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特瓦的理论背景与诗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斯特论文,克里论文,背景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3)05-0123-05
纵观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界，1968年的“五月风暴”促使法国文坛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多种新思潮、新流派之摇篮，涌现出一大批才思卓越、勇于创新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是继罗兰·巴特之后当代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她自20世纪60年代成为法国符号学运动的领先人物以来，在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等领域颇有建树，提出了“解析符号学”、“互文性”、“记号”语言等许多原创性术语，在西方学术界享有巨大的声誉，被称为一位“领先的文学批评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和“当今最伟大的法国思想家之一”[1](P1)。
一、克里斯特瓦其人及理论背景
在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论坛的大师行列之中，克里斯特瓦的身分和地位颇有几分特殊。首先，她是一个保加利亚人，1965年移居法国；其次，她是一位多产，且理论复杂、多变的女性批评家，一位成功的先锋派小说家和思想激进的社会活动家；再次，她是一位中国文化的推崇者，她研究过中国文字，获取了中文学士学位，到过中国，并关心中国与中国妇女的现状，出版了《中国妇女》(Des Chinoises)一书。
作为一位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理论家，克里斯特瓦的每一种理论都融合了多种知识和方法，并具有透视西方社会的文化特征以及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或解构倾向。这与她自身的叛逆性格以及当代法国异常活跃的学术背景紧密相连。
克里斯特瓦于1941年6月出生在保加利亚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没有像红色共产党子女一样享受“特权”，但从小就具有一种叛逆性格，接受了法语教育和法国文化的熏陶。60年代的法国是保加利亚青年人心向神往的地方。这一时期是戴高乐(De Gaulle)将军执政的鼎盛时期。他设想创建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法兰西民族影响地域，他给东欧学生提供奖学金，鼓励他们来法国学习。而且，这一时期的法国学术界异常活跃，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结构主义，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等诸多流派领导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学术界的思想潮流。
毕业于索非亚大学的克里斯特瓦，获得了法国政府的奖学金，并于1965年圣诞前夕顺利地抵达巴黎。在她的同胞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帮助下，克里斯特瓦很快就结识了一批法国文学理论界的重要人物。她先后师从过文学批评家戈德曼、巴特和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在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试验室当过助手，与此同时她认识了菲利浦.索莱尔斯、拉康与德里达等人。这种良好的学术环境更激发了她的求知欲望和创新思想。
1966年初，在罗兰·巴特主讲的研讨班上，克里斯特瓦率先介绍了巴赫金，使巴特等法国学者第一次知道这位俄国文学批评大师。她对巴赫金关于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论的精彩讲解，使她展露才华，开始受到法国理论界的关注。随后，她在索莱尔斯的帮助下，加入了“原样派”团体，开始思考和研究后形式主义者所忽略的东西——性欲。她是通过“原样”派团体发现弗洛伊德的，也是通过这一团体认识拉康的。
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当时，克里斯特瓦虽不乏“革命”的激情，但为了准备博士论文，她埋头苦学，向校方申请破例进行博士论文第三阶段的答辩，并于1969年出版了她的两本著作：《符号学——解析符号学》和《语言——未知物：语言学的尝试》。紧接着第二年，她又出版了《小说文本：转换话语结构的符号学方法》。这三本著作使她脱颖而出，成为法国学术界的一颗耀眼的新星。而1973年7月初，她在万森大学所作的题为《诗歌语言的革命》的博士论文答辩，使她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她的答辩相当精彩，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赞扬，巴特还借此机会表达他对克里斯特瓦的谢意：“你多次帮助我转变，尤其是帮助我从一种产品的符号学转变到一种生产的符号学。”[2](P199)的确，巴特不仅从克里斯特瓦那里了解到巴赫金，而且从她那儿知道了“互文性”等概念。
70年代初，“原样派”团体与法国共产党决裂，开始与毛泽东主义接近。1974年春天，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克里斯特瓦同索莱尔斯、巴特、瓦尔等法国理论家在中国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访问，他们跑遍了北京、上海、南京、西安等地。代表团大部分成员是亲华的，他们对这次旅行感到非常激动，甚至有人认为他们“是去教条主义的圣地麦加(Mecca)朝圣”[3](P18)。克里斯特瓦宣称，她读中文学士学位时只对古代中国感兴趣，只对一种“共产主义的民族出路的可能性感兴趣……但在法国，毛泽东的中国是一个‘神话’”[2](P202)。回国后，她发表了《中国妇女》一书，开始走向女性主义批评之路，并同时从事心理分析的研究工作。在随后的十余年里她写了大量有关潜意识、性爱、女性特质等主题的作品，使她成为一个思想独特的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理论家。政治上，克里斯特瓦从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对毛泽东的推崇，70年代末期便转向美国的自由主义，最后开创了新的怀疑主义。她在伦敦的一次辩论中声明：“我对组织、团体没有兴趣。我只对个人感兴趣……我认为在此屋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历史，他们对政治现实的了解也会不同。”[4](P160)也许，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与80年代兴起的多元文化的差异论是一致的。
克里斯特瓦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还是一位成功的大学教授和精神分析专家，颇有影响的作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从1973年起，她一直任巴黎第七大学的语言学教授；现为国际符号学学会副秘书长，巴黎心理分析学会成员。自70年代中期以来，她受到中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的邀请，前去讲学或访问，并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74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1992年）等学校的客座教授。曾荣获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奖章以及骑士功勋章。1989年陪同法国总统密特朗(Mitterand)访问保加利亚，克里斯特瓦荣归故里。
二、主要著作与诗学思想
作为当代法国著名的理论家之一，克里斯特瓦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精神分析、解构主义等都是她所借鉴的对象，又都为她所批判或发展。她总能把从各种思潮中吸取的东西变为自己审查的对象，并使理论与实践成为一种辩证关系。
综观她的学术生涯，她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着重于语言学、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的研究，关注语言的动态结构、意义的生成以及作为符号学实践的文本理论。第二阶段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底，以《诗歌语言的革命》和《中国妇女》为起点，着重于诗性语言、女性主义和心理分析，从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探讨女性、欲望、爱情、卑贱以及边际、颠覆等问题。第三阶段从90年代起至今，她不仅从理论的视角论析西方文明社会中人类所表现出的忧郁、焦虑和恐惧的症状，而且尝试进行小说文本的写作实验，探寻医治现代人心灵疾病的途径。
在《符号学——解析符号学》、《语言——未知物：语言学的尝试》、《小说文本：转换话语结构的符号学方法》等几部著作中，克里斯特瓦既借鉴了传统符号学与结构主义的理论，又对它们进行了质疑和批判。索绪尔开创的符号学，正视了语言的非透明性，将语言符号区分为代表视听成分的能指和代表意义成分的所指，指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关系，而且符号是差异性的，作为意义系统之组成部分。在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影响下，文本不再被视为真实的再现方式，而是一种表意过程。克里斯特瓦从索绪尔的符号学定义出发，并借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创建了解析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方法。
在她看来，传统的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将文本视为一个封闭系统，确保文本的一个固定意义，它阻碍了文本多义性的呈现。因此，她对这两种理论的符号静止概念以及排除所谓语言之外的历史和心理学因素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作为对结构主义的替代，她提出解析符号学的研究方法，认为文本是一种有力的语言活动，它通过说话主体的欲望发生作用，而主体必须对具体的社会经济力量做出反应。不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文学文本现在都变成了一种“生产性”，其中作者面对着他的文化语言所赋予的特定意识形态，通过以被禁的方式安排语言符号来取代或分散这种意识形态。结果是一种多价体的否定，它破坏并中止一切压制性的、单义的观点（如好对坏、真对假、男对女等）。
在对词语与文本的研究中，克里斯特瓦发展了巴赫金的对话原则，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概念。对她而言，文本不但与它的生产者和接受者相关，也与先前的或邻近的众多文本相关；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不构成部分与整体，再现和背景的二元关系，它是由一个能指和所指对立差异构成的，具有不确定指义关系的符号系统；文学不再是一个需要用主体理性来穷尽的意义本体，而是一个意义产生，且充满各种联系的动态过程。一切时空中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文本相互之间都有联系，彼此组成一个语言的网络。由于文本是在能指系统里产生的，因而与某个社会和时代的语言相关，文本作为话语也参与社会的发展。因此，她强调语言的革命本质，认为语言革命同社会革命相对应，从而将主体辩证地嵌入客体的现实世界之中。
1974年，她所出版的《诗歌语言的革命》和《中国妇女》这两部著作标志着她从语言学转向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的研究。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克里斯特瓦强调语言习得中主体身分的建构，研究了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话语主体造就的“诗歌语言”和“表意实践”的功能过程，并试图建立关于主体的辩证思维模式，思考特定的语言、历史以及政治环境对主体构成的潜在动力，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批评概念：记号秩序和象征秩序，认为它们作为构造语言表意过程的成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记号秩序”指前俄狄浦斯过程，与分裂性的前语言相联系，而“象征秩序”与俄狄浦斯秩序相统一，与意识和“父名”相联系。克里斯特瓦关于主体构成的“记号秩序”观念是其女性主义批评和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它存在于主流话语形式的边际，具有强烈的冲撞和颠覆整体性符号的能力。这种记号话语并非一种专用的女性语言，故她与女性主义批评从一开始就形成一种“暖昧”的关系。而《中国妇女》的出版确立了她在西方女性主义与精神分析研究领域中的独特地位。
在这部作品中，克里斯特瓦首先从西方宗教、历史和神话等方面探讨了女性受压迫的情境，指出对母性及躯体的压抑是一神论与父权制律法的首要任务。在对西方一神论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后，她转向中国，试图把中国描述成与西方父权制相对立的母权制或受母权制影响的社会。当她对中国与中国妇女进行浪漫化的阐释，或把中国当作批判西方父权制意识形态及象征秩序的参照或工具时，她无意或有意地把中国“他者”化、女性化了。
在女性主义批评领域，克里斯特瓦的女性主义诗学思想独树一帜。不同于英、美女性主义者从社会、历史中探讨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她主要从文本、语言、潜意识中探讨女性受压抑的机制。她的重点不在生理意义上的“妇女”，而在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并视“女性”为一种不可界定的“东西”，一种存在和话语方式。同时，她反对激进女性主义的美学主张，拒绝自由女性主义的策略，认为这种“反意识形态”的作法无异于确定了一个女性中心主义，重设了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模式，因而陷入了本质论的构架之中。她从差异论出发，倡导一种基于个人独特性之上的多元女性主义理论，并从文化、语言、文本中建构女性的意义。其女性主义诗学的独特之处在于记号话语和母性功能。与意识或父名相联系的“象征秩序”不同，“记号秩序”则与母性、躯体、潜意识相关。它在日常生活的话语交际中很难找到，却在梦中和一些诗歌语言形式中普遍存在。她所阐述的记号话语，实质上是一种狂欢化语言或诗性语言，它打破单一的语言演变规律和逻辑秩序，使语言回到那种活生生的、充满激情和神圣的感性状态。因此，这种记号话语并非一种真正或专用的女性话语，它与“男性象征秩序”共存在于对立统一的框架中，是一种既拥有同时又颠覆“父亲律法”的话语。因为如此，克里斯特瓦对西苏、依利格瑞等法国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女性话语”、“女性书写”持有异议，认为这种反理性的女性写作恰恰顺从了父权制给女性规定的非理性地位。也正因为如此，她在女性主义批评领域成为一个颇有争议性的人物。她的理论既被看成表现了妇女和女性的本质主义概念（如Silverman Stone,Kuykendall,Grosz），又被视为摧毁了妇女本质主义的概念（如Ainley,Rose）；她既被当作“激进女性主义者”，又被贴上过“反女性主义”的标签[5](P273)。而她本人拒绝接受一般意义上“女性主义者”的称号。但她对女性心理和母性功能的研究以及对父权文化中性别压抑的探讨，无疑使她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同路人。
在80、90年代，克里斯特瓦着重于精神分析的批评实践，把精神分析法与符号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对爱情、自恋、卑贱等主题在西方文化与文学中的符号表征进行了论析，对潜意识中分裂的主体以及西方文明压抑下的心灵病症作了探讨。
在《恐怖的权力》中，克里斯特瓦探讨了西方文化中“恐怖”（令人害怕的东西）和“卑贱”（卑鄙下流的东西）的符号指涉问题，把卑贱定义为“不合适”、“不干净”、“不道德”、“边际”等意义。克里斯特瓦认为在西方宗教中，卑贱总是与这些“导致卑贱”或“卑贱下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女性躯体和她们的经血经常让人想起“肮脏卑鄙的东西”。在传统分析中，弗洛伊德总是理想化地推断母子关系，而克里斯特瓦则以一种矛盾的情绪看待这种关系，相信产生卑贱、令人憎恶和恐惧的东西会使人反感，但它们却与快乐、美妙、迷人、狂喜以及权力相联系。
在《爱的故事》中，克里斯特瓦从人的个体经验入手，结合分析西方文学史上若干名著的爱情纠葛，以哲学和伦理学的思维方式对爱的主题进行探讨，并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性爱理论进行了修正。她提出了“想象之父”这一概念，认为父权制的作用不仅仅包括阉割的恐惧和法律，父亲不只是法律中严厉的父亲。相反，他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即弗洛伊德所说的“个人史前史的父亲”。换言之，他是被俄狄浦斯的压抑所掩埋于潜意识底层的“双亲两者”，小孩对他的认同是“立即的”、“直接的”，不同于俄狄浦斯以后的认同。传统的心理分析认为，孩子进入社会或语言秩序是由于害怕阉割，孩子与母亲躯体的分离被视为一种悲剧性的失落，他所得到的安慰是言词。但克里斯特瓦相信这种分离早于“镜像”阶段或俄狄浦斯阶段，它不仅是痛苦的也是快乐的；孩子进入社会和语言不仅由于父亲的威胁而且由于父亲的慈爱。因此，她批判拉康的理论不能准确解释小孩怎样愿意接受严厉的父之法律的召唤而进入象征秩序。而且，她认为当代精神病患者所遭受的痛苦与失望是由于缺乏母亲或者父亲的爱，并相信精神分析诠释能帮助他们建立一种关于“爱的母性躯体”，它不仅是所欲求的母性之爱，也是使母性躯体朝语言发展的慈爱父亲。这种爱使驱力、情感和语言相融合，创造一种新的意义。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她的另外两部著作：《黑暗的太阳》和《心灵的新疾病》之中。
克里斯特瓦不仅运用精神分析方法来探讨性爱、卑贱等主题，而且用之分析作为外国人／陌生人的心理体验以及应该怎样对待外国人的问题。在《对我们自己的陌生人》这本书中，她把自己作为外国人的某种感受融入作品之中，并分析了从古希腊、基督教圣经、文艺复兴、启蒙时期到当代法国有关外国人／陌生人的这一概念，从而指出外国人不仅具有一种对其母亲、祖国和母语的失落感，还由于陷入两种语言的困境而可能被迫处于“缄默”、“失语”的状态。这样，外国人就成了意识与无意识相隔离的心理关系的外在表现。她认为接受外国人能使人们重新认识心理中的“他者性”，而包含他者性的心理分析可以成为一种包含差异的伦理学，并相信建立在极端差异、陌生化以及个性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将是一个新的世界主义社会。克里斯特瓦不仅从理论上探讨卑贱、他者性、自恋、爱情等主题，而且尝试进行小说文本的写作实验，试图通过小说创作来深入她的心理分析研究，并以更形象和具体的方式来表达她复杂而抽象的思想。
三、结语
综上所述，克里斯特瓦的诗学思想与多元理论是当代西方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产物。
然而，由于她综合的知识杂多，她的理论显得晦涩难懂。而这些纯理论分析与其社会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分析相遇后，她的有关文本意指生产、主体构成、意识形态前提等方面的内容和形式的因素则处于一种不清晰的关系之中。尽管她声称其解析符号学是一种辩证的意指实践理论，但她并没有将文本看作一种实践的产物，依然沿着非物质的道路，甚至脱离经验去探索抽象的结构和模式。她的理论仅仅停留在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的阶段，因而带有较多的文字游戏的色彩。她的互文性理论虽然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封闭模式，把文学纳入到与非文学话语、代码或文学符号相关联的整合研究中，无疑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但是这种理论又存在着把文学研究变为一种泛文化研究的倾向。她的女性主义主张，是她在和资本主义代议制国家过分约束的“父名”文化作斗争，而随后她强调认同和个性，排斥模仿“女性特质”的形式，并把认同视为爱的必要组成部分以及反对忧郁症的堡垒。这个重心的转移是因为她越来越信服精神分析实践，但她从来没有为记号秩序高于象征秩序或象征秩序高于记号秩序的统治地位而辩论。相反，她力求使个体在社会和心理体验中找到一定的平衡，在作为意义的语言（象征）和潜在地、富有想象力的无意义（记号）之间找到某种平衡。这种思想的转变是与她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60、70年代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使批评家对“主体的表征能力”的骄傲自大提出质疑，“差异性”推翻了“同一性”；进入80年代兴盛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对“差异性”的欢呼又促进了“多样性”的发展。人们对主体和言语的怀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致使后现代主义的欢呼成为“能指死亡”的巨大理论庆典。因此，这一时期的克里斯特瓦以非凡的个体理论来防止政治成为教条的宗教实践的替代品。她对一切政治团体失去兴趣，对女权运动提出质疑，要求性别差异的政治必须由多元化的差异来取代。
这种多元化的理论主张使她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强调对外国人／陌生人的“他者性”的认同和尊重。而且，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推崇，克里斯特瓦不仅沉醉于中国的古老文明之中，还迷恋于中国的现行革命、妇女解放以及“文化大革命”，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独特逻辑和非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且可资借鉴的“乌托邦”国家。她在把中国当作批判西方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参照时，不免把中国“浪漫化”、“女性化”了，甚至使它屈从于其精神分析法和记号学理论，从而又走到了早期东方主义的路径，使中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一个“永恒”的他者。正由于此，她受到斯皮瓦克等后殖民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和解构。她的理论被人批评为具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如Smith,Eagleton）。但是瑕不掩瑜，“作为法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符号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6](P212)，克里斯特瓦不愧享有当代法国乃至世界学术大师的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