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真相及救赎——谈北村的神性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相论文,北村论文,神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说写《愤怒》的时候北村站在十字路口，仍然有某种迷茫，那么《我和上帝有个约》则是北村在十字路口选择方向之后的坚定向前。《愤怒》奠定了《我和上帝有个约》的基本框架，两个文本在大的情节构思、人物设置和思想演进上是一致的，但后者更缜密、更辽阔，技巧也更成熟。最重要的是，北村的心更清洁了，他从叙述的世界中看到了希望和生之欢欣。
读完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之后好半天，我不能动弹，我没有去上班，我把自己关在房里，没有东西吃也不下楼去。天气炎热，我没开空调也不开风扇。我独自沉溺在阅读后的情绪之中，就像我喜欢的游泳那样，任悲怆之水将我包围。悲壮、绝望、希望，各种情绪一道袭来，沉重而绵长。
曾经被视为先锋作家代表之一的北村这次变得极其传统，甚至溯回到了传统之源，他精心拾起曾经一度被先锋鄙弃的故事。当然，如果从自由的角度理解先锋，那么，北村依然是精神的先锋，他曾在《我与文学的冲突》中说：“许多优秀的作家的著作堆满了图书馆的书架，但他们都死了，没有一个人把永生的生命给我。现在，我对我仍在从事写作充满了疑惑和痛苦。”① 所以，北村选择安静地倾听内心的风暴，他听见了神的召唤，看见了神的光芒，他渴望通过写作将永生献给我们。
一、神性写作是为生命作见证
北村是中国当代少数的有信仰的作家，他真诚地相信：说出真相可以通达真理，人能够在悔改中得救，领受神的恩典。北村的诚实赋予了他叙事的真实性。罪与罚这个古老的命题一直潜在地牵引着他的写作。为了得到内心的安宁，为了得到终极的救赎，在过往的写作中，北村进行了各式各样的努力尝试，但也明显地留下了某些牵强的痕迹，就像一个匆忙的罪犯到底没有收拾好现场的蛛丝马迹。
就是前两年一出版就备受关注的《愤怒》中，马木山得到的救赎也来得太突兀了，从李百义的叙述回顾中，“马木山”到“李百义”这个过程变化太快，仅有的一次福音就将光赐给了他，将一个杀人凶手、以追求个人正义为己任的马木山引领为一个毫无缺点、广施恩泽的李百义，将追求生存为目标的马木山度向了一个刻薄自己造福他人的慈善家。这对于阅读经验来说似乎缺乏某种合理性。所以《愤怒》的整体力量更多地来自前半部分，来自马木山的出离愤怒，来自对中国当下悲惨现实真实入微的描绘，来自作者强压着无边无际的愤怒和对底层人物的同情与怜悯。
当生活降为生存，当人降为物，我们对我们触目惊心的现实处境难道还可以一直麻木不仁下去么？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我们的人权一直是个被忽视的部分，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文化逻辑里，一个普通人生如草芥，随时可能被连根拔起甚至株连九族。就是解放后，人民翻身当了国家主人翁，然而，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我们的现代公民理念仍然无从确立。从享受权利的人民到被专政的敌人之间往往只有一墙之隔，从自由到剥夺自由甚至消灭生命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命运的戏剧性每天都在上演，没有人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所以就有了听天由命的宿命与无奈。
没有起码的人权，最令人发指的事情也会随时发生，身体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尊严从何谈起？温暖可感的日常生活是正义、真理和爱之大厦的基石，然而，这个基础至今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这种人权匮乏的境况中，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会被践踏，生命本身也会被漠视被奴役甚至剥夺。马木山美貌的母亲才会甘愿被村长凌辱，仅仅为了一点点食物和马木山能够上学，马木山的父亲那样心安理得地抽村长完事后留下的香烟；马木山漂亮的妹妹才会被强迫卖淫并在惨死的同时露出心脏；马木山的父亲才会死不见尸。也正是由于目睹母亲身体遭受的奇耻大辱和此后入城遭遇的一连串非人的打击，马木山这样一个本质善良怯弱的人才那样愤怒，那样仇恨，最终以自己个人的方式审判了仇人并以暴力消灭了他的身体。
然而，愤怒和仇恨并没有在复仇成功时消失，随之而来的却是纠缠他心灵的日甚一日的疑惑。马木山开始怀疑自己的正义，牧师的布道让他找到了另一种生活——生如蚁而美如神——的可能。那就是：
李百义对自己苛刻，对别人大方，这通常被当做榜样的热症。但在李百义身上，这不仅是特征，而近乎是一种生命了……他爱的是书，不是钱。所以，只有在一件事上他肯花钱，就是买书。
可是在六年前开始，他却停止了买书了。他觉得这些书并没有教会他如何生活和做人。他发现，指导生活最便捷的方法，就是一个人在深夜，听自己的良心。因此他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临睡前，他会闭上眼睛，慢慢地问自己的内心，和它对话。他会过电影一样把一天的事情过一遍，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哪些事情有欠缺，他都会过一遍。他发现，自己的心灵比任何朋友都可靠，它不饶舌，很亲切。它是最好的朋友，它和他交谈时也最真诚，它是最好的导师。关于未来的事应该如何做，问它便知。
当愤怒渐渐从李百义心中平息，当他内心最隐蔽处的爱之灯被点燃时，爱也在沐浴我们，引导我们向内转，审视自身的罪性。
《愤怒》前半部分有卡夫卡的思考，即马木山的父亲这样一个无罪行的人被权力谋杀；而后半部分则延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考：罪必定受罚。尽管没有任何人会将李百义跟罪犯马木山联系起来，然而，李百义自己无法将过去割裂，无法将行凶之事实遗忘。随着时间的过去，随着他与马木山的关联渐趋断裂，李百义受的煎熬越来越重，最终酿成生命无法承受的重量。他没有主动自首，但是他在内心伏罪，所以在真的面对警察的手铐时他露出了灿烂的笑。这个笑展示了他内心的秘密：因伏罪而自由。和所有罪犯的惶恐不一样，李百义开始得到了安眠，他甚至胖了。他内心的平安与自由也感化了当年刑讯逼供的参与者孙民，最终因此而找到了十年前父亲被谋杀的真相。
《我和上帝有个约》中，北村延续并深化了关于罪与罚的思考，不同的是，这次他找到了更贴切的形式。思考比《愤怒》更成熟，铺垫更充分，叙事也涉及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愤怒》中的李百义是个一蹴而就的人物，凶手马木山只活在他的回顾中。《我和上帝有个约》中，内心的罪、罚与悔改依然穿着合体的刑事案件的外套，但整个叙述大致是直线渐进的，凶手陈步森赤裸裸地暴露在阅读中，他的动摇，他的悔改，他的行为，他的思想，一一呈现。有时候，这种直白的还原法反而有一种意料不到的惊人力量。这颇有点像鲁迅那个常为人引论的开头：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关于形式与内容的争论由来已久，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古话所说“七分人才，三分打扮”比较恰当，而我更倾向于“一白遮百丑”的说法。在我看来，形式就是内容的皮肤！不是衣服，衣服是随时可以脱下，可以随季节更替的；皮肤不可以，皮肤与骨骼之间胶着在一起，无论是对形式还是内容的伤害都可能对文本带来切肤之痛。皮肤和血肉骨骼一道变老，它们之间是化学反应而不是物理反应，是不可逆转的。就像人老珠黄的“黄”一样，你已经分不清到底是珍珠的内容还是形式。罪行与罪性也是互为表里的，有时候，罪行是罪性的形式，另一些时候，罪行却是罪性的内容。自律直接面对我们的罪性，他律面对的往往是罪行。自省面对的是内心，而他审面对的只是行为。
当然，案件只是叙事的物质部分，外在的法律只是挪用的对待身体的武器，它时时地与内心不可见然而真切可感的道德律令发生冲突。他律、他审只能抑制罪行，自律、自省才能抑制罪性。自律比他律更有效然而也更困难。
当文本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主人公陈步森就被冷薇诱捕了。凶手归案，按照我们通常的侦破故事，就已经到了皆大欢喜的结局时分。然而，没有。因为叙事的目的不在于凸显侦破的智慧和案件的离奇曲折一波三折。当叙述摆脱了具体的凶杀情节进入了更广阔、更恒久的命题——内心的道德律令与外部有形世界的冲突时，罪犯面呈几何速度倍增：刘春红杀过自己的婴儿；周玲做过假账；满口道德的陈三木虚伪且好色，收美貌妓女为学生；苏云起行贿并用不合格的建材使得楼房事故发生；矿主更是昧着良心不用报警仪导致矿难；律师玩弄法律卖弄口才；领导则以结构性腐败为幌子大行腐败之道……只要认真检视，每个人都是或曾经是罪犯，至少也是嫌疑犯！具体的罪不同，然而，罪就是一种最真实的存在，与生命同在，与体内涌动的欲望息息相连。善恶一念间。这种对罪与生命同在的深刻认识是对《愤怒》中关于罪性与罪行之思考的升华。
同样是未归案的凶手，陈步森的悔改要比马木山的悔改来得更可信，他的悔改更缓慢、更游移，更吻合内心的速度。在淘淘稚嫩的眼神面前，在冷薇的疯狂之苦面前，在冷薇母亲的毫无戒备之心面前，在罪造成的悲惨后果面前，陈步森坚硬的内心震动了。随着他与这家无辜的受害者家属的深入接触，他悔悟了，他的心慢慢地柔软、干净直到圣洁。当然这中间有着重重的障碍，有着反复的动摇，因为他要直面的是肉身的代价、欲望的深渊，但最终他承认了自己杀害李寂的真相，他承担了自己的罪并走向了更广大的人道主义，他选择枪决以便献出自己的遗体，用自己的肝来拯救病危的冷薇。天堂之光安抚了他那不安的灵魂，在世界的另一面，他看见了永生。
和谐就在冲突中。得救与罪相连。在这种意义上说，罪与生命同在，生命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警惕罪性，在自律中迎接光以驱除寒霜。
二、神性写作在当代
古话说“人往高处走”，北村的写作是一种向上的写作，是一种通向高远的写作。他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看见光，驱赶黑暗。有些作家的写作是后退的，是试图退到母亲的子宫或者退到动物，无疑这种企图不仅是可笑的而且是徒然的。在现代化的总体语境中，我们不能回避时代的本质性问题。
在远古的时候，面对叙事之源——欲望，先贤圣哲所钟情的是将之叙述为善。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所以他们倡导：仁者，爱人。在西方，柏拉图把善看成“最高的理念，也是认识和真理的源泉，是超乎一切之上的”，并认为“德性和善的概念与幸福、成功、欲望的满足等概念之间有着不可分解的联系”。这些哲人们希望通过这种叙述策略将礼崩乐坏的社会导向善、导向和谐。
宗教不同，在正视人类的欲望的同时，大抵将欲望叙述为恶甚或罪，所以几大宗教不约而同地将贪视为恶之源，强调节制欲望，立下诸多清规戒律。《圣经》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广为人知。人因为有欲望而有了“原罪”，所以被神惩罚活在痛苦当中。在耶稣看来，人人有罪，但他以自己的死洗去世人的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约翰福音》)。
北村勇敢地将神的维度引进我们的文学当中，这是我们的稀缺之光，也催化新的叙事精神生长。神性写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恢复人的使命与责任、尊严与高贵的写作，是最高洁、最纯粹的人道主义。在当下这样一个欲望活跃、消费至上的时代，不同的作家显示了不同的立场和趣味。有些作家很敏感，迅速地捕捉时代的表象，为这个时代保存了经验的肉身；还有些作家向知识求助，希望在与古人的对话中推陈出新；也有不少作家选择与时代同流合污，将写作视为自娱自乐，并以此作为谋取名利的手段，以“我们”为幌子遮盖“我”的责任，忘却“我”的使命。北村勇敢地出示了一个作家的良心，在时代面前，他选择了“大拒绝，即对现实的事物的抗议”②。北村竭力塑造了一个新世界以反抗现行秩序，在这个可能的新世界里，每个人勇敢地承担起其来到世上应该承担的使命，不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且对自己的心灵负责。相对于一个完善的制度来说，有美好的伦理道德是同样重要的。人心的破败、道德的沦丧要比制度的残缺更可怕。没有一颗相信的心，大爱就无从站立。北村为我们点燃希望之光，给生命带来喜乐和盼望。
北村当起了人心的清洁工人，为我们清扫世俗欲望的大街小巷，为我们引来光，照亮那些幽暗的角落。要建立起丰富仁厚的人心世界，他对人物的设置也别具匠心，暗含着一种对比关系，如陈佐松与李百义；马木山与张德彪；陈步森与胡土根、陈步森与冷薇、陈步森与陈三木；周玲与陈三木；陈三木与苏云起；苏云起与张三青；李寂与陈平……大家互为镜子，互为参照，我们在对方的瞳孔总能看到自己日益浑浊的眼神、日益膨胀的欲望，看到心灵的黑暗与罪恶以及悔改后的平安与幸福。我们在别人的眼睛中“认识你自己”，看到心中的罪恶也看到神的荣耀。罪从来不是个人的，施者是罪人，受者未必没有罪，就像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样。正因为这样，我们每个人才一定要宽恕他人并随时“三省吾身”。原罪不是我们的开脱理由，不是犯罪的借口，而是我们警惕和悔改之根。
在《愤怒》中，孙民受了李百义的感召，明白“指出真相，就得平安。说谎，就受捆绑”。所以，他甘愿由看守所所长转瞬变为看守所的罪犯。到《我和上帝有个约》中，许多人像孙民一样勇敢地站了出来承认自身的罪。认罪其实就是对他人的爱，也是为自己的生命做证。
就是受害者冷薇也最终站在法庭上为陈步森做证。李寂曾经渴望大声说出真相，但是所谓的结构性腐败极力阻挠他，他选择退出权力舞台，不久就被谋杀了，他带走的部分真相由爱人冷薇勇敢地帮他说了出来。
对世界充满仇恨的胡土根也在冷薇叙述的真相中有所苏醒。
爱陈步森的刘春红最后也大胆地讲出了自己失手杀害他们的孩子的真相。
辅导站的苏云起和律师沈全也一道说出了当年的真相。
陈平这个曾经满怀理想然而到底参与结构性腐败中的市长最终也准备一吐为快。
周玲彻底地摆脱了做假账得高薪供楼房的无聊生活。
甚至连陈三木这样的伪道学家也有了悔意。
叙述者为他们选择的是一条狭窄的道路，那就是——说出真相。别轻视这四个字，其实它就是我们内心隐蔽处的泰山，它与恐惧比邻。说出真相是摆脱恐惧的唯一的小径，拒绝说出真相，生命就被恐惧笼罩，豁免和宽恕也无从产生，内心也不得安宁。除了说出真相以外我们别无选择。唯有说出真相才能通达真理，才能通往上帝，通向恒久、无限乃至永生。这也是北村写作的理由和目的。
在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在一个充满怨恨和愤怒的现代社会，要见证并大声呼告我们的罪与爱是何其艰难，要随时警惕罪性、始终保持向上之心何其艰难。所以，北村前行的每一步都要与旧痕搏斗，都要踏着血迹前进。北村受神性的引领披荆斩棘，在千万条写作的通途中，他为自己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逼仄的甬道。他踽踽独行。
三、女人离上帝更近
我要特别提及的一点是北村对于女性的态度，这其实是他神性写作不可或缺的部分。西美尔曾经说：“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流动性，更倾向于献身日常要求，更关注纯粹的个人的生活。”③“女人在自己的存在中比男人更坚定、更完整、更协调；……女人更沉稳、更深入地驻留在自己特别本质的最终环节中。”④ 他由对女性文化的考察得出结论：女人比男人更接近存在；从人的纯粹性而言，女人比男人更是人，她们更贴近自己的天性。
尽管女性形象并非北村叙述的主角，然而，他对于女性的尊敬、同情和理解却在不多的笔墨里表现得十分充分。如《我和上帝有个约》中：周玲这个陈三木教授的太太，她只受过中等教育，却能用三言两语就把真相指示给人，不像高等学府的陈三木教授那样满口仁义道德；她能尽量遵照自己内心的愿望行事，她关心沦落社会底层的表弟陈步森，也将他的母亲当成自己的母亲来照料；她会给乞丐钱，给陌生人帮助，她义务去心灵辅导站，她不仅有仁慈的心，还有爱陌生人的能力。她的关爱给了陈步森从罪恶中苏醒的某种动力。当然，最直接的刺激来自受害者的宽容与爱，淘淘对陈步森洁白的依恋，失忆中的冷薇那没有芥蒂的爱，冷薇母亲的毫不设防以及面对苦难的自然、坚忍一道感化了陈步森。就是这些平常女性的率真、善良和美好让陈步森看到了人之为人的珍贵，看到了生命的要义与高贵，看到了神的光辉，进而唤醒了他内心最深处最隐蔽最原初的圣洁之欲。
李好对李百义纯洁的爱、刘春红对陈步森那种不顾一切的爱都从一个侧面为女性的纯粹性添加注脚。李好对李百义纯洁的爱更集中地表现为恋父情结，而刘春红对陈步森的爱则偏重于母爱，无论是女儿之爱还是母亲之爱都生发于女性心灵的根部，是女性的全部生命能量积攒起来生长而成的，这也是她们个性的集中表现。这种献身性质的情感往往是男性所匮乏的。
在北村的叙述中，女性自然地远离罪性，她们离上帝更近，她们更容易得到上帝的眷顾，被上帝拯救。因为女人的纯粹性、日常性和坚韧性使得她能够鼓足勇气直面真相，并像《皇帝的新装》里纯洁的孩子一样将真相大声地说出来。承认自己的罪是最艰难的开端，只有内心足够强大之后才有可能形诸言语这一思维工具。日常生活究竟对女性泄露了什么秘密，使她们能够从世俗的欲望中升华，通向圣洁的灵魂生活，勇敢地面对并接近神那至高无上的要求，也即存在？这一点文本并没有透露，我更愿意将这看成作家北村的生活境界。他通过凝视生活发现女性天性更易于自律，更易于倾听内心的声音，因而更易于亲近生活的本质与深意。女性这种性别的一般性和个体性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与男性截然不同的。这也是女性主义存在并受到重视的缘由之一。
世界历史是男人书写的，他们掌握着话语权。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她其实也是边缘的代名词。女性除了和所有人一样接受时代的奴役之外还受着性别的压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女性的解放程度可以作为这个社会历史的文明程度的标志。
所有伟大的作家无不对女性抱了万分的同情。雨果对艾斯梅拉达、曹雪芹对林黛玉、福楼拜对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对安娜……哪一位女性不是作家本人的血泪凝成？没有他们的大爱，这些形象就不可能经受住历史的风雨，不可能持久不衰地立于文艺的画廊。一位思想家、艺术家对于女性的态度往往成为他思想境界的重要标志。只有对女性充满同情和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地爱这个世界，爱那些社会底层者和弱小的事物，从而通向爱的真谛，通向高远的生命境界。对名利权贵之爱是虚假之爱、庸俗之爱，而神性之爱是爱众生、爱弱小者、爱边缘事物，是通向真与善的桥梁。
今日之中国，我们对女性的书写充满了臆测甚至意淫，最典型的要数《废都》。这本书写的是现代都市，然而所有的女性身上没有一丝现代意识，女人自甘成为男人的消费品，自甘沦为男性虚名的奴隶。这种严重扭曲女性精神的腐朽的男权意识既成为消费时代津津乐道的叙事资源，也成为女性意识明晰的叙事所反抗的靶子。女性写作的重要意义在今天依然未被充分地开掘。
身为男性的北村能够从这种狭隘的男权意识中超越开去，直接将崇高的爱附着在女性形象上。《我和上帝有个约》的结尾，陈步森勇敢地献出自己的肝脏来拯救受害者冷薇，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情节，而是一个深刻的寓言，关于两性之爱的寓言，也是关于信仰永恒的寓言，其精神有如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诗歌《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
如果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
我就不虚此生
假如我能解除一个生命的痛苦
平息一种酸辛
帮助一直昏厥的知更鸟
重新回到巢中，
我就不虚此生。
不虚此生就是永生，永生就是作家北村一直渴望传递给读者的消息。
二○○六年七月
注释：
①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②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5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③④〔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第153、19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