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谦之援儒入道思想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入道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伦理纲常的核心是“三纲五常”。这种伦理纲常思想，也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道教在宣扬这种伦理道德的时候，往往和它的长生成仙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实际效用比儒家更大。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中将“天地君亲师”合为一体，这正是后来社会上“天地君亲师”信仰的由来，其影响至为深远。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也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由此可见，道教不仅把儒家的伦理道德吸收过来，而且把它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北魏时期的寇谦之，对北方天师道改造的核心，除了借助于佛教的形式之外，就是引儒入道，特别以儒家礼教规范道教。其援儒入道，一方面是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主流依然是儒家学说；另一方面，道教的改革者们也认识到用儒家礼教规范道教，才可以实现道教的发展及治国安邦的使命。
根据汤用彤先生的考证，现存《道藏》洞神部戒律类力字号的《太上老君戒经》、《老君音诵诫经》、《太上老君经律》、《太上经戒》、《三洞法服科戒文》、《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女青鬼律》七种都为寇谦之的作品。[1]寇谦之援儒入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如下：
一、以儒家的“礼度”为内容改造道教
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之口说：“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2]寇谦之改革天师道，就是要废除“三张”伪法，而以维护礼教的儒学去改革道教。
首先，以儒家的礼仪制度改造道教的神仙世界。从教仪上，天师道以“太清玄元无上三天无极大道”为主神，同时也祭祀天地水三官等天宫鬼神，具有原始多神教的特点，诸鬼神天官间尚无明确的等级从属关系，诸神所居住的上天世界也比较简单。而在寇谦之的《录图真经》中则明确上界“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宫有一主”，“无极至尊”为最高天神，次以大至真尊、阴阳真尊、洪正真尊、牧土宫主李谱文，以及五等天官、赤松、王乔等近世成仙者构成的诸神系列。寇谦之本人也位列仙班，成了统领一方的活神仙。与天师道所奉尊神有所不同，《录图真经》对诸神的坛位、礼拜、衣冠、仪式等也都做了“各有差品”的规定，“大自与世礼相准”，诸神的等级关系不过是世俗的门阀士族等级制度在神仙世界的反映，道教神仙世界的排序借鉴了儒家的礼仪制度。
其次，维护封建土地占有制。攻击农民起义“坏乱土地”、自收“租米钱税”，维护“公侯卿相伯子男”的“封土”秩序。寇谦之在《老君音诵诫经》中说：“从（张）陵升度以来，旷官寘职来久，不立系天师之位……惑乱百姓，授人职契，录取人金银财帛，而治民户恐动威逼，……匹帛牛犊，奴婢衣裳，或有岁输全绢一匹，功薄输丝一两，众杂病说不可称数。”
再次，巩固统治政权和伦常关系。要求道教徒“不得叛逆君王，谋害国家”、“于君不可不忠”，攻击农民利用道教起义而“称官设号”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将起义军称为“臭肉奴狗魍魉”。寇谦之还非常注意维护伦常关系，经中到处都是“不得违戾父母师长”的话。《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所载奉道不可行之事二十五条，其中有十六条是为巩固伦常关系所设，如“诸欲奉道不可不勤，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等等。寇谦之规范道教信徒的行为说：“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种民矣。”“种民”是早期道教的术语，即积有善德的圣贤长生之人，是道教徒企图修炼达到的正果。
另外，五斗米道诵习道经本为直诵，寇谦之吸取儒家礼法仪式有音乐伴奏，遂改“直诵”为“乐诵”，即诵经用音乐伴奏。这表现出寇谦之重醮仪，倡礼度，改变了过去以符水疗病及注重炼形的道教教义。
总之，五斗米道经寇谦之“清整”（改革）后，从组织到教义，以及与当权者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原五斗米道的靖治组织形式瓦解了；教会的“租米钱税”经济来源被取消了；教义上吸取儒、释思想，提倡礼度及规诫，以约制信徒身心，使炼形诸术居于辅助地位，使五斗米道与皇权结合，一度成为国教。
二、以儒家的“唯贤是授”选拔道官和统领道民
寇谦之托称太上老君降临，授他以新天师之位和新科律《音诵诫经》，宣布将旧道法“尽皆断禁，一从吾乐音诵诫新法”。新法首先废除了祭酒道官私署治职契箓的作法和世袭制度，代之以儒家“唯贤是授”的原则，宣称：“诸道官祭酒可简贤授明，末（未）复按前父死子系，使道教不显。”据说，寇谦之就是因为“立身直理，行合轨范”，经嵩山土地神上表天曹而后由老君降旨，才荣任天师之位的。这一做法打破了在巴蜀时三张祖孙世袭天师职位的惯例。三张在巴蜀时设二十四治的称号，《音诵诫经》宣称“其蜀土宅治之号勿复承用”，即在巴蜀设置的称号一律废除。又规定道民不得任意改投道官，道官招收弟子须坚持“唯贤是授”的原则，有三年的考验期。为了更好地贯彻“唯贤是授”的原则，宣布废除五斗米道的租米钱税制度和滥收做法，“唯听民户岁输纸三十纸、笔一管、墨一挺，以供治表救度之功。”以上这些都是按儒家“唯贤是授”的礼法来清整道教组织的。
三、以儒家的“中和”思想融合道教
“中和”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尚书·盘庚》记有商王盘庚的训词，要人们“各设中于乃心”，把心端放在正中，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尚书·酒诰》也记有周公的训词，要大家符合中正的要求。可见，“中”从商周以来便是作为一种美德被称赞和发扬的。孔子将之发展为“中庸”的原则，要求立身、处世均取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态度。“中”成为儒家的最高道德规范。而“和”，是指事物对立因素的交融，也即多样统一。《国语·郑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说明“和”是不同因素的互相交合，可使事物繁殖不息；“同”是相同因素的补凑，只能使事物消亡。因此，“中”与“和”是一致的，充满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二者互为补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儒家经典著作《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太平经》中也有多处言“中和”思想：“中和者，主调和万物者也。”寇谦之则把“中和”思想与维持社会秩序紧密结合起来。他认为，“不和”是产生“坏乱土地”、“称官设号”、“贫者欲富”、“颠倒伦常”、“诈伪乱真”等思想和行为的根源。他在《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夸赞“中和”思想：“道以冲（中）和为德，以不和相克。是以大地合和，万物萌生，华英熟成；国家合和，天下太平，万姓安宁；室家合和，父慈子孝，天垂福庆。贤者深思念焉，岂可不和！天地不和，阴阳失度，冬雷夏霜，水旱不调。万物乾陆，华叶焦枯。国家不和，君臣相诈，强弱相凌，夷狄侵境，兵锋交错，天下扰攘，民不安居。室家不和，父不慈爱，子无孝心，大小忿错，更相怨望，积怨含毒，鬼乱神错，家致败伤。此三事之怨，皆由不和……善积合道，神定体安。”文中以“天地不和”、“国家不和”和“室家不和”三种不和的惨痛结局，说明“中和”思想的重要意义。
寇谦之又借鉴儒家的“中和”思想，要求统治者对下层人民采用“硬”和“软”的两手，即“威猛”和“宽惠”并举。他提出“主人”对其奴婢不得任意“纵横扑打”；如果奴婢有“过”，主人要告诉他们，做此事应受惩罚，然后要奴婢“自愿”受杖，而且不得“有怨恨之心”。
四、以儒家的入世精神改造道教
儒家人生哲学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之道，而“三纲八目”是儒家实现“内圣外王”的修养功夫。三纲八目充分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寇谦之就是用这种儒家的入世精神改造道教，他不仅积极参与政治，还曾以仙人之口表达其为“帝王师”的政治理想。《魏书·释老志》载：“（寇谦之）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幽诚上达，有仙人成公兴……兴叹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为帝王师耳。”他在《老君音诵诫经》中宣称，自己作为教主的使命就是“并教生民，佐国扶命”。
从寇谦之与崔浩的交往亦可见其入世精神。《魏书·卢玄传》说：“（崔）浩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寇谦之为崔浩所信任，被推荐给魏太武帝，据《魏书·释老志》说：“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可见，寇谦之与崔浩的交往，一方面是因宗教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魏书·崔浩传》说：“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道，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谓浩曰：‘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可见，“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乃是寇谦之道教改革的目的所在，亦是其入世思想淋漓尽致的体现。
从《录图真经》看，它不仅是一部改革道教的经典，而且还是一部图谶式的神书。经文称上师李谱文“昔居代郡桑乾”（北魏首都平城所在地），鼓吹寇谦之为李谱文的义子，受命奉持真经“辅佐北方泰平真君”。这是为迎合当时正欲入主中原的拓跋魏统治者而制造的谶语，说明寇谦之隐居嵩山三十多年后，已准备下山实现他佐国扶命、“为帝王师”的宿愿。《魏书·释老志》载：“世祖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山，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道教俨然成了北魏国教。
寇谦之还参与了实际的政治事件。始光三年（公元426），太武帝欲乘夏主赫连勃勃新死之机出兵进击大夏，掌握兵权的太尉长孙嵩畏难不肯。太武帝“乃问幽微于谦之”，寇谦之答称：“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泰平真君。”自公元426年起，魏太武帝亲率鲜卑铁骑连年出击，横扫中原，将大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灭掉，终于在公元439年结束了西晋以后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分裂，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因寇谦之在战争进程中随军赞划有功，所以统一完成后太武帝更加信奉道教。公元440年，寇谦之“请为帝祈福于中岳，精诚通感，太上冥授帝以太平真君之号，并冠服符箓。师还具奏。是岁改为太平真君元年”。[3]太平真君三年（公元442）谦之又奏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有也，应登受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教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2]
道教追求当世利益，具有入世特点。这一思想宗旨贯穿在道教发展过程中，但在寇谦之前后却有一变化。在他之前，原始道教多活动于民间下层，其入世思想比较朴素，其中还不乏一些呼吁平等、平均的反抗思想。从《太平经》的内容就可窥见一斑。至寇谦之则完全改变了原始道教中所包含的反抗精神，将道教改造成为符合儒家礼教精神的官方宗教。
五、以儒家“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反对房中术
儒家“三纲”之中的“夫为妻纲”，强调妻子对丈夫的忠贞不二。自古将妇女“大门不出，二门不到”看成守妇道之本。而道教却提倡修炼“男女合气之术”，自然与儒家礼教形成矛盾。
早期道教的“男女合气之术”，在实行中会发生种种问题，以至于破坏伦常关系。所以，这一情况遭到正统儒家士大夫及佛教禁欲主义的攻击。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联系个人与国家的桥梁。房中术的外传，有可能破坏家庭的稳定，导致宗法血缘关系的混乱。寇谦之认识到，道教要取得社会的认同，必须断然除去“房中术”。他说：“黄赤房中之术，授人夫妻，淫风大行，损辱道教。”[2]又在《老君音诵诫经》中说：“吾《诵诫》断改黄赤，更修清异之法，与道同功。其男女官箓生佩契黄赤者，从今诫之。”江南的葛洪、陶弘景还是承认房中术有助于修道，寇谦之则加以否认。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寇谦之并未完全废弃房中之术，只是反对滥传而已。他在《音诵诫》中称：“然房中求生之本，经契故有百余法，不在断禁之列，若夫妻乐法，但勤进问清正之师，按而行之，任意所好传一法，亦可足矣。”由此说明，寇谦之反对房中术在于维护儒家所宣扬的正统思想。
总之，寇谦之的一系列道教改革措施，都与其“援儒入道”有着直接的关联。可以说，寇谦之的道教改革成就，是他“援儒入道”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