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成功转型——从毛泽东到江泽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党建论文,理论论文,江泽民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同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身建设规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对革命战争环境中建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进行探索，形成了完整的建党理论，即毛泽东建党思想，并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毛泽东和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理论，并取得初步成果，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出现偏差，无论是党建理论还是实践，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都未能顺利完成。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指导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将党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恢复到正确轨道上来，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坚强核心的任务，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执政条件下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找到了目标和方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执政党的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在此基础上，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精练而明确的回答了面对充满希望与挑战的21世纪，中国共产党要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历史课题。
一
（一）毛泽东建党理论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形式和内容的理论思维，是中国特殊历史环境的产物，是中国革命历史过程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理论来源。马恩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奠基者。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创立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理论和唯物史观，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第一块基石。他们还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原则，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有正确的世界观作基础；共产党要有正确的纲领和策略，要坚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共产党要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实行严格的纪律和制度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是世界无产阶级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列宁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应用于俄国革命的具体环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建党学说，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阶段。列宁明确指出，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部队；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纲领，实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正确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的关系；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得到成长壮大；执政后要加强自身的建设等，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在俄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上述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列宁建党学说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直接的理论来源。
中国共产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它创立于十月革命后，也是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破产之后，是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按照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思想上、组织上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决定了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相当大的比重。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不长，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投入了革命斗争，这就使得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这些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能教条式地照搬马列主义党的学说，而是必须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有针对性地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探索。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它领导的革命斗争才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党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发展的客观依据。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村根据地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面临两大挑战：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中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核心，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如何在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正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毛泽东建党思想成功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但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大问题，并且形成了具有独特理论特色的体系。
首先，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最突出的特色，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最核心的内容。思想建党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是用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广大党员，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他们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真正在思想上入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用整风的形式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的经验。
其次，党的建设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党的建设在执行政治路线的过程中得到加强，而政治路线本身的执行也依赖于党的建设。这就深刻揭示了党的政治路线同党的建设的辩证关系，指明了建设一个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的内容和方向。
再次，创造性地把民主集中制原理应用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坚持民主指导下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把“四个服从”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和纪律保证，提出“任人唯贤”干部路线，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等，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极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战斗堡垒。
最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党风的概念，并且系统论述了党风的重要性和党风建设的具体内容，指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标志。
所有这些理论的提出既体现了对马列主义党的学说的继承，又体现了在中国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发展，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这一建党目标是名副其实的达到了，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了中国革命坚强的领导核心，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二）执政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由于党的指导思想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建设到执政党建设的转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能够完成
新中国建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建设面临的环境、党的主要任务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不再是被国民党围剿、镇压的政治组织，也不再是只占有根据地一隅进行武装割据，而是一个合法地掌握了全国政权的唯一的执政党。这个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任务，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帝国主义已经被赶出了国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已经被镇压，民族资产阶级受到了改造，社会上敌对阶级虽然没有彻底消失，但已经无力大规模反抗。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转变为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此时，党面临的任务已从破坏旧世界转向了建设新世界，即率领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力，改变新中国的落后面貌。
这些变化给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思想建设看，党的指导思想要从注重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从组织建设看，民主集中制在战争年代强调集中，在和平建设年代应该更强调民主；从党的建设方式看，如果说战争年代，需要以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的方式通过整风来建党，以达到党的建设简捷、快速、实用、高效的结果，而且整风建党有许多经验可供借鉴，那么在和平年代，群众运动的方式却不再适合作为执政党建设的方式。和平年代的经济建设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作为一个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与国家法治建设相适应，需要制度化的建设方式以保证长期的、稳定的、渐进而持续不断的党建成果。从总体上来说，就是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必须从革命党建设向执政党建设转轨。
综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的建设历程，这一转轨过程并不顺利。1956年党的“八大”正确指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党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等。在此前后，毛泽东同志也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国家政治生活主题和社会矛盾变化的问题，党的主要任务变化的问题，为执政党探索新形势下的建设方式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迅速“左”转，阶级斗争为纲压倒了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理论仍旧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在党的建设方式上，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长期人治传统，民主和法治意识的淡薄，群众运动的惯性，个人崇拜的影响等等方面的原因，仍然沿用了政治运动建党而不是制度建党的方式，党内民主和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文革”则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党的建设方面的“左”倾错误推向极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不仅没有能够完成，党的建设还遭到严重的破坏。党为什么不能防止“文革”那样全局性的错误，从政党自身建设来看，政治运动的建党方式和党的制度建设的薄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党的工作重点重新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执政党的建设上，也开始清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从而形成了新的执政党建设理论。
一方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拨乱反正，全面恢复了党的建设的各项正确原则，从政治路线、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到作风建设，剔除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和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在思想建设上，重新确立并深化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组织建设上，进一步阐发了民主集中制的原理，“要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2]并且提出了干部队伍“四化”的标准；在党风建设上，强调党风的好坏决定社会风气的好坏，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要从严治党，密切联系群众等等。综观邓小平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有如下几个突出的贡献：
首先，从发展生产力的思维出发，在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正确定位的基础上，确立党的建设的目标和党的主要任务，从而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邓小平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理论既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作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又有对时代发展阶段的深刻洞察。它分析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正确指出我们虽然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生产力不发达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个阶段还将很长。我们党已往的很多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作了不切实际的错误判断，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偏离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标准，试图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既然正确定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任务就是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新的更高的社会阶段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据此，邓小平提出新时期党的建设目标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3]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更进一步明确而具体地提出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建党目标强调了党的建设与发展生产力的密切关系，强调了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与此相适应，第二代领导集体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并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最大的政治，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党的建设要密切联系这条基本路线，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进行。可见，从建党目标到党的主要任务和党的政治路线，都极其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就是说，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思路已经从革命党夺取政权的斗争思维转向执政党发展生产力的建设思维。
其次，立足于执政思维，正确处理党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提出改善党的领导的新观点，这是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个创新。坚持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一个基本原理，实现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也是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是执政党，但党不是国家本身；党处于执政地位，对国家负有领导责任，不等于党组织可以代替国家各级政权。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是通过执政的方式、通过国家各级政权间接得以实现的。长期以来，在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中存在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错误，实质上就是党自身执政角色意识的不明确。而这既导致党对国家领导作用实际上的削弱，也影响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2]党的具体领导体制、领导方式、组织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都必须与党的执政地位和发展生产力、领导现代化建设的任务相适应。党的领导实质是“服务”，是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一种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通过国家政权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理顺执政党和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改革不合理的领导体制，实现党的决策和领导方式的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邓小平的改善党的领导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党自身执政角色的清醒认识，也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提供了一个正确合理的视角。这一思想发展了列宁关于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史上一项重大的理论成果。
最后，制度建党是第二代领导集体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一个突出贡献，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在执政条件下的自身建设找到了科学、合理的新路子。执政党的制度建设是通过不断完善党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和制约党员和党组织的行动，使党的决策、行为更加民主化、科学化和稳定化。我党长期以来沿用政治运动的建党方式，与党的中心任务和执政党内部关系的协调、党自身的稳定甚至社会的稳定极不适应。这种脱胎于战争年代的疾风暴雨式的建党方式造成党内民主的缺乏，党内外关系的紧张，建党成果不能巩固和保持，导致党和社会动荡不安等消极后果。邓小平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提出了“制度是决定因素”的论断，“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尤其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2]因此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明确地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来：“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4]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包括各种具体的制度如工作制度、监督制度等，确保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成果。在党的历史上，虽然制定过许多有效的制度，但是把制度问题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提出来，开创制度建设的一条全新的路子，这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是第二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独特贡献，给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建设找到了正确的思路。
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轨的自觉意识，突出地体现了他们对于时代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任务的深刻把握。他们在执政党理论建设上所取得的成果，不仅继承了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纠正了“左”倾错误影响下的偏差，更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进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础。
三
在第二代领导集体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在深刻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新变化、现代化建设新要求的情况下，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化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一系列认识，同时也提出了新的理论创造。
当代世界发展趋势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交流，不同国家之间政治制度、政治理念、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传播与渗透也将会越来越频繁而且紧密。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必然会越来越深入到社会内部，各种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交流与碰撞，必然带来思想的多元化。随着社会的转型，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分层、利益分化也将日趋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将更加多样化。这也将导致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觉悟发生深刻的变化，政治需求与政治参与也随之扩大。作为执政党，面对这种瞬息变化的国际国内局势，既要考虑如何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吸收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的成果，又要考虑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思想多元与利益格局的变化如果处理不当，将成为政治不稳定的一个根源。这就要求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其政策对社会民众分化的利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进行社会整合的能力。
正是基于对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形势有清醒认识，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党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上，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并进一步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组织建设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风建设上，提出“三讲”、“三严”、“四自”等；制度建设上，提出依法执政，转变党的执政方式，探索和掌握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等等。综观第三代领导集体党建理论的探索，如下几个方面比较突出：
第三代领导集体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应对挑战的理论勇气。面对各种挑战，强调要有执政意识，把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作为一项“跨世纪伟大工程”，提出“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5]的建党目标。时时警惕执政风险，树立执政意识。江泽民《在庆祝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次指出“全面深入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正是这种风险意识和执政意识，使第三代领导集体有着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集中地体现在“三个代表”的理论中。
首先，“三个代表”以凝炼的语言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生产力发展中、在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中的历史定位，其精髓则是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就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党的性质、宗旨、任务等进行了新的精辟的概括，科学地回答了新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时代课题，指明了新时期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奋斗目标、衡量标准和基本途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三个代表”所概括的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党能否拥有执政资格的重要条件。但党的先进性不是自称的，必须获得社会的认同。在当代，只有做到了“三个代表”，党的先进性才能获得现实的可观可感的体现，获得人民群众高度的认同。做不到“三个代表”，党的先进性就永远停留在宣传的层面上，党执政的合法地位都会受到质疑。而且，一个政党的先进性的固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三个代表”强调“始终”，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不间断性的认识和实践，这就解决了如何在现实的变迁中实现党的先进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理论命题。
更为重要的是，“三个代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如何领导中国社会现代化，如何促进执政党自身现代化的成果的集中体现。它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的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深入分析和对时代潮流的敏锐感知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在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发展和与人民群众关系中的历史定位，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与人类发展的最新趋势和动力密不可分的联系。回答了如何使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的问题。它立足于新的历史条件，为执政党提供了符合实际的思想理论，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质。一切工作围绕“三个代表”进行，就从政策供给、社会导向和社会组织三个层面上为执政党提出了一个全面应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执政纲领。
“三个代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精神，在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总结了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回答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走向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怎样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问题。这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理论成功探索的集中体现。
综观三代领导集体党建理论的贡献，可以看到，第一代领导集体解决了革命党建设的理论问题，第二代领导集体成功地开始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理论的转型，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代表”的理论，则是这种转型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也证明这一转型获得了重大的成功。当然，维护执政地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也需要继续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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