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而不论文,一个重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命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在当代世界产生着越来 越大的影响。尤其在苏东剧变后，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代表了马克思主 义发展的最新趋向。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深刻的理论观点。强调“ 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这里让我们对此 作一简要的剖析。对于迷恋于消费主义之中的现代人来说，了解一下这一命题的深刻含 义是不无好处的。
一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早也是最系统地论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 在于消费活动”的是莱易斯。他在其著名的《满足的极限》一书中批判了现代工业社会 把满足等同于无休止的物质消费的观念。他指出，现代工业社会正在把人们引向这样一 种生活方式：人们居住在城市的多层高楼中，其能源供应、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乃至废物 的处理都依赖于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与此同时，人们又误认为不断增长的消费似乎可以 补偿其他生活领域、特别是劳动领域遭受的挫折，因此，人们便疯狂地追求消费以宣泄 劳动中的不满，从而导致把消费与满足、与幸福等同起来，换句话说，只用消费的数量 来作为衡量自己的幸福的尺度。莱易斯指出，把消费与满足、幸福等同起来，正是现代 工业社会处于异化之中的明证。
莱易斯强调，必须改变把消费与满足等同起来的观念。贯穿于傅立叶、马克思、马尔 库塞著作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人的满足应到自己能从事的活动中去寻找，也就是说人的 满足最终取决于生产活动。他说：“满足的可能性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组织功能，而不 是像今天的社会那样主要是消费活动的功能。”(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 多1976年版第105页。)如果人们弄懂了这样一个事实：不断增长的消费是不可能补偿其 他生活领域中遭受的挫折的，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进步的社会变革的前景取决于在消费 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即在消费领域之外，照常能够达到满足和幸福。
莱易斯进而指出，人的基本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更是极其丰富，根 本用不到非要由过分专门化的商品和服务来提供。“就个人活动而言，替代方案的满足 前景将与克服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劳动的极度专业化和克服由此而产生的商品交换领域的 局限性有关。”(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6页。)人们天生 具有康复、种植、缝纫、运动、学习、筑屋、安葬的能力，每一种这样的能力都可以满 足一种需要。
莱易斯认为，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这绝不仅仅是人们注意力的 转移，而是创造出一种能促进人们在其中直接参与同满足自己需要有关活动的环境。创 造这一环境的过程也就是解决生态危机的过程。让人类在生产领域中得以满足是解决生 态危机的最有效的途径。人的需求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问题，现在已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即我们必须把人的需求问题看作是生态相互作用的更大系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因此必须把降低人的消费需求、改变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与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 由时间的活动都具有丰富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尽可能让人们靠自己的双手来满足自己的 需求。
他总结说，人类之所以能在生产领域获得真正的满足，关键在于：其一，通过参加直 接性的生产活动得以自我实现，使人们真正能创造性地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又是丰富多 彩的，人们在这种生产活动本身中会获得享受；其二，由于这种生产不是为了支撑恶性 消费而进行的生产，由于割断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联系，由于这是在缩减了资本主义的 生产能力基础上的生产，所以这种生产的结果不是与自然日益对立而是与自然建立起和 谐的关系，人类在这种崭新的关系下会感到无尚的满足和幸福。
另一个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则把是沉醉于在消费领域获得满足还是寻求在 生产领域获得满足，概括为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之间的区别。他认为，经济理性有各种 各样的特征，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全社会紧紧围绕着消费这个中心，千方百计地把人 们引导到消费这一道路上去，即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东西供人们无止境地去消费。而为了 做到这一点，又必须通过严密的计算和核算，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获取利润。
高兹说道：“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必然仅仅是被商品交换所支配，它必然被在 一个自由的市场上进行交换这一原则所驱使，在这一市场上，被割裂的生产者面对着同 样是被割裂的购买者，它们在竞争中发现自身。”(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 敦1989年版第110—111页。)既然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那么这 种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于是，“足够的”这一范畴就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仅仅是一 个文化的范畴，而变成了主要是经济的范畴。其标志是突破了原来的“够了就行”的原 则，而开始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他说：“替代‘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 种用以衡量工作成效的客观的标准，即利润的尺度。从而成功不再是一种个人评价的事 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量 化的方法确立了一种确信无疑的标准和等级森严的尺度，这种标准和尺度现在已用不到 由任何权威、任何规范、任何价值观念来确认。效率就是标准，并且通过这一标准来衡 量一个人的水平与效能：更多要比更少好，钱挣得更多的人要比钱挣得少的人好。”( 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113页。)他的意思是，在经济理性支配 下，利润的尺度至高无上，用以衡量一个人是否处于幸福之中以及幸福的程度的惟一标 准是看其消费掉多少东西和拥有多少财富。
高兹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领域的经济 理性的批判。所以他借用马克思的观点来揭示经济理性的危害。他说，在马克思和恩格 斯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合理性“要扫除所有从经济的观点看来是不合理的价 值和目标，而只是留下个人之间的金钱关系，留下阶级关系，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 关系，从而产生了一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沦为只是可以无限地 加以交换的劳动力，被剥夺了任何特殊的利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推行经济理 性的过程“一方面在人与自然之间造就了一种造物主性质的、创造性的关系，这种关系 是机械化的一大成果；另一方面又赋予这样一种劳动组织难以置信的支配生产力的权力 ，这种劳动组织既使劳动又使劳动者失去一切人性味”。“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一大 成果，劳动不再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不再受制于基本的必然性，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 这就是劳动失去了其界限，劳动不再变成有创造性的了，不再是对普遍的力量的肯定， 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19—20 页。)高兹在这里强调，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理性的危害可以归结为一方面使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另一方面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核心的 问题是使劳动者失去人性。
在高兹看来，实现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转换的过程，也是人们不断地从生产领域而 不是从消费领域获取满足的过程。高兹认为，只有挣脱掉经济理性的禁锢，使整个社会 转移到从生产领域中获取满足的轨道上来，才能为现代人开辟出一个足够大的自由空间 。在这一空间中，人们的生活不再完全被消费所占据，从而也不再被只是作为谋取生活 资料的手段的劳动所占有。人们发现这是一个价值不能被量化的领域，发现这才是生活 自主的领域。以经济为目的所进行的劳动大大减少之时，自主的行为有可能在社会中占 据支配地位。应当把经济理性从闲暇时间中驱除出去。这样，闲暇将不再只是剩余或补 偿，而是必不可少的生活时间和生活的原因。要使闲暇压倒劳动的同时，使自由时间压 倒非自由时间。让这种自由时间成为一切普遍价值的承担者，即让创造性、欢乐、美感 和游戏战胜劳动中各种效率、谋利的价值。高兹提出，当这种劳动降低到从属的地位， 而自由的时间成为一切普遍价值的承担者之时，就出现了“一个可能的其他社会的远景 ”。他说：“这里所涉及的是从一个生产主义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向一个时间解放了 的社会的转折，在这一社会中文化和社会被赋予比经济更大的重要性，一句话，这是向 一个德国人称之为‘文化社会’的社会的转折。”(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 敦1989年版第183页。)
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有针对性地向当代人提出了不在消费领域而在生产领域寻求 满足的理念，而且还就如何具体落实这一理念提出了种种要求。
这些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在生产领域寻求满足，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让人们完全放弃消费，他们只是要人们按照新的理念对目前的消费方 式作出重大改变。在他们看来，即使消费领域不能成为人们获取快乐的主要场所，人们 也不可能游离于消费领域，这里有一个消费的导向问题。因此，他们认为，“不在消费 领域而在生产领域寻求满足”的理念所提出的许多要求中，很大一部分是集中于消费领 域的。他们在消费领域所提出的基本要求是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使“ 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
高兹就提出，只要我们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的不破坏环境的东西，或者生产更 多的、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那么，消费得越少而生活得却更好，这是可能的。他 说：“特别是当人们发现更多的并非必然是更好的，发现挣得越多、消费得越多并非必 然导向更好的生活，从而发现还有着比工资需求更重要的需求之时，他们也就逃脱了经 济合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可以量化的，认识到金钱并不 能购买到一切东西，认识到不能用金钱购买到的东西恰恰正是最重要的东西，或者甚至 可以说是最必不可少的东西之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在 他看来，关键在于对“足够的”这一概念要给予正确的解释。实际上，“‘足够的’概 念并不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它是一个文化的和存在论的范畴。说‘够了就行’是指使用 更多的东西未必就能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多并不是更好。诚如英国人所言：‘知足常乐 ’(Enough is as good as a feast)。”高兹还指出，只要在消费领域真正能打断“更 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更少”的结合，那么人类就将进入“更 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境界，而这正是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的主要生活模式。这里所 说的“更少地生产”应正确地表述为“人们根据他们的想像而不是根据需要来进行生产 ”，即“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利润率的经济标准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这能使人 们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在那里，市场消失，每个人都感到满足，人们共聚在一起，每个 人各自计划自己的生活。(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116、112、3 2页。)
高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平等的社会，而“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将直接 导致社会走向平等。他说，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在使广大人民群 众享受原来只有那些精英们才享受的特权的同时，又把他们排挤在新的特权之外。现代 资本主义社会的座右铭是：“对每个人都一样好的东西没有价值，你必须有着若干东西 好于他人才能受到尊敬。”这一座右铭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 。当人们都具有了某种物品以后，这件物品就失去了价值，而惟有那些只有少数人占有 的物品才是高贵的，才值得人们去追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正是利用了这样一 种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才不断地制造新的需求，控制人们，维护不平等。随着“更少 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实施，人们所生产的是那些为所有人所真正需要的东西，既不 给予任何人以特权，也不缩小任何人的权利。这样的社会，诚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的平等正是从这里开始产生。
莱易斯则提出，在消费领域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 更少”的结合，实际上就是从“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的转移。他提请人们注意10 0多年之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关于创立稳态经济的论 述。穆勒提出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要趋于稳定。穆勒在当时就告诫人们生产能力和人口 水平已趋于极限，不需要再进一步发展了。尽管穆勒也承认人们之间在自我实现的机会 方面和生活愉快的程度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但他强调这种不平等现象只能通 过建立较合理的社会组织来补救，而不能一味地寄希望于量的增长，即借助于增加总量 来解决，在他看来，量的增加并不能必然改善整个人类的命运。莱易斯认为，穆勒观点 的“正确性已得到了证明”，他高度赞赏穆勒所提出的“由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是未 来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4 页。)
莱易斯注意到，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形势，西方社会终于有人开始提及穆勒的理论。 但他指出，“最近的讨论只倾向于认为穆勒的担心在这样一点上才是有效的，即他的稳 态经济思想只是在解决紧迫困难时才需要认真对待，而不是把它当作质的改进的理想的 理论结构”(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4页。)。莱易斯绝对 不能同意西方社会有些人把穆勒的理论只是当作解决当务之急的权宜之计，而不是视为 走向理想社会的有效途径。在他看来，注重质的标准的穆勒的解决方案是建立在这样一 种基本理念的基础之上的：人类满足的前景必须植根于创造一个运转良好的共同活动和 决策的领域，使各个个人能在其中锻造出满足自己需要的手段。他说：“对这种解决方 案来说，最重要的是改变表达需求和满足需求的方式，而不是确定或预先确定一套可替 代需求本身。”(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5页。)这里关键 是要实现需求结构的革命，即要建立一种把消费的质、生活的质放在第一位的需求结构 。
针对有些人可能会产生的“从量的标准转向质的标准”后，会不会使人们重新回到过 去那种以穷乡僻壤为特征的艰苦生活环境中去的担心，莱易斯还特地作了说明。他指出 ，现代文明是同商品和市场交换联系在一起的，现代人的富裕也是建立在商品和市场交 换的基础之上，欲知按照穆勒的理论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案重新组织生活方式是不 是会带来贫困，首先取决于对商品和市场交换的态度。他说：“我们认为商品生产重要 性的程度是随着具体历史环境和社会组织及个人愿望的变化而变化的。甚至在一个特定 的社会内部也不需要有任何统一的模式，如果这种社会分散到足以使其成员可以得到范 围广泛的种种不同的选择权的话。支配这些选择的准则是如此地简单明了：对通过市场 交换来得到复杂的制成品的依赖程度与对满足需要手段的局部的直接支配程度成反比。 ”(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6页。)在莱易斯看来，在他们 所设计的生活方案中，一方面对满足需要手段的直接支配程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对通 过市场交换来获得复杂的制成品的依赖程度将大大减弱，而这两方面正是使人真正过上 幸福、富裕生活的保证。
当代最有影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阿格尔把在消费领域打断“更多”与“更好”之 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更少”的结合表述为“消灭异化消费”。他确认当今资本 主义社会“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资本主义由于不能为了向人们提供缓解 其异化所需要的无穷无尽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机”。 他说道，“在考察危机理论时，我们将对我们称之为‘异化消费’的现象加以特别的关 注。”(注：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加利福尼亚古得伊尔出版公司1979年 版第316、272页。)
阿格尔所说的“异化消费”指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延缓经济危机而力图歪曲满 足需要的本质，诱使人们在市场机制下把追求消费作为真正的满足，从而导致过度消费 。它表现为人们往往根据消费的多少来衡量自己幸福的程度，其结果造成这种需求超出 自然界所能承担的程度。他认为，“异化消费”现象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孕育 着“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这种 辩证法是消费者突然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的幻想中清醒过来和可能重新调整对于 幸福含义理解的过程。”(注：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加利福尼亚古得伊 尔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272页。)按照他的解释，“破碎了的期望的辩证法”包含着下述 不可分割的四个过程：其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从人类可以期望得到永无止境的商品的 消费中获得其合法性，这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刺激人们对商品 的没完没了的消费的期望的基础上的；其二，由于生态系统无力支撑无限增长，人们本 以为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局面不可能持久下去，这样就使当代资本主义在工业繁荣 和物质丰裕的时期竟出现了供应危机，这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必然转 化为供应危机；其三，人们已习惯于把自己期望的那份物质丰裕看作是异化劳动的补偿 ，当供应危机来临之时，他们的期望破碎了，开始对资本主义可以无限满足人的物质欲 求这一点丧失信心，继而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于是他们重新考虑人究竟需要 什么；其四，正是在这期望破碎的过程中，在重新考虑人究竟需要什么的过程中，产生 了出人意料的后果，这就是摧毁了许多陈腐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新的期望和 满足这些期望的方式，正是在那些期望破碎了的人的身上焕发出了新的期望。他强调， 人的需求结构的革命，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实现“更好”与“更少” 的结合，正是这种新的期望的具体内容。
三
下面我们看一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在生产领域落实他们所提出的关于不在消费 领域而在生产领域寻求满足的理念。
他们所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让每个人都有施展才能的劳动岗位，并且使这种劳动成为自 主性的行为，从而使劳动者从中获得无尚的满足。
高兹就提出，要使当代人真正生活在幸福之中，关键在于使他们的劳动本身也成为一 种自主性的行为，即不仅要把经济理性从闲暇时间中驱除出去，也要让经济理性在劳动 时间中也无立足之地，不仅要在劳动之外寻求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也要在劳动之内寻 求个人的自由发展。他认为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不能使劳动仅仅成为挣工资的手段，如果 是这样，劳动必然失去其意义、动力和目标。实际上，人们为取得报酬的劳动所达到的 不是其为自己所选择的目标，而是根据付给他们工资的人所制定的程序和时间表。他说 ：“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混淆，这就是‘劳动’(work)与‘工作’(job)或‘就业’(em ployment)之间的混淆，‘劳动的权利’和‘挣钱的权利’以及‘得到收入的权利’之 间的混淆。”(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221页。)在他看来，现 在人们普遍把挣钱的权利等同于劳动的权利，实际上你有权挣钱并不表示你已真正获得 了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领域超越经济理性就是让人们不仅获得挣钱的权利，而且真正 获得劳动的权利。高兹认为，一般来说，劳动有三个层面，这就是：劳动过程的组织； 与所生产的产品的关系；劳动的内容，即行为的性质和劳动所要求的人的才能。他强调 ，应该使劳动者在这三个层面上都能获得权利，从而都具有自主性。具体地说就是：这 种劳动应是劳动者自己组织的；这种劳动是对自我确定的目的的自由追求；这种劳动应 达到劳动者个人的目的。
鉴于目前出现了将大批人驱赶出经济活动领域，而只是让一小部分职业精英从事经济 劳动，从而使前者沦为后者的仆人的情况，高兹特别指出了当前公平地分配劳动岗位的 重要性。他认为，面对劳动岗位日益减少的局面，有着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其一是像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正在发生的那样，把减少掉的劳动岗位交给一部分职业精英，而让 大部分人失业下岗，再让前者廉价去购买后者的劳动为其效劳，当他的奴隶；另一种解 决办法就是“尽管劳动减少了但仍然让每个人能够劳动”，哪怕把劳动时间减少到一天 两小时，也得让每个人都在劳动岗位上。他认为，如果被排斥出经济活动领域，那就无 从谈起劳动的权利和劳动的自主性。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劳动解放的第一位要求就是把 劳动的时间减少些，但必须每个人都能从事劳动，都有其劳动的岗位。他说：“劳动的 解放和‘劳动得少些从而每个人都能从事劳动’的理念，说到底是劳动的斗争运动的发 源地。”(注：高兹：《经济理性批判》，伦敦1989年版第221页。)
高兹告诫人们必须注意如下事实：
1.在1961年至1988年这一时期内，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数在英国减少了44%，在法国减少 了30%，在瑞士减少了24%，在西德减少了18%。在这12年的时间中，在欧洲的一些国家 大约有1/3甚至一半的工业劳动岗位不存在了。法国在这12年时间中所减少的工业劳动 岗位差不多与从1890年至1968年所创造的工业劳动岗位一样多。
2.正是在这期间，造就了大量的服务部门的岗位。但是这些劳动岗位是钟点工，非常 不稳定，并且又是低技能的。它们并不为专业的发展提供机会，它们并不承受可以构成 在社会主义教义中所说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的那种本质和价值。工业劳动阶级似乎已经衰 落了并部分已被主要由女性构成的后工业无产阶级所取代，鉴于这一阶级所处环境的不 稳定性和所担负的工作的性质，因此不可能从其劳动中衍生出可承受起经济的、技术的 和政治的权力的那种社会地位和使命。
3.从量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劳动生涯开始较晚而结束较早，并且期间又常常被中断。 一个成年人在1960年的专职劳动时间为2150小时，到了1990年则减少至1650小时，而且 在这1650小时中还得减去150小时的病假时间。在过去的30年时间中，成年人的劳动量( 即所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减少了28%。与此同时，每小时的劳动产品增加了3倍 ，而失业，或者倒不如说“靠自己劳动挣钱来养活自己”的不可能性，达到了无以复加 的程度。(注：高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学》，伦敦1994年版第Ⅶ—Ⅷ页。)
高兹在列举了上述事实后即提出，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作为一个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 者，一个左派人士，究竟如何才能促使人们通过劳动获得满足呢?他着重指出了以下两 点：其一，他说：“劳动已经改变了，‘劳动者’也已改变了。”(注：高兹：《社会 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学》，伦敦1994年版第Ⅶ—Ⅷ页。)如果说作为一个生态学的马 克思主义者就要为工人的解放而斗争，那么，他们仅仅是作为只占总人口的15%的这样 一些工人的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吗?这些人仍然主要地依据其劳动来确定身分，他们首先 感觉到自己还是个劳动者，他们把劳动作为一种潜在地自我实现的、创造性的活动加以 经历。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难道不是要使所有的劳动都成为创造性的、自我实现 的活动?高兹的意思是，面对着真正从事传统工业劳动的工人只占总人口的15%的这一实 际情况，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仅仅着眼于这一部分人，也就是说，不能仅仅 只为这部分人的利益而斗争，不能只把实现这部分人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其二，即使是对那些仍然在从事工业劳动的产业工人而言，他们实际上真正的劳动时 间也是很少的，他们的大部分生命活动与工业劳动无关。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一个如何 正确理解职业在个人生命和社会中的未来地位的问题。当一个社会日益发展的技术可以 用越来越少的劳动而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的时候，在这一社会中劳动时间的减少是必 然的。不但从事工业劳动的人数大大减少了，而且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也骤减。在这种情 况下，退一步讲，即使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服务的对象仍然主要是产业工人， 也不能仅仅着眼于他们的劳动时间，而应着眼于其整个生命活动。也就是说，左派、社 会主义者的目标不仅仅使这些产业工人在劳动期间感到自己解放了，而且应使其在非劳 动期间乃至在整个生命活动中都感到自己解放了。
这样高兹就把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目标定位为不仅仅使产业工人而且使 所有的人都获得自我实现，不仅仅使劳动者的劳动而且使劳动者的非劳动性活动都成为 一种自主的创造性活动。
高兹进而指出，这里的关键是要改变目前的那种“付薪劳动”形式。如果不改变目前 通行的“付薪劳动”形式，要实现所有人的所有活动都自主化是不可能的。他说：“我 们是否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替代付薪劳动的活动资源和社会一体化模式?我们是否必须超 越完全职业化的社会，而去计划建立一种‘完全活动性’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每个 人的收入不再是其出卖劳动所获得的价格?”在他看来，消除了付薪劳动模式的社会就 是社会主义社会，而这种社会主义是对现存资本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这一术语 不再涉及任何现存的社会秩序。”(注：高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生态学》，伦 敦1994年版第Ⅸ页。)高兹强调，左派、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倘若真正要把实现所有 人的所有活动自主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就不能回避废弃付薪劳动、与现存的资本主 义彻底决裂这一点。
莱易斯则指出，既然现行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体制妨碍了人们的才能的发展，而人的 真正满足和幸福又完全取决于这种才能的发展，那我们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即应千方百 计地设法促进人们的才能的发展。其主要途径是创造各种条件让人们本身从事各种活动 。当然这种劳动不是听人摆布的活动，听人摆布的活动不是真正的劳动，真正的劳动应 是自主地、创造性地实现自己的劳动。这就是说，这种劳动同目前经常看到的只是在装 配线上或办公室中从事高度破碎化分工的工序或工作完全相异。高度破碎化分工的工序 或工作“只能造就片面的、畸形发展的人，是意志思想被扭曲了的人”。
莱易斯还强调，社会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让人们在从事自主的、创造性的劳动 过程中获取幸福和满足，并不意味着强迫所有的人都采用一种特殊的单一的生活方式， 而是让人们有比现在更富于吸引力的其他种种选择。现在的着眼于消费的投资决策只能 导致单一的选择，即以集中的城市人口为基础的高集约度的市场布局，而一旦把着眼点 转移到如何使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获得满足，人们就能获得理想的生活环境，这对每个人 来说都是极富吸引力的。如果现代社会的投资方向不是强求人们过一种单一模式的生活 ，那么个人就可以有范围广泛的选择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各个个人就可能愿意在不 同程度上靠日常需要的生产活动来获得满足，而不是从一般化的市场中的消费来获得满 足。”(注：莱易斯：《满足的极限》，多伦多1976年版第108页。)
莱易斯认为，把注意力集中于生产领域而不是消费领域，这绝不仅仅是人们注意力的 转移，而是创造出一种能促进人们在其中直接参与同满足自己需要有关活动的环境。必 须把减低人的需求、改变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与使一切个人的劳动活动和自由时间的活动 都具有丰富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尽可能让人们靠自己的双手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人们之 所以能在这种劳动中获得满足主要在于：其一，通过参加直接性的生产活动得以自我实 现，使人们真正能创造性地生活，而且这种生活又是丰富多彩的，人们在这种生产活动 中会获得享受；其二，由于这种生产不是为了支撑恶性消费而进行的生产，由于割断了 生产与消费的直接联系，由于这是在缩减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基础上的生产，所以这 种生产的结果不是与自然日益对立而是与自然建立起和谐的关系，人类在这种崭新的关 系下会感到真正的满足和幸福。
四
上面我们较详细地介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 不在于消费活动”的命题的含义以及相关思想，下面我们对此作一简要的评论。
人类自进入文明状态以来所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可能就是只是在消费领域内寻求满足 ，而把在生产领域的活动都视为只是谋取满足消费的手段。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这种 错误愈演愈烈。
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虽然曾有不少先哲对这种寻求满足的方式提出过种种质疑， 但真正对这一错误做出彻底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为人类的幸福和满足指出正确方向的， 是马克思。马克思基于对人的本质和人的需求的正确分析得出结论：人并不是消费动物 ，寻求物质享受是人的一个基本的需求，但并不是真正使人成其为人的本质的需求。人 在进行物质消费时在一定意义上只是履行动物的功能。而真正使人成其为人、构成人与 动物最根本的区别的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即劳动。人在从事这种劳动时才是在履行人的功能。人之所以能在这种劳动中获得无 尚的满足，正在于人通过这种劳动实现了自己的本质。这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 批评也集中于批评这一社会歪曲人的需求，用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替代对通过劳动来实现 本质的追求，把本来应是成为享受的劳动变成了痛苦的异化劳动。马克思的这一名言可 以说最精辟地表述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 吃、喝、性行为，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 人的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 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94页。)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 义社会的罪恶在于造成了这样的颠倒：吃、喝等明明是动物的功能，可人却完全专心致 志地享受，把此当作人的独有的功能来对待，而劳动明明是只属于人的功能，可人却偏 偏不加重视，只是把此作为一种手段，实际上已把此视为动物的功能了。人从动物脱胎 而来，因此必然具有双重性，即既有动物性，又具有人性。问题在于，他在表现动物性 的一面时却把这种动物性误当作人所独有的东西加以享受，而真正要他表现为人性的一 面时，他却像动物一样地运作。这就是人类的悲哀。马克思又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做出这 种批评的基础上，为人类指明了劳动解放的道路，认为人类只有实现了劳动的解放，即 把强制性的、作为手段的异化劳动变成自由自觉的、作为目的本身的活动，才称得上真 正实现了自身。
可惜，贯穿于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这一最重要的理论观点长期以来却被包括一些“正 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许多人所忽视或漠视。可以说，真正读懂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就是一部弘扬马克思关于 劳动解放的思想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把人歪曲成消费机器的批判的历史。他们用马克思 的相关理论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者的天堂没有给以它 所允诺的快乐，人过的是“占有”(to have)而不是“存在”(to be)的生活方式。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把这一传统与探讨解决生态 危机的途径结合在一起。他们所提出的“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 ”的命题，是基于新的形势，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思想，严格地说是对马克思 的相关思想的概括与总结。这一命题既有针对性地鞭鞑了时弊，又富有说服力地为正处 于迷惘中的现代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疑主要是根据现代资本主义的情况提出这一命题的，但这一命题 的意义远远超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它对正在现代化道路上迅跑、努力摆脱贫困 、走向小康和富裕的中国人民，也同样具有启发作用。具体地说，它起码有以下四点启 发：
其一，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能仅把注意力集中于消费领域，即不能只为提 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奋斗。根据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当然应把发展生产力放 在首位，应使我们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资料进一步丰富起来。但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永远只是手段，即这只是为满足人的需要、实 现人的本质、促使人获得幸福与满足这一目的的手段。我们不能把手段误认为目的本身 ，具有了充分的手段不一定就会自动地为目的服务，这里还有一个如何使手段有效地为 目的服务的问题。另外，我们还必须知道，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只是实现人的本质、促 使人生活幸福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手段。只有全面地具备这些手段 ，人才能真正生活在幸福之中。
其二，在消费领域，中国人民必须破除多多益善的旧观念，树立适可而止、知足常乐 的新观念，正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要打破多与好之间的联系。要讲究消费的质 ，大可不必都一味地追求量，实现从量的标准向质的标准的转换。饮食讲营养，生活讲 健康，文化讲高品位，环境讲清洁优美。特别是要改变那种追求新奇的、“为我独有” 的消费理念，大力提供消费那些不易损耗的、耐用的东西。只要想一想中国人目前一年 中所消费掉的酒就相当于整个西湖的水量这一事实，就知道我们已陷入消费主义有多深 。如果不迅速改变目前满足消费的那种越多越好的方式，如果不在消费领域展开一场革 命，不消说资源、环境将继续遭受破坏，而且西方的那种人与商品之间关系的颠倒，即 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将会在我们这 里重演。
其三，确确实实地把注意力转换到生产领域中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率先实施马克思 的劳动解放的理念，尽管目前我们只能跨出很小的几步，但只要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就是 中国人的大幸。我们必须牢记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而不在于消费，并在这一思想的指 导下组织我们新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活动变成一场实践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创建新的生活方式的活动。劳动的解 放不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要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要求 的那样，扩大人的自主活动的领域，增加人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逐步地把作为手段的 劳动变成目的本身的劳动，逐步地把劳动变成消遣活动，使从事劳动的人从中获得最大 的满足。
其四，当前至关重要的是如何在进行结构性产业调整、传统劳动岗位日益减少的情况 下，确保人们都有自己的劳动岗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尽管劳动减少了但 仍然让每个人能够劳动”的思想极有针对性，也极有现实意义。他们强调要把“挣钱的 权利”和“劳动的权利”区别开来、不要用前者来替代后者是一个深刻的见解。我们万 不能把传统劳动岗位集中于一个人数很少的“劳动精英”那里，而让大多数人离开传统 劳动岗位，沦为只能从事围绕着“劳动精英”转的服务性工作。对于广大下岗者和失业 者来说，仅仅给予生活补助、让他们能生存下去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不仅仅需要活下去 ，更需要一个能证明自身价值的天地。实践证明，让每个人都有活干的意义并不逊于让 每个人都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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