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乡村尽管属于文野之别的“野”的范畴，却被树立为国家的根本，其余则为末端。那时的乡村绝不需要改造以满足城市精英的特殊审美意识，维持乡村自然的“野”和“朴”的状态是许多人怀旧时最乐于抒发的情绪主题之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句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共同追逐的理想，在这种理想之下，“无为”曾经是这些知识分子或者士大夫最为认可的一种生活形态，并间接地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无为思想。当然，社会秩序也有混乱的时候，不过多数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生活窘迫，进而引发了社会秩序混乱；还有的是因为某个时代的舍本求末，使本来安土重迁的乡民成为流民，造成社会恐慌；以及随之可能引发的群体性的农民起义，乃至帝国对这种起义的一次又一次的镇压。不过，人们最终会寻求原有秩序的恢复，这种秩序的重建是依赖礼教的力量来实现的。
因此，在帝制的传统中国，把乡村看成问题、进而要求改造农民，实现与城市生活的贯通，这样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更奢谈什么实现了。从这个意义而言，在那样的社会中，乡村从来就构不成一个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恢复原有的、可能是建立在礼教基础之上的乡村社会秩序。
“晏阳初模式”：乡村建设与民族改造
自晚清以来便有的“兴农”论者或许并不会注意到农业衰败的国际背景，而一再强调走“文字下乡”的道路，试图以此来挽救那些在他们看来是“目不识丁之愚氓”。这样就将那个时代农业停滞不前的原因一下子归结到农民的素质和能力上了，并认为这些又是由中国传统的旧制度造成的。
在1930年秋就已经坚信中国乡村的问题在于“愚、穷、弱、私”这四大疾病的晏阳初博士不大可能会有兴趣思考经济崩溃的社会与政治原因；另外，他自身的美国生活经验以及在法国华人劳工界开展识字教育的成功经验，使其更加坚信对人改造的重要性。此时的社会几乎就等于是由一个人群所构成的民族，社会的改造也就等同于民族的改造。在一篇文章里，晏阳初写到：
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是构成中国的主人，害了几千年积累而成的、很复杂的病，而且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较任何问题都严重；它的根本性，也比任何问题还根本。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对于其他问题的一切努力和奋斗，结果恐怕是白费力，白牺牲。
这样一种民族危机论，显然不是晏阳初一人所为，而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投射。用“晏阳初模式”这样一个概念来概述那个时代一批以挽救乡村破败命运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是比较贴切的，这些人都像晏阳初博士那样怀揣着一种基督徒般的拯救使命去想象中国乡村的未来。费孝通在1948年8月就曾撰文评论晏阳初当时发表的一篇名为《开发民力建设乡村》的文章，他批评了晏阳初单向度地把中国乡村问题的责任归咎于农民自身的“不是”上去的思维方式，认为晏阳初是以传教精神去了解教育的。在费孝通看来，这种“传教精神”就是先假定了自己的“是”去教育别人的“不是”。
作为近代乡村运动的旗手，晏阳初则是把目标瞄准了中国乡村社会。他认为，所有农民都患上了他凭借理性所诊断出来的“愚、穷、弱、私”这四大疾病，因此需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对此加以诊治。这种思考乡村和描写乡村的模式在影响着中国近代以来民众看待乡村社会的眼光；可以说这是一种医生的眼光，是一种容不下一点病菌和疾患的眼光。它强调借助教育的途径对此类“疾病”加以诊治。
当把一个社会界定为一个有问题的有机体时，特别是当有一批知识分子自信自己的目光优越于社会中其他人群的目光，并且拥有发表言论的特权时，这些知识分子也就转化成了诊治社会疾病的社会医生。今天我们经常使用“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称谓来称呼他们，而在那时，就是指那些怀有忧国忧民之心的“文人”。这些知识分子大多肯花费极大的精力把自己的观念转变成为公共的言论，从而去说服国家以及社会的核心力量去相信他们的判断，进而实现他们改造社会的目标。晏阳初无疑是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
我们不否认，晏阳初提出的“愚、穷、弱、私”这四种病症在某些农民身上有所显露，但绝不是在每个农民身上都会生发这类实质性的“疾患”。可是，这种界定却成为一种“话语”在影响着没有去过乡村、对乡村人的生活并不了解的城市人的思维；他们大多都会相信这样的界定，进而会支持对于乡村以及农民的进一步改造。即便是今天，延续这类思考的知识分子还是大有人在；他们或许是有过在乡村生活的经验，或许是访问过几户农民，或许是仅仅在乡下随便待几天，甚至还没弄清楚一些信息报告人在乡村里的身份及其口头报告的可信度，就匆匆赶回城市自己的家中，开始撰写有关中国乡村问题及其出路的调查报告了！
在这类写作的过程中，“界定”或者“下定义”是极为重要的一种写作和修辞的手段；这类作家们必须要标新立异地把自己所看到的和发现的问题书写出来，使这些问题成为公共问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以偏概全。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以及他们的生活在这些作家的书写中常常成为一种可被界定的因而是被刻板化的对象。这些作家认为在乡村那里，人们的生活是散漫、混乱、缺乏凝聚力甚至是极度苦难的，并由此祈求国家以及外力的帮助来改变他们所描述的那些“不堪”的状况。
当然，这一派系的学理思路也是极为清晰的，那就是强调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中国特殊性”；他们的问题意识也很明确，那就是针对乡村出现的问题，比如土地的问题、合作的问题以及金融的问题，等等，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这种方法可以是干预式的介入，也可以是批判式的冷嘲热讽。总之他们都会共同关注乡村社会的改造和转化，特别是对人的改造。因此，整体而言，这一派的研究者是行动主义的：希望看到现实的变化，而不仅仅停留在理论争论上。
他们基本上相信这样的说教，那就是，由于既有的西方理论无法应用于中国实际，因此就应该完全抛弃或者闲置它们，使得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更加合理化，并困守于中国问题本身；由此直接去描述中国的现实，并相信中国的问题便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非其他。但更应该清楚的是，这种描述预先把中国的情境界定为有问题的或者界定中国的乡村是有问题的。这种意识支配下的描述显然无法摆脱固有的偏见，这种偏见首先是观察者不肯看到乡村问题的历史连续性，进而不肯耐心地看待事情发生的过程，而仅仅是选取连续事件的某一个发展片段来代表整个事件，并将这些片段误读成整个社会。
不论是早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之后的新生活运动，甚至最近的新乡村建设，都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自身的问题，正像一些社会调查指出的，农民并没有成为这些社会工程建设的主体，至少许多外来的干预力量都没有考虑到农民自身的需求和认知。更为严重的在于，农民的问题甚至还是外来者所想象出来的问题，那是在面对外来人的询问时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而确实不是农民自身最为核心的问题。至于乡村社会的核心问题，或许是外来者永远都无法测得准的问题，因为即便农民自身有能力去表达，每个农民的最为核心的问题也不一定能统一起来。如果说有什么农民统一的、核心的问题，那可能也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变，统一的意识和核心的问题会发生转变。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外来者的单向度观察，特别是带着先入为主观念的观察，在遮蔽着农民自身问题的表达，使农民失去了自我随意表达的话语权。
学院派：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
难道在这个过程中就没有其他的探究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道路吗？显然是有的，那就是社会学或者广义的社会人类学对于中国乡村的研究。它们对于中国乡村的研究兴趣最初肯定不在于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本身，而在于肇始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念本身，也就是西方学者在意识到了要把社会当成一个社会事实来加以研究以后所讨论的那套观念，比如社会结构、功能、规范、平衡、秩序、宗族、行动者、无国家社会等等，这些成为那些对中国乡村研究感兴趣的学院派学者的出发点。
在这个领域中，我们看到的是不同于乡村建设学派的那种“中国乡村出现了问题”的问题意识，而是在一些既有的西方观念下进行着整体性的社会结构的描述。这些描述的前提同样是把中国乡村社会看成是各个部分相互关联的一个有机体，但是这一有机体不是病态的，而是在健康地运转着。这些描述者也不是担当着社会医生的角色而是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他们有耐心等待事情一件一件地慢慢发生，像是一位纪录片的摄影师，“客观”的描述便是目的；即便他们所描述的对象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也由于这类“摄影师”坚守客观描记的学术原则，而不会动了感情去干预描记对象的行为与思想。
这样一种田野民族志的方法所要求的客观性准则，客观描述的方法已经成为人类学者的一种惯例，植根于每一位接受民族志方法的人类学家的民族志撰写中。
尽管有些人在试图做着变革，但是客观描述这一坚硬的内核不仅没有被撼动，甚至还有向其他学科传染和蔓延的趋势。许多非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在研究中国乡村社会时也都开始有意地接纳社会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并转化出来一个“质化研究”这样的方法，实际这无非是传统民族志方法转换了一个新的名字而已。大部分接受这一方法的学者对这种方法自身所存在的问题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反思，而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完全接纳了这种被想象成最为适合研究缺少文字传统的社会的人类学方法；甚至更多的时候还有意将民族志方法误读成为量化研究的对立面，即质化研究，并深信采纳了此种方法便是对量化研究方法局限的一种合理规避。
走出学院派：问题与责任
如果说在中国还存在着一门学问，它的名字叫“社会人类学的乡村研究”的话，那么它自身必须承担起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就是要明白地道出今天的中国乡村究竟在发生着什么？这种正在发生的东西究竟对谁更为有益？这是以前的民族志工作者不去思考也不肯去思考的问题。如果说我们过去的社会问题论者的做法是过于主观化和一厢情愿的话，那么与之相对的社会人类学家们的乡村研究又可能是太过于自我封闭与孤芳自赏了：许多研究都还深陷在自己设定的问题框架内，而不能够直面正在发生着的社会生活本身。
目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许多人开始担忧起乡村消失的问题。看到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壮年进入城市，老人和小孩留守在贫困的乡村里，他们就开始想象未来的乡村的消失。对于乡村，这些人带着预先的偏见，以为乡村正在变得失序，未来乡村可能会面临崩溃。他们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乡村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的自身转化能力。最近黄应贵对于台湾乡村看似即将崩解现象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另类思考，正像他所指出的，这样一种可能的乡村社会的崩解，实际只是一种社会形态在转化过程当中的一种过渡，而不是一般乡村问题学者所想象的那种乡村兴衰的问题。他对于台湾社会的观察让我们看到了事物发展的另一面，这一面并不是那么悲观。显然，黄应贵借用了萨林斯的文化不会轻易转变的观念。萨林斯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本土社会自身转化外来势力的能力，文化并不是那种轻而易举就会消失的东西。这样的看法再一次回归人类学根本——对他者的关怀，这种关怀不是先入为主地把他者看成是问题的发源地，也不仅仅将“我”与“他者”看成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主客对立关系，而是要追溯到作为他者的本土社会自身的演化逻辑。这种逻辑在没有这种他者关怀的社会问题论者的眼中，可能就是一种非理性的逻辑，但是对于本土人自身而言却是再理性不过了，是一种“实践理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人类学家曾经调查过的村落也将成为历史中的村落；寻访这些村落的现在状况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乡村研究的一种主流范式，在这种研究范式的引导之下，将一个村落放置在一种自身演进的生命历程轨道上，由此我们能感受到一个可以微观把握的村落史。这样，所有发生过的事情之间的联系就不再是那种宏观历史学家凭借过于丰富的想象力而把不同时空下发生的同质性事件并接在一起的做法，那样一种并接，做出来的是一种任意性，却缺少了内在联系的实质性以及解释的关联性。
当然，对于回访者而言，回访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以最初研究的田野民族志为基础，所有的问题意识都可以借此描述而展开。但是要想真正看出一个村落的时代变化，却是一个怎样看待变化的复杂问题。这单单依靠结构功能论的缺少理论的客观描述是无法解决的，同时，这也不是历史学家的那种以过去解释现在的做法所能够完全理解的。
这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人类学就事论事的结构功能论传统在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时内在固有的理论缺乏。这种传统使许多不肯有更多理论思维的学者试图走直面现实社会的捷径，并以为客观的呈现便可以构建出一种理论，这想法显得过于天真。在阅读了那些自称是民族志的、实际上很多是啰嗦的村落描述之后，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般印象是怎么也无法挥之即去的，可这些作品都自称是在反映真实的乡村社会！
过程中的观察：构建中国乡村研究的地方历史感与责任感
乡村研究中的回访或者历史视角都在试图让我们看到事件发生的过程，也只有在这一过程当中，结构的约束及其转化形式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在历史缺乏的民族志中，我们确实无法真正感受到时间的变化，也就无法形成一种村落变化的过程感和历史感；相反，如果仅有历史事实，缺少民族志的关怀，一种时空结合的地方感也无法真正得到彰显。在这方面，过程和结构的结合将是我们理解中国乡村当下变革的两个共变量，缺少任何一个，理解都只能是片面的，而且找寻不到描述的意义所在，也找寻不到历史事实搜集的意义所在。
同时，作为直面中国乡村社会变革的人类学家，也应该有一种理性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仅仅是个人的良心发现，更应该是学术共同体学术伦理的基本共识。我们现在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对于乡村的贫困、污染、疾病、暴力以及人身伤害等等负面社会现象，如果不采取一种医生态度，那么我们又将做何反应？在今天，学者还要沉默地从事着自己的客观记录吗？显然这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能的。随着社会共同体危机意识的增强，世界逐渐地因为发达的媒介等因素而一体化，在此所有人都可以感知到生存空间的压力，比如环境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到的破坏，这些都需要我们切实地去做一点什么。
在中国乡村研究中，所有的学术规范都来自学术之外，而不是从这一学术共同体自身当中营造出来，至少中国人类学的现状还是如此。
“为了学术而学术”的“小资情趣”显然已经不再适应这个时代。在越来越多的人自觉为权利而抗争的时候，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这种自我权利的能力建设中的时候，直面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家应该秉持怎样的立场和态度，是当今中国乡村研究遭遇到的最为重大的问题。尤其是，大部分学者是其所研究的这个国家人民的一部分，那么，他或她该如何去行动？积极的参与观察和独立的理性思考，加上历史的过程视角和负责任的事件描述，并努力建构一个大家认可的基本的学术伦理规范；这些也许是当今中国乡村研究无法避开的策略性选择及未来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