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楚辞的哲学发展与艺术表现_楚辞论文

战国楚辞的哲学发展与艺术表现_楚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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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方法问题。人类发展中,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对外界认识的方法也不断变化,从哲学发展的层面上,沟通其与艺术表现的联系,从而认识艺术表现的特点和成就,这对于研究艺术、特别是早期艺术的发展,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一、战国时代的时空观念与《楚辞》的艺术表现

进入到文明时代,初民们不断地意识到时间的观念,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共同存在的。比如,任何一个民族都歌颂自己的祖先,这无疑是对自己民族历史的认可,是一种深长的历史回忆,当然更是民族自信力的表现。古希腊的史诗是这样,我们《诗经》中的史诗也是这样。《诗经》中有不少处提到“日居月诸,照临下土”,提到“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等等,都是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已经是春秋末年的孔丘,面对日老天荒的变化,发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喟,凝聚成代表时代的哲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历史学特别的发达,“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种重视历史的传统,在春秋时代已经形成了。春秋时代的史官,为忠于史实而被杀头的事不是个别的,之所以这样做,有史学家的良心,但更重要的是要留存一份信史,作为后人的借鉴。对春秋时代的人来说,夏商已经是很远很远的年代,周代的辉煌也变成了历史的回忆,但他们往往以商汤、周文的兴国和夏桀、商纣的亡国作为鉴戒,来教导那些在职在位者。这个内容在春秋的史籍中会找到许多许多。同样的,《诗经》中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也是对统治阶级的耳提面命和寄托殷切的希望。春秋时代的另一位政治家、思想家齐国的晏婴,有一次与齐景公在一起喝酒,景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婴回答说:“古若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这说明,晏婴认识到生老病死,是历史的过程,时光的流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战国时代的人对时间和空间的观念认识,似乎更敏感一些。比如《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他认识到时间的永恒问题。庄子的表达带有虚无的色调,说:“寿若殇子,而彭祖为夭”,又说:“冥灵之中有大木,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此小大之别也”,应该说是对时间认识的另外一种表述。

屈原是战国末期楚国人,他的知识,他的阅历,他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括他的敏感和历史责任感,这一切都注定了由他来集中、首次以历史事实作为诗歌抒情的素材,来表达炽热深刻的思想感情。以前的史书,是以史明理;《诗经》可以算是以史抒情,但仅止是一些萌芽。正是屈原完成了这样一种创造。举《离骚》为例,“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历史与现实相沟通,而且结合得如此的自然。屈原还将自己的思绪延伸到神话与传说,向重华陈辞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从传说时代一直胪列到夏、商、周三代,说明君明国昌,君暗国亡的道理。为了证明自己不被重用,又举出“说操筑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诗篇中的这些内容,汉代的王逸已经注意到了,他说:“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只不过是他没有也不会认识到这是屈原在诗歌抒情方式上的创造,对于扩大抒情诗的表现力作出了贡献。此类的写法在《九章》中也仍有许多具体的表现。

对时间观念的认识,春秋特别是战国时代人还表现在一种时不我待、建功立业的紧迫感。同样是时不我待,东汉末年人要秉烛夜游,尽量的享乐,而先秦时代人要奋发有为,这是很不相同的心态。如果再拿春秋和战国相比,战国时代人的紧迫感就更突出一些。分析起来,有下面一些原因:春秋时代的士人就已经形成了建国立业的人生追求,其中特别在儒家身上表现最为明显,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精神,后来被儒家归纳总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都是构成士人忧患意识的深层原因。到战国,这一切又显得特别的敏感,战国时代士人的主体意识更强了,他们不仅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不仅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而且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利益。这些都比春秋时代的士人明显得多。比如孟子就有拯救天下“舍我其谁”的豪壮;杨朱讲“贵生”,是对人的欲望的充分的肯定;张仪、苏秦纵横家者流有追名逐利、游说人主、白衣取卿相的实践;道家者流如庄周追求的物我合一、大道永存;韩非等法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推行专制制度的主张,如此等等,或者强调为公,或者强调为私,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共同面临的都有一个“时限”问题。建功立业,个人价值的实现,都与“时限”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韩非子》中记载的“楚人有不死药”的故事,当然只能当寓言看,但说明想长生不老是根本不可能的。仙道思想主要产生在战国时代的齐地,从求长生不老的反面看,实际就是对于生命短促的哀叹。

屈原的楚辞诗篇不少反映了对生命的歌颂,这主要集中在《九歌》之中,像《东君》《河伯》《湘君》《湘夫人》《山鬼》,对神祇礼赞的同时,而在深层却骚动着对爱情和生命的冲动,带有南楚风俗中的野味,和北方正统儒家文化形成明显差异。《九歌》中的《大司命》《少司命》是很独特的两首诗,专门吟咏负责人寿夭的司命神。这两首诗的主题思想是共同的,希望得到永年长寿。而感情色彩又很不相同。《大司命》的艺术形象,是冷酷、严肃和神秘的,他掌握人的寿命,特别是老年人的寿命,“老冉冉兮既极,不浸近兮愈疏”,如果不和神祇亲近,死亡很快就要到来。《少司命》中司命神的形象很温柔,且很多情,人神恋爱的痕迹非常明显,“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最后是“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诗为什么会有比较多的恋爱的内容,以至于郭沫若完全把她当作司命恋爱的女神,估计这与有关恋爱的神话背景有关。从另一方面看,男欢女爱,不正是生命诞生的起点吗?大司命负责人类生命的终点,少司命负责人类生命的起点,正是由于屈原对生命的热爱,所以才出现了这样截然不同情调的诗篇。这与南楚的巫风巫歌自然密不可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屈原深刻的思考。

屈原感情敏感,又受到儒家建功立业思想的影响,所以,他的诗篇首先唱出了时不我待的忧伤,就这个主题而言,《诗经》的时代好像根本就没有,《诗经》的作者们更多地体现出对王朝的忠诚。屈原说:“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这些在《诗经》的时代都不会产生。

希望建功立业和时不我待的忧伤之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是从屈原开始的。首先继承它的倒不是文人墨客,而偏偏是有作为的政治家,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茂陵才子秋风客”的汉武帝刘彻写下了伤秋、叹老、嗟悲的《秋风辞》,其中就有“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魏武帝曹操表达更加明确:“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却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但他又说:“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在《步出夏门行》中又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这些歌唱与屈原一味“时不我待”的忧伤相比,已经注入了新的积极的内容了。

构成宇宙永恒的因素除了时间还有空间。《诗经》中描写出许多具体的空间,在空间中展开主人公们的活动,既是人们生活的空间,又符合艺术上的要求,可以称得上艺术的创造。《楚辞》有如《诗经》一样的实际空间的描写,《涉江》《哀郢》许多的地名都是实在的,是诗人行踪的记实,当然也就是诗人抒情凭借。但《楚辞》更重要的是跨越了现实存在的限制,凭想象,进入到神话传说的空间,从而建构了无比绚烂多姿的艺术世界。它打破了天地神鬼之间界限,在更广阔的艺术世界中驰骋,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诸如“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忽我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这都是对神奇空间的描写。

在空间艺术世界的描写上,《诗经》和《楚辞》相比,其不同主要表现在:一、《诗经》中的艺术空间是具体实在的,《诗经》对艺术空间的创造,也有想象,但仍然是立足于现实空间,展开想象,编织新奇的故事。而《楚辞》则不然,它对艺术空间的创造,固然也有《诗经》的方式,但主要的是脱离开现实,以神话传说的空间为素材,再加以提炼和创造,以宏大、奇瑰、全新的面貌出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二、《诗经》中的空间也就是抒情主人公活动的空间,它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但就是在这各种各样的空间演绎着各种悲欢离合的故事,抒发各种不同的感情,艺术空间的创造,提供主人公活动的舞台,艺术空间和主人公的感情统一,是构成意境的重要方面;《楚辞》中艺术空间应该说也具备上述作用,但只讲到这一层还不够,它更多的是抒情主人公追求、寻觅、想象的空间,它带有更多的诗人主观感情的印迹。三、构成艺术空间的素材自然不同。《诗经》中的艺术空间的素材,皆可触可感,而《楚辞》大量是超现实神话传说中的仙境和鬼域。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受楚国地域文化的影响是肯定的。从大的哲学背景分析,与战国后期对自然的认识关系很密切。西周人和战国人对空间的认识不同,春秋时代人与战国时代人相比,对空间的认识也相差很大。人们从来就生活在这空间之中,上下左右,东西南北中,但作为研究对象,从保留下来的著作来看,主要集中在战国时代。《尚书·禹贡》讲九州的地理划分,地理形势,虽然有人认为是西周的作品,但我赞成顾颉刚先生的看法,应该是战国且为后期的作品。齐国的学士邹衍提出大九州说,他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九个像赤县神州那样的州,合成一个大州,周围有稗海环绕,这样的大州又有九个,周围又有大海围绕,在那里才有八个终极处,“此所谓八极”。其它如《尸子》《庄子》《墨子》都有对宇宙概念的探索。探索宇宙空间的问题,很可能是战国特别是后期的人们十分关心的事情。郭沫若在《屈原简述》中说:“本来在屈原时代的中国思想界有惊人的发现的。天文、历法、数学,都有相当的高度的发展,逻辑的观念也很普遍。与屈原同时而稍早的一位南方人名黄缭,曾经向北方的一位擅长逻辑的学者惠施,问过‘天地何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曾经答复了他。可见关于天体构造的疑问,在当时的知识界是有普遍的关心。”屈原之所以在空间的艺术创造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这样的哲学背景是分不开的。

二、战国时代对外界自然的认识水平与《楚辞》的艺术表现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天起,除面对自身之外,与外界自然就形成一种不可或缺的对立统一的状态。是诸种对立统一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因此,人对外界自然的认识和探究,就变成了一种永无休止的努力。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都包含有这方面探索的结晶;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也都包含有这方面探索的结晶。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文明迅速发展的时期,对外界自然认识的范围和深度,都有很大的发展。《春秋》中有许多对自然灾候的认识,很有名的“六鹢退飞过宋都”,就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形象描述。《周易》也写到了很多的自然现象,“飞龙在天”,“潜龙勿用”都讲到自然,什么“枯杨生花”、“枯杨生稊”,都讲得很形象。《老子》讲阳刚阴柔,庄子讲大鹏南徙、百川灌海,以至于荀卿讲“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治之”,对自然的认识是逐步加深了。我们也注意到了中国古代认识自然的特点:一是对自然的观察、认识,更多的是出于对人事的需求;其二,渗透着“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恰恰是这两点,影响中国人的思维特点以及对艺术追求的欣赏方式。

在艺术表现上,如何沟通主观与客观、人的感情与外界自然的关系,中国最早的诗人们发明了“比兴”的表现手法,《诗经》中大量用“兴”的方式写成的诗,把作为人的主体与作为外界自然的客体,极其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了。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的画面同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仅止看到了欲燃的桃花,不仅止看到了新嫁娘的漂亮,而是两幅画面互渗,相互作用,烘托出一种热烈吉祥的情绪。“兴者,起也。”从认识表现过程来说,应是先触物而后起情,然后才是情物的交融互汇。《诗经》中的比兴是对艺术创造的贡献。我感觉到,中国人发明的这种艺术表现的方式,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诗歌的艺术表现没停留在“比兴”上,正如大家熟知的,诗歌创作由“比兴”发展到“象征”。这个工作是由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来完成的。《楚辞》特别是《离骚》中的象征很多,王逸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当我们读“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感受到的就不仅止是屈原满载鲜花香草的装束,同时也还包含甚至是主要的意蕴在于:象征他重视自己品格的修炼和品格的高洁。同样的,“路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是象征对贤者不得重用,而小人得势的反抗。此种方法,就形式上看,如果还把以词语构成的诗句当作一个界面的话,那末,在界面中就只有要表现的外界自然物,而深层的主观感情,只有靠读者去体会和想象。这是一种更含蓄的表现形式。

从“比兴”到“象征”经历了几百年。它的形成和出现有很多的原因。先秦时代人的说理方式中很多是用比喻,越是早期越是如此。许多诸子散文以设比喻取胜,像《孟子》《韩非子》《荀子》,《庄子》中也有大量的比喻,只不过都是超现实的内容而已。战国散文中的比喻,有的是以物比事,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类;有的是以事比事,如庄子的《道遥游》之类;这后一种有许多就属于寓言故事。《战国策》中很多地方以比喻、寓言说理,比如《庄辛说楚襄王》全篇几乎都是比喻。优孟给齐王讲的大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也是比喻。战国时代大量比喻、寓言,实际已经包含了象征的意义。前面已经说过,这是战国时代人们思维水平的一种必然的结果。

屈原在诗歌创作中集中将比兴发展到象征,还有独特的一些原因。一是屈原的思想异常深刻,他认识感受到外界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点很像比他早几百年的孔子,孔子讲的“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都是有感于自然现象的变化而发出的人生的感喟。屈原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也是沟通人的主观感情与外界自然的联系,发出的强烈的人生感喟。二是与学者型的孔子相比,他更加敏感,感情更加强烈,楚国的山川湖河,奇花异草,以至于风霜雨雪,日出日落……,都与屈原的感情世界碰撞、交融,外界自然物被涂上浓重的社会内容和感情色彩,变成带有特定内涵、意蕴的象征物。

伴随对外界自然认识的加深,人的感情的进一步外化,就出现了“人格化”的表现方法,即把外界的物都看作人,对物抒情,让物也来和人沟通,一同来承担某种感情。这种集中的“移情”的表达方式,也是由原屈为首的楚辞来完成的。请看: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月;

飘风顿其相离兮,率云霓而来御。

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

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离骚》)

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恍兮浩歌。(《少司命》)

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

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抽思》)

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达;

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思美人》)

“移情”是诗歌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当诗人“吾令……”的时候,实际就把驱赶的对象当作了有感情的人,以此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当“临风”、“向风”、“临流水”、“寄言浮云”的时候,已经把外界自然人格化了。从大的哲学层面思考,这是战国时代主观认识深化的结果。人的独立意识和对外界自然独立的认可,是同步到来的。

三、战国时代辩证思维水平与《楚辞》的艺术表现

先秦还没有什么哲理诗。但就《楚辞》来看,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有一些诗含哲理意味。这是《楚辞》不同《诗经》、甚至也不同于后代诗歌的地方。

《楚辞》中含哲理意味的诗句很多。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湘君》);“登白苹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湘夫人》);“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远游》),……这里有许多人生的感喟,有许多生活经验的总结,还有的上升为哲理的思考。我在想,追求思想的深刻,是否就是先秦哲人们的一种时尚,以诸子为例,作品处处体现睿智的思想火花。他们的话许多都是人生的格言。屈原虽然不以思想家著称,但同样富有对历史、对现实的政治、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再加之独特的身世遭际,强烈的感情型的个性特征,所以当把这一切都以诗句的形式表达、倾诉出来时,它除了哲理的深刻外,还更带有感人的力量。

《楚辞》在文章(广义的)的形式方面也有突破。最早保存下来的甲骨文卜辞,虽然也分叙辞、断语,应看作有了结构的形式,但很简单。《尚书》中的殷、周两代的文告,具备了文章的雏形,能分开层次,分开方面,围绕一个中心把问题、把道理讲清楚。后来的史书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分别按不同的体例记事,组成一个宏大的整体,就其中某些集中事件的记述看,已表现出很高的篇章结构的能力。诸子架构文章的水平,有一个发展过程。《论语》《老子》有些类似,是语录式的谈话方式,只不过五千言是韵文的形式而已。《孟子》《墨子》类似,虽然仍为对话体,但篇幅明显加长,开始讲究论说内容之间的关系,其中不乏精彩的片断。《庄子》《韩非子》《荀子》类似,它们其中的大多数篇章都形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章,每一篇都有一个相互关连的整体结构。《诗经》的篇章结构与音乐密不可分,从这种意义上说,乐章就是诗章。《诗经》的整个篇章结构,带有整齐有序而富有变化的特点。

仅就形式上来分析文章的篇章结构,它受到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和制约。哲学上的对立统一原理,所讲的全面与局部、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变化与守常、量变与质变等,都对《楚辞》篇章结构的形成,在深层意义上发生了作用。

《楚辞》既受到《诗经》形式方面的影响,也受到散文形式方面的影响。《离骚》既是一首乐章,又是一座空前庞大雄伟的艺术殿堂。何其芳说:“《离骚》就是这样混合着事实的叙述和幻想的描写,内容丰富而又结构完美地,在我们面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巨大的形象,构成了一个具有美学中所说的那种崇高美的不朽的建筑物。”(《屈原和他的地位》)《招魂》的体式规模也很宏大,其中东西南北中的铺陈描写,在结构形式上更多地体现出平衡和对称。《九歌》的篇章结构与民间的乐歌有密切关系,但又毕竟经过了屈原的艺术加工,所以也体现出他的艺术追求。《九歌》祭祀九种神祇,都与楚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我觉得它们(神与神)之间似乎也有着某种对应的关系,像《湘君》与《湘夫人》为配偶神,这是为大家都承认的。此外,《大司命》与《少司命》,《山鬼》与《河伯》也都有对应的意义。《湘君》和《湘夫人》在结构上还有内在的联系,如《湘君》的最后写道:“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而《湘夫人》的末章写道:“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这是用同一种表达方式,使追慕的对方,在可望而不可即的追求中,永远地留下希冀。从而使情味更加曲折,更加深长。这样的构思,与哲学思维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很早就有人提出,《九歌》是一幕大型的歌舞剧,也可以看出其间错综复杂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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