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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列宁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毛泽东领导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后，又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历尽艰辛和曲折；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前正在指导着我国的实践。百余年来的历史和现实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在总体上、根本上、质的规定性上是基本清楚的。否则，就没有上述的一切。
然而，有一本小册子断言：“在邓小平看来，虽然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但这个问题并没有搞清楚。”“自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崩溃以后，人们突然领悟到，这个问题早已是一个世纪性的问题，全球性的问题。”“这个问题，自然今天还是说不清楚，或许人们认为更说不清楚了”。由于事关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可不问个究竟，说上几句。
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鉴于对这个问题的模糊或错误认识并不少见，他强调“要搞清楚”。但这个“要搞清楚”同“搞不清楚”或“在邓小平看来……并没有搞清楚”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什么是社会主义根本搞不清楚，那“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从何谈起，岂不盲人骑瞎马，危乎险哉！
只要不随意摘取而是完整理解邓小平的下列三段话，就真相大白了：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同上第63、137、139页）
前一段说“不是完全清醒”，后两段说“没有完全搞清楚”。三段都用了“完全”的限制词，以说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完全清醒或清楚。这个估计有分析、有分寸，符合客观实际。它既同前苏联一些人鼓吹社会主义已定型，照搬苏联经验就行了的“单一模式”论和我国“文革”中林彪等宣扬的“顶峰论”划清了界限，又同社会主义“无确切含义”论、“说不清楚”论、“完全不清楚”论、“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论以及“无须清楚”论等分道扬镳。也正因为这样，宣称“更说不清了”的人对邓小平上述论断避而不谈，讳莫如深，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毛泽东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在1961年8月23日说：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是不甚了了。邓小平说的“没有完全搞清楚”与毛泽东说的“不甚了了”，是前后衔接和大体相同的。为什么会有这类困惑呢？毛泽东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这位历史巨人从实践论的哲学高度，揭示了“不甚了了”或“没有完全搞清楚”的认识原因。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说怎样设想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已经解决了”。因为马恩对此已有原则性的论述。但当有人要求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作具体而详细的描绘时，他又说：“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列宁全集》第34卷第60-61页）伟大的列宁当时也是基本原则清楚，具体“样子”不甚了了。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又怎样呢？1886年英国有人要出《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书，请恩格斯写出自己的看法。这位革命导师答复说，关于未来社会特征的经济方面，《反杜林论》中已试图加以叙述和解释。但“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的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马恩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综观马恩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论述，可以说都具有既是依据历史事实和过程的“确切结论”，又不是“现成方案”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具体地说：
第一，马恩基于对当时（19世纪中后期）当地（主要是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论证了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和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途径，揭示了新社会“由以开始”的实现“方式”和进一步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但过渡时期和新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方案”和“样子”，他们则留给后人去解决。
第二，马恩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并设想“同时发生”革命和取得胜利，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按劳分配取代“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将在人的全面发展和物的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情况不同的国家特别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具体应用这些原则和体现这些特征究竟是“什么样子”，就如罗莎·卢森堡说的，“对此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纲领和社会主义的教科书加以说明。这不是缺点，而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优越的地方”。
各社会主义国家多年的实践，验证了马恩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总方向”和基本原则，是“确切结论”和客观真理。同时也表明在不同时代、不同阶段和不同国度，社会主义实现的程度、形式、方法和措施，确是各不相同和各具特色的。在这方面，既无“现成方案”，人们自然不会“完全清楚”，而只能在各国的具体实践中逐步搞清楚。在这个从必然到自由的长过程中，人们认识上的差错，脱离“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的教条式理解，以及这样那样的扭曲在所难免，但都不能记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账上。
这方面突出的例子如，马恩预言未来社会没有商品和货币。然而马克思多次指出在计划生产和按劳分配方面，仍要利用等价交换原则；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仍有“余留”，仍需利用。（《资本论》第1卷第96页，《马恩选集》第3卷第11、348页）人们多年来对前者比较熟悉，对更具实质性的后者却知之甚少。特别是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进入社会主义后，一无发达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二无文明国家“同时发生”革命的国际环境而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条件如此不同，竟急于限制和取消商品生产，不按价值规律办事，显然是有违马恩原意并在实践中行不通的。我党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质正是要兼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运用价值规律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是对马恩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而发展中不仍有继承吗？历史地全面地理解这个关系，就不会认为马恩的预测“尚未脱离空想社会主义”，也不会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离开科学社会主义”了。
这一事例再次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发展的理论。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越来越糊涂而是越来越清楚的。断言这个问题从来“说不清楚”，“一直没有解决”，这是有悖于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如果按照此种评估，那么从马恩到列宁，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包括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百多年来的辛勤探索和累累硕果，岂不要化为乌有和一笔勾销？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岂不要加以改变，而代之以别的什么主义？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岂不是稀里糊涂搞起来的，而应代之以别的什么制度？“说不清楚”论究竟意欲何为，难道还要指明吗！
苏东剧变，情况与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将社会主义制度和对它认识清不清楚说成是根本原因，无疑是不能认同的。连西方有的学者也认为，苏联的崩溃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背离社会主义的问题。有的文章分析东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放弃5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原则和实践。《大失败》一书的作者布热津斯基指出，是由于“离开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转而“按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传统办事”。这样说是比较客观的。
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时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又谈到“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这些精辟之论，就包含着对苏东剧变原因和教训的科学总结。他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那有这回事！”宣扬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更说不清了”，不过是小平同志批评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消失”、“没有”、“失败”论的一种具体表现。它只能扩散“惊慌失措”情绪，制造思想和理论混乱，因而是完全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