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解释学视域中的马克思——德里达的解读方法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马克思论文,视域论文,方法论文,德里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解构解释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的哲学、政治、历史、法学和文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中，解构是一个广泛流行的话语。这其中与德里达在中国日渐被人们熟悉有关。德里达与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有许多关联，但他又是第一个对结构主义持有保留态度的人。
1966年，在约翰·霍普金森大学发起的一次会议上，时年36岁的德里达提交了一篇名为《结构、符号、人文科学话语中的嬉戏》的论文，向结构主义的一代宗师、著名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全面发难。他说道：“存在着两种对解释、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解释。一种是梦想破译某种逃脱了游戏和符号秩序的真理或源头，它将解释的必要性当作流亡并靠之生存。另一种则不再转向源头，它肯定游戏并试图超越人和人文主义，超越那个叫作人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在整个形而上学和存有神学的历史中梦想着圆满在场，梦想着令人安心的基础，梦想着游戏的源头和终极。”①列维的结构主义理论，正是属于那个梦寐以求破译出真理或本源的思想传统，而德里达则悄悄开启了一个解构的时代。
从建构性的角度来看，德里达对文本进行解构，实际上是对文本进行外在性阅读，是揭示文本的盲点和疏漏。解构式阅读的目的是摧毁文本的意义，或称“涂改”。这种阅读并不顾及作者的意向性，因为文字是外在于说话和意识的，只有“擦掉”在场的意义，才能“显示”新文字的“痕迹”。“痕迹”就像一个深色涂蜡的本子，蒙上一层玻璃纸膜在上面写字，写后揭开那层纸膜，字迹就没有了，但在蜡上却留下了痕迹，蒙上再写，蜡版上的痕迹会重叠，也显得模糊不清，但纸膜上的字却很清晰，是有意识的。② 蜡版上的痕迹被重复地涂抹、删改，越来越难以辨认了，作者真实的意义便也被埋葬在了痕迹中。“痕迹”开启了一个新的活动空间，新空间中没有旧哲学的位置，因为“旧哲学”也可以“涂掉”。文本的阅读也是如此，文本在一次次的解读中，真实的意义被埋葬了，彰显的只是读者的思想痕迹。这种对文本的解读正如尚杰的评述：“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是他对形而上学施行解构操作的‘实践’步骤，这种‘阅读’是在形而上学文本内部对其话语结构的破坏行为。这种行为并不是消极的解读，而是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这种积极的文字是在与形而上学文本的抗争中实现解读的。”③
德里达的解构式阅读在后现代的社会思潮中异军突起，成为英美思想界的理论先锋，而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应属解释学，但解构主义也不能完全等同于解释学，它与解释学之间还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伽达默尔强调解释学对语言应作本体论的研究，语言是我们存在于世界中起作用的基本方式，是世界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形式，是生活的形式。人们在理解中使用语言，使文化传统得以不断演进。在德里达看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依然低估了书写的意义，未能区分出言语与书写之间的差别，仍然继承了传统的声音中心主义，把文字视为理解的障碍。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里达说“我的解构不是解释学”。④ 他们的这种分歧又尖锐地表现在对作品或文本的看法上。虽然伽达默尔和德里达都不满传统的文本观，都对此大加批判。但德里达更为激进，他在批判传统文本观的同时，连带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文本观也否定了。对文本的不同看法，终于导致了1981年4 月在巴黎歌德研究所举行的“文本和解释”的专题讨论会上两位大师的正面交锋。伽达默尔从求同的角度提出语言是达到互相理解和对话的中介。而德里达从求异的立场认为语言是交流的障碍，解读是误读，语言是存在的牢笼。在这里解构主义为了文本而放逐真理、放逐意义、放逐历史，以反权威、反传统、反确定性、反形而上学自居，强调多元、追求差异，然而这种多元、差异本身正在成为新的权威，这正说明了反形而上学的破产，也显示出解构主义的内在矛盾。所以伽达默尔说：“无论是谁，只要开口说话都希望被人理解，否则它就不会去说也不会去写。”⑤ 这次论战清晰显示出解释学（求同）和解构学（求异）的内在矛盾和分歧。
但论战本身也直接展示了两者的密切关系，他们是在同一个大前提下的小异，都着眼于文本的解释，只是在如何对待文本、解释文本的问题上，伽达默尔从文本和解读者之间的同一性出发，以对话作为理解和解释的手段。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从异质点出发，走得更远，他完全从形式和差异上理解语言和符号的功能，侧重非历史的符号结构，解构文本的真理和意义。正如贝勒所言：“假如在解构学和解释学之间存在着什么共同之点的话，那就是这两个对立的运动之间的交错地带——方试图重新确立逻各斯和意义的在场，但却无法彻底完成这一尝试；另一方则力图超越形而上学的教义，但是却发现实际上不可能远走高飞。”⑥ 可见解构理论作为对文本解释的更彻底的方法，也是解释学中的一个环节，所以有人称解构学为“解释学的解释学”，也可以称为解构解释学。
二、解构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
德里达运用解构解释学的方法，为马克思进行了辩护。他一方面从分析资本主义矛盾入手，揭露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针对福山反马克思主义的滥调，批判其“历史终结论”的方法论矛盾和唯心主义的思想实质。德里达对马克思极具震撼力的辩护，采用的是解构解释学方法。其特征是：首先在把他的解构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进行比拟时，把两者等同起来；其次，用文本的解构方法阅读马克思哲学，消解它的真理。
关于解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早在德里达之前，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在抨击资本主义及其固有制度方面都具有一种颠覆性，可以把解构主义视作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增补：马克思从“历史”和“生产关系”的视角解构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德里达运用“踪迹”和“延异”解构传统的形而上学。詹姆逊甚至认为德里达的“踪迹”以一种惊人的、象征的方式，传达了马克思的名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相反，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⑦ 迈克尔·瑞安也认为， “马克思主义和解构理论可以沟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战斗性，已是举世公认，它“建立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之上，这一分析的理论与实践旨在推翻一个筑基于私有财富积累的社会，代之以一个自由合作的劳动者共享社会财富的社会”⑧。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传统和现存秩序所作的猛烈的理论批判，也是无以替代的。因此，瑞安认为，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政治上，解构主义都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可比性。
德里达在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解构过程中，同样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对抗现实资本主义的思想力量，具有毋庸置疑的批判精神。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他几部著作之后，德里达承认，要对抗现实的资本主义，人们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必须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认为只要“使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适应新的条件，不论是新的生产方式、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力量与知识的占有，还是国内法或国际法的话语与实践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资格和国籍的种种新问题，等等，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⑨。在关于马克思精神的理解中，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精神是时代的需要，必须把马克思的精神与目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区别开来，必须从马克思文本的内部去寻找其精神实质。他说：“我们总是想一下子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看起来它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不可少——同作为本体论、哲学体系或形而上学体系的，以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或作为方法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而且同被纳入政党、国家或是工人国际的机构之中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⑩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的精神实质呢？德里达认为这是一种激进和批判的东西，一种随时准备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这样一种自觉自愿的批判必然是根深蒂固的，它内在于一种还不是批判性的土壤中，即使不是，或者说还不是前批判的。”(11) 显然，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的精神实质就是一种批判精神，对现存的一切进行彻底批判的精神。
但是，德里达也再三指出，尽管他忠实于马克思的某种精神，但他的解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解构不是一种单纯地批判，而是针对一切问题的批判。德里达作为解构大师，解构的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传统；马克思作为批判大师，批判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里达的文本中，人们可以感觉到存在的很多快感，写作的快感，甚至有某种游戏的成分，而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我们更多感觉到的是历史的厚重，现实生活的厚重。语言对德里达来说，往往是从能指到能指的游戏，没有任何东西充分呈现在符号之中，马克思主义则是在历史的具体的阶级背景中来反思语言作为意识形态役使的事实”，于是，“马克思的文本总是具有一种现实的直接针对性和实在性，德里达的文本则更多地具有历史的象征性和修辞性”。(12) 因此，德里达的解构策略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德里达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也注定是一种解构解释学的解读，是找寻马克思文本内部的异质性而解构马克思文本的阅读。
三、对马克思文本的解构式解读
1.对马克思基本概念的解读
虽然解构学与马克思哲学在批判精神中可以找到一致性，但是德里达对马克思的阅读仍然是解释学意义的，是解构解释学的解读。他在马克思的文本中寻找文字的延异和播撒，在马克思文本的传统阅读中，找出其异质点，进行相异性的双重阅读，使文本本身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状态，如果仅此，只是一般解释学的解读。但他又比一般解释学走得更远，不仅使文本呈现开放的状态，而且使文本内部相互异质或互不关联，使文本裂为碎片，解构了文本，驱逐了真理，消解了文本的客观确定性。
德里达早在《立场》一书中就以这样的方式解读过马克思主义，讨论它的解构式书写活动与马克思和列宁的“物质”、辩证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1）德里达认为，在效果上，解构与马克思的文本是“相逢”的， 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也“批判唯心论”。但他所从事的工作（一种历史的、政治的工作）和马克思的文本之间的连接是间接的，因为他们所在的领域不同，如哲学秩序、符号学、语言学、心理分析等历史遗留下来领域，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从未涉及过的。在这些领域中，像辩证法、差异和矛盾等一些关键的工作，黑格尔和马克思并未完成，这应当由“解构”来实现。他说：“我们不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是能够简单地被‘应用’到当前现实中的完备解释。我说这些，并不是要提出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东西来，因为事实恰好与之相反。”(13) 德里达等于承认马克思开拓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他是在实现马克思未竟的事业。所以，也要以解构解释学的眼光阅读马克思的文本，以双重阅读读出马克思文本的相异性，并以马克思文本内部的相异性为契机，使文本向解读者开放，被阅读者解构。
（2）解构与马克思文本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辩证逻辑”“物质经济”等概念具有相通性。在对待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立场上，解构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立场与马克思相一致。马克思的一生都以“武器的批判”来对待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即以“物质的”“经济的”事实来对待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这正是解构主义所要做的。但是在德里达的眼中，列宁的“物质”定义完全排斥在意识之外，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统治下的实在和“在场”相似，所以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必须给予解构式的重写，使之脱离“在场”，那么它便和解构中的“书写”相似。如何进行解构式的重写呢？他提出：“物质的概念必须被标记两次（其他概念也是如此）：在被消解的领域中（这是颠覆阶段）和在消解的文本中，并且在物质所陷入的对立（物质／精神、物质／观念、物质／形式，等等）之外。”(14) 如此， 他消解了“物质与意识”的对立，把物质的概念变成了一种符号。他称这种解构式的重写为“唯物主义”的态度。通过这种重写，“物质”就从与“意识”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中“溢出”，与他的“书写”概念相通，成为符号学和语言领域中解构旧哲学和意识形态的一种批判武器。显然，德里达这里借用了解释学双重阅读的方法，用第二种解读文本的方法颠覆了第一种传统的解读，颠覆“物质”的形而上学性，在传统哲学中用他重写的“物质”拒斥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与他以“书写”对抗语音中心主义，解构西方哲学传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德里达通过双重的解读达到了解构列宁文本的目的。在对唯物辩证法“矛盾”概念的分析中，他认为与“物质”相似，需要摆脱列宁定义中辩证法的“实在性”和形而上学性，这样矛盾的概念便会与他的延异概念（différance）相吻合了。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与他所制造出来的读音相同、书写相异的（diffrence和diffrance）延异概念是一致的，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而已。矛盾就是差异和延异。德里达以同样的方式重写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体现，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阅读提供了解构阅读的范例，列宁使用了许多隐喻，如萌芽、种子、天才、洞察之类，把辩证法视作不受意识形态的控制，是自己自发的活动，藉此，列宁实现了向唯物辩证法的还原。德里达认为这种抛弃意识形态体系的唯物辩证法与他文字学的延异、撒播等一系列术语在符号学、语言学中的运动相近，是同一种辩证法的运动，是解构旧哲学的策略。这种解构解释学的解读把解释学循环和视域融合发挥到了极致，只注重部分，忽略整体；只注重主体视域，无视文本视域，从而解构了文本自身。
（3）在实践与解构的关系上，德里达认为实践概念与他的解构理论也是相通的。他欢迎马克思以实践对旧哲学和意识形态哲学的批判。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观念的真理性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解决，这一对旧哲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恰是他解构式的操作实践所要做的。在解构哲学对立的领域里，首要分析的是实践和理论的对立，解构哲学不能只是一种简单的理论活动，或一种简单的否定活动，而是一种实践活动，因为他的书写、文字、延异、文本等坚持的就是实践的价值，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解构工作正如马克思当年用“实践”对旧哲学和意识形态所做的批判，他重估广义文本，解构意识形态，用“意指实践”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由此他认为解构活动本身与马克思“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具有可比性。但实际上，德里达的所谓“实践”与马克思的实践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一种书写、延异、拆解，后者则是人的现实活动。
2.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苏东剧变后，德里达进一步运用他的解构解释学的阅读展开对马克思理论的解构，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德里达积极为马克思辩护，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和现实性，强调一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对重振马克思主义的雄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德里达进入马克思，进入马克思的文本，事实上是他解构解释学理论的又一次成功的应用。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他再次成功地运用了解构策略。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遗产最主要地表现为一种批判精神，继承马克思的遗产，就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并且强调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与解构主义的区别，分析了解构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态度。他说：“在此也许强调一个事实，即马克思主义与解构理论之间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就已经在所有的方面引发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探讨，这些探讨之间常常是对立的和不可简约的，但也是为数众多的。对我而言，它多得使我在此再也不能公正地对待它们和辨别我对它们所欠的人情。”(15) 因此，他认为：“我们也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尽快地与可以被称作一种解构理论的东西区别开，后者不再单纯是一种批判，而且它向一切批判发问，甚至向一切问题——及从来也没有与像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体论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那样的东西保持相应的一种态度：或是相互一致，或是相互对立——发问。”(16) 德里达对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弘扬，对批判精神与解构理论的区分，的确有助于人们澄清把“批判与解构”相等同的糊涂观念。
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对种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批判的同时，并未因批判而放弃正面的阐述，他们从来就没有把批判看成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目的。他们批判，是为了向人们展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哲学的许多原理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但其核心观点却是不会动摇的。没有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作支撑，是否还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值得怀疑的。
德里达解构马克思，所要否定的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所宣称的马克思精神，是经过解构以后的精神。他的解构还不同于其他解构主义者对马克思精神的解构，因为他运用了解构解释学的方法，运用了更加巧妙的解构策略，更善于利用马克思的文本来解释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首先，德里达玩弄了马克思这个词的文字游戏。他肯定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马克思，但同时指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正当人们感到他自相矛盾之时，他马上又指出“以前有一个叫马克思的人也说过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带有“悖论”性的命题，保证了德里达在解构性地阅读马克思时处于不败之地。其次，德里达玩弄马克思文本中的内容游戏。他认为马克思的精神不是表现在马克思的言辞之中，而是表现在对此言辞的不断超越之中，即使继承的东西与马克思的言辞不一致也不足为惜。对此，德里达还引用了恩格斯的文本加以佐证。他说：“我们不是非得要求得到马克思的同意——他甚至在未死之前就反对这么做——才可以去继承他的观点：继承这样那样的观点，不过这并不是要求继承来自他的观点而是要求去继承通过他、借助他来到我们面前的观点。我们不是非要假设马克思与他本人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似乎对恩格斯吐露过自己的心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是确然无疑的。为了说明同样的东西，我们还必须引用马克思作为权威吗？）”。(17) 通过如此解构以后，德里达自然而然地认为：马克思的幽灵不只是有一个，不是单数，而是多个，是复数。既然马克思的精神是复数，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精神呢？把马克思精神复数化，究竟是弘扬了马克思的精神，还是把马克思精神虚无化了呢？既然没有一种明确的马克思精神，那么又如何理解回到马克思呢？
实际上，《马克思的幽灵》的目的就在于解构一切主流话语。德里达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种种弊端的揭露是深刻的，但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相比，德里达还差得很远。他只是揭露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矛盾的种种表现，但他没有给我们指出这些矛盾存在的根本原因，更没有给我们指出消灭这些矛盾的根本方法。尽管德里达一再引用《共产党宣言》，但我们就像从他一直宣扬的马克思精神中除了“批判”之外看不到其他具体内容一样，也从他所谓共产主义精神中除了“解放”之外看不到丝毫具体内容。因此当德里达为资本主义终结论打入离心化的楔子的同时，并不意味着为共产主义思想作了理论证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只不过是德里达批判资本主义终结话语的一种工具。正如上面所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里达那里没有明确和具体的内容，有的只是它们的延异、撒播，等等。他说：“至于那个预测，它不仅仅在于预见（一种证明类型的姿态），而且还在于呼唤一种共产党宣言在将来的降临，这种呼唤， 确切地说是以一种呼吁的行为句形式，不是要把那幽灵的传说转变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现实，而是要把它转变成其他形式的真实事件（在传说中的幽灵与它的绝对化身之间），亦即共产党宣言。”(18) 也就是说，在德里达那里，共产主义只是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人们对这种“不在场的在场”的无限等待。
德里达要批判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终结话语，他要批判的是以任何明确内容为规定性的理论话语，其中包括以某种具体内容确定下来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人们追逐是为了驱赶，人们追捕、着手搜索某人是为了让他逃走，但是人们让他逃走、让他离开、驱赶他是为了再一次追逐他，搜捕他。”(19) 这就是说，在德里达看来，任何以批判某种现实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只要一旦“肉身化”（即自身也成为一种现实力量），它必然又会遭到来自他者的批判。换言之，只要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出现“脱节”（德里达深信任何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必然会出现脱节），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离被解构的日期也就为时不远了。解构主义反对一切主流话语，它常用的策略就是：在没有什么可说的情况下突然说话，但却不说最终是为了什么。当马克思主义处于中心话语时，德里达也要反对这种话语；而当马克思主义话语从中心滑向边缘时，它就可以再用它去反对其他中心话语。当然，即使在此时，德里达也没有忘记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所以，伊格尔顿不无气愤地说：德里达挑了一个好时候向马克思致敬。“在里根——撒切尔时代的漫漫长夜里，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雅克·德里达其人在哪里呢？”(20)
《马克思的幽灵》虽然为马克思做了强有力的辩护，把解构精神等同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但并不意味着德里达真正转向了马克思，实际上它是解构主义在政治学维度上的进一步展开和充实，是对马克思理论的一种解构。这种解构注重的是文字、语词，更多的是一种语义的分析，是运用解构解释学的方法对马克思的再次阅读。他在阅读过程中，采用不清晰的、隐喻式的、晦涩的曲折文风，加上一些稀奇古怪的、难以捉摸的词汇，从而形成一种模糊不清、闪烁其辞的文本，实际上是解释学理论的一种延伸，也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歪曲。正如英国学者D ·麦克莱伦所说：解构主义就其主要特征来看，“一直是一种对文本的释义，但在其政治宣言中，它一直包含的却不仅仅是过分的言论，而且包含过多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及对社会关系和不可避免地产生于这些关系的政治制度的唯意志论的见解”。即使在《马克思的幽灵》这部著作中，德里达所提出的东西也只是一种“非政治意义的运动”，知识分子在这一运动中起中心作用，因而他们制定“批判”。但这些批判却没有任何方向。(21)
注释：
①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24页。
② 叶秀山：《意义世界的埋葬》，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③ 尚杰：《思、言、字——评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④ 杜小真、张宁：《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⑤ 伽达默尔：《然而是善良意志的权力》，载《哲学译丛》1987年第2期。
⑥ ［美］E·贝勒：《解构学与解释学：德里达和伽达默尔论本文与诠释》，载《哲学译丛》1989年第2期。
⑦ 参见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⑧ Michael Ryan,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Baltimore and London,1982,P1.
⑨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⑩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11)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4—125页。
(12) 张立波：《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13) 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的思想——德里达访谈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108页。
(14) 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的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15)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16)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17)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18)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19)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6页。
(20) ［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版，第120—121页。
(21) ［英］麦克莱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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