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庄道家的道德教化方法及其文化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家论文,渊源论文,老庄论文,道德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历史上，道家思想是一个流派众多的庞大体系。但无论是老庄道学，汉初黄老之学，还是汉末道教乃至魏晋玄学，仍然有着大体一致的思想主线，那就是：道统万物、尊道循道的宇宙观念；抱朴守真、崇俭抑奢的人生态度；重生养生的生命理念；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治国方略。而以此为内容的道德教化方法也透露出道家独有的睿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以自己特有的说服力征服过上层人士和下层百姓，使道家的“帝王南面之术”有过很大的生存发展空间。重温中国道家特别是老庄道家的教化方法，对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老庄道家的道德教化方法
著名哲学史家陈寅恪先生认为，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和实践伦理学。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正如陈先生所说的那样，老庄道家设立自己的道论，决不是出于一种纯粹的理论兴趣和思辨目的，而是旨在将其与现实人的生存状态紧密联系起来，企图通过其理论营造一个消除物役、返回本真的人类精神家园。总体说来，老庄道家对现实世界的状态是极为不满的，他们认为，在有限的生活天地中，人们被林林总总的物质欲望束缚着，一些人为了一己的私利，表象的价值，世俗的虚荣，把真性泯灭在纯粹的物质世界中。为此，老庄道家提出以自然之道为最高法则，要求人们去除根深蒂固的个人占有之心，回归一种朴实的、不以个人占有心为基础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对于这种自然状态，老子解释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p198)在这种自然状态里，人们不过分贪求，人与人之间疏于交往。而庄子对这种状态的期望则更进一步，他认为，人们不但应做到不过分贪欲，而且还要乐于劳作，乐于帮助别人而不求回报，即所谓“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回报”。那么，怎样才能消除人生的种种背道行为而返归人生的自然状态呢？正是在这一内在动机的驱使下，老庄道家提出“为道”、“证道”的问题。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1](p169)他明确地将道德实践的主体称之为“为道者”。庄子则使用“体道”一词来说明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如在《庄子·知北游》中，他说：“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老庄认为，所谓“为道”、“体道”，就是要效法道之品性，使自己的生命境界与道体契合。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道德实践主体的“直觉”、“内省”外，还要施之于一定的道德教化手段。于是，以事论理、以物施教、以史为鉴的道德教化方法就在老庄这里凸显出来。
以事论理即通过具体事例来阐发各种思想主张以达到道德教化之目的。老庄道家既善于从具体事物中总结百姓为人、君王从政的经验教训，概括出事物运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阐发抽象原则以教化世人。于是，大量的寓言故事就成了老庄道家进行道德教育的直接素材和工具。《史记·庄子传》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而庄子的言说方式则是“指事类情”。在老庄这里，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整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它在万事万物中的作用是“顺其自然”。关于道的作用，老子以车轮为例来说明。他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p27-28)老子认为，车的作用，就是轮的作用，就是“空”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个“无”，没有这个“空”，车轮的作用就无从显现，“道”也就不起作用了。如同有了车轮当中能够套住车轴的“孔”或“空”，就自然而然发挥了车之用一样，有了各种器皿的那个“空”，才有了器皿的盛物之用；有了房子中间的那个“空”，才有了房子的居住功能。因此，“道”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就是遵循自然、效法自然。
庄子更是大量运用具体事例来说明道家轻功名利禄、重精神自由的思想。庄子生活于一个动荡、发展的时代。“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2](p249)诸侯国之间频繁的交战、结盟、征伐，使百姓处在动荡不安的生活环境中；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的使用，城市的兴起，又勾勒出一幅经济繁荣的社会图景。社会的发展和动荡本应该催生和助长人的自由意识和自由精神。但是，人们特别是中下层知识分子为实现仕进理想而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功利态度使建立在新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文明成了一种外在的囹圄，桎梏着人的精神自由。于是，在《庄子·逍遥游》中，庄子以物铭志，表述了反对物役，不要超出本性去强求外在功名利禄的观点。他认为，无论是“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鲲鹏，还是“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的斥
，它们飞翔的物理尺寸及飞翔所依赖的外在条件各不相同，但因为都是在天性范围内活动，所以，它们都是因任自然、自足天性的。庄子指出，在天性之内，尽管“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尽管“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但也无可悲叹。而那些超出本性去追求而贪心不足的人倒是可悲可叹的可怜虫。随后，他又借自得其乐于大自然中的鹪鹩和偃鼠来表达自己的人生认知。他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3](p5)人生在世，又何必聚敛财产但恨其无多，购置田地只妒其不广，把外在的名利、地位作为永恒追求呢？这种以事论理的教化方法在《庄子》一书中比比皆是。仅《庄子·让王》一篇，作者就引用了近20个寓言故事或具体事例来说明自己的道德理论。
以物施教即主张从自然存在物及其运行规律中体悟为人之道，从而达到道德教化之目的。道法自然是老庄道家思想的核心，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p660)老子之“道”，是治国用兵之术，是处世化民之方；老子之“自然”，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指义，有时，“自然”是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时，“自然”被描述为自然而然、自成自毁、自生自灭的状态。而老子用于教化百姓的“自然”是指客观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老子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的内在一致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善于观察自然，发现自然，不仅从自然物中获得道德启示，而且注重其道德标范意义，强调学之、效之，并从正反两个方面阐明相应的结果或效应，具有鲜明的道德导向性。在《道德经》第8章中，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又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1](p19-20)也就是说，圣人为善要像水一样，随物施功，随时善应，去高就下，行止自然，有利于万物又不和万物相争。老子认为，择居要像水那样，避高就下，以贞静自守，以柔顺自安；心胸要像水那样，深沉凝重，静处养志，内蓄灵光；交友要像水那样，怀抱仁爱，施于万物而不自夸，利于万物而不求报；说话要像水那样，真实坦诚，表里如一，毫不虚饰；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做事要像水一样，扬长避短，随机应变；行动要像水一样，抓住时机，行止有序。接着，老子又以江海为例警示从政为王者。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1](p171-172)他认为，那些在上的统治者应该像水一样甘心处下，尊重民意。得道的人要想做好群众的首领，必须言辞卑恭，谦逊处世。
以史为鉴即站在历史的高度，运用历史故事和历史传统实施教化。“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老庄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身为周朝的史官，其《道德经》体现了他“述往而观今”的宗旨。《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恃”，明确指出了道有对民族历史的深刻了解以及以史为鉴的化民方法。据胡孚琛、黄钊先生的统计和研究，《道德经》一书中有26次提到古代圣人，并多次引用前人的话语来说明论题。如第2章中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22章说：“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等等。庄子也主张以史为鉴，以古人是非矫正今人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改变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庄子之世，生产力和商业的发展促发了贵族之间频繁的掠夺战争。大都伐其小都，小都伐其小家，他们贪婪无耻，竞进无厌，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面对恶劣的社会环境和横流的物欲追求，庄子借古讽今表达了自己的愤怒。“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倾是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3](p194)他认为，古人能够随遇而安，保持心灵的安适与人格的独立，今人追求名利，为此不惜放弃人格而巧舌如簧、搬弄是非，真是今不如昔！当然，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的进步也是势不可挡。如果只因为道德的暂时退步而发出今不如昔的慨叹，那是庄子的历史局限和认识局限。但是，庄子以史为鉴，将人们的思想带到过往的“至德之世”，以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行为，其教化方法是可取的。在中国先秦思想史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老庄道家都有追求超越的文化品性，儒家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与老庄道家“物顺自然”在精神品质上不无相似之处，但是，儒家的“孔颜之乐”和老庄道家的“至乐”在终极意义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距。孔子的“有道者见，无道者隐”表达的是一种有条件的淑世情怀，而老庄道家对隐世、避世和绝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则达到了无限的境界。因此，对儒家的批判成为老庄伸张道家学说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批判的任务又大都是通过对历史的追忆来完成的。面对孔子的仁义礼智对人的个性和自由的束缚，庄子曾多次追忆过往的“至德之世”。如《庄子·盗跖》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3](p259)《庄子·应帝王》篇说：“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3](p70)《庄子·马蹄》篇说：“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乌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3](p83)为了揭示儒家仁义礼智的虚伪性，庄子同样带人们重温历史，评点是非。儒家提倡仁者爱人，认为尧舜禹三代存留着原始古仆的人道风俗，寄托着人类的大同理想。但庄子指出：“尧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汤放其主，武王伐纣，文王拘
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论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性情，其行乃甚可羞也。”[3](p260)因此，尧舜的慈孝是虚伪的，世间的忠孝信义是靠不住的。儒家如此，其他各家也是如此。“彼曾、史、杨、墨、师旷、工倕、离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瀹（yue，火光）乱天下者也”。[3](p88)他们都是虚伪教化世人，真实谋己私利。他说：“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昔日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论则贱之，行则下之，则是言行之情悖战于胸中也，不亦拂乎！”[3](p261)就这样，庄子在对历史事件的姿意评述和嘻笑怒骂中将自己的道德主张表露无遗。
二、老庄道家道德教化方法的文化渊源
一种哲学思想的产生必然伴随着一种与此思想相契合、与时代相吻合的方法论。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思想的基础，或者说，哲学方法论逻辑地先于某种哲学思想。方法论提供给人们的是一套观察和分析自然、社会、人生等问题的角度和模式。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国古代哲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方法论，但是，各家各派却都有一套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众所周知，方法是一种工具，它标志着包括社会发展状况、民族文化特色、使用者个殊的生存状态在内的复杂关系。如果错误地把方法视为单一、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无视其背后掩盖着的复杂关系及诸多要素，就无异于以幻化为实相。以这样的前提去分析老庄道家的道德教化方法，我们发现，以事论理、以物施教符合中国古人重“直观经验”、重“天人和合”的思维特性，而以史为鉴则有缘于老庄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的史官经历。
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封建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播夏长，秋收冬藏，一切都因循着自然节令的推移而变化。人们从实践中体会到，人与天、地是相互依存的，天、地、人环环相扣，相应相和，构成了“天地人”巨系统，任何一环都不是也不可能离开对方而独立存在。“一年之际在于春”、“季节不等人”、“人误天一时，天误人一年”等民谚就是这种认知的生动表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人类都要处理两类关系：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国古人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认识到：什么时候顺应自然，自然便以丰厚的报偿给人类以奖励；什么时候违背自然，自然便会给人类以惩罚。久而久之，中国古人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就不仅仅是一种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功利追求，而且也表现为具有道德约束力的道德认知。为了在定居的区域内长期共存，人们又需要恰当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每个个体都是血缘、宗法关系之网上的一个纽结，都有着维系群体关系的义务。那么，如何处理建立在道德义务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呢？老庄道家以“天人相感”、“天人和合”为依据，得出了应该像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那样去建立人类的道德秩序的结论。老子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有着共同的本源，又有着共同的内在规律和法则，因此，人与天地万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庄子认为，人和自然的互动关系表现在：人体的阴阳失和将影响自然气候；自然气候的失和又将反过来影响人类健康。他指出，大喜则伤阳，大怒则伤阴，如果不注意调和心态，大喜大悲，就会伤害体内阴阳，使之失和。而人体内部的阴阳失和，又会影响自然气候，导致“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进而反过来影响人类，“其反伤人之形”。[3](p87)既然人体的生理活动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是相通的，因此，应该将研究自然界和研究人体统一起来，圣人之为道，就应该上合乎天，下合乎地。而这种天人相感、天人和合的思维方式便是老庄道家以事论理、以物施教的文化渊源和方法论基础。以事论理、以物施教方法的特点是生动、具体，自然、贴切，深入浅出，适合中国人重直观经验的思维特点。这种方法有助于人们随时从客观事物、天地自然中领悟道家所倡导的道德规范，能够有效地激起受教育者的注意，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有助于社会成员对道家思想的认同和接受。就连总体上否定道家思想的林语堂先生也对老庄道家接近自然、效法自然的做法拍手称赞。他说过，有时看庄子，是好的，接近大自然，是更好的。他认为，庄子的这种田园理论，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普通人的意识中，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今天种族繁荣与健康的原因。接近自然就意味着精神和身体的康健，这是中华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既微妙又深刻的方面。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表现于：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倾向于整体的、综合的、直观的、感性的，寓抽象概念于具体事物之中，赋予抽象观念以生动直观的形象。西方人的思维特点，则更鲜明地表现出分析的、个体化的、理性的、自我中心的特点。正是这种直观、朴素的教化方法使得老庄哲学得以广泛传播，成为人们忙碌之余的精神宽慰剂。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也得到了西方人的中肯评价。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就认识而言，世界被分成可视世界和可知世界。所谓可视世界是指现实世界，而因为现实世界的复杂多样和变动不居，所以要把握它必须依赖感觉经验。爱因斯坦说，高度普遍的定律的寻求是没有逻辑途径的，它只有通过一种建立在对经验客体的理解的直觉上才能达到。英国久负盛名的汉学家李约瑟指出：近代科学在其初始阶段必须同经院哲学的理性主义作斗争，因为新的知识活动的生命生成于经验思维的母体之中。而对于道家的伦理思想及其道德教化手段，李约瑟同样抱赞赏态度。他非常重视道家哲学中蕴含着的以自然界万事万物及其运行规律来图解人生的有机思维方式，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与近代科学分裂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思维方式有着根本不同，它注重世界的整体性、统一性，将宇宙和人生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道家思维方式对于克服近代自然科学机械论的弊端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李约瑟还肯定了庄子说明问题的方法，认为庄子的道“无所不在”，甚至“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他以自然界的任何客体为道德教化的工具，“无论它多么讨厌，多么不愉快和多么琐碎”。[4](p52)然而，这种经验性的思维方式毕竟是中国长期农业社会的产物，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在这里，主体对客体的把握被限制在经验的范围内，有着笼统性、模糊性的缺陷，影响着人们对客观事物进行精确细微的认识，阻碍了人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实证科学的道路，也限制了整个民族理性思维的发展。因此，实现经验思维和理性思维的相互补充，谋求东西方思维模式的最佳结合将是科学方法论发展的方向。
一种方法的使用除了依赖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外，还与使用者具体而个殊的知识背景和生存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说，老庄道家以事论理、以物施教的道德教化方法取决于“天人相感”、“天人和合”的传统文化的话，那么，其以史为鉴的道德教化方法则表现为深厚的史官渊源。老子生活的时代，天下征战不断，各家学说也起而相争。老子认为，讲仁义的，但行的是假仁假义；讲兵家的，把国家搅得战火连天，尸横遍野，生灵涂炭；讲纵横的，或纵或横，大兴诈谋，无不是为了扩张自己、制服对手，有谁是想让天下太平、百姓无忧呢？读书人的使命感让老子萌发了借“庙堂之高”实现自己主张的想法，于是，他做了周朝的守藏室史。在周藏室中，上至黄帝巨典、圣人言论，下至民间歌谣、百姓俚语，无所不包；从远古至周景王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文献应有尽有。这使本来就博学多才的老子对民族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老子将经世致用这一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带入其学术事业和人生目标，十分关注历史的成败得失经验，并以此昭示世人。《汉书·艺文志》在论及道家的根源时有一句名言：“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60多年前，胡朴安先生就对道家智慧和史官职掌的内在联系做过结论。据胡氏的看法，道家的智慧乃根基于历史，是通过对历史做冷静的、理性的观察和分析而产生的。他说：“道家之出于史官，由于阅世多，事更富，有过去之观念，而后有未来之思想，过去之观念愈丰富，未来之思想愈发达。道家丰富之思想，由于历史而来也”。[5](p29)在老庄道家这里，深厚的史官渊源，不仅影响了它的伦理思想，而且也决定了它的方法：把历史当成一种实施道德教化的工具和手段。宗于老子学说的人有很多，如列御寇、彭蒙、宋钘、尹文、关尹、环渊诸子，但最能领悟和体现老子思想真义的，当属庄子。虽然老子和庄子学说有相别之处，如老子的自然学说是用自然，而庄子的自然学说是任自然，但是，正如胡朴安先生在《庄子章义》中说：老子和庄子“虽然其流不同，但思想之源起则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人把老子和庄子统成为老庄道家。作为老子学说的重要继承者，庄子不仅对老子的学说是推崇的，而且对老子的为人是敬佩的，这一点，从庄子对老子故里——楚国苦县曲仁里的拜访和对老子故居的瞻仰可以看出。由于思想及其思想的言说方式的不可分割性，我们可以推断，庄子对老子的继承，不仅包括他的思想，而且也应该包括他的言说方式。因此，虽然庄子没有老子那样的史官经历，但却喜欢在对民族历史进行深刻了解的基础上，采取“以史为鉴”的道德教化方法。
总之，在对于历史经验和民众观念行为进行理论概括和升华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家思想，以超凡的智慧吸引着民族成员，影响着他们的思想行为、认知水平和处世能力，进而在中国人的心灵中凝结积淀，与其他思想一起共同铸造着民族性格，这一方面是因为道家的人生理想、处世方式、治国方略满足了处于动荡不安中的人们的心理情感需要，另一方面也与道家直观、朴素、务实的施教方式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五帝殊时，不相沿乐”。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人类的认知接受能力不能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老庄道家的施教方法未免显得过于粗糙。然而，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研究老庄道家的施教方法，我们仍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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