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显性到隐性的主奴辩证法——《精神现象学》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系注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显性论文,辩证法论文,手稿论文,隐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提出的“主奴辩证法”思想对于马克思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否具有特殊影响的问题，学界存有争议。英国学者肖恩·塞耶斯(Sean Sayers)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详细论证黑格尔的“主人与奴隶”问题，没有什么理由相信“主奴辩证法”对马克思具有特殊的影响和意义(参见塞耶斯)；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则认为，“主奴辩证法”的论题对马克思是具有影响和意义的(参见泰勒，第237页)。近年来依据《手稿》的文献学研究，从哲学史视角出发的理论梳理，支持了泰勒的说法。(参见张盾；韩立新)然而，这些研究未能从文本上详细论证黑格尔与马克思在“主奴辩证法”问题上的深刻关联。本文则从《手稿》的文本解读来勘察马克思的论述逻辑与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契合性，同时论证马克思在《手稿》中实现了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超越。 一、主奴辩证法：从显性到隐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了著名的“主人—奴隶”辩证法。他认为，自我意识为了在社会角色上获得承认，返回自身，其对象已不再是作为客体的某物，而是有生命、有激情、有欲望的另一个自我意识，即作为“他者”的另一个人：“自我意识只有在一个别的自我意识里才获得它的满足”。(黑格尔，第121页)在此关系中，“其一为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同上，第127页)因此，主人是盈满自我意识的人，既有力量支配自身的存在，亦有力量支配其对方即奴隶，而奴隶则被主人置于其权力的支配之下。主人力图将奴隶降至物件的层次，使其仅仅是一种工具；反之，奴隶一方面由于对物的加工改造，另一方面由于依赖一个特定的存在即主人，遂不能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达到绝对的否定性。然而，随着此关系的发展，主人比奴隶更彻底地被异化了。奴隶被异化了，是因为他不存在自觉自由的活动，一切都要受到主人的意志与目的的限制；但是主人就其将自己看做主人而言，并不能从奴隶那里得到任何的回应，奴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意识，“只是一个非主要的行动”，从而“发生了一种片面的和不平衡的承认”(同上，第129页)，使得主人无法确认自己是一个充分发展的人。这样，奴隶还能够通过劳动，使得独立自为的意识成为他本身所固有的。总之，对主人而言，物的满足只会随即消逝，缺少客观、持久实质的一面；对奴隶而言，物则需要劳动陶冶，且其意识在劳动中外化自身，进入持久的状态，能够直观自身的独立存在。黑格尔如是说：“在主人面前，奴隶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外在的东西或者与自己不相干的东西；在恐惧中他感觉到自为存在只是潜在的；在陶冶事物的劳动中则自为存在成为他自己固有的了，他并且开始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黑格尔，第131页)可见，奴隶在陶冶事物的过程中赋予物的形式是“客观地被建立起来的”，并不是依靠外在的事物而是依靠奴隶自身，奴隶从而获得了自己的自为存在，达到比主人更为完全的自我意识，扬弃了原有的主奴关系，成了自然的主人，而具有消极、抽象主观性的主人则沉溺于消费与享乐之中。这就是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是显性的，凸显的是主人和奴隶完全处于显在的、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主人和奴隶的斗争以一种显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拜物教方式存在，是属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奴辩证法”。但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消逝并没有消解“主奴辩证法”，而只是以一种隐蔽的、伪装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拜物教方式——资本和商品的等价交换——掩盖并继续了这种“主奴辩证法”。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揭示出的人与人之间相互承认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严重扭曲和异化，正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出来的隐性“主奴辩证法”的深刻揭露。 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拜物教实际上表征着一种隐性的“主奴关系”——主人和奴隶的区分依然存在，只是更为隐蔽与变相。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既没有显在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没有显在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表面上资本家和工人似乎是主体间的平等关系，但资本家以占有工人劳动产品的方式占有了工人，资本家成了隐性的主人，工人成了“无主人”的奴隶，并且这种隐性的“主奴关系”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相互作用中得到再生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生存性关系的关键在于，工人的生存依赖于资本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工人忧惧资本家的资本无视他的存在，而导致失去劳动机会与被埋葬的命运，所以工人只能通过拼命劳动获取资本的垂青，从而在实践中实现对世界和自身的批判与改造，获得独立的意识，直至颠覆隐性的“主奴关系”。这就是隐性的“主奴辩证法”。可见，马克思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在汲取黑格尔关于劳动使奴隶意识获得自为存在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克服隐性的“主奴关系”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对这一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式论述首见于《手稿》之中。 二、消解资本主义隐性的“主奴关系” 马克思在《手稿》中表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是显在的人身依附性质的“主奴关系”，而是以资本家、劳动产品和工人三者间相互作用所呈现出来的隐性的、间接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资本家因其占有劳动产品而间接地统治了工人，工人因其“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统治”，“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马克思，第52页)，间接地成为了被资本家所统治的现代奴隶。结果，显性的“主奴辩证法”中的两个自我意识之间的直接斗争关系，在资本主义时代却表现为以劳动产品为中介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间接斗争关系，即隐性的“主奴辩证法”的具体体现。“你的需要、你的愿望、你的意志是使你依赖于我的纽带，因为它们使你依赖于我的产品。它们根本不是一种赋予你支配我的产品的权力的手段，倒是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同上，第181页)这种被统治根源于异化所带来的隐性的、间接的“主奴关系”，显然不同于黑格尔在原初意义上讨论的显性的、直接的“主奴关系”。这是一种商品拜物教形式下的“主人－奴隶”关系：“你的产品是攫取我的产品从而满足你的需要的工具、手段”，“这样，你为了你自己而在事实上成了你的物品的手段、工具，你的愿望则是你的物品的奴隶，你像奴隶一样从事劳动，目的是为了你所愿望的对象永远不再给你恩赐”。(同上，第183页)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资本家、劳动产品和工人三者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隐性的主人与奴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最终要演变成一场由劳动产品造成的互相统治的状况，这当然是一种更加不幸的被统治状态，因为一切尊严、荣誉、自由等崇高的精神荡然无存，只剩下物对人的彻底统治。马克思对此作了震撼人心的描述：“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马克思，第130页)不仅如此，就连最深刻地凸显人类本质的语言也发生了异化：“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惟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我们不懂得人的语言了，而且它已经无效了……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物的价值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同上，第183页) 更进一步而言，此种劳动异化和交往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发展表现为货币对人的统治。货币成为“异己的中介”，具有特别的权力，因为“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看做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这样，他的奴隶地位就达到极端。因为中介是支配它借以把我间接表现出来的那个东西的真正的权力，所以，很清楚，这个中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对它的崇拜成为目的本身。同这个中介脱离的物，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同上，第165页)由此，货币不仅统治人，而且成了创造压迫和异化社会的原动力，它造成了人的分离，使人成为自己的对立面，同时让人将物品的属性、人的属性皆加诸其上，货币拜物教就此而成。 可以看出，马克思从当时社会现实的视域来检审“主奴关系”，将其精妙地还原为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历史生存模式和人的生存本质的抽象——人的异化。马克思在《手稿》中对隐性的、间接的主人与奴隶、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的揭露，对资本家、劳动产品和工人三者间关系的描述，都依凭于对人的异化的精妙揭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抑或货币对人的统治，并没有消除隐性的“主奴关系”，也没有使得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和工人处于同一个等级，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依然存在。《共产党宣言》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第28页)隐性的“主奴关系”不再是具体的、个体式的人身直接依附关系，而是发展为两个群体的、阶级的对立关系，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关系，是整个资产阶级以劳动产品为中介对整个无产阶级的统治关系。“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马克思，第62－63页) 显然，在“主奴关系”上，马克思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受统治者身上，力促“主奴关系”的转化与消灭。在对立的主奴关系中，资产阶级是保守的一方，无产阶级则是扬弃的一方；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欲望与行动，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欲望与行动。这在《手稿》中最鲜明地表现为“共产主义”思想的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究其根本是对隐性的“主奴辩证法”的克服与超越。 三、超越政治性：共产主义思想力量的彰显 “主奴辩证法”表征着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人类政治性的最深刻体现。在古典时代，人被认为是政治的动物，政治是人无法超越且只能永远陷溺其中的现世；政治性被认为是人的本性，是人无法摆脱的自然，一个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世界将永远存在。这种观念在现代世界开启之后依然备受追捧。而马克思从“现代社会”的特质中发现了超越政治性、消解政治的路径，这是其对隐性的“主奴辩证法”的克服与超越。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马克思，第84页)现代社会的特质成就了“社会主义的人”，使他们能够走向“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发展道路。就此，我们或许可以窥测到马克思在《手稿》中论述“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一节中以较大篇幅讨论“人的感性与社会的关系”的真正意图——以“社会”范畴来涵盖“政治”范畴，论证“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人是社会的动物”。无疑，“文化政治”是附着于“经济社会”之上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决定了“文化政治”的命运，注定了人类社会必将以“社会”消解“政治”，以人的“社会性”超越人的“政治性”。 共产主义思想彰显了克服“主奴辩证法”、超越人的政治性、形成消解政治的理论自觉的力量。在“主奴辩证法”中，异化劳动具有否定性的力量，正是其否定性的力量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相反，通过工人的解放来摆脱异化却是一种肯定性的逻辑，一旦这种肯定性的逻辑道路得到实现，否定性的逻辑过程也就随之瓦解，失去它的效用，异化自然被扬弃。“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同上，第81页)同时，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的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同上)这一结论契合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相关论述。对黑格尔而言，历史最终以“和解”作为自己的理论结局，是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和解，是绝对理念的实现。正如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 Lowith)所说：“就连‘共产主义’也是以黑格尔哲学的概念建构的。它是自主活动与对象化的辩证统一的结果，而这种统一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结论”。(洛维特，第379页)标签：精神现象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社会经济学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