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历史周期率”的跨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期论文,思想论文,代表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期、周期率，这在自然界是十分常见的现象。然而历史、社会、国家民族、政党、政权的兴盛衰亡是否也有“周期”、也有“周期率”？长期以来，东西方无数智者和哲人对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否有规律，这种规律是否客观，是否可以改变、可以抗拒，一直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本文就中国共产党跨越“历史周期率”进行探讨。
一、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共同课题
关于“历史周期率”，此事此言的始作俑者，是著名的清末举人、同盟会员，民主人士、时任国民政府参议员之职的黄炎培先生提出的。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到延安考察访问时，对毛泽东阐述了一段推心置腹的诤言：“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但最终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这就是“历史周期率”的由来。也许是说者无意，然而毕竟是听者有心。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始终萦绕于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的头脑之中，成为他们思考和探索的共同课题，即中国共产党人怎样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怎样跨越和超越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跨越“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办法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则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然而，由于当时正是处于“大凡初时”阶段，各种问题矛盾尚未暴露出来，对“历史周期率”的思考尚不能深入、具体，只能是从宏观上提出一些简单的构想和豪言壮语。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年代，党在执政实践中如何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来拒腐防变，就成为具有重大时代意义的艰巨课题。早在80年代末，邓小平就曾经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既可以理解为是邓小平的政治交代，更表现出邓小平内心对那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的深深的忧虑。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继往开来，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野观察历史和现实，全面深刻地分析了我们党的现状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围绕和针对着党在未来发展中，怎样去面对各种风险和考验，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超越所谓的“历史周期率”这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和科学理性的战略思考，进而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思想尽管不是直接正面回答所谓“历史周期率”问题，但它无疑是指引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彻底超越“历史周期率”的重大战略思路，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三代领导集体对“历史周期率”问题进行思考探索的集中概括和总结，是三代领导人心血的结晶和升华。
二、对“历史周期率”现象的实证分析
当年，末代文人黄炎培先生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军民那种奋发向上、励精图治的精神氛围所感染，只不过随便发表一点议论而已，然而却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警觉。对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高度重视、念念不忘、时刻牢记，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其中必定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实证依据。
第一，“历史周期率”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兴盛衰亡进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年代显示，中国封建社会平均每个王朝的统治寿命平均为200年左右，最长不超过300年。而历史上几次著名的王朝盛世的出现，大约都在这些朝代的五六十年之内。“文景之治”发生于西汉前55年之内，“光武中兴”发生于东汉前30年，“贞观之治”发生于唐朝前30年，“康乾盛世”发生于清朝立国60年前后。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一个封建王朝前几十年能够得以稳定和发展，之后就逐渐走下坡路？历史学家们的分析结果是：一个封建王朝早期的统治者往往既是夺取政权的开国者，又是统治基业的开创者、参与者或目击者、亲历者等等。他们对“人心背向”的决定性意义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他们大都对“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有着深刻的感悟。因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体谅被统治的农民和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从本家王朝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给下层劳动人民减轻负担，休养生息，给他们创造安居乐业的条件。这些都被史学家们称为“让步政策”。然而一个王朝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统治之后，那些来自下层民间的，成长于马鞍战场的老一代开国者自然要退出历史政治舞台，而他们的继位者则无肄都是生长于皇宫内院，既不懂得创业奠基之艰难，也不了解民间百姓之甘苦的王公贵族。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及其后代，既可以享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同时也无法回避“最糟糕的教育”。这些人脱离实际、脱离人民，对国计民生缺乏真知灼见，对君王与臣民百姓关系的认识和理解僵化、浅薄，不得要领。其结果或者是纸上谈兵、误国误民、劳民伤财，或者无所事事，任官宦强人左右国政而无可奈何。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就表现了这样一个200年左右的周期，前几十年稳定、发达、兴旺，进而达到鼎盛阶段，之后开始走下坡路，直至腐败灭亡。
第二，“历史周期率”在人类近代、现代、当代政党政治领域也有明显的实证表现。中国共产党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非是封建王朝。如果说封建王朝的兴盛衰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于世袭、分封、专制这一系列制度层面的必然性结局，因而不可能摆脱“历史周期率”，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实际上是先有了封建王朝的兴盛衰亡，而后才有人总结概括出所谓的“周期率”。然而，人类近代、现代、当代的政党政治是对封建专制政治的否定和摧毁，是以科学和民主为前提、以人权和平等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模式，但也同样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周期率”现象，这是非常值得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深思的课题。我们都知道，昔日的老大哥前苏联共产党、隔海相望的日本自民党、南亚邻国的印度国大党等都先后失去了执政地位。骨肉同胞，中国国民党，1949年逃离大陆，孤困于宝岛台湾，励精图治，使台湾的经济社会有了很大发展。但在经历了蒋氏父子两代人苦心经营之后，落到怀有严重分裂倾向的台独分子李登辉手中，仅几年时间便在2000年大选中被民进党所取代，不仅助长了“台独”势力，而且严重损害了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进程[1]。
所不同的是，政党政治是以选票的多少来决定政党兴衰成败、前途命运的政治运作机制，因此，它所体现的“周期率”，在时间年代特征方面并不明显。然而选票所直接反映的是民意、民心，而人心向背、民心民意的变化也是有深层的原因及规律可以探寻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是在人心向背这个高度和层面上思考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如何超越“历史周期率”，进而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第三，“历史周期率”在大众心理层面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少数几个政治家所能完成的，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觉、主动、能动地支持、参与、推动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手段保证最高领导集团不懈不怠，卧薪尝胆，兢兢业业，谦虚谨慎，防止那个所谓的“周期率”显灵，但在大众层面，特别是大众心理层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代际更替、代际流动的自然现象。最近20多年陆续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人民群众主体成分的都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环境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新社会成员。利益多元化，谋求生存与发展的手段、方式、途径多元化，因而人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也必然是多元化的了。人们对党的领导的评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已经很少有前几辈人那种简单、淳朴的情感成分。人们已主要不是从情感出发，而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从与自己切身利益的相关程度出发来决定自己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信任与否、拥护与否。如果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来看，由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所引起的大众心理层面的变化实属正常现象。如果至今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计划经济年代甚至革命战争年代的状态和水准上，那才是天大的不正常。然而这种变化却给我们党的执政方式，尤其是如何进一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如果继续固守和沿用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对大众心理层面的理解，用过时的认识和传统的方法去做联系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工作，必定是无的放矢，必定会损害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要跨越“历史周期率”，除了注意党的自身建设之外，关键是要对这个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在大众心理层面上的作用和表现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三个代表”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决心通过保持和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人民谋利益的途径来实现对“历史周期率”的超越。“三个代表”思想是这种思考和探索的集中体现和最新成果。
三、“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跨越“历史周期率”的宏观方略
中国共产党已经有50多年的执政经历。“三个代表”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跨越“历史周期率”的宏观方略。
第一，跨越“历史周期率”，必须具备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须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考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态度，既承认和尊重、重视“周期率”作为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和真实性，同时也坚信通过发挥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的实践性，最终是可以认识、了解、掌握、驾驭“周期率”，既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又有决心驾驭和超越规律，成为规律的主人，而不做规律的奴隶和牺牲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能够最终决定政权兴盛衰亡的“历史周期率”发生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一个政党或统治集团，如果能够始终站在社会发展的前列，把握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规律，“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终就有可能跳出所谓“历史周期率”的怪圈。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2]。他曾多次强调：“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P371)他在总结苏联东欧国家和党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P368)。江泽民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继承邓小平未竟的思考与探索，为我们党最终跨越“历史周期率”所提出的更深层的战略谋划。
第二，跨越“历史周期率”，必须有坚强的思想保证，必须仰仗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可靠的智力支持。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纵观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和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执政党不仅仅是凭借对社会物质力量的占有和支配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纲领主张，它同时也必须是该社会精神文化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要巩固执政地位，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最终跨越和超越“历史周期率”，不仅要以雄厚的物质力量为基础，更要以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先进的思想文化做保证。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同时一定的文化也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巨大的反作用。历史和现实表明，是否拥有体现世界进步潮流和时代发展趋势的先进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检验执政党先进与否的重要标准。先进文化建设，决定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现实的生存状态和未来的命运前途。江泽民总书记提出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先进文化建设提高到决定党的前途和国家命运的战略层面来思考、运筹，作为我党能否成功跨越“历史周期率”的关键要素和环节，这其中蕴涵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跨越“历史周期率”，必须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必须能够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拥护和支持。作为一个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纵观人类社会权力演变的历史，人心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代王朝、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衰存亡的根本性因素和决定性力量。如果说历代封建统治者不能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往往是由于其腐朽没落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那么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国家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一朝覆亡的惨痛教训不能不引发中国共产党人的深思和反省。反省的结论是多方面的，然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之所以最终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怪圈，除了一些一般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就是他们严重脱离群众，不能始终一贯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期将人民的利益弃之不顾，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必然被人民群众所抛弃。江泽民总书记及其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了世界范围社会主义低潮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党脱离群众的严重危害。他指出：“经济搞不好会垮台。经济搞上去了，如果腐败现象泛滥，贪污贿赂横行，严重脱离群众，也会垮台。”[3]江泽民总书记还强调：“加强党的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顺利推进；党的领导地位，只有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才能巩固和加强。如果失去人民的支持，我们党就会一事无成，就不能生存。”[3]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据史书记载，13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在与谋臣议政时谈论到守成艰难的问题，房玄龄总结说：率兵起义，群雄四起，南征北战，逐鹿沙场，才最终取得天下，可见创业何其艰难。魏征则另有主见：自古帝王之业，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可见守业更难。唐太宗则进一步认为，创业守业皆难，而创业之难毕竟已成过去，守业之艰之难，才是我们今后应高度警觉的。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有80年历史的老党，作为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的长期执政党，集创业、守业两艰两难于一身，以“三个代表”为神圣使命与责任，决心克服一切艰难险阻，超越所谓的“历史周期率”，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所谓“历史周期率”的郑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