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的辩证关系探析
胡纯华1,2
(1.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20; 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北京 100732)
摘 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领导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具有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在实践性、阶级性、相对独立性方面具有同一性;在产生的时代背景、服务对象、科学性标准、真实性与虚假性方面则存在着冲突与对立。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领导权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对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安全,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诉求、理念和信仰,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以影响和控制他人的思想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以理论化的思想去化解社会各阶层存在的价值利益冲突。在阶级社会中,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凝聚国人共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举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但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同时也兼具文化价值的重要功能,它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在社会思想领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对于掌握文化话语权和实现文化领域的变革,进而获得文化领导权,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文化领导权是意大利革命理论家葛兰西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传到中国后,最初翻译成“文化霸权”,随着学界对葛兰西思想研究的深入,后来统一称之为“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无产阶级要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统治,可以采取运动战即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治社会的政权,然而,鉴于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强大,他们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所以,要长期稳固地掌握政权,必须用阵地战去代替运动战,无产阶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武装自己,把自己和普通知识分子培育成新的有机知识分子,获得市民的“同意”(认同),去夺取市民社会即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从而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最后在条件成熟时夺取政权。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就是西方国家占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最好例证。葛兰西文化领导权这一名词是“文化+领导权”,这一名词的起点是文化,落点是领导权,故我们从字面上可以把文化领导权理解成既是文化也是意识形态。以下笔者拟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的辩证关系,从意识形态的视角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具有同一性
文化是理解自然、理解社会、理解人的力量,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精神显现与传达。文化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具有现实指向性。文化是多元的,多元的文化在人类社会中有衡量自身的价值标准,是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的统一,具有普遍性,文化的外延大于意识形态,它包涵了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价值观与文化互为作用、互为影响,在阶级社会中,不能割裂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精神领域建设的浩大工程,它的实质是文化,在团结全体民众方面,能起到凝魂聚气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领导权兼具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功能,二者具有同一性。
3月中旬的一天，业务部做市场调研时遇到一家客户，其购油只在中石化与另一家竞争对手之间选择。见到这位老板后，老板说他当天就可以购油。但几个小时过后，老板又提出是否每吨再优惠10元。业务部深感市场竞争已经不能再以天计算，而是分秒必争，相关人员当即将情况汇报给省公司，省公司表示可以满足客户的价格需求。但提出，与对手价格竞争不是目的，中石化就是要以足够的诚意和态度让顾客满意，得到顾客认可。有了省公司的强大支撑，该客户当场拍板购油130吨。就是在这争分夺秒间，凭着果断、灵敏的分析力和决策力，最终促成此订单。
提高镇街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应该从推动提高镇街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角度出发，积极转变非税收入管理理念，完善管理规章制度体系，强化预算管理以及非税收入管理的监督检查，进而促进镇街非税收入管理水平的整体改进提高。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都具有实践性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因此,社会意识形态通过类群体的自发自觉活动,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通过实践,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完成“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上升认识活动。社会意识包含了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具有实践性。由此,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领导权的实现,都要通过作为有主体意识的人去实践。在此意义上,实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领导权实现的本体论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马克思认为,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化领导权的对象不能脱离人的实践,实践是二者生成、存在和变化的根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主体是国家、社会和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取向是实现中国社会良性有序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准则是以正确的价值观,抵制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提高中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道德水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平台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进程中,先进与落后、健康与腐朽的文化因子都在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出现了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相互交织、相互斗争的局面,导致我国思想领域出现了多元、多样、多变的趋势。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我们用什么来引领社会的多样化思潮?苏东剧变的教训告诫我们,必须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构筑意识形态安全线。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都具有阶级性
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主要是以硬实力和软实力来衡量,硬实力主要是指经济、军事等看得见的力量,软实力主要是以文化、政治、外交来体现。在国际冲突中,软实力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乌克兰的“橙色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突尼斯的“茉莉革命”,这些国家的反对派以“普世价值”为幌子,在西方的操纵下,实现了政权的更迭,给本国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当前,西方国家把软实力的重心放在意识形态上,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意识形态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苏东剧变就是因没有守住意识形态阵地。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都具有相对独立性
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提出“人格三重论”，分别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人的生存状态，是三者的相互斗争而达到的平衡，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人的自然状态也随之改变。“本我”在人格三重理论中处于最底层，是最原始并且属于本能冲动的欲望，各种生理需要也包括在内。“本我”遵循内心深处的需求和欲望行事，把一切社会准则及社会约束抛之脑后。性欲与破坏欲是构成本我的两大因素，笔者将从这两方面分析玛丽支离破碎的本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同属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范畴,它们作为上层建筑,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积极的意识形态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落后的意识形态则会阻碍社会的前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整合社会意识,能促进社会良性有序治理,能巩固政权。文化领导权在当下对很多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启发意义,譬如,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文化领导权理论,把西方的普世价值包装成高大上的政治宣传品,不停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破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生态环境,把西方的价值观吹嘘成人类最美好的意识形态,甚至大肆宣扬“历史的终结”论。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具有斗争性
价值是个哲学范畴,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客体能满足主体的需要,就说明客体有价值,满足的程度越高,客体的价值就越大。客体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客体满足的对象即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社会群体和国家。价值观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价值判断,它具有主观性、历史性和相对稳定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反映民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于党的十八大提出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抵制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如公民社会、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思潮、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极端主义、泛娱乐主义等。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的斗争性是指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二者服务的对象不同;二者的科学性标准不同;二者存在着真实性与虚假性的冲突。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与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在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必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它在抵制敌对思潮、捍卫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1]550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精神领域的支配权实质上就是领导权,即文化领导权,故文化领导权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一元主导,但思想领域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为了防止颜色革命和巩固政权,我们必须建立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感召力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它的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它代表了大众的利益。当下,在利益复杂和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提高民众的价值判断能力、价值建构能力和价值践行能力,都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第二，有效识别当前融资模式中存在的局限性，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导作用和撬动社会资本作用，加强对中长期创新项目的持续关注。
我们从价值的角度剖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难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空洞的,它是指向中国社会现实的。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接受、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社会良性有序发展的需要,故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同理,获取文化领导权离不开作为革命者的无产阶级,要通过他们的努力,把普通的知识分子教育成新的有机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革命的文化道德教育,获得他们的认同,从而获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进而才能夺取政权。这一伟大的革命实践过程,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互斗争的过程,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相互转化的矛盾运动过程,有鉴于此,文化领导权同样具有实践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价值内核,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具有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代表大众利益为基础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代表了大众的根本利益,在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中发挥着凝魂聚气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等特点,具有科学的理论品质,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是科学的意识形态。
腌制过程：将新鲜猪肉拌盐腌好，经过3～4 d，待肉充分吸收盐分后，将其串起晾干，再用甘蔗渣烧火熏烤，经过一段时间后，将其放置在干燥阴凉的地方，即可制成腊肉。经过甘蔗渣熏制而成的腊肉，皮黄肉亮、味道鲜美，是别具一格的地方风味食品。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受到列宁的领导权理论影响,葛兰西认为“伊里奇(列宁)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的’事件”[2]41。葛兰西分析了意大利与俄国的不同之处,他发现俄国经济文化落后,市民社会不发达(指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意大利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形成了发达的市民社会,所以,革命能够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环节爆发并取得成功,故而俄国的革命经验并不能适用所有的欧洲国家。那么,在市民社会发达的意大利如何才能取得革命成功呢?葛兰西认为,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他认为无产阶级在运动战失败的前提下,要改变策略,要把传统知识分子培育为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采取阵地战,采取同意原则,向思想文化堡垒发起进攻,夺取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从而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最后才能夺取政权。
白羽肉鸡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存在许多原因，受到传染性病原微生物、非传染性病原微生物、环境、饲养管理、气候、营素、病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上因素均能导致白羽肉鸡相关传染性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因此，需要对白羽肉鸡相关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原因进行分类分析与总结。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二者服务的对象不同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状况堪忧,在有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教材中也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失语”“失踪”现象,有的人甚至热衷于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宪政民主”。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必须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权和领导权。对干部而言,要强调理想教育和权为民用的价值观;对青年而言,要强调树立正确的“三观”;对少儿而言,要强调树立远大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对象即服务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在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爱国爱党的人民,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的对象具有指向性。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提出的初衷是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服务的,但在现实中,他所期望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非但没有在西方国家实现,而且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还被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在意识形态建设领域,如美国的文化霸权、文化殖民、文化侵略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二战以来,美国凭借自己在军事、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在全世界到处鼓吹、传播、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说成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的“普世价值”,并在“普世价值”外衣的掩盖下,对敌对国家发动所谓的“正义”战争,以实现美国的自身利益。美国是依托什么来实现全球的文化领导权呢?这是由于美国掌握了世界上主要的媒体资源、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美国政府通过媒体舆论、影视宣传和文化援助项目,把自己包装成全世界的“救世主”,制定所谓“公平公正”的国际准则,向有意识形态分歧的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通过文化霸权和文化领导权来实现美国的利益。因此,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服务对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二者的科学性标准不同
那么,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出场背景是什么呢?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鼓舞了世界上被压迫和被奴役的民族,由此欧洲很多国家(如德国、匈牙利、奥地利、南斯拉夫、捷克、波兰、意大利)的工人阶级效仿俄国通过武装起义去夺取国家政权,但是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作为意大利共产党主要领袖的葛兰西开始思考:为什么暴力革命能在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成功,而在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其他国家却失败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葛兰西,后来他被捕入狱,在狱中写下了《狱中札记》一书,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理论。
葛兰西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来源非常复杂,既有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半人半兽”的观点,又有意大利拉布利奥拉的实践哲学成分,还有克罗齐文化——历史哲学的影子,也有列宁领导权理论的因子,甚至有法国社会哲学家、工团主义代表乔治·索列尔的思想,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或多或少影响了葛兰西。葛兰西入狱前在领导意大利工人运动时,脑海中就有了“领导权”思想的雏形,在入狱后他凭借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写下了《狱中札记》,提出了其完整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这也是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中的精华部分。从其理论体系来看,葛兰西在思想表述上不是很连贯,他在论述文化领导权时,流露出唯心主义倾向,但有些观点又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因而使很多人都会感觉其文化领导权理论不是特别系统和严谨。同时,葛兰西对市民社会和知识分子的理解与马克思也有区别,马克思认为任何市民社会都需要吃饭、穿衣、保卫和教育,“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经典性表述,社会结构主要由以下四大因素构成的:社会生产——经济基础(相当于市民社会)——法律政治的上层建筑(相当于政治社会或国家)——意识形态”[3]138。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就是经济基础,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就是学校、教会等传播意识形态的社会团体。葛兰西认为,西方工业社会的结构是:社会生产——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政治社会(国家)的新模式。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被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所利用的,而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可以为资产阶级使用,也可以为无产阶级使用。由此可见,葛兰西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还是存在很大差距。
(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二者存在着真实性与虚假性的冲突
当代学者莱蒙·格斯把意识形态分为三种,一种是肯定性的意识形态;一种是中性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否定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其鲜明的批判性特征,被归为否定性的意识形态,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则被归为肯定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最新理论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新运用,是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
由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服务对象不确定,所以,两大对立阶级都可以用。例如,资产阶级利用文化领导权理论,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人类的利益,玩弄文字游戏,具有迷惑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领导权理论被资产阶级利用了,其表现形式具有虚假性,这也揭示了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阶级根源。“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4]195同时,资本家利用语言上的技巧,把对工人的剥削说成是合法的,颠倒了人与商品的关系,颠倒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实质,是一种颠倒的观念体系。马克思认为,破解这种虚假性意识形态的出路是通过革命的实践。
三、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二者之间辩证关系的启示
自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很多国家认识到意识形态和文化的重要性,把捍卫意识形态和文化阵地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大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作为上层建筑,同时担负着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功能与责任。意识形态与文化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灵魂,构建强大的意识形态阵地和文化战线是当政者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国家核心利益的集中体现。社会革命就是意识形态革命,我们可以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之间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二者能够在同一性中共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在实践性、阶级性、相对独立性方面具有同一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借鉴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阵地战理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工作,增强社会成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中,提高社会成员的价值判断力、选择力,守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抵制不良社会思潮的渗透,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筑牢意识形态及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线。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二者能够在斗争性中取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文化领导权提出的背景不同,动力不同,出发点不同,科学性的标准不同,服务的对象不同,存在着真实性与虚假性的冲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理论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物,二者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政党理论、有机知识分子理论、同意原则及灵活采取意识形态掌控的方法和策略。譬如,我们可以借鉴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同意原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存在利益分化和冲突的前提下,要让老百姓自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就要积极地整合社会资源,完善社会治理,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强民情民意的调研,化解社会矛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借鉴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政党理论,我们必须从严治党,严惩腐败。借鉴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有机知识分子理论,我们可以在党内培养政治坚定、信仰崇高的有机知识分子,建设廉政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M].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3]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Analysis o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HU Chunhua
(1.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Food and Drug Vocational College, Guangzhou 510520,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superstructure, with the function of ideology and cultural value.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have the same identity in practice, class and relative independence; there are conflicts and opposition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e objects of service, the standards of scientificity, authenticity and falsity. Exploring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curity of China’s ideology and culture.
Key words : core socialist values; cultural leadership; ideology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333X( 2019) 08- 0001- 05
收稿日期： 2019- 06- 07；修订日期： 2019- 06- 20
基金项目: 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三五”规划研究项目(2016JKDY13);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课题(2015YR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8ZDA004)
作者简介: 胡纯华(1977-),女,湖南宜章人,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德育、教育和哲学方面的研究。
DOI: 10.3969/ j.issn.2095- 333X.2019.08.001
(责任编辑:刘晓春 实习编辑：李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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