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结构与国际格局：核心概念的比较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论文,格局论文,启示论文,核心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虽然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都属于科学研究，但正如美国政治学者戴维·辛格(J.David Singer)所指出的，“应该强调的是，理论的首要目标是解释；当描述性要求和解释性要求相冲突的时候，后者应该具有优先地位，即使这是以牺牲某些描述上的准确为代价的”。①作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共同知识，科学理论所要解释的并非那些随机的偶然现象，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现象或者与之相对的反常现象。具体到国际关系理论，它旨在解释国家间关系领域中那些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例如，为什么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国家间战争和势力均衡的现象会一再出现。用结构现实主义大师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N.Waltz)的话来说，理论是对规律的解释：“规律指出恒定的或很可能存在的联系，理论揭示这些联系为什么普遍存在。”②为了完成解释的任务，并且尽可能解释本学科领域的规律性现象，科学理论必须发现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并将其锤炼为严谨的概念。这些概念就构成了理论逻辑的自变量。一般来说，好的理论都符合简约性的要求，即力图发现最重要因素并将其概念化。用政治学者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的话来说，“好的理论是简洁的。它只用很少的、简洁排列的变量来解释这些变量的作用”。③现有的主流国家关系理论的自变量都是一个，因此也被称为“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是社会科学理论硬核的中坚部分。 那么，哪些因素往往是塑造国家间互动进程及其结果的决定性要素，有成为核心概念的潜力呢？由于国家间关系是许多国家同时参与、互动的一种进程，因此其宏观结果在大多数时候并不取决于某一个国家的政策，而是基于不同国家间所存在的相互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可以是实力关系，也可以是制度关系或者角色关系。按照肯尼思·沃尔兹的说法，“一种理论是对某一领域的组织及其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描述。理论指明一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并具体指出各因素的相互关系”。④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所创造出来的三大主流理论，本质上都是考察国家间领域如何被组织起来的结构性理论。有意思的是，在西方学者创造的国际关系理论核心概念和中国学者所创造的国际关系理论核心概念中，有一对十分相似的组合：国际结构与国际格局。那么，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异，这些差异又会如何影响到理论的解释功能？从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的概念比较中，可以为中国学者创造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什么样的启发？这些就是本文所力图回答的主要问题。 本文希望做的是对学术性概念做比较分析，因此并不涉及官方所使用的概念。同时，概念本身是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对于同一个具有基本内容的对象，不同学者在概念化时会或多或少加入、精简一些东西，从而使得概念化的过程和结果变得十分重要。本文只希望说明好的概念好在哪里，因此，只是概念之间的比较分析。即便是西方学者，他们对国际结构或者国际格局也存在多种理解。本文认为，沃尔兹所创造的国际结构概念是最经典和完美的概念，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而中国学者所创造的国际格局概念存在或多或少的瑕疵，可以改进。这不是从整体上比较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的学术水平，而仅仅是就一个概念案例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就如后面将要提到的，一些中国学者所使用的国际格局概念与沃尔兹的概念是完全等同的。从理论和现实来说，许多西方学者所使用的国际结构概念也与沃尔兹所使用的国际结构概念相去甚远，存在着与中国学界的国际格局概念类似的问题。 一、国际结构：概念的内涵与评估 国际结构是肯尼思·沃尔兹所创造的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传统现实主义关注的是国家层次，缺乏核心概念和相应的因果假设。用肯尼思·沃尔兹的话来说，“虽然摩根索为自己设立的目标是提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但是，他提出来的仅仅是理论中包含的要素，而不是一个理论。……由于缺乏一个总体的概念，他的论述都是分散的，和许多常见的情况一样，他混淆了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⑤而国际结构的起点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它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正是因为国际结构这一概念的提出，沃尔兹的现实主义才被冠以“结构现实主义”的名称。许多现实主义学者使用国际结构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具体问题，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也提出了许多的推论——例如国际关系学界熟知的“霸权稳定论”。从1979年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出版以来，对这一概念的讨论似乎从未离开国际关系学界的焦点位置。许多学者认为，国际结构的理论不能解释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例如冷战的结束，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论；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对国际结构的概念本身能够提出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国际结构的概念的确是一个成功的国际关系理论概念。 沃尔兹从三个方面来界定结构的概念。首先，结构是根据系统排列所依据的原则界定的。如果一种排列原则代替了另一种排列原则，那么系统就发生了改变。从一个无政府状态的王国到一个等级制王国，就是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变化。其次，结构是根据不同单元的功能来界定的。如果功能有了不同的规定和分配，那么等级制的系统就发生了改变。但是，无政府的体系是由同类单元组成的，功能上并不存在分工，也就没有变化。最后，结构是根据单元之间力量的分配来界定的。无论系统是无政府状态还是等级制，这方面的变化都是系统的变化。⑥在国际体系中，主权国家是最主要、最重要的行为体，因此，国际结构的组成单元就是主权国家。主权——对内的最高权、对外的平等权——意味着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不存在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超国家权威。在可见的将来，绝大多数国家仍然会坚持自己的主权，否则它就不可能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对内对外事务，也就不可能再正常生存。因此，在沃尔兹的结构定义中，第一个原则，即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常量。既然国际体系是无政府状态，那么主权国家可以被视为同类的单元，因为它们需要努力完成国家的各种职能——国防、外交、经济建设、社会保障等。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原则不适用于界定国际结构。第三个原则是单元间能力的分配。既然国际体系的组成单元是国家，那么国际结构就可以被界定为国家间的能力分配。第一个原则和第三个原则结合起来，国际结构的概念就得以明确地界定：它是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能力分配。由于无政府状态是常量，因此影响国家间关系发展变化的主要是第三个原则，即考察单个国家之间的能力分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政府状态不起作用，相反，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决定了能力变化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也造就了反复出现的势力均衡状态。⑦ 虽然以上这些知识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准确掌握沃尔兹的国际结构概念。在这里，我们结合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对概念本身的一些要求，来说明国际结构的概念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优点。 首先，好的理论概念一定是内涵清晰、不会引起歧义，可以观察和操作，有利于实证研究的展开。在界定国际结构的概念时，肯尼思·沃尔兹对两个术语的澄清和选择值得关注。一个是无政府状态的概念。沃尔兹反复强调，“如果把无政府状态与混乱、破坏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区分无政府状态与有政府状态，并不能使我们了解多少东西”。相反，无政府状态可能有着自身的优点，即在自由不受到太大约束的情况下实现安全。“……由于组织性政治不复存在，它们就更加能注意各种问题的政治意义。它们就更加能够尽最大努力去达成一个最低限度的协议，以允许它们各自为政地存在下去，而不是达成协议，以最大限度地维持国家间或人民之间的团结。”⑧无政府状态与国际体系是有秩序还是无秩序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大多数时候是有秩序的，而这种秩序建立在国家间的能力分配基础之上；少数时候是无秩序的，即当出现世界大战之时。因此，社会建构主义代表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谈到“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这一观点时，很显然是误解了无政府状态的本质含义。⑨无政府状态仅仅指向一个含义，即缺乏中央政府，这在国际体系中意味着国家必须自助(self-help)，不能把保卫国家的任务完全交给其他国家或者机构，但并不意味着国家之间不可能展开合作，达至稳定和有秩序。国际体系是否趋于稳定和有秩序，本质上取决于无政府状态下的能力分配——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两极稳定、有的认为单极稳定。 另外一个术语涉及如何选择概念的问题。沃尔兹十分明智地在国际结构的概念中没有引入带有支配、控制关系含义的“权力”术语。他指出，美国人对“power”这个词的定义是实用主义的，即“让人做某人希望他们去做，而自己又不打算做的事的能力是衡量权力的标准”，“这个定义也许适用于某些目的，但很难满足政治的需要”。⑩因此，沃尔兹本人认为，“power”就是力量，使用“power”就是使用某人的力量，以某些方式改变他人的行为。而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说，“权力”本身是一个难以实证的、不具有明确判断标准的概念，依赖于具体的情境、条件。例如，美国的实力比加拿大高出很多，但是两国在具体国际事务中基本上是平等的；再如，在一些国际组织中，投票权是一国一票、完全平等，另外一个组织中却是不平等的权力分配。“能力”的概念非常清楚：等同于国家实力、综合国力，避开了“权力”概念中的关系性因素。谈“能力结构”从语法上来说是可以的，而说“权力结构”就不太合适，因为权力概念本身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当我们讲某个人、某个国家在某个方面的权力时，一定是隐含着相对于其他人或者其他国家的某种控制或者支配关系。 其次，好的理论概念应该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独立性是指用来解释的核心概念能够与被解释的对象区别开来。概念的独立性指的是自变量和因变量应该尽量拉开距离，避免自变量包含因变量或者因变量包含自变量。这样的自变量一般是深层原因、主要原因，而不是直接原因、次要原因。例如，如果把国际秩序(一般被理解为体现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规则)的含义也包括到国际结构的概念中，就会出现自变量包含因变量问题，即国际结构本来是决定国际秩序的因素，但其概念中又包含了国际秩序的内容。上面提到的“权力”概念带有支配、控制含义，本身就是用来描述国家间关系或者国际秩序的术语，应该是被解释的对象，因此，“权力”本身并不适宜作为自变量。这里还可以举出更加具体的例子。例如，如果解释中美为什么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好不要从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互利互惠、日益密切出发来解释，因为互利互惠、日益密切的经济贸易关系本身就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自变量和因变量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重叠的。 再次，好的理论概念应该具有较强的简约性。简约性是指我们在界定概念的时候，应该尽量使用最基本的术语，切中概念指向对象最核心的本质，不加入一些本身带有复杂含义的术语，以及做无谓的延展。例如，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性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是这样来界定“霸权”的含义的：“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权，是指一个国家必须能够自由使用关键的原料，控制主要的资本来源，维持庞大的进口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商品的生产上拥有比较优势。”(11)符合这四个方面本质要求的国家，就可以称之为霸权国。可以看出，基欧汉在提出四个方面的标准时，涉及的都是最基本的术语，有意识地避免了对概念本身的含义做无谓的延展——例如，如果加上一句“这样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中心角色”，那么就会引起不少的争议，人们将会质疑：“角色”如何界定？霸权国是否一定扮演中心角色？类似的，还有一些学者使用“经济霸权”“制度霸权”这样的提法，这样会使得“霸权”的概念复杂化——霸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明显超过其他大国，而不适宜于将其再做领域性的区分。沃尔兹所界定的国际结构概念，十分简约，仅仅包含两个方面的本质标准，而无政府状态和能力分配都是最基本的术语，含义简单明了，同时避免了做无谓的延展——例如，并不探讨国际结构是如何形成和发生变化，这一概念本身只是作为判定国际结构的标准。 最后，好的理论概念应该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也不能是完全不变的常量，因为它所解释的主要对象是较长时期里规律性的现象。稳定性意味着概念本身所指向的要素应该是相对稳定、不能变化太快。国际结构的概念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无政府状态下，一定时期的国际结构是相对稳定的，这使得它能持续影响到国家间关系。例如，19世纪欧洲的多极结构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二战后的两极体系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正是基于稳定性的考虑，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结构的概念中强调，联盟或者国家集团不能作为结构的单元。也就是说，国际结构只针对单个国家间的能力分配，不包括国家集团之间的能力分配。沃尔兹指出：“结构的定义是根据对领域的组织，而不是根据它们内部可能出现的和解和冲突，或时而会形成的组合，来处理各种力量和机构的关系。”“在国际政治系统中，三个或更多的大国，分裂成两个联盟时，国际政治系统仍然是一个多极系统——在结构上与两极系统有区别，两极系统里没有第三国能对地位最高的两国提出挑战。”(12)本质上来说，联盟属于国家间关系，是被解释的对象，联盟的形成与重要性都受到结构的影响：在两极结构中，联盟无足轻重，苏联失去中国并不意味着美苏两极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多极结构中，联盟十分重要，因此彼此的实力比较接近，需要争取同一层次尽可能多的大国的支持。 不过，在具有稳定性的同时，概念本身又不应该成为一个完全的常量，否则就难以解释研究对象的变化。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我们建立理论因果假设的时候，是用(核心概念)自变量来解释因变量，即自变量的变化引起因变量的变化。不管是自变量还是因变量，它们必然都是变量而非常量。例如，传统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都十分重视人性的概念，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认为人性对权力的渴望是造成国际政治悲剧的根本原因，“希望统治别人，这种趋向尤其为一切人类社会组织所共有。从家庭到兄弟会、专业协会、地方政治组织，以致国家，处处如此”。(13)但是，人性的概念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人性善无法解释国际关系中的阴暗面；人性恶亦无法解释国际关系中的光明面。因此，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无政府状态取代了人性作为基本假设。在沃尔兹的国际结构概念中，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常量，但是单个国家间的能力分配却是变量。能力分配的变化会带来国家间关系和国家行为模式的重大变化。这就使得国际结构的概念不仅可以解释反复出现的现象，也可以解释现象的变化。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标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内部有着有机的联系。例如，如果概念的提出者希望“求全”，在概念界定时做了许多无谓的延展——这往往是把概念当成了理论，而不是突出所指向对象的本质，那么这样的概念没有简约性、独立性，也不利于提出简明的因果假设。概念的内容越丰富，那么它就会倾向于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非解释性的概念。就如沃尔兹所指出的，“增加范畴的数目，可以使对社会的分类更接近于现实。可是，这就会从一种具有解释能力的理论，转变成一种更带描述方面精确性的，但理论化程度较低的理论系统”。(14) 二、国际格局：概念的内涵与评估 以上对国际结构的概念内涵进行了分析，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做了简要的评估，这为比较分析中国学者所创造的国际格局概念奠定了基础。国际格局的概念是中国学界和官方在分析国际形势时使用的最为重要的概念。虽然有的时候一些学者也会使用看起来更为“大气”的“世界格局”的概念，但绝大多数学者还是倾向于使用“国际格局”。原因可能在于，“世界格局”的概念更加复杂，如果按照刘江永教授的说法，那么世界格局不应该是仅仅针对大国，还包括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而“国际格局”一般来说明确指向的是国家间的一种关系格局。(15)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将“世界格局”的概念等同于“国际格局”的概念。但长期以来，虽然极为频繁地使用国际格局的术语，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一致的看法。通过检索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有关“国际格局”概念的论文，本文试图在大体归类的基础上做一个比较分析。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里引用的仅仅是针对学者们在论文中所提到的国际格局概念，而且仅仅是依据方法论对于概念本身做一个分析。很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些学者也只是引用了其他人的概念作为自己的分析工具；即便写作论文时对国际格局持有的是某种观点，时过境迁，这些学者本人也未必赞同当时在论文中所引用的国际格局概念。 (一)等同于国际结构概念的国际格局概念 一些中国学者在使用国际格局的概念时，其具体的内涵与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结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只是中国人在语言上习惯于使用“格局”这个词。例如，南开大学的张睿壮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涉及“国际格局”和“国际政治格局”的概念，其用法应该归入此类。他指出：“人们普遍相信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甚至本质的变化，原因就在于人们对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定位发生了根本改变。一句话，中国已经成为国力仅次于美国并且在不久的未来将超过美国的世界‘老二’。略有常识者都知道，国力论衡要看综合国力，仅以GDP这样的单一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很不可靠。”(16)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潘维教授虽然同时使用了“世界格局”和“国际格局”的术语，但本质上完全等同于沃尔兹的国际结构概念。潘维教授写道：“在自助性的国际体系中，实力分布决定格局，亦即我们说的结构。格局是客观的无时不在的实力对比状态。稳定并非国际格局的必然状态，并非稳定的结构才叫结构，也不是稳定下来了的格局才是格局。不稳态的格局同样对体系中单元的行为产生影响。”同时，他也十分赞同沃尔兹的观点，即国家集团不能作为国际结构的组成单元，也不能成为国际结构中的“极”。他指出，“极”不是多个国家集团，而是单个的国家。国家集团的实力会因其在不同问题上的分化组合而常常变动，而“极”的实力则要稳定得多。“极”的力量往往不是一个简单拼凑的联盟体系所能抵消的(仅就某些具体问题上能够，但整体上则极难)。(17)对于等同于国际结构概念的国际格局概念，自然没有进行比较和评估的必要。但从避免概念使用的混乱、方便与国际学术界交流的角度出发，最好还是统一使用“国际结构”的概念。 (二)基本等同于国际结构概念的国际格局概念 第二类国际格局的概念基本上等同于国际结构的概念，但在细节上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肯尼思·沃尔兹界定国际结构的第三条标准是“单元问的能力分配”，更具体地说就是“单个国家之间的能力分配”。这些学者相信，无政府状态和能力分配构成了国际体系的最基本的结构性要素，无政府状态下的能力分配状况决定着国际格局。但是，这些学者认为，国际格局的概念不仅指的是国家之间的能力对比，也包含国家集团之间的能力对比。例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楚树龙教授在谈到国际格局时指出：“世界格局、战略格局最主要和基本的方面还是力量分布与对比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在这方面，世界在持续改变中。主要的内容和标志是发达国家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发展中国家包括发展中新型大国所占的比重和地位持续上升。”(18)同济大学的张国清教授认为：“国际战略格局，是指对国际事务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力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力量结构。国际战略格局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物质基础是各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间的相互对比。”“论及当今和未来的世界格局，都不能抛开发展中国家。二战后发展中国家以整体力量，根本改变了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并大大促进和推动了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化方向的发展。比如，发展中国家通过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事务中彰显反帝、反殖、反霸、反对种族主义的独立政治倾向；大批发展中国家加入联合国，使该组织的力量对比有了重大变化，促进了联合国的改革，使之作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决议。”(19) 把国家集团吸纳进来的国际格局概念，在多极格局的条件下可能具有更直观的解释力，但总的来说作为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吸纳进国家集团这一要素可能弊大于利。在多极体系中，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大国彼此实力接近、不断分化组合，制衡有着霸权野心和潜在实力的强国。由于大家实力都差不多，因此联盟之间的实力对比、分化组合就显得十分重要，也的确会影响到当时的国际政治结果。但正如前面在分析沃尔兹的结构概念为什么不吸纳联盟这一要素时所提到的，几个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一做法可能是弊大于利的：(1)联盟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多极结构中，在单极和两极结构中无足轻重，不能决定性地改变单极和两极结构中的能力分配，因此它并不属于国际结构的本质单元；(2)联盟的形成和瓦解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分化组合的速度比较快，稳定性不够，这样的结果就是联盟一旦发生变化，国际格局就可能发生变化，国际格局本身的稳定性和解释力都下降了；(3)联盟或者国家集团要素的加入降低了国际格局概念的简约性，有些时候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与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未必一致，可能会面临矛盾；(4)联盟本身是一种国家间关系或者说进程，独立性不够，受到所属国际结构的重大影响，例如在单极结构中各国自然倾向于与单极国家结盟，在两极结构中倾向于与两极国家结盟。从变量关系来说，联盟是国际结构概念的解释对象——国际结构塑造了国家的联盟选择和国际体系中的联盟分布。(20) 虽然考察联盟或者国家集团之间的能力分配可能在理解多极结构中某个具体情境的国家间关系时会有帮助，但是它本质上并非深层原因、主要原因。以张国清教授对于发展中国家作为改变国际格局的力量的论述为例，他所谈到的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通过不结盟运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国际秩序，而非国际格局。例如，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呼声主要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本质上是基于当时的两极结构。一方面，苏联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两极格局中希望通过团结来增强自己的发言权、反对美苏主宰世界。一旦两极结构结束，那么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团结也会丧失部分的基础和动力。事实上，在涉及具体的国际事务时，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可以被视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虽然在反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方面具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但在具体问题上不同国家的利益肯定不会完全一样。正如在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峰会上，小岛屿国家就单独提出文本并退出会场，从而表明发展中国家并不是铁板一块。根据毛瑞鹏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一致性的研究，“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在不同议题上的分化程度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中在裁军和国际安全、非殖民化、中东等议题上没有出现显著的分化，相反在社会和人道主义、国际法等议题上的分化则明显加剧。社会和人道主义议题是冷战后发展中国家投票背离率最高的议题”。(21) (三)涵盖能力分配和战略关系的国际格局概念 第三类国际格局的概念开始实质性地偏离了沃尔兹的国际结构概念，不仅关注能力分配，还要考察大国间的战略关系。应该说，国内许多学者使用的国际格局概念都可以归入此类。例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阎学通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国际格局包括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方面，因此，我们可从冷战后大国实力对比和战略关系两个方面分析国际格局的变化。1992—2005年的13年间，大国实力与战略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了2005年，世界大国按实力还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美国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三个领域分别保持了绝对领先地位。第二等级大国则是中国和日本，中国的综合实力已是多强之首。第三等级大国有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和印度。”“大国实力对比变化必然要引起大国战略关系变化。到了2005年，大国的战略关系仍可分为友好、中立、敌对三种，但它们之间的关系组合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美、英、日继续保持了战略一体性，印度保持了中立地位，中、俄、法、德四国形成战略一致性较强的合作关系。”(22)可以看出，阎学通先生认为，理解国际格局包括两个方面：大国间的能力分配和战略关系；但从他的叙述来看，并没有加入集团之间的能力对比，而是将其归入战略关系的考察中。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国际格局所包括的能力分配应该涵盖国家集团之间的能力分配和战略关系。例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周方银研究员认为，“国际格局是指在一段时期内，国际社会中的主权国家或国家集团等各种力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力量结构及其表现形式。国际格局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实力分布，二是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其中，国家之间的实力分布是更为基础性的因素，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也会对国际格局的性质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国内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著作一般认为，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初见端倪，它主要表现在中苏关系的破裂、美法矛盾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等事实中，它们都不是以一国力量的显著变化为特点，而是以国家间关系的调整变化为主要内容”。(23) 把战略关系加入国际格局的概念中，最终使得它实质性地偏离了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结构概念。在结构现实主义中，国际结构是用来解释国家间关系(包含战略关系和一般关系)的自变量，而诸如军事联盟、经济相互依赖等则属于被解释的国家间关系现象。如果结合实力分配和战略关系来界定国际格局，那么可能会面临着诸多的问题：(1)战略关系本身不好观察和测量，影响到了概念本身的可操作性。例如，虽然中俄、中印之间的战略关系得到了一些政府文件的确认，但俄罗斯和印度一些防范与遏制中国的做法让人对它们态度的真诚性产生怀疑；(2)战略关系本身是被解释的因变量，而非自变量，而且十分复杂多变，这样概念本身的独立性、简约性和稳定性都受到影响；(3)最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虽然看起来这样的国际格局概念可以很好地描述当前国际体系的两个主要方面：能力分配和战略关系，但是概念本身的解释能力下降了。由于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看法，能力分配决定战略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它们是不能简单并列、共同作为自变量的。如果把战略关系而非能力分配作为国际格局的判断依据，那么就进一步颠倒了因果关系。 再者，如果用宏观的战略关系来分析具体的国家间关系，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陷阱——从国家间战略关系来解释国家间的各种具体交往。例如，因为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加强，所以两国之间的具体政治、贸易和人文交往都增多了。战略伙伴关系本质上也是政治关系；而后者则是战略伙伴关系的具体体现。对于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而言，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会得到明确和加强。至于把国家集团(例如第三世界)纳入能力分配和战略关系框架中的做法，则进一步增加了概念的复杂性、不稳定性及可能出现的矛盾，有时国家集团之间的战略关系与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未必一致。例如，华约和北约之间一直是紧张的军事对峙关系，但是美国和苏联之间时不时有所谓的“缓和”；中国和东盟之间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发展出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但中国和东盟内部一些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却比较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格局本身就会变成一个自身充满矛盾因素的概念，不具有可操作性。 (四)更偏重于国际秩序含义的国际格局概念 第四类国际格局的概念虽然涉及国家间或者国家集团之间的能力分配，但是更偏向于前面提到的战略关系或者说国际秩序。这里的战略关系不再仅仅是友好、中立和敌对，而是关注领导与被领导、是否相互依赖等方面。例如，中国国际问题专家苏格在探讨国际格局的变化时指出：“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呈现的变化包括：1.国际安全关系‘敌’、‘友’阵线的边际相对模糊。然而，表面平缓的格局调整的深层，又掩藏着扑朔迷离的竞争。2.国际经济中的相互依存成分增大，国际关系中的平衡与相互制约更多取决于各国间综合国力的较量。3.国际间广义文化因素将更多地影响国家间的关系。4.高科技给国际关系的一些传统概念带来挑战。”“作为‘一超’，美国巨大的军事实力、发达的经济基础，再加之有扩张欲望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其力图在新的国际格局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24)另两位学者在一篇探讨国际格局走向的文章中也持有类似的看法。他们指出，“从世界政治领导和被领导的角度，我们把当前的国际结构大致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以美国为首的泛义西方阵营是世界的领导者，在东西和南北关系中占据全面优势，是全球规则的制订者和国际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与西方相对应的则是一个相对分裂和弱势的非西方世界。它们在世界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位置，不仅没有制度决定权和利益分配权，还不时受到西方世界的肆意干涉和战略挤压”。(25) 大概是基于这样一种从国际秩序来理解国际格局的思路，有些学者认为，不应该是考察能力的分配，而更多应该是考察国际秩序的权力分配。权力分配的主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非国家行为体，例如国际组织。其中，一位中国学者提到，在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际体系中的合法性权力不再被视作仅为各国政府所垄断。“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将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方、国家和全球不同层次上的行为体联结成一种新型的网状全球治理结构。虽然这样的全球性网状治理结构并不能取代传统的以国家为主体的针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线状统治结构，但是对改变传统的以国家为主体或单单以国家来界定的国际格局的发展方向有相当的作用，因为在全球治理的网状结构中，国家虽然保持着主要行为体的地位，但是很难再单独地来界定国际格局的走向。”(26) 这样一种偏重于从国际秩序来界定国际格局概念的做法，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结构概念及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国际格局概念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即便是在国家集团因素是否可以作为格局的单元，是否要加入国家间战略关系等方面与沃尔兹的国际结构概念存在差异，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国际格局的本质是考察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实力分配而非权力分配，换句话说，关注的是谁更强，而非谁领导。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大体上还是按照实力分配来进行的，因此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基础，而不能简单等同于国际秩序的概念。 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曾经指出：“即使人们想从大脑中摒弃理论，这也会是徒劳无功的事情。如果没有理论或者某些暗含假设、命题——虽然它们只是理论的粗陋替代品——的帮助，人们根本无法处理世界政治的复杂现实。”“甚至一个有限的、部分的理论——仅仅包含少量命题和一些指导性说明——也是有用的。”(27)通过以上的回顾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不管是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还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都试图对国际体系的核心要素进行理论性的总结，并将其用于分析现实世界。而一个好的社会科学理论，首先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好的概念，然后人们才能运用这一概念去回答本领域的核心问题与其他一系列问题。如果没有好的概念，或者我们对概念的掌握有偏差，那么接下来实证分析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好的概念应该是内涵清楚、可以观察和操作，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简约性和稳定性，所指向的要素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能决定性地或者“深刻”地塑造本领域的因果关系，从而解释规律性的现象。当然，不管在哪个领域，这样的要素肯定都不止一个。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要素的概念化与发现好的要素是同等重要的。即便发现了关键性的要素，但如果没有适当的概念化，也会损害到概念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在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正是因为国际结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概念得到了严谨的界定，才成就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三大主流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 通过比较中国学者创造的国际格局概念与肯尼思·沃尔兹所创造的国际结构概念，可以看到，它们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之处，即重视能力或者说实力的分配。这表明，对于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来说，大家都意识到了国家间关系这一领域中实力的重要性。但是，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国家格局概念比起国际结构的概念存在许多不足的地方，在概念化这一关键环节存在缺陷。首先，无政府状态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国际格局概念中都没有看到，而无政府状态是能力分配之所以成为结构性因素的前提。同时，无政府状态的因素本身也产生许多重要的结构性效应。但是，可能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太注重现实问题了，在国际格局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中基本看不到无政府状态这一宏观背景的作用。其次，中国学者的概念普遍加入了国家集团作为格局的单元，以强调联盟的重要性，但联盟本身并非结构性的因素，而是进程性的因素，是被解释的对象，其稳定性也不强，从而导致了概念的复杂化，解释力也受到影响。联盟发生变化，联盟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国际格局也就发生了变化。最后，许多中国学者把战略关系、国际秩序的因素纳入国际格局的概念中，逐步使之偏离了能力分配的核心标准。国际格局的概念变成了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也十分容易陷入循环论证。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自变量包含因变量的典型做法。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是国家间关系，因此国家间关系进程(包括战略关系和一般关系)是不应该作为自变量的。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别，可能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是中国学界在创造和使用国际格局的概念时对国际体系的核心要素认识还不够清晰，甚至认为战略关系超过了无政府状态和能力分配的影响，因此将其杂糅在一起；另一个原因则是方法论的，即可能希望概念本身的内涵尽可能丰富、面面俱到，以求更大的吸引力和避免批评。殊不知，这样的做法是使得概念复杂化，模糊了真正关键的要素，伤害了概念的独立性、简约性、稳定性和解释力。后者是研究者在进行概念化工作时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和努力避免的。对于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既然有了十分严谨的“国际结构”的概念，完全可以采用“拿来主义”。 注释： ①J.David Singer,"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Vol.14,No.1,Oct.,1961,p.79. ②[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在中国一些学术著作中，肯尼思·沃尔兹也被翻译为肯尼思·华尔兹。 ③[美]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④[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0页。 ⑤Kenneth N.Waltz,"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pring/Summer,Vol.44,Issue 1,1990,p.26. ⑥[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19页。 ⑦[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42—143页。 ⑧同上书，第121、134页。 ⑨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Spring 1992,pp.391-425. ⑩[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31页。 (11)[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12)[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16—117页。 (13)[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14)[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37页。 (15)刘江永：《未来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7页。 (16)张睿壮：《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定位》，《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第20—21页。 (17)潘维：《国际政治研究的层次与世界格局的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1992年第4期，第39页。 (18)楚树龙：《国际格局的变与不变及中国国际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4期，第4页。 (19)张国清：《试论当代国际战略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第149、152页。 (20)例如，斯蒂芬·沃尔特在讨论单极结构对于美国联盟选择的影响时指出：“在单极体系中，单极国家不需要维持一个庞大、紧密的联盟网络，在按照自己的偏好来选择盟友方面有更多的空间。因此，美国更希望和那些有着相似意识形态(例如民主国家)，或者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Stephen M.Walt,"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Vol.61,No.1,January 2009,pp.94-95. (21)毛瑞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立场一致性的考察：基于对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分析》，《国际论坛》2013年第3期，第17页。 (22)阎学通：《国际格局的变化趋势》，《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0期，第5—6页。 (23)周方银：《对当前国际格局的聚类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12期，第40页。 (24)苏格：《论国际格局的变迁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5期，第8页。 (25)金灿荣、刘世强：《告别西方中心主义：对当前国际格局及其走向的反思》，《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第3—4页。 (26)叶江：《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当代国际格局演变的影响》，《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第63页。 (27)Robert Keohane,"Realism,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