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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01)02-0019-05
1 生产率的概念及对它的新认识
生产率由最初的劳动生产率到资本生产率等单要素生产率到现在的全要素生产率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的，现在的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它一般的含义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生产率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都贡献于经济的增长。从效率角度考察，生产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从本质上讲，它反映的则是一个国家（地区）为了摆脱贫困、落后和发展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
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Solow)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并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其推导过程如下：
生产函数是表示投入与产出关系的函数，若用Y表示产出，用K和L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t表示时间，F表示K、L与Y之间的函数关系。那么，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Y=F(K,L,t) (1)
假定此函数所表示的技术的变化只通过时间因素表现出来且不影响要素投入，即所谓的“技术中性”，则时间因素可独立出来，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A(t)f(K,L)(2)
对(2)式取对数，求导得：
其中：α+β=1；
即全要素生产率等于产出增长率与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加权之差。
在这之后，各国经济学家都积极参与生产率的研究，各国也都相继成立了生产率研究中心、生产率促进会等。中国经济学家顺应趋势，在吸收了国内外生产率研究成果后，对生产率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和方法，并对生产率的内涵进行了全新的“内生化”解释，发展了生产率的新概念即纯要素生产率。
纯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根源仍为索洛的增长方程。考虑到有n种投入的要素X[,1]，…,X[,n]，为方便起见，用n维向量X来表示。即：X=(X[,1]，X[,2]，…,X[,n]），
则生产函数为：Y=F(X,t)；
同样，我们先取对数，后求导。那么，增长方程可写为：
记i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为α[,i]，则当规模报酬不变时，α[,i]=1；当规模报酬递增时，α[,i]>1；当规模报酬递减时，α[,i]<1。把规模报酬α[,i]带入(5)式得：
(6)式右边第一项即为全要素增长率，我们记为dλt/λt。若引进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后，我们可以看到(6)式的结果与(4)式相同。
现在考察全要素生产率与单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我们定义单要素生产率λ[,i]=Y/X[,i]，由此可得：dX[,i]/X[,i]=dY/Y-dλ[,i]/λ[,i]，将其带入(6)式就得到：
由此，从(7)式中可以看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单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其权系数与对应要素投入的产出成比例；另一部分是规模弹性引起的增长损益，用单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来解释。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规模报酬有关，在非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不能完全反映技术进步的作用。在规模报酬递增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低估了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而在规模报酬递减时，高估了贡献。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此问题，因此，在研究生产率增长率时都假设规模报酬不变。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
所以，我们定义纯要素生产率等于单要素生产率的加权和，其权系数与对应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成正比。因此，纯要素生产率不但继承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部优点，同时剔除了当非规模报酬不变存在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将含有规模弹性效应的弊端。因而从反映技术进步对产出的贡献来看，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更为“纯粹”，其突出的优点是，可直接计算，在规模报酬不变时，与全要素生产率相等。那么，增长方程可变成检验公式，以纠正偏倚。[1]
2 生产率的计算方法
从理论上分类，生产率度量有函数论方法和原子论方法。前者是将投入与产出限定在一定的函数关系下进行的，后者则是对产出和投入的各变量进行汇总形成指数，然后计算其比值。从范围来讲，生产率度量有全要素生产率度量与单要素生产率度量之分。早期的生产率度量主要使用原子论方法进行单要素的计算，现在的生产率度量则倾向于使用函数论方法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
据此，在总量层次上对生产率的度量有三种代表性的方法：
(1)索洛方法：依据为索洛增长方程。此方法总产出的度量由于国民生产净值难以得到，用国民生产总值代替，资本投入的度量以资本存量数据代替资本的流量数据，因而就存在着资本折旧、资本闲置的误差。
(2)丹尼森方法：仍然沿用了索洛余值法。但与索洛不同的是对投入要素分类要细得多。首先从大类上，把资本分为住宅建筑和住宅工地、非住宅建筑和设备、非住宅土地及存货。在劳动就业投入中把就业、工作时间、劳动者教育、性别以及年龄的因素考虑进来，对它们这些投入分量合成构成投入指数。此方法的特点在于权数（各投入要素的收入份额）的测量和各投入分量的指数度量。
(3)乔根森方法：乔根森度量生产率采用的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此种方法的另一个特点是把资本投入与劳动投入的增长分解为数量增长及质量增长。这是与别的方法不同之处。质量：他把投入分成各种类别，如劳动可按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分组。当投入中效率高的组别在投入中的比例（或份额）提高时，则投入表现为质量增长。另一个值得说明的是，对资本投入的度量建立在资本存量和资本服务租赁价格基础之上。他认为以资本存量代替资本服务的度量将会引起资本度量的误差。
利用乔根森方法与丹尼森方法对美国1950～1962年的生产率计算结果是十分不同的。丹尼森方法的结论是：在此期间年收入的增长率为2.67%。总增长的44%是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提供的。而乔根森的结论是年均增长率为3.47%，其中近70%是要素贡献，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有30%。[2]
3 生产率与中国工业经济增长
3.1 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趋势及国有企业生产率增长减慢原因的初步分析
中国国有工业生产率自身相比及与集体工业相比，究竟有无提高尤令人注意，这涉及到中国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的外延增长模式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增长模式的转变。通过近来中国工业生产率的计算表明，无论国有还是集体工业，几乎在1980～1992年所有时期内（1988～1992年除外），单要素生产率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国有工业相对于集体工业在劳动生产率上始终具有优势，而在资本利用率方面，集体工业比国企有着明显的优势。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80年代，国有与集体的生产率增长呈加速趋势。到1988～1992年国有工业生产率增长显著下降，而集体生产率继续加速。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1)经济周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度量在资本与劳动投入都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对经济波动非常灵敏。有间接计算表明，设备利用率在1988年比1992年要高，那么1988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会格外处于高峰，使得1988～199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速。(2)选择性差异：即一些最成功的国企离开了国有部门与外商进行合资，进入了三资企业范围。并且亏损企业又难以破产，这样会使国企全要素生产率减少。而集体企业不存在此问题。(3)1989年到1990年的紧缩政策（对资本生产有负面影响），实际的负贷款率，高通货膨胀预期，以及国有工业现有的贷款优先权都鼓励了一些国有企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进行了一些不合理的投资，造成资本结构失衡。对于中国工业生产率出现减慢趋势的更深层原因也应引起足够注意，即这一趋势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改革的潜力释放之后，最终向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曾经历过的那样，走外延增长的道路，其必然性如何，值得研究。另一个应该明确的问题是即使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如同最高估计的那样，中国国有工业仍存在着巨大的提高生产率潜力。[3]
3.2 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对工业生产率贡献的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不仅取决于所采用的技术水平的提高即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取决于对现有技术的使用、发挥状况（即技术效率）的改进，两者对企业都非常重要。从长远看，技术进步是生产率变动的主要来源，反映生产潜力发挥程度的技术效率变动往往与短期因素有关。[4]从3个行业（棉纺、服装和家电）的300家企业调查情况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不同行业由于技术性质不同以及产品所处的生命周期的阶段不同，他们的增长模式、效率和生产率变动的模式以及技术进步的模式往往不同。(2)从技术效率角度看，不同行业的变化不同。在不同城市中，技术效率都有提高。不同类型的企业中，三资企业和国企效率明显提高，出口企业的效率要高于非出口产品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说明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3)从配置效率来说，国企的配置效率最好，三资次之，集体最差。国企与集体在要素配置上有改进的趋势，但三资却有过度使用劳动加剧的趋势。或换个角度来说，假定三资企业在配置上符合国际趋势，则我国资本品价格相对偏高，劳动力价格相对偏低。(4)生产率的变动与技术进步：抛开别的方面，我们只看行业差别，棉纺业的生产率一直下降，但技术却不断进步。服装业与家电业的生产率都有很大提高。服装业生产率的提高得益于技术进步，而家电业的生产率提高则大部分来自于技术效率。这说明家电业还有很大潜力。[5]
3.3 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与经济效益的下降
生产率的动态是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度量。经测算，中国工业经济在1984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持续下降，这点从独立核算的资金利税率及产值利税率等指标的变动可以看出。这与工业生产率持续提高的趋势相反。究其原因，有以下四点：(1)概念本质不同，生产率指数是事物量性的效率指标，是不变价计算的。经济效益是价值量的收益性指标，按现价计算。在市场机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使得价格绝对和相对水平不再稳定。因此，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经济效益的必然提高。(2)经济效益的变动是生产率变动和利益格局变动的综合结果，利益分配格局变动的来源主要是价格相对水平的变动，各种经济政策的倾斜以及伴随的各种寻租行为，利益格局的变动对经济效益有巨大影响。(3)市场机制引入和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首先市场机制使得生产者之间利润率平均化及平均利润率的降低（由于竞争）。国家垄断程度减弱，利益分配格局向消费者倾斜。其次，劳动与资本之间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劳动成本大幅度提高是工业经济效益下降的主要原因。再次，工农之间，工商之间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工业品作为工业的投入，其价格的提高及对工业产出价格的控制，使得工业部分收益转移到农业。产品的成本、流通领域的发达，又使得工业收益部分流到商业。(4)国有企业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不利地位及困境：国有企业是我国工业的支柱，它的效益严重地影响整个行业的效益。国企由于有较严重的历史包袱、国家向非国有企业倾斜的政策、以及国企在税收上不享受优惠、是国家改革成本、宏观调控成本的主要承担者等原因使得国企效益下降。从以上分析可说明，经济效益下降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但经济效益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国家除了应该转换机制、理顺关系外，还要着眼于一些重大战略的解决，如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人口转移、改变国企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利地位等以提高经济效益。
4 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
4.1 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分析
度量在多种要素投入下的综合效益，即全要素生产率，目前都用索洛的增长方程来测算。根据乔根森的算法，计算从建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八五计划（1953～1995年，其中1963～1965年3年为调整期）共43年的生产率，结论如下：
(1)43年（1953～1995年）中，14年生产率是负的，其中，6年是产出增长为负，8年为投入的综合增长大于产出的增长。其余的29年中，生产率贡献份额超过经济增长60%的有7个年份。它们都是在政策重大失误后，经济的恢复阶段，即爬出低谷的经济高增长阶段。
(2)从生产率为正增长的29年的总体来看，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的贡献仍居第一位，即我们常说的中国经济增长是投入型的。
(3)从1953～1995年，43年的长周期中，中国经济增长86.73%是靠要素的投入。其中资本的投入贡献占68.52%，劳动投入贡献占18.21%，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3.27%，反映了中国投入的效益不高。
(4)1953～1977年改革开放前的25年，生产率贡献为负值。此期间，综合投入的增长大于经济增长，毫无效益而言。经济经历了三上三下的波动，使得1968年的经济水平与1959年相当。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5)1979～1995年，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两次经济低增长都是政策失误造成的。但经济增长平均为10%。要素投入贡献为63.76%。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为36.23%，居第二位，超过了劳动投入的贡献，比以前有显著提高。
(6)在8个五年计划期间，六五是最佳期（1980～1985年）。生产率增长高于要素投入的增长。生产率为43.91%，与美国最佳时期（1960～1966年）的生产率增长率37.9%相比略高，与日本最佳期（1980～1985年）的51.1%相比略有低势。
(7)中国经济受政策失误、政治动乱、管理不善等宏观影响最大。它们的影响，使得生产率增长几上几下，经济倒退数年。[6]
4.2 生产率与产业结构分析
1978年以来，按可比价计算，中国三大产业的结构有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产业在逐年缩小，第二产业从1978～1995年增幅明显，而第三产业1979～1985年有明显扩大，1985～1990年基本保持，1990～1995年有缩小的趋势。
资源在三个产业中的不同配置，会产生重置效应，进而影响生产率的增长。有研究表明：中国在1947～1985年，劳动投入重新配置为负值，资本投入重新配置的贡献只占生产率增长的7%。但在1953～1957年占30.9%。因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不十分明显。但第二产业的产出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扩大及工业生产技术的现代化都会影响总量层次的生产率增长。因此，研究产业结构与生产率的关系是认识中国生产率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方面。[7]
4.3 生产率与进出口分析
生产率与汇率及要素投入相对价格一样，都会被视为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之一。这不仅在总量层次上，尤其是产业层次上更为明显。显然，生产率增长率高，要素投入下降，则产品具有较高的国际竞争力。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各分支部门的变化是成多样化趋势。14个制造业分支部门中，1980～1992年间，最高的部门是皮革制品业。整个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3.76%，并且近年又呈下降趋势（1994～1995年）。[8]
中国自1978年以来，国际贸易发展极快。但从总量层次来看，由于中国经济体制所限还未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满足国内市场，因此，从生产率正常的变化和进出口总量的关系，并不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但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出口商品的比例有了明显变化。即从初级产品的出口转变为更高层次商品的出口。从1986年开始，工业制成品出口份额越来越大，1986～1994年间质量平均增长率是数量平均增长的17.8%。从宏观上可以看出，生产率的增长对出口商品质量变化的正影响。
5 提高中国生产率的对策
所谓的中国生产率是注册于中国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经济实体所供给的全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率的统计平均值。所以提高中国生产率的问题说到底就是采用什么宏观政策和微观方法提高这些经济实体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率的问题。从宏观上来说，要提高经济系统的生产率，显然要从优化经济实体的组成、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入手。主要包括以下10个方面：
(1)解决好经济运行的目的问题。包括产权主体、经营主体、实施主体及经济主体的规模问题。(2)解决好经济运行的客体问题。(3)解决好经济运行的目的问题。(4)解决好经济运行的条件问题。(5)解决好经济运行的过程问题。(6)解决好经济运行的方式问题。(7)解决好经济运行的动力机制问题。(8)解决好经济运行的传动问题。(9)解决好经济运行的空间问题。(10)解决好经济运行的程度问题。
从微观来说，可以把生产率的提高这样的目标从投入产出角度分解成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销售额两个具体的目标。针对具体企业可将这两个子目标分解成为降低生产所耗资源的价值，减少所耗资源数量，提高产销产品的价格和增加销售产品的数量这四个可操作的目标，这些都与加快科技进步、大力推广应用科技成果密切相关。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提高经济系统的生产效率，必须从优化现有经济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和工作原理入手。从数理的、物理的、心理的、伦理的、法理的和管理等方面对系统进行优化。[9]
收稿日期：2000-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