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多“特征事实”再思考：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特征论文,事实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08年7月)
一 引言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古典经济学家曾对其有过激烈的争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诞生也与它有密切联系(Krueger，1999)。上世纪50至70年代，在这一领域曾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但在那之后相关研究步入沉寂。8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由升转降(Blanchard，1997；Harrison，2002；Guscina，2006)，使它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对于这一现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解释，本文力图对这些研究的成果进行回顾和评述。
我们期望这一工作有助于理解发生在中国的类似情况。在1996之前，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处于上升趋势，但在那之后，它开始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跌至40％的水平。①作者利用联合国的数据(National Account Statistics)进行计算后发现，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有相当的距离。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经济实力获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没有如新古典贸易理论所预期的那样，随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得到提升。
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机理不可能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然而，这些研究为探讨中国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线索，这是我们进行文献回顾的初衷。文章余下的内容依次是：第二部分对劳动收入占比进行了界定，并指出了相关处理方法所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回顾了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代表性理论；第四部分则对研究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进行了总结；第五部分结合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分析中国问题的初步设想；最后是简短的结语。
二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定义与度量
根据文献，劳动收入占比是指“工人的劳动报酬(total compensation)占国内生产总值或者国民总收入的比重”(Lübker，2007)。Krueger(1999)认为，根据这一定义，在度量劳动收入占比时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哪些人算是工人？哪些收入计入劳动报酬？公司官员的股权计入劳动收入吗？人力资本回报计入劳动报酬还是资本收入？如何处理退休工人所领取的健康保险？等等。他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使用要素收入占比(factor shares)的目的是什么。Gomme和Rupert(2004)运用收入法的国民收入恒等式，对劳动收入占比进行了说明：
②
等式中有下划线部分代表资本收入。他们指出，利用该公式计算劳动收入占比会遇到以下问题：(1)如何处理自营收入和自我雇用(self-employed)收入？这类收入既包括资本收入又包括劳动收入。(2)如何处理政府部门的收入？政府部门只有工资、薪酬和固定资本损耗，没有资本收入，因而把政府部门包括进来，可能会拉高劳动收入占比。(3)如何处理房产部门的收入？统计中常将房屋租金收入全部归于资本收入，因而包括房产部门在内，可能会压低劳动收入占比。(4)如何处理净间接税(即扣除补贴后的间接税余额)？(5)计算劳动收入占比的分母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国内生产净值？在这些问题中，争议和讨论最多的是第一项。劳动收入占比在统计上所表现出的跨国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与没有考虑自我雇用收入有关(Gollin，2002)。对于自我雇用收入的处理，文献中有五种方法(见表1)：方法Ⅰ最简单，但过于“武断”；方法Ⅱ将全部自我雇用收入归于劳动；③方法Ⅲ假设自我雇用收入中劳动收入所占份额与公司收入中劳动报酬所占份额相同；方法Ⅳ认为自我雇用者能够获得与公司员工同样的报酬；方法V主要针对一些国家的统计只有加总的“营业盈余”，而未区分“公司营业盈余”和“非公司营业盈余”。
表1 劳动收入占比与自我雇用收入
说明：[a]简称的出处来自Bernanke与Gürkaynak(2001)。[b]OSPUE是“operating surplus of private unincorporated enterprises”的简写。[c]计算的自我雇用收入=私人部门收入×自我雇用收入在私人部门收入中的比重，而私人部门收入=营业盈余+公司员工劳动报酬，自我雇用收入在私人部门收入中的比重=自我雇用者在劳动力中的占比。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要素收入占比是稳定的”，并把它视为是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之一(Kaldor，1961)。④尽管这一教条不断受到质疑，但仍然有很多人将它视为“像‘光速’一样恒常不变的东西”(Solow，1958；Kravis，1959)。然而，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先升后降的过程尤其引人注目，迫切需要人们从理论上给出相应的解释。
三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理论探讨
现有文献对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理论探讨主要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要素替代弹性的角度考察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深化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进行修正，考察技术进步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第三个层次是从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产业差异，寻找总量水平下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动因。第四个层次关注全球化条件下，不同要素“讨价还价”能力的不对称变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下面对这些理论逐一进行回顾。
(一)新古典假设条件下，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
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用图把这一关系进行刻画，并称之为SK线(见图2)。如果对生产函数给出具体的定义，还可得到一些有趣的结果。对于CD函数
(5)式的含义是：劳动收入占比是一个常数，与要素价格和要素禀赋结构没有关系。科布-道格拉斯(CD)函数被广泛使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相信“劳动收入占比是稳定的”。Cobb和Douglas(1928)是这一观点的早期代表者，他们认为，要素价格变化不会影响美国的劳动收入占比。Gollin (2002)在考虑了自我雇用收入后，确信“Kaldor事实”是存在的，CD函数也仍然有效。然而，当人们觉察到劳动收入占比的跨时和跨国差异的确存在之后，常替代弹性(CES)函数
(6)式的含义是：劳动收入占比取决于资本产出比，与要素价格等其他因素无关。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替代还是互补，σ＞1还是σ＜1)，决定了资本产出比提高时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方向。然而，无论是CD函数，还是CES函数，都很难解释过去20年内欧洲大陆国家劳动收入占比所发生的变化。Blanchard(1997)曾估算过，在这些国家，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替代弹性接近于1，劳动收入占比应如(5)式所预测的那样，是一个不变的值，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二)偏向型技术进步和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
这一层次的分析对新古典假设做了修正，指出偏向型技术进步和市场结构变化是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重要因素。不过，这里仍假设规模报酬保持不变。
1.偏向型技术进步。偏向型技术进步有两种常见的类型。根据Acemoglu(2000)的定义，所谓劳动增强型(labor-augmenting)技术进步是指技术进步引起等产量曲线沿着平行于劳动轴的方向往外移动；而资本增强型(capital-augmenting)技术进步是指技术进步引起等产量曲线沿着平行于资本轴的方向往外移动。
(8)式的含义是：劳动收入占比取决于资本产出比(
)，但也与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M[，i])有关。替代弹性决定了资本产出比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方向，但影响的大小与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有关。若劳动与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将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反之相反。
经典研究一般都隐含技术进步是劳动增强型的假设。然而，这一框架与劳动收入占比发生变化的现实不吻合。对此，Acemoglu(2000)的解释是，在均衡增长路径上(balanced growth path)出现的总是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劳动收入占比保持稳定；而在转型路径上(transition path)，会发生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此时要素收入占比将发生变化。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局限性在于：偏向型技术进步本身，不能完全解释劳动收入占比的动态变化过程；技术进步本身可能是内生的，找到偏向型技术进步发生的原因更有意义。⑥对此，人们从市场结构发生变化的角度作进一步的分析。
(9)式即所谓的“成本加成定价”，u表示“加成”份额(markup)。如果厂商将工资视为给定的，可以得到相应的劳动收入占比决定方程：
(10)式的含义是：在产品市场并非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如果厂商视工资为给定，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产出比之间的关系受“加成”份额的影响，而“偏离”了由(4)式所决定的SK线(Bentolina and Saint Paul，2003)。(10)式还表明，如果“加成”份额“顺周期”(pro-cyclical)，劳动收入占比将表现出逆周期(counter-cyclical)的特征，这一点对于考察劳动收入占比的周期性具有启发性。尽管如此，从产品市场不完全竞争的角度，解释欧洲大陆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却存在困难。一体化进程使得欧盟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不应出现下滑的情况。这暗示着除了产品市场之外，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可能也是解读这一现象的重要线索。
3.劳动力市场。从劳动力市场考察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有三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一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二是工会力量强弱与工资合同的形成模式；三是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大小。
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欧洲大陆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先升后降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有关(Blanchard，1997)。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国家遭遇石油危机，生产效率普遍下滑。由于劳动力市场未能及时做出调整，资本收入在危机初期大幅下滑。随着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状况的逐渐适应，企业减少了劳动力存储(labor hoarding)和额外用工，并在劳动节省型技术进步上下功夫，资本收入恢复，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失业增加。这说明，劳动力市场冲击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有所不同(Acemoglu，2000、2002)。劳动力市场的负向冲击，在短期引起劳动力供给减少，工资上升，资本回报下降，劳动收入占比提高；但在长期，资本积累放缓，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发生，劳动力需求减少，资本回报上升，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收入占比回落。
工会力量强弱和工资合同形式。工资合同有多种形式，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也各不相同。以“有效讨价还价”模型为例：厂商和工会针对工资和雇用人数进行谈判，并将雇用人数确定在劳动力边际产出与保留工资相等的水平；而名义工资是劳动力的平均产出和保留工资的加权平均，权重则取决于工人的谈判力量(Blanchard，1997；Bentolina and Saint-Paul，2003)。⑦据此可得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方程：
(11)式的含义是：工会力量的引入，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产出比之间的关系偏离了(4)式所决定的SK线。随着谈判力量的增长，SK线向上移动；反之相反。
劳动力调整成本。除了“工资成本”之外，厂商面临的劳动力成本还包括“非工资成本”(Bentolina and Saint-Paul，2003)。后者即所谓的劳动力调整成本，包括对新雇用人员的培训费用、解雇支付以及可能的诉讼和仲裁费用等。在计算要素收入占比时，这些费用应计入劳动收入的范畴。劳动力调整成本对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也有影响(Kessing，2003)。如果生产函数是CD型，劳动力调整成本是产量的线性函数，劳动力收入占比对外部冲击的反应程度将取决于劳动力调整成本的大小，而与冲击的规模无关。
至此，已讨论了三类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因素：使(
)沿SK线移动(movement along)，如要素价格变化和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使SK线位移(shift)，如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使()偏离(deviation)SK线，如厂商在产品市场的垄断力量和劳动力的“讨价还价”能力。以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为例，若()最初在A的位置(图1)：工资上升后，它沿着SK线移动到A'的位置；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发生后，它随着SK线位移至A''的位置；企业垄断力量增加，它偏离原有的SK线，到达A'''的位置。Blanchard(1997)指出，仅仅通过()在SK线上移动，还不足以解释欧洲大陆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还必须考虑使SK线位移的因素。另外，与Bentolila和Saint-Paul(2003)不同，Blanchard(1997)并没有在使SK线位移和使()偏离SK线的因素之间做出区分。
图1 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产出比之间的关系：SK线
资料来源：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
(三)从产业层面看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
Kongsamut等(2001)指出，“Kaldor事实”描绘的是加总(aggregate)的情形，对经济进行分解(disaggregate)会发现，产业结构在不断变化，劳动收入占比在产业间存在很大差异。他们从产品(农产品、工业品以及服务)边际替代率的角度，诠释了产业结构和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他们的模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就业和劳动收入占比分别呈现出减少、不变和增加的态势，其结果是总量水平的劳动收入占比保持稳定。Acemoglu和Guerrieri(2006)从要素密集度和资本深化的角度，剖析了总量水平劳动收入占比的稳定性与非平衡增长共存的问题。资本深化促使资本密集部门较快增长，其产品价格不断下跌，资本和劳动向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导致资本密集型部门的萎缩和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扩张。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占比不断提高，直至收敛至稳态的水平，但这一过程十分漫长。Zuleta(2007)、Zuleta和Young(2007)从诱致创新和内生增长的角度，考察了总量劳动收入占比稳定背后的部门因素。一方面，可贸易品生产的资本产出弹性随着资本积累不断提高，直至生产函数演变成AK型(内生增长)⑧；另一方面，服务品部门只使用劳动力，该部门的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长，劳动力不断转移进来。前一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为0，它的生产没有极限但价格日益下降；后一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为l，它的生产受制于劳动力供给因而价格不断上升。均衡时，整个社会的劳动收入占比收敛至一稳态值。⑨
(四)开放条件下，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
前面的分析均是封闭的，没有考虑全球化因素在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过程中的作用。Blanchard(1997)虽提到过贸易可能通过“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影响，但却在最后通过法国的行业数据否定了这一判断。与此相反，Harrison(2002)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与全球化进程有密切联系。她将要素收入分成“竞争下的收入”和“不完全竞争下的租金”，后者的分配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资本的谈判地位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到加强，恶化了劳动者的收入(Lee and Jayadev，2005；Guscina，2006；Jayadev，2007)。同样是针对全球化的影响，Diwan(2000、2001)的观点稍有不同。他特别强调，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提高。有关证据表明，工人(labor)不是危机的“旁观者”，相反，他们承担了与收入不相称的代价。Askenazy(2005)对全球化影响劳动收入占比有更深入的认识。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廉价商品的竞争压力，促使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分别向R&D密集的行业和服务业转移。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只要在R&D密集的行业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递减，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规模足够大，服务品是不可贸易品，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就可能不降反升。
四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决定的经验分析
这一领域的经验分析主要是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进行探讨。涉及的因素包括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全球化、经济发展水平、非正规部门规模、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人力资本积累以及财政收支等。在逐一讨论这些因素之前，先就劳动收入占比大小的研究做简单的回顾。
(一)劳动收入占比大小及变化分解
Bernanke(2001)和Gollin(2002)均计算过国别的劳动收入占比。在考虑了自我雇用收入之后，他们发现劳动收入占比并不存在显著的跨国差异，多数国家这一值稳定在65％的水平上。Valentinyi和Herrendorf(2007)比较了美国不同部门资本收入占比的大小：农业部门高于非农部门；消费品部门高于投资品部门；可贸易品部门高于不可贸易品部门。从这些对比可以间接地获知有关部门劳动收入的信息。Young(2006)从行业层面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了分解。根据他的分析，总量水平的劳动收入占比等于各部门劳动收入占比的加权和：
(12)
其中，
和
分别表示整个经济和j产业的劳动收入占比；w[，ij]是权重，表示j产业增加值占整个增加值的比重。根据该式，总量水平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可分解成三部分：部门内变化，即权重不变，部门劳动收入占比发生变化；部门间变化，即部门劳动收入占比不变，权重发生变化；二者同时变化。他对美国行业数据的分析表明，在整个经济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中，部门内变化占主导，部门间变化影响不大。他还指出，若外部冲击引起部门劳动收入占比发生同方向变化，将放大整个经济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经济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不一定比部门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小(Solow，1958)。
(二)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因素
1.资本产出比。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对1972-1993年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替代弹性经过计算等于1.06(σ＞1)，意味着劳动和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Diwan(2000)运用1975-1995年世界135个国家的数据，从资本产出比的角度分析了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他发现这种影响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富裕国家，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这种结果可能与资本存量越高，劳动力讨价还价能力越强有关；而在贫穷国家，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可能意味着在资本存量较低的时候，劳动力只能够在收入中要求一个很小的份额，才可以吸引资本的流入。另外，根据(2)式，资本产出比()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比例(l[，i])一一对应。Harrison(2002)使用后者对1960-1997年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与资本比例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小，并认为这一结果与资本不能很容易地用劳动来代替有关，随着劳动力的增加，资本回报相对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Poterba(1997)对美国的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结论。
2.技术进步。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用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技术进步，发现它对OECD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他们把这一结果归于技术进步的资本增强属性。Guscina(2006)对18个工业化国家1960-200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比较相似，但她是用单位劳动时间的GDP或单位员工的GDP来衡量技术进步的。他们的结论均暗示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他们的不同在于，后者没有在方程中控制资本产出比。Harrison(2002)建议用政府支出在教育和设备投资之间的比例，考察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由于数据的原因，她并没有在研究中引入这一因素。
3.全球化。文献中用贸易依存度、FDI占GDP的比重以及是否存在资本管制来衡量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可能会降低前者的劳动收入占比。根据“讨价还价”模型，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为吸引资本展开竞争，弱化了工人的谈判地位，劳动收入占比降低。至于资本账户开放，从长期来看，它有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对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有利；但在短期，它会加强资本的谈判力量，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在Harrison(2002)的研究中，这三个变量均与劳动收入占比负相关，对此，“讨价还价”模型可以给出解释。Lee和Jayadev(2005)、Jayadev(2007)的结论与此类似。而Guscina(2006)认为，分析全球化对18个工业化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作用，需要结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和“讨价还价”模型的思想。Diwan(2000、2001)则注意到全球化对不同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不一样，对于方程的定义也高度敏感。他指出，全球化，特别是放松资本管制，可能通过金融危机对劳动收入占比产生负面影响，给劳动者带来永久的创伤。
4.其他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库兹涅茨曲线”表明，一国在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收入差距才会逐渐缩小。而Daudey和Garcia-Penalosa(2007)通过研究发现，劳动收入占比越高，收入差距(基尼系数)越小。按照这一逻辑，劳动收入占比可能在经济发展早期处于下行的态势，到某个阶段之后才会上升。Diwan(2000)在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方程中放入人均GDP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结果发现前者的系数为正，后者系数为负，表明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与“库兹涅茨曲线”的预测刚好相反。Lee和Jayadev(2005)、Jayadev(2007)的研究包括了人均GDP的一次项，它在大多数方程里同劳动收入占比正相关。Harrison(2002)在劳动收入占比的决定方程中，引入本国相对于外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发现它与劳动收入占比显著负相关。对此，她的解释是，一国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其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激励越小，劳动力的谈判地位越不利，劳动收入占比越低。
非正规部门的规模。Diwan(2000)用“农业人口在整个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衡量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发现农业人口占比越高，富裕国家的劳动收入占比越低，而贫穷国家刚好相反。对富裕国家来说，劳动力从农业转移至城市中的非农行业，劳动生产率会提高，同时，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之后，他们的收入在统计上就被正式纳入劳动的范畴。这两方面的因素都使得发达国家在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劳动收入占比上升。
对劳动力的保护程度。劳动力保护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有两个渠道，一是影响工资，二是影响就业。Guscina(2006)用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以及哑变量衡量对劳动力的保护强度，并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工业化国家工会力量弱化和就业保护强度下降是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考察了劳工斗争(labor conflict)次数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发现它对劳动收入占比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
人力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有两种可能：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越大，相应的劳动力收入越多；受教育水平越高，与之相匹配(matched)的资本就越多，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就越强，也就越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Diwan(2000)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资本存量，对这两种假说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富裕国家支持前一假说，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高；而贫穷国家支持后一假说，人力资本积累越多，劳动收入占比越小。
财政收支。Diwan(2000)的研究显示，财政支出的扩大有利于贫穷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对富裕国家却不然。他认为产生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财政支出在贫穷国家主要用于补偿劳动者的收入；而在富裕国家倾向于对特殊群体(如利益集团)的转移支付。Harrison(2002)的研究也支持政府支出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观点。Lee和Jayadev(2005)、Jayadev(2007)用国民收入中政府所占份额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现该值越高，劳动收入占比越高。他们甚至发现财政赤字也对劳动收入占比有积极作用。
五 对研究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初步思考
对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已有学者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徐平生，2006；李稻葵，2007；李扬和殷剑峰，2007)。但对于它产生的机制，却没有进行深入探讨。下面结合前面回顾的相关文献，就这一现象提出初步的研究思路。
1.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否为劳动力市场正向冲击的短期结果。1996年通过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分流国有企业富余职工的改革迅速在全国铺开，它标志着中国劳动力市场改革进入新的阶段，是“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陆铭和蒋士卿，2007)。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开始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进程明显加快。改制后的企业支付的劳动力价格接近于“市场出清”的水平。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深化，“工资侵蚀利润”的局面得到扭转。大量劳动力进入市场以及企业按照“边际产出价值”支付工资，这种竞争性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形成对劳动力市场供给的正向冲击。该冲击在短期内压低劳动收入占比，但在中长期却有利于劳动收入占比和就业量的增长(Acemoglu，2000)。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在1996年之后一路下滑，或许就是这种冲击的短期结果。
2.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否是劳动力谈判力量被地区间竞争弱化的结果。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这与金融市场一体化时代，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流动性更大、谈判力量更强有关(Harrison，2002)。然而，中国的情况稍有不同，它每年吸引的FDI流入量达到了500亿～700亿美元。按道理，外资源源不断地流入，资本稀缺性得以降低，劳动力的“讨价还价”能力和劳动收入占比应有所改善，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这可能与中国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所激起的地方政府间的GDP“竞赛”有关(Li和Zhou，2005；王永钦等，2007；张军和周黎安，2008)。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要素价格和环境保护方面不惜“竞争到底”(race to bottom)。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这种竞争引起劳动力谈判力量被弱化的结果。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广阔的市场、稳定的政治环境和优质的基础实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重要目的地。在中国，外资的主体是从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将这里作为组装基地和出口平台。伴随供给的不断增长，这类企业面临的贸易条件日益恶化，为了维持已经摊薄的利润，它们会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可见，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具有两面性，在加速外资流入的同时，也使中国丧失了很多福利改善的机会，劳动收入占比恶化便是其中之一。
3.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否是重化工业化和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结果。投资的大规模增长和资本劳动比的提高，是中国1993年以来，工业产出迅猛扩张乃至整个GDP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原因。1993年之后与之前相比，平均而言：就业增长从2.5％下降至1.1％；TFP增长从3.7％下降至2.7％；而资本劳动比增长从3.2％上升至5.1％。截至2004年，工业占GDP的比重已从1990年38％上升至2004年的53％。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这一部门吸纳的就业却没有大的增长(Kuijs and Wang，2005)。很明显，重化工业化倾向抑制了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由于资源被工业部门过多地占用以及对私人资本进入的限制，服务业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不利于就业增长和劳动收入的改善。重化工业化也表现在出口产品的结构上。1995年以来，中国已从主要出口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出口机械等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出口产品的复杂程度已是人均GDP三倍于中国的国家才能够达到的水平(Rodrik，2006)。Anderson(2007)甚至指出，2005年以来钢铁和原材料等重型工业首次出现的出口盈余，是最近几年中国外贸顺差迅猛扩张的重要原因之一。出口产品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将使出口收益更多地被资本获得，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资本快速积累和出口结构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移，不仅会在短期内引起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还会在长期诱致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发生，进一步压低劳动收入占比(Acemoglu，2002；Zuleta，2007)。
六 简短的结语
20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并不多，这与发达国家劳动收入占比已经处在较高水平有一定的关系。以美国为例，它的劳动收入占比长期维持在60％～70％的水平。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细分程度高，主要的分配问题产生在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收入差距比较大。这是近年来该领域有大量研究出现的重要原因。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相对于劳动力内部的收入差距，要素之间特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为突出。然而长期以来，关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一直被人们所忽视。这里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以前大部分资本属于国家，资本回报在理论上也为全民所享，讨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收入分配没有必要；二是资本收入份额太大，劳动收入份额太少，人们更在意已经很小的这一块里面是否分得公平，也就是所谓的“因寡，而患不均”。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消费需求的大小，而后者是内需能否扩张的关键因素。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内外失衡交织和放大的困境之中，对劳动收入占比决定因素的考察，有助于在理论上对和谐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也有助于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把劳动力能否从国际分工中获益摆在更突出的位置。
注释：
①《中国统计年鉴》没有直接的劳动收入占比数据。但1993年以后，它对地区生产总值按收入法口径(包括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进行了统计。先计算各年省级劳动报酬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求得的省均值就是全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值(不包括西藏、四川与重庆的数据合计)。至于文献中对劳动收入占比定义和度量的争议，第二部分有更全面的讨论。
②自营者或者自我雇用者是指“非公司制经营的所有者”(owners of unincorporated businesses)。
③Gollin(2002)和Young(2003)曾提到，在中国的统计里，劳动者报酬包括自我雇用收入。《中国统计年鉴2007》关于统计指标的解释也证实了这一点。图1所用方法接近于方法Ⅱ，惟一的区别在于后者的分母是扣除净间接税后的GDP。即使按照后一方法，仍然可以发现，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已从1996-1998年60％左右的水平跌至2006年的47％，趋势与图1一样。
④也称“Kaldor事实”。它是指除了劳动收入占比是常数外，还包括人均实际GDP的增长率、资本产出比以及实际利率保持稳定等。
⑤Ferguson和Moroney(1969)、Woodfield(1973)对美国和新西兰劳动收入占比变化来源的考察，与(8)式的思想是一致的。
⑥Acemoglu(2000)将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归因于外生冲击。但是他并未清楚地说明冲击出现、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发生以及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之间的传导机制。
⑦对于哪种工资决定模型能更好地诠释劳动力市场，迄今并无一致意见(Blanchard，1997)。除了“有效讨价还价”模型以外，“有权参与管理”模型也是其中之一。根据这一模型，劳动收入占比与资本产出比之间的关系仍然由(4)式决定。
⑧又称线性模型，它通过假定产出是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而放弃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假定。
⑨在Acemoglu与Guerrieri(2006)的模型里，劳动收入占比从低水平收敛至稳态值；而在Zuleta和Young(2007)模型里，劳动收入占比是从高水平收敛至稳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