。按照“配弟——克拉克定理”（Patty-Ciarke Theorem），三次产业的重心是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依次转移。对深圳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制表如下：
深圳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表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1979 100 37
20.542.5
1980 10028.9 2645.1
1981 10026.9
32.340.8
1982 100 23
38.138.9
1983 10017.2
42.640.2
1984 10011.1
45.543.2
1985 100 6.7
41.951.4
1986 100 7.9
39.252.9
1987 100 8.3
39.452.3
1988 100 6.6
41.352.1
1989 100 5.9
43.750.4
1990 100 4.1
44.851.1
1991 100 3.4
47.6 49
1992 100 3.3 4848.7
1993 100 2.5
54.642.9
1994 100 2.2
54.743.1
1995 100 1.6
52.4 46
1996 100 1.7
50.3 48
1997 100 1.4
49.349.3
1998 100 1.3 5048.7
1999 100 1.9
50.548.3
首先，看一下第一产业下降的速度。1979年刚成立特区时，第一产业的比重是37%，仅用五年的时间，就降到了10%以下。且不说老牌的发达国家，就是被称为创造经济奇迹的日本， 其第一产业从1950 年的26%下降到1960年的14.9%，也花了十年的时间。
然而，接下来的变化更使人费解。深圳第一产业当时所具备的技术水平和经营规模与其在三次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本属于发展过程中两个不同的时点，俗称脚穿布鞋，身穿西装。因此，经济学家有理由认为，第一产业所占的比重会有一个稳定期。出乎意料的是，90年代以后，第一产业的比重继续下降，到1999年已下降到1.2%。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第一产业从1950年的7.5%下降到1984年的2.6%花了34年的时间，联邦德国从1960年的7.3%下降到1983年的3.3%，花了23年的时间，法国从1959年的10.5%下降到1984年的4.1%用了25年的时间。
值得提出的是，在这一阶段，第一产业的总量仍在扩大，第一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也在进行调整升级。除粮食产品出现大幅度下降外，水果、蔬菜、牛奶、水产品、三鸟饲养量都在以快速的趋势上升，大量产品供应香港，其中奶制品就占领香港市场的60%。这说明，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并非自我收缩的结果。
我们回过头来分析，深圳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除了城市经济的本身特性外，是两种因素同时作用的结果：一是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挤占它的比重；二是它在国际、国内市场环境下的随机选择。如果办一个布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要比生产农产品带来更大的效益，他们没有理由不选择前者。这个选择的结果是：按照西方的历史统计数据，在现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上，第一产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重不相匹配。
再分析一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关系。通过分析可知，深圳根本没有出现过第二产业独领风骚的时期。在建立特区之初，深圳第三产业的比重就是“老大”。不过，这个“老大”并不强大。作为向香港输出农产品的通道，第三产业的产值，主要来自商品的零售和批发。这种业务形态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与我们今天说的第三产业不可同语。第三产业能够占有42.5%的比重，只是因为深圳经济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门槛，嬴弱的第二产业只占20.5%的比重。
越出常规的变化是：在深圳经济起飞以后，第二产业的突飞猛进并没有导致第三产业比重的下降。在1982～1984年期间，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就大体持平，双方竞相上攀，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只要简单列几个数据，就可以看到第三产业发展之迅捷：
1.深圳在只有50万常住人口的时候，就以超前的眼光，兴建大型国际机场，至今已成为沟通海外，连接内地的重要交通网络。1998年，机场旅客吞吐量达515万人。
2.深圳港口货物吞吐量从1980年的30万吨增加到1998年的3444万吨，1998年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195.2万标箱， 成为全国第二大集装箱港口。
3.深圳邮电业务总量从1980年的190万元，增加到1998年的76.5 亿元。全市固定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从1986年的6.44 万门增加到1998 年的167.49万门。
4.深圳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从1980年的7523 万元增加到1998 年的1550.4亿元。1998年底，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已达413家， 全年证交市场上缴股票印花税近百亿元。
这样的第三产业显然不是原有第三产业的继续，而是在现代的意义上的重新建造。在深圳的工业刚刚起步的时候，第三产业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恐怕是英国经济学家C.G.克拉克没有想到的。
应该说，“配弟——克拉克定理”是根据英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后来的美国就出现了第二产业领先发展而第三产业紧追不舍的局面。但是，像深圳这样“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变化则是罕见的。从实际运作的过程中看，深圳的这一做法并不是以第二产业的迟缓发展为代价的。在深圳，不管你是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只要这个项目有效益，就可能筹到资金，根本不存在第三产业跟第二产业的资源配置上争嘴抢食的情况。相反，金融业、物流业、通讯业、建筑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为第二产业的发展创造了环境和条件。
这里提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深圳的这一现象是一个特例，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典型现象？问题是出在深圳，还是出在“配弟——克拉克定理”本身？
如果深圳的三次产业变动始终处于扭曲的状态，那末，在20年间，矛盾应当有所暴露。而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奇特的轨迹不仅使深圳经济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常规，而且运作的情况良好。我们在计算中发现，商贸、运输、邮电产业的超前系数并不是太大，基本上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同步，这说明，第三产业的这个状态是合理的。深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可以证明这一点：
深圳和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 单位：元／人
年份 深圳全国年份 深圳 全国
1980
835 4171990 8724 1512
1981 1417 4601991 10746 1634
1982 2023 4891992 12707 1879
1983 2512 5251993 16165 2287
1984 3504 5801994 19514 2939
1985 4809 6921995 23381 3923
1986 4584 8531996 27005 4854
1987 5349 9561997 30619 5576
1988 647711041998 33282 6079
1989 671013551999 35908
表中深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位数一路飚升到5位数，而且有仍未筋疲力尽之感。
因此，我们不得不从另一个侧面来思考，寻找三次产业变化轨迹的必然性。在深圳建设特区的20年间，整个世界正在酝酿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需要金融业、物流业、通讯业、运输业、旅游业的高度发展作为运行的脉络。深圳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必然最先感应到经济全球化的气息。既然人吃的粮食可以来自北方和泰国，那么，企业消耗的材料、配件和设备，完全没有必要自己从头到尾地去生产。在这种开放的状态中实现工业化，第二产业就需要紧紧依靠第三产业的功能来实现与外部的联系这恐怕是第二产业容忍第三产业不断上来抢跑道的主要原因。
从本质上来说，“配弟——克拉克定理”是在市场的作用下所形成的规律，是众多的市场主体选择的结果。当市场的范围不断扩大，并最终使全球变为一个统一市场时，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就要根据变化了的市场情况来作选择，深圳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中的特殊曲线，实际上是根据世界经济的变化所作出的自发调节。这条曲线并不是对“配弟——克拉克定理”的违背，而是对它的挑战。昨天的“配弟——克拉克定理”应当根据今天世界经济的新情况作出适当的修改。
二、明知违例的工业化过程
在西方经济学中，对第二产业的发展规律有过一项开拓性的研究：这就是霍夫曼定理（Hoffmenn Theorem）。德国人霍夫曼根据20个国家的时间系列数据，分析了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比例关系，形成了霍夫曼比例（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资本资料工业）。所谓霍夫曼定理，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霍夫曼比例越来越小，重工业比重越来越大的趋势。
那末，霍夫曼定理在深圳的命运如何呢？
我们手头没有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确切数据。从深圳轻重工业的比重来看，20年里从88.5∶11.5变为51.6∶48.4。这个统计数字似乎也可以证明霍夫曼的结论；一个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其产业结构必然要走向重化工业化。但是，在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耐用消费品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轻工业与消费品工业、重工业与资本品工业的对应关系早已模糊，轻工业不局限于霍夫曼所说的消费品工业，重工业的比重也不等同于资本品工业。当我们用1993、1999年的数据，对行业的产值构成作一下分析时，可以感觉到，资本品工业的实际发展并没有那么快：
1993、1998年深圳市工业重大行业概况
工业总产值(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
行业1993年 1998年 1993年 1998年
电子 179.9
805.5
36.943.5
服装及纤维83.153.68.0 2.8
食品加工业28.761.25.9 3.3
制约工业 27.4
382.75.6
2
仪器仪表 23.012.54.4 6.7
行业 主要产品
电子 电视机、收录机、收音机、微型计算机、显象管、电子元器
件、通讯设备
服装及纤维 西服、衬衫、夹克衫、布鞋等
食品加工业
米、面制品、饲料
制约工业 中成药、化学制品
仪器仪表 石英钟、手表、照相机、各类仪器、仪表
上述五个行业的比重1993年为60.74%，1998年为58.3%。 而这五个行业所生产的主要产品都属于消费品。可见深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向新兴国家靠拢时，并没有出现重化工业的抢先发展。
重化工业是以资金密集为特征的。我们不妨借用通常的认定，在资产密集型产业中考察重化工业的比重。
1993年深圳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分类及比重
行业名称 1993年
1998
工业总产值比重 工业总产值比重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0.17 0.02
化学纤维制造业
0.99 0.16
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加工业
0.35 0.40
普通机械制造业
0.32 0.32
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49 6.42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54 0.4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84 0.35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69 1.77
合计比重(%) 12.9 9.51
从表中可以看到，1993年深圳资金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仅为12.9%。其中比例较大的有两项：一是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占3.49%。但这一行业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重化工业，又是基础产业，它是整个产业结构的运行所必须的。二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占4.69%。不过，深圳实际上并没有具有综合加工能力，生产整机的大型交通运输设备厂，这一行业更多带有服务的性质。如果扣除这两个项目，深圳以资金密集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占总产值的比重仅为4.72%。到1998年，似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个尚未到来的重化工业化已经在衰退。
显然，深圳的产业结构变化，与1960年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日本，与1973年发布《重化工业宣言》的韩国完全不同，它对重化工业缺乏应有的追求。
深入分析一下产生这一局面的原因，可以发现，深圳并不是要故意违背霍夫曼定理，而是因为深圳在创业的过程中，必须根据可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第一，特区是国家只给政策，不给资金的城市。且不说当时还极其弱小的民营企业，就市政府一说，也没有能力投入上亿元的资产，去开发资产密集型的大型项目。
第二，“香港因素”的作用。香港是典型的结构轻型化城市，被它称之为“资本物”的工业机械、运输设备、建筑机械都需要进口。香港又是中国“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最初发明者，“日本原料——香港加工——美国市场”构成了这个轻型结构的主要运作方式。这就决定它的产品以制成品为主，包括成衣、塑料、玩具、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光学仪器等。当香港的资本从罗湖桥走来时，必然要把过去的运作方式，为一种习惯带入深圳。
第三，深圳是率先迈向市场经济的城市，企业都是功利主义者。他们在选择项目时，都会自发地按照“来料——加工——出口——增值”的思路来考虑。这是深圳接受“香港因素”的内因。这个思路的最大特点是，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能在外来资本和技术的作用下，使产品的起点跳过了一些不必要的阶段，一开始就达到相对高的档次，从而获得市场和效益。深圳的这个思路无可避免地打乱了霍夫曼比例。
上述三个原因主要是就创业初期的深圳而言的。如果说，在80年代，深圳只是被动地绕开霍夫曼比例，那未，在以后的发展中，深圳显然有意跳过重化工业阶段。进入90年代的深圳，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为此，深圳市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九五”期间提出要重点发展计算机、通信、微电子及基础元器件、机电一体化、新材料、生物工程和激光等七大高新技术产业。1996年又进一步明确优先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三大产业。这意味着敢于创新的深圳不仅将跳出香港结构的模式，而且将跳越重化工业阶段，直接向最靠近知识经济的产业结构迈进。这是一次艰难的挑战自我。但是，经过不懈的努力，90年代，深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出现了如下趋势：
年代 高科技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1988年 4.5%
1991年 8.1%
1994年 17.2%
1995年 20.5%
1996年 28.0%
1997年 35.0%
1998年35.44%
1999年 40.5%
目前，深圳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信息产业以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为重点。以计算机产业为例，外围设备、硬盘驱动器、主机板、硬盘磁头、整机和打印机等产品集中了IBM、SEAGATE、开发科技、长城计算机、EPSON等著名企业，同时有1500 多家中小企业为其配套，深圳已发展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计算机产业配套基地。通信设备方面，全国入网的5种局用万门程控交换机， 有两种在深圳开发和实现产业化，并批量进入国际市场。1998年生产程控交换机1519万线，占全国产量的一半。
同时深圳也是全国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新材料产业的重要产业基地，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如磁共振、伽玛刀、高性能电池、有机硅材料、乙肝基因疫苗等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名。深圳已成为“863”计划高新技术成果的重要产业化基地。alb基因干扰素等25项科研成果正是在深圳这块活跃的土地上转换为物化的商品，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1999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品产值达819.79亿元。
至此，深圳的产业结构，无论是在三次产业的比重上，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上，
都表现出发达国家中后工业化（Past-Industrialization）的种种特征。当然，用西方后工业化的标准来衡量深圳产业结构的发展阶段，同样是不合适的。深圳的高新科技产业仍然是一个幼稚产业。无论是企业的规模、产品的技术含量、知识产权的比重、运行机制的效能，都存在着缺陷和问题。深圳有相当一部分高新技术产品，其关键部件是靠国外引进的。这部分产品虽有高新技术产品的名分，却没有高新技术产品的效益。由此表现为深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大相径庭。这说明深圳还没有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本质特性中脱胎出来。但是，20年以前的一个边陲小镇，产业结构能够呈现出这样一个状况，这是春天的故事中最精彩的一笔。
三、已成雏型的“深圳发展模式”
就像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去衡量深圳就会陷入错乱一样，用已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去观察深圳，同样会失效。这种错乱和失效是因为它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从传统社会主义托变而来的实践，一个西方市场国家从未走过的线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这个实践在客观上为落后国家追赶发展国家提供了一个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道路。因此，提出“深圳发展模式”这个概念，不是理论故作深沉，而是理论从一度难以解释的实际经济运动中获得了新的认识；不是理论包装实践，而是理论从创造奇迹的成功实践中找到了新的感觉。今天，当我们释读深圳产业结构的演化轨迹时，可以发现“深圳发展模式”的一些基本特点：
（一）投入到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去
经济活动超越国界，是一个趋势。狭隘的民族观念在这个趋势面前往往束手无策。正如邓小平说的：“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深圳经济的成功，是因为它从世界的变化中，找到了自己的机遇。
环顾全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三种可能：一是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继续拉大，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二是在国内政治稳定的情况下，经济能够呈现发展态势，改变了贫穷面貌，但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也在推进，两者的差距未见减少，始终是望尘而莫及。三是经济强劲上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夫志当存高远”，深圳一直在谋求实现第三种可能：
第一、依据国际市场的供需结构而建立自己的产业。使本地的产业结构成为全球产业结构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生产的国际性整合，提高了产品的技术含量，大大增强了深圳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也为加工出口，扩大外销提供了可能。这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展优势的一个范例，它使深圳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技术跨越。
第二、把国外的资金、技术拿过来，当作自己经济的起跳板。如果要靠自身的资源积累来实现经济的滚动发展，那末，经济增长率要超过10%，确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是经济学说“不”的原因。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资金和技术的跨地区趋利而动，给资源引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迄今全球有30多家跨国公司在深圳投资兴业。如计算机产业的IBM、希捷、三洋、施乐， 通讯产业的菲利浦、北方电信、朗讯科技， 新材料产业的杜邦， 还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EPSON、奥林巴斯等， 它们对深圳经济的拉动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的功能。经济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出口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问题，它给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具有最先进的信息业、金融业、最完善的物流业以及运输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商品、资金、技术、信息的大跨度流动，畅通无阻地投入到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
在传统的观点看来，深圳经济隐藏着脆弱的一面，容易受到国外经济波动的影响。这个观点不能说错。事物就是这样，有一利必有一弊。经济战略和产业政策的选择是权衡利弊的过程，而不是寻找完美的过程。60年代“自力更生样样有”的建国方针，当然有利于抵御外来的风险。不过，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被迫采取的方针。实践证明，这是用最不经济的办法发展经济，结果只能是积贫积弱。
深圳毫无顾忌地迎接经济全球化，是因为他坚信邓小平作出判断，世界将有一个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持续期：是因为他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赶上香港，赶上新加坡。在过去的20年里，深圳正是在不断地向经济全球化要时间。其实，经济的依赖度是相互的，有朝一日，当世界经济离不开深圳的时候，那种经济的脆弱性就会自然消失。亚洲金融风暴给日本、韩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带来了重创，深圳作为对外开放的城市，自然要比内地受到更多的冲击。但是，凭借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深圳的出口仍保持强劲的势头。1999 年， 深圳外贸顺差达7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44.31 亿元。这证明，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就可以抗击经济全球化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二）大胆实施非均衡的产业升级模式
经济的开放度与产业的倾斜度是一个正比例关系。这个正比例关系不仅为产业升级的非均衡道路提供了可能，而且也提出了要求。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发达国家在发展重化工业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高新技术产业，因此，他们在世界贸易中占尽了便宜。而今天我们拿重化工业产品去与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相交换时，就像当初拿劳动密集型产品去与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产品交换一样，吃亏的还是我们。可见，如果我们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轨迹而变化，那经济全球化就会变成发达国家给后发展国家设置的“陷阱”。在这个“陷阱”中，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梦寐以求的富强，只是雾里看花，水中捞月。
深圳的产业升级完全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其表现是：
第一，本地产业之间的关联度极小，除基础产业外，任何一个产业的扩张，不要求其它产业的同比例扩大。原料和销地都可以在经济全球化的范围内寻找。深圳很少谋求独立的产业链条。甚至出现了产业链条逆向延伸的特点：没有木材，先有家俱；没有纺织厂，先有服装；没有显象管，先有彩电；没有集成电路，先有计算机。这种没有上游，先有下游的产业结构似乎是扭曲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原材料和产品大进大出的情况下，这个扭曲不仅不会影响经济运行，反而能够保证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只有一个没有自己工业体系的工业体系。
第二，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光靠铺摊子、上项目、“三来一补”，是不行的，关键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发展时点上的差距。产业结构的演变次序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范例，从表象上看，深圳的产业结构几乎没有经过重化工业阶段就进入了西方称为后工业化的阶段，它的升级与国际先例相比，带有跳跃的性质。
第三，产业政策是向生产率上升率最高的产业倾移，整个经济的增长，靠几个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速发展来牵动。深圳第一产业的超高速下滑，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至于产业不均衡在经济运行中所可能产生的问题，靠强大的第三产业来弥补。
这是一个典型的非均衡产业升级模式，具有很大的跳跃性。跳跃性的产业结构不可避免地带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与一些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相比，深圳的工业基础不扎实，自我推进滚动的能力较差。但这个弱点可以依靠其它地区的经济来弥补，将来有一天，当深圳具有与发达国家抗衡的经济实力时，它或许会去发展资金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双高的产业，其中包括按现行划分标准所称的重化工业。问题是，现在就跟着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演化顺序去发展，不可能有真正的赶超。如果当初深圳按照建国后的结构模式，去建立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一应俱全的产业结构，那深圳就不会是今天能够遥望现代化的深圳。
20年前，深圳人还只是从微观经济的层面上去理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意义，20年后，我们看到了这个口号的宏观内涵。正是过去的历程赢得了时间，使今天的深圳有可能追赶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步伐。
（三）特区经济要推行非均衡的产业升级模式，必须贯彻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
非均衡的产业升级模式，对政府的宏观调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圳80年代的产业结构几乎是香港60、70年代产业结构的翻版。但是，在产业政策的实施上，则有着不同的态度。
当初香港“两头在外”的经济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生存，靠的是劳动力廉价的优势。进入80年代，香港传统产业出现了世道不佳、效益下滑的现象。香港回归前的港英政府面对经济结构转换期，基本上不作引导，致使香港第二产业并没有进行技术更新和产业升级，而是用偷懒的办法，走上了加工生产能力外移的道路，主要去向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亚其它地区。其结果，导致香港的第二产业在自暴自弃中非正常萎缩。1996年，香港制造业只占本地生产总值的7.2%，而同期， 美国制造业的比重是17%，日本是24%，新加坡、韩国均为25%。
相反，深圳政府从不把产业升级看作仅仅是企业的事情，而且一直把产业升级作为自己的职责。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十分注意深圳在全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从长远目标和长远利益出发研究深圳产业结构的选择。特别是90年代深圳初具规模以后，深圳反复讨论了城市的定位问题，并在最近提出，要把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示范市，并进而把科技型城市作为深圳城市个性化的标志。
深圳80年代的经济从香港的产业结构模式中尝到甜头，而90年代的深圳毅然跳出了香港的模式。这充分显示了宏观引导作用。
第二，多年来，深圳政府调动了除价格政策以外的各种产业配套措施，其中包括免减税政策、加速折旧政策、差别关税政策、优先贷款政策、低息差异利率政策、基金制度等。1998年初，深圳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22条），就是这些政策的集中体现。从长远看，每个企业都可能在利润的驱动下自发地追求技术创新。但是，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并非每个企业都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宏观的引导和扶植，将放大企业对技术的渴求，缓解创新的风险，减轻技术创新所遇到的困难和波折。《22条》的实施，使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了空前良好的发展环境，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深圳在实施产业倾斜政策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注意避免行政手段的干预。在这个问题上，深圳与韩国有所区别。重化工业的发展需要资金的大量聚集，依靠民间的力量积累，会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因而更需要政府的主导作用。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高强度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又难免干扰了市场机制的发挥，由此所产生的后遗症终于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表现出来。而深圳在处理这个问题的难度要比韩国小。深圳并没有着力去发展重化工业，因而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能够更顺乎自然地贴近市场，真正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这就是深圳不使用价格倾斜政策的原因。
实现这一点，有赖于深圳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区经济已成为一个超出区域的概念。谈到特区经济时，人们不单是指发生在特区范围内的经济活动，而且是指曾经有别于内地的经济运作方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它是由多种经济成分组成，没有所有制歧视的经济；是不论姓社姓资，坚持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经济；是遵循市场经济法则，努力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经济；是大力引进世界各国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为我所用的窗口经济；是不要指挥棒，只靠红绿灯的法制经济。可以说，深圳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企业提供这样的环境和机制。而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要成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主体。
深圳大力扶植民营科技企业是深圳营造环境和机制的一个成功的例子。1987年2月， 深圳市政府颁布《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揭开了深圳市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帷幕。十多年来，民营科技企业在特区的沃土上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迅速发展起来。截止1998年底，经科技局认定的有一定规模的民营科技企业有490家。 1998年深圳全市民营科技企业技工贸总收入148亿元，工业总产值145亿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11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18家。 民营科技企业在行业分布上覆盖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深圳市高新技术的主要产业，在通讯、在计算机软件、充电电池、系统集成、工业自动化、楼宇自动化和机电一体化等行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民营科技企业是深圳科技创新的生力军，它们最直接地感受到市场的压力，而政府的鼓励政策有效地帮助它们去迎接市场的压力。
发挥民间力量的另一个鲜明例子是，深圳在技术创新中，坚持产学研一体化模式。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向来被认为是科技开发活动的主体，但深圳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靠财政养活独立研究所的方案，始终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开发体系作为科技工作的重要任务。据不完全统计，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历年资金投入为168亿元，其中企业自筹资金达150亿元。由于企业成为产业升级的主体，科技的作用才真正被市场所承认，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才得以实现。
应该说，如何实现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的结合，是一个难题。干扰市场的主导作用是不对的，放弃政府的引导作用也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说深圳已经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但深圳坚持把营造环境和机制作为自己的职责，这一点是十分可取的。
何谓深圳发展模式？归纳上述特点，这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以产业结构跳跃式变化为路径、以政府营造环境和机制为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当今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同一个课题：如何迎接经济全球化，如何赶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正因为如此，深圳发展模式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从目前的情况看，深圳发展模式的最后完成，还需要15～30年的时间，这意味着更精彩的情节将出现在21世纪的初叶。进行中的深圳发展模式恰似球赛进入下半场的现场直播，每一个关注的人将从中感受紧张和振奋，获得希望和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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