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数与义理——论孔子下学上达的心路历程与易学两派分途发展的哲学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下学上达论文,孔子论文,义理论文,易学论文,根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观象画卦，历易同源
原始《易经》发轫于律历。中国历法包括太阳历、太阴历，与根据日、月、地三者互动关系而制定的干支运气历（见于《黄帝内经》）。伏羲根据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地上动植鸟兽、人身物候种种变化，即观察天、地、人三才之象的时空推移与物象变化，然后据以画卦。因此，每卦均有一定的时序与方位，蕴涵时、空、物三项内容。伏羲作易的目的是模拟宇宙时、空、物变化过程，“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神，指万象“阴阳不测”的变化；明，指“悬象着明”的日与月；类，就是观象稽类：“象者像也。”观象，就是观察不同时序与方位的事物，加以比类，分别其刚柔之体，“以体天地之撰”。“于稽其类”，是根据不同时空，把万象归纳为四象（五行）八卦，以至六十四卦。所以，“其取类也大。”《易》把阴阳、时序、方位、五行量化，并用十个基本数字来表示“天地之数”，即一至五表示五行生数，六至十表示四象五行成数：一、六水（北、冬），二、七火（南、夏），三、八木（东、春），四、九金（酉、秋），五、十土（四季）。象与数的配合，以一岁中阴阳消长，即乾坤消息的观察结果为依据，是对宇宙过程的模拟，与历法密不可分。
象与数，是作易的基础，也是治历的依据。历分太阳历、太阴历与干支运气历，易有《连山》、《归藏》、《周易》，两者之间肯定有对应关系。历易同源，历易相通。这是理解《易》的关键，也是理解象数的关键。宇宙万象都在一定的时空中生长收藏，盛衰生灭。卜筮就是以此一宇宙时空变化模式为依据，结合历象变化，预测事物消长、人事吉凶。它依据形而上之道，预测形而下的万象变化归趋。它所蕴涵的思想，有其深刻的决定论根据。象数之学，言之有据，行之有验，不能简单目为迷信。
易与天地准
《易》是一部“弥纶天地之道”的书。因为它“与天地准”，所以具有“开物成务”与“冒天下之道”两个基本内容，也即形而上的“道”与形而下的“器”两个层次。其中包括象、辞、变、占四项“圣人之道”。这是易学分化出象数与义理两个发展方向的根源。
先说形而下——开物成务。
什么叫开物？开物即是天地造物，“天工开物”，“曲成万物而不遗”的意思。什么叫成务？务即事务。“通变之谓事”。天运不息，专力从事以成岁功，就叫做成务。
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
《系辞》说：“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乾》卦《彖》辞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坤》卦《彖》辞说：“至哉坤元，乃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由上可以看出，孔子用简单明白的语言，阐述了乾坤、天地在宇宙时空更迭中，如何主宰着万物生长收藏、开物成务的生化过程。所以说：“易与天地准。”
次说形而上——冒天下之道。
天下之道，不止一端。易道赅括万有，“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故说“冒天下之道”。伏羲根据观察天、地、人三才之象画卦作易，故易道包括三才之道：天道、地道、人道。人道又有君子小人之别。“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同而不合”，“见利忘义”，“行险以侥伴幸”，就是小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和而不同”，“居易以俟命”，就是君子之道。至于圣人之道，则已不为历数所拘，六含之外，可以存而不论。
道有方向，路途二义。异向殊途，其道自别。所以，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易道有形上形下两个层次。形下易见，形上难明。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为的是形下之学。向外驰求，欲壑难填，学无止境，这是形下之学，西方科技文明，走的正是这个路向。为道，为的是形上之道。这是“反身而诚”，养心寡欲之学，非“惩忿窒欲”（损卦象辞）不为功。老庄佛陀之教，都是形上之道，而其层次尚有高下之分。三才之道，讲的是天地万有生化过程，了解已属不易，要进而了解佛老空无妙道，没有智慧是不行的。孔子说：“君子下学而上达。”孔子五十学《易》之后，始逐步由知天、知人而上达圣人之道，终于与佛老同归，可知“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
易学中的象数，是以可感知的形下器物、乃至人事吉凶祸福为对象。易学中的义理，则以形上的道德人伦，即君子之道为对象。象数讲的是事实之必然，义理则着重讲价值之应然。两者同属易学，但对象与层次不同，不能混同或相提并论。
《易经》与《易传》的异同
孔子作《易传》，目的是解释《易经》。比较《经》《传》，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传》高于《经》。《经》讲象数，《传》则侧重义理。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易传代表孔子晚年的思想。理解《易传》，必须联系孔子“下学而上达”的心路历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十五至四十，还处于“下学”阶段。五十至七十，才是到了“上达”的阶段。上达经历了三个时期、三个层次，并非一蹴而至。“五十而知天命”，是“五十以学《易》”的结果；因“知天命”而“畏天命”，知富贵“不可求”而“居易以俟命”。这是宇宙决定论思想。“六十而耳顺”，是知人性的结果。《中庸》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在“知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知人”。天地有阴阳刚柔、盈亏否泰、盛衰生灭，这是决定论。人道有君子小人、是非善恶、吉凶祸福，这是价值论。天道不可逃遁，只能趋吉避凶。人道则容许选择，蕴涵自由意志，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畏天命”，故“居易以俟命”。反之，“小人不知而不畏”，故“行险以侥幸”。孔子肯定君子，贬斥小人，明显地是一种价值选择。
《中庸》说：“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应该说，孔子五十六十，不论知人知天，还只是在宇宙决定论的框架内作出价值选择，即认识到“命由天作”的必然性，与“福自己求”的可能性，因而对人生采取“择善固执”、“依乎中庸”的态度，“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安于义命。到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已经是超凡入圣，“上达”至自由意志的境界。不逾矩，则一切行为已无太过无不及的偏弊，达到了中庸的“至德”。到此境界，趋吉避凶已失去意义，所以孔子才能够说“不占而已矣”。孔子从知命到造命，从“乐天知命”到“从心所欲”，一共经历了三十年。《中庸》说：“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达到至德与至道，已经是“显微无间，体用一源”（程颐语），类似庄子《齐物论》所说“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圣境，超越宇宙决定论，所谓“超乎象外”（诗品），非象数之所能及了。
问题是，超越决定论，是否可能？《尚书·大甲》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
。”《诗经》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尚书·蔡仲之命》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尚书·伊训》又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人所谓“克念作圣”，并非无据可稽。《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这一点必须明白。《系辞》讲积善邀庆成名，积恶招殃灭身，是孔子对古圣超越思想的发扬光大。
这里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终于看清楚，孔子如何开拓了由决定论上达自由意志的道路，这就是：“择善固执”，“依乎中庸”。老子说：“善者我善之，不善者我亦善之，德善。”智者大师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孔子说：“素其位而行。”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佛陀说：“随缘不变。”令人惊奇的是：孔子、老子、佛陀三圣上达自由意志圣境，竟然是殊途同归，不谋而合。这就使我们无法不相信：圣人之道揆一。
细看《易传》，我们可以发现，孔子既讲象数卜筮，又讲道德义理；既讲天道吉凶悔吝，又讲人性是非善恶；既承认决定论，又强调君子之道，追求自由意志。可以说，原始《易经》的基本精神是决定论，而到了孔子作《易传》，才发生了质的变化，即在承认决定论的基础上，强调君子之道，强调自由意志，从而在象数与义理两个不同层面上，消除了事实与价值的冲突，解决了一直困扰着哲学家的必然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关系问题。在人类思想史上，这不能不说是一桩石破天惊的伟大事件。
《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后面两句话，便是指《易》象数之学。但孔子更重要的目的是超越决定论，所以反复说明君子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与时偕行”、“唯变所适”的君子应变之道。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就是说既要知命，又要“择善固执”，“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中庸》），始终秉持君子之道。
孔子肯定象数的前知意义
先看象数。孔子所说“知命”，“知天命”，不能离形象数。《系辞》讲大衍之数与揲蓍卜筮方法：“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卦。”这些卜筮动作都是对时序、历法的模拟。至于说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这个数字，与太阳周天三百六十度相符，与《黄帝内经·六节脏象论》所说“三百六十法”一致，也与内经用干支运气历“纪化生之用”的周期相似。“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易》既然以乾坤阴阳配合以表示万物化生，便说明以乾坤二篇之策“当万物之数”并非无据。
可见孔子并未否定象数。
《系辞》说：“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居与动、玩辞与玩占并说，全无含混不清之处。
《说卦》一开头便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这十分明显是在说象数。《系辞》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卜筮居其一。而且明白说：“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中庸》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见乎蓍龟，动乎四体”。这些分明都是说君子以卜筮预测吉凶，从而确定进退。所以孔子说：“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这与小人“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乾卦文言）根本不同。同样是卜筮，君子与小人行动相反。近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易传》《要篇》记孔子与子贡问答：“夫子也信其筮乎？”“我观其义耳；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予非安其用，而乐其辞”。同途，是史巫与孔子都肯定象数；殊归，是史巫拘于象数，而孔子则超越象数，思想境界高下判若霄壤。
孔子超越象数，上达圣境
再看义理。
首先，《易传》分事实与价值两个层次讲三才之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天道阴阳，地道刚柔，只讲盛衰否泰，不讲善恶是非，并无价值观念在内。人道讲仁义，则明显地是一种价值选择，因为还有不仁不义、为非为恶与之并存。所以，孔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又如《系辞》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却不说“天地之大刑曰杀”，这也是一种明显的价值选择。事实上正如老子所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只有阴阳消长、因果盛衰，而人文仁义道德、是非善恶却不一定与之同步相应。
其次，《易传》之《文言》及《大象》象辞，讲的都是君子之道，说明孔子已超越卜筮“趋吉避凶”的窠臼，全部处之以君子应变之道。
就《易传》《文言》看，它阐述乾坤两卦基本意义，讲的全是道德义理。乾刚坤柔，是就体性说。乾卦时乘六龙以御天（实即指太阳周天），刚健中正，万物资始，是就乾卦元、亨、利、贞四德以生成万物说。“君子行此四德”，则是说君子以仁礼义智四德效法“天行健”。其余如“君子以成德为行”，“大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乾卦·文言》反复申述的，无非是“君子”、“大人”、“圣人”之道。坤卦讲牝马承天时行，坤道柔顺，万物资生，厚德载物，至静德方。《坤卦·文言》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君子黄中通理”，等等，所说的也全部是君子之道。
就《易传·大象》象辞看，其主旨也同样与《文言》无异。例如：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相辅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
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
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办物居方。
从六十四卦《大象》之象辞中，我们可以看出：除十一个卦用“先王”、“后”、“上”、“大人”等字眼外，不论否泰损益，既济未济，元亨利贞，吉凶悔吝，全部都是在卦象之下，写出君子以象应变之道。《中庸》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说的正是此一依象应变之道。由此也可以知道，卜筮原掌管于国家大卜、史巫、羲和之官或贵族手里，只是到了战国秦汉之际，才散入民间，形成了阴阳家。汉代象数之学大行，以至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造成了许多弊端。
孔子晚年穷究《易》的义理，终于超越象数而臻圣境，这一点后代学者罕有解悟者。《论语》所谓“君子下学而上达”，同《易传》有密切关系。《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性即人性，命即天命，性命之理即中庸。作易的目的，就在于“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道之用在“和”。和于德，即《中庸》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道之体宜“顺”。顺于道，即《系辞》所说“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是顺应天人之道的意思。什么叫做“理于义”？如《系辞》所说：“理财、正辞、禁人为非曰义。”《说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一句，与《中庸》开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三句意义相通，一倒说，一顺说。穷理，即“修道之谓教”。不教不修何能穷天人之理？尽性即“率性”。天道有阴阳，地道有刚柔，人性有善恶。不明白天地之道，何由而能知人之性，而穷其君子小人之别，智贤愚不肖之殊？命即“天命”，与《尚书·大甲》所说“顾諟天之明命”，意义相同。这些，正如《大学》开头所说：“皆自明也”。致其知而后笃其行。不自明“天之明命”，如何能在善恶兼具的人性中“明明德”、“择善固执”、“依乎中庸”？
综上所述，可知孔子作《易传》，其内容包括象数与义理两个层次，即观象玩辞，观变玩占，从言、动、器、卜四个方面，以传解经，经传统一。但两者层次不同，有先后轻重之分。《易经》重象数，只论盈虚消息，只求趋吉避凶，其主旨是决定论。《易传》重义理，强调以君子之道处变，从而超越象数，其主旨是价值论。当然，《易传》的目的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卦彖辞），超越象数，上达圣境，毕竟不是其应有之义，故孔子并未明言，这一点又不可不知。
历易汇通与阴阳家
历易同源相涵，所以《易》象数之学包括医卜星相，都离不开掌管星历的羲和之官——阴阳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论阴阳家，实际上也就是论《易》的象数之学：“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巫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班固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易以道化”。可见《易》与阴阳家并无实质不同。《周官》“太卜掌三易”，就是掌管三种卜筮方法，大概就是太乙、遁甲、六壬三式。不论何种卜法，都离不开历法象数。战国时三易与阴阳家合流，是历易汇流的必然趋势。《归藏》易可能就是在这种潮流中被湮没的。《黄帝内经》干支运气历，大概是由《归藏》易或医易的原型演变而来。它以物候与人身小天地为依据，用干支配合的六十花甲子来纪年、月、日、时，以纪万象生化过程，是一种有别于太阳历与太阴历的特殊历法，即以太阳周天三百六十度为依据的所谓三百六十日法。《黄帝内经》生命哲学思想，是一种极明显的宇宙决定论。
易学两派的分途发展
汉代以后，《易》与五行干支运气思想结合，与阴阳家合流，散入民间，象数之学大兴，义理晦而不彰，终于形成了经传割裂、分途发展的趋势。
西汉孟喜、焦延寿、京房以卦气占验说易，包括纳甲、飞伏、世应等法，为汉代象数易主流。东汉郑玄以“爻辰说”解释经文，以“五行说”解释筮法，说易一以象数为主，对后世影响极大。汉代以象数解易的另一大家是魏伯阳，其《周易参同契》以爻象论道家丹鼎修炼之术，开启后世道家易先河，深契《易经》象数原首。但儒者囿于门户，多不理解。
易学中上承《易传》义理以解易的，首推三国王弼。他一反汉代社会拘于象数的阴阳灾变思想，扫象言理，杂以老庄，专明人事，注重形上之道，轻视形下之器，主张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揉合孔子《易传》“圣人之道”与老庄玄义，力矫流弊，影响及于随唐。但王弼挹流塞源，矫枉过正，割裂象数与义理的依存关系，此一偏弊，对后世儒家片面以义理解经的风气，有极大的影响。
隋唐佛教大盛，学者崇尚虚无寂灭之教，《易经》王注以玄义解经，思想与之相应，自受重视欢迎。但《易》为探索万象生灭变化之书，象数之学依然受学者与社会重视。李鼎祚纂辑《周易集解》，集汉唐三十五家易说，宗郑玄，排王弼，保存了不少前代资料。此外，僧一行以《易》大衍之数推合律历，是历易同源汇通的典型，也是对象数《易》的杰出贡献。
宋代是易学象数与义理并兴的时代。北宋陈抟、邵雍创立“图书易学”，使象数易出现了新面貌。河图洛书以十（九）个数字表示四象五行，包括时间（时序）、空间（方位）及水、火、木、金、土五行。河图顺时针右旋表五行顺行相生，洛书逆时针左旋表五行逆行相克，其本来涵义是把宇宙时、空、物变化过程量化，与律历、《易》象数并无实质不同。后人不明所以，以致聚讼不休。邵雍以十二与三十两个数字迭相为用，统元、会、世、年、月、日、时，其寓意似与干支运气历相似。周敦颐作太极图，完全歪曲伏羲据历画卦原义，是象数易的一个异端。宋代义理易学首推程颐易传，虽说义理与象数是“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但他明言“予所传者辞也”，“推辞考卦，可以知变，象与占在其中矣”。但是，不观变玩占，何由而能知何卦何辞？这种只讲观象玩辞，抹煞观变玩占的观点，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南宋朱熹作《周易本义》，在肯定程传义理价值之外，特别强调象数的根本意义，说“易本是卜筮之书，程先生只说得一理”。朱熹认为“先见象数，方说得理，不然事无实证，则虚理易差，然义理象数一以贯之，乃为尽善。”这是持平之论。朱熹又作《周易参同契考异》，重视道家易的价值，识见自是高人一等。
清代易学首推李光地奉敕撰修之《周易折中》一书。其卷首《凡例》主张“言义理、言象数，但折中于朱子可矣”。其《纲领》三篇，结论也是“义理象数，一以贯之，乃为尽善”。此书虽偏重义理，但主张理数一体，《启蒙附论》一篇，特别肯定象数的意义，认为是“万理于是乎根本，万法于是乎权舆”。此外，李光地《周易通论》一书则以消息盈虚、观天道以修人事立说，态度是公允的。
晚近说易，首推尚秉和《周易尚氏学》。溯流探源，立论精当，对矫正王注程传不重象数的偏弊，意义甚大。
医易——《黄帝内经》生命哲学
象数派中最重要的一个系统是医易。中医经典《黄帝内经》的理论依据是干支运气历，这可能是由黄帝《归藏》易的原型演变而来。内经所谓“生气通天”、“脏气法时”，完全是根据“人身小天地”，即三才之道立论。战国泰越人《难经》、汉代张仲景《伤寒论》六经辩证、晋代王叔和《脉经》，以及经络学说、子午流注针法等，都是在此经典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在开头《大医精神》一章中，特别强调了医家精通术数的重要性。明代医学家张介宾作《类经图翼》及《类经附翼》，对医易汇通理论作了重要的阐发。易学象数是术数家医卜星相共同遵奉的理论，而医家列于首位。任何否定易学象术的思想，都无法跨越中医“人身小天地”的理论（参阅拙作《从黄帝内经生命哲学看生命过程的时空模式》一文）。可以断言：黄帝内经生命哲学将成为未来世纪生命科学的指导思想。
象数义理，一以贯之
纵观易学源流，我们可以看出：象数与义理，本来就是易学的两个层次与两项内容，各有其存在的依据与价值，没有理由在两者之间别其轩轾，作出褒贬选择。最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哲学上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分歧，必然与自由的分歧，如何主宰着易学研究中象数与义理两派的分途发展。其中，象数派中的医卜星相等阴阳术数，又与中国人的民生日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及今，从未中断其影响，其存在价值不容抹煞。当然应当肯定，孔子《易传》的最高目标，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希贤希圣的境界，非经由“下学而上达”的历程不可。所以，孔子说：
“君子之道鲜矣！”
“知我者，其天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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