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时期我党处理重大突发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党论文,突发性论文,教训论文,时期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和国内极少数反动分子不甘心中国的强大，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制造各种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干扰、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自1956年迄今的四十多年中，我国就多次遇到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如1956年至1957年的波匈事件，以及国内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事件；又如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苏东解体事件，以及1989年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再如1999年5月，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由此引发的我国人民自发的抗议事件。这三次重大突发性事件分别由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亲自处理，认真总结三代领导核心处理这些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为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选择上述三次重大突发性事件产生的背景及其经过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1956年，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及时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党进行三件有决定意义的大事：一是提出“以苏为鉴”，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二是为了向科学进军，党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并组织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三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泽东同志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切都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然而这时，国际国内的突发性事件，严重干扰了这一发展进程。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出现严重的挫折。这年6月发生波兰的“波兹南事件”，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 而在我国国内一些地区也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有人在闹事的过程中还公开提出要来一个“匈牙利”。对这些事件，毛泽东同志开始还比较冷静，认为不论在波兰或在匈牙利，还是在我们国内，群众闹事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到1957年，当极少数右派分子借党整风机会向党发动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整个形势的判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变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由于主要矛盾判断的改变，我们党的主要任务也发生改变，即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从此，这一“左”的路线统治我们党整整二十年，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的损失。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我们党长期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然而，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在实际工作中一旦遇到意外情况，或遇到困难，就有可能出现反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正当我们信心百倍地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努力实现第二个翻番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重大动荡。如果说八十年代初，中国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震动了世界的话，那么，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的苏联东欧解体事件则震动了中国。与这一国际事件相呼应，1989年，我国发生了天安门“六·四”政治风波。这时不少同志提出疑问：这几年我们是不是搞错了？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针对这些同志的疑虑和动摇，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通过“六·四”事件，我们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觉得过去我们没有错。一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没有错；二是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没有错；三是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今后，我们原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这次国际国内的政治风浪比五十年代那一次要大得多，猛烈得多。但邓小平同志并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主张，而是始终如一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更大成功，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9.8%的速度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迅速提高，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帝国主义战略家的“不战而胜”、“历史的终结”的预言不攻自破。
（三）1999年国际上的突发性事件又一次严重地干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正常进展。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全国各族人民对此表示强烈的义愤，纷纷自发地进行抗议示威活动。在处理这一突发性事件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现出高度的成熟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事件一爆发，我们党和政府迅速向国际社会表示自己的严正立场，强烈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承担这一事件的一切责任，并宣布推迟中美两军高层交往，推迟中美防核扩散、军控和国际安全问题的磋商，中止中美人权领域的对话。另一方面又依法保护在华进行正常工作的外国人，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外国驻华的外交机构的人员丝毫没有受到损害；注意把帝国主义反动分子与广大人民群众区分开来，保护外国商人以及外国旅游者的在华利益和人身安全，表现出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的外交风度和改革开放决不动摇的形象。而面对全国各族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的情绪，党中央一方面坚决支持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行动，另一方面又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要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维护大局，使这些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5月13日，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热烈欢迎我国驻南联盟工作人员大会上，江泽民同志宣布：“中国人民将始终不渝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同志还同时强调，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继续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由于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野蛮暴行中，我国人民既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可侮的爱国主义的伟大力量，又把这一伟大的精神力量转化为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的巨大动力。
二
二十世纪即将结束，二十一世纪就要到来，二十一世纪仍将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对峙的世纪，仍将是不平静的世纪。就目前我国周边以及国内的态势而言，我们一点也不感到轻松。如，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南亚次大陆的核竞赛，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特别是最近美日提出共同发展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后，亚洲以及世界和平受到更大的威胁），来自“台独”的势力对祖国统一的挑战（特别是最近李登辉公开抛出“两国论”，“台独”势力在分裂祖国道路上迈出了更危险的一步），少数反动分子利用宗教分裂祖国的活动，以及我国与邻国疆土和海域分界争端，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突发性事件的导火线。因此，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对于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二十一世纪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决不动摇，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是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和体现，也是我们处理国内外问题的基础。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实力的竞争。一个国家在国际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能不能站得住脚根，在国内各种复杂的矛盾斗争中能不能长治久安，归根到底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
从国际关系上看，美国在国际上实行霸权主义政策，就是依仗着它的雄厚的经济实力。落后就要挨打。过去旧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就是因为国力衰弱；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综合国力有很大的提高，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时候来打我们，就是因为怕我们强大，怕我们与它们分庭抗礼，想用武力阻止我们的发展。从另一方面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这时候敢打我们，说明我们发展得还不够。
再从国内关系上看。一个国家国内发生动荡、动乱，乃至发生社会制度的改变，原因很多，但最深层的原因还是经济。苏联东欧解体固然有国际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因素，但根本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经济长期上不去，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五十年代，在遇到第一次突发生事件后，毛泽东同志改变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点，把工作重心放在抓阶级斗争，抓意识形态上来，抓了20年，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多。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要“顽固”一点。在“六·四”政治风波后，针对有些同志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些动摇的苗头，邓小平同志指出：“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注：《邓小平文集》第三卷，第354—355页。）正是在“六·四”政治风波以后，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才保持经济繁荣发展，保持国内稳定，和保持在国际上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后不论遇到多大的政治风浪，我们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这是我们党处理这三次重大突发性事件最重要的经验。
第二，保持国内的稳定，是消除突发性事件消极影响的根本途径。国际反动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或用军事打击的手段，以压伺变，以压促变；或通过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渗透的途径，搞“和平演变”。然而，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条件，内因是变化根据。国际反动势力想搞乱我们，在乱中取胜，乱中得利，只要我们稳住阵脚，安如泰山，他们的阴谋就不能得逞；反之，我们的事业就受重大损失，社会主义制度就有被颠覆的危险。五十年代，当第一次突发性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同志重提阶级斗争，到六十年代又试图用群众性的“大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结果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乱，社会主义中国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同志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中，始终把稳定放在首要的地位。强调“中国不允许乱”，“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注：《邓小平文集》第三卷，第286、212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始终把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放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时刻注意发现动乱的隐患，一旦动乱出现，坚决加以平息。1989年，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党成功地平息了“六·四”政治风波，保证了改革开放正常地进行。江泽民同志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观点，提出必须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三，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是正确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关键。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国际和国内都没有提供如何处理突发性事件的现成经验。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突发性事件中，毛泽东同志处理得不好，这情有可原。但它给我们提供一个宝贵的经验，这就是，当突发性事件出现的时候，领导者、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保持沉着冷静，决不惊慌失措，要能够对事件的性质作出正确的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解决。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在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发生时，邓小平同志对事件的性质作了透彻的分析，他指出：“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为此，他为我们党制订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策略方针，并指示中央领导同志，“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注：《邓小平文集》第三卷，第320—321页。）在中国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表现出了解决复杂问题的高度智慧和非凡的能力。在处理1999年5月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情况判断准确，性质分析透彻，处理及时果断，措施正确有力，步骤有条不紊，策略有理有节，充分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具有高超的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是值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高度信赖的领导集体。
在跨世纪的征程中，还会发生各种突发性事件，但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加强学习，坚定不移地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善于汲取前人的经验，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那么，任何突发性事件，都将被我们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