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归化要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异化归化与直译意译
异化和归化作为翻译方法，与传统的最基本方法——直译意译是什么关系呢？显然，它们应该不像直译意译之下的增减法、转换法、正反法和拆合法等，没有那样的具体操作性，而更具一般性。历时地看，异化与归化概念是直译与意译概念的延伸；共时地看，前者属于后者——但不是机械地分别对应，后者是普遍，前者是其特殊。这种特殊性就在于它们涉及的是翻译中的文化层面，而非传统的一般意义内容和形式风格层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异化与归化作为翻译界的热门话题，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才出现。有人认为，从直译意译到异化归化，是一种延伸、升格甚至革命，但还是“开拓翻译研究新领域”的提法实际些（王东风2002：24－26）。最要紧的是，具体弄清楚这一新领域究竟是怎样开拓或延伸的，也就是阐述特殊与普遍的实际关系。
异化归化与直译意译最鲜明的区别是，前者指文化，后者指语言，所以文化与语言的一般关系应该决定它们之间的根本关系。关于语言与文化，这里必须紧贴翻译实际，特别着眼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启示。简言之，即为翻译研究提供跨文化交际的新视角，可以并且应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文化视角考察翻译活动。
中观文化视角。它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作为双语转换的翻译也就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的转换，如英语表音文字与汉语象形文字的互换、螺旋形英语话语进展与直线形汉语话语进展的互换等。这无疑是翻译实践的根本，也是翻译研究的根本。“这本身也说明，语言既可以是目的又可以是手段，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刘辉 2009：24）
宏观、中观和微观相互区别、密切联系，揭示文化视域中翻译活动的丰富内涵，拓展翻译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具体说，就是要树立明确的文化意识，通过三个不同视角的研究，阐明翻译中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彼此交流、相互影响和吸收。首先，宏观方面，作为对整个翻译活动文化背景的观照，既要涉及处于翻译交际中的两种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异同，又要辨明原作及其作者、译者及译文读者各自的社会文化特征以及译文于所在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这可归属于翻译的外部研究（刘宓庆1990：20－22）。但无论如何，宏观背景与作为较具体的翻译方法的异化归化，应该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或者说，这种方法的运用固然会涉及文化背景，但毕竟方法本身很难与如此宏观的问题直接挂钩。其次，中观方面，语言自身作为文化，翻译实践就是双语交际，所以翻译是跨文化交际；但无论讲语言还是讲文化——在此二者意义上几乎没有区别，其实质都是翻译的根本。这样的中观翻译研究关注的文化－语言，实际上聚焦的还只能是语言，即两种语言的异同，包括它们作为两个语言系统之间的普遍异同以及翻译实践中涉及的两个具体文本的言语异同。那当然就是传统“直译与意译”涉及的东西。至此，可以从上述语言与文化的基本关系得到初步认识：异化归化应该与宏观的文化没有直接联系；直译意译聚焦语言，即中观文化，异化归化聚焦文化，就不能再是中观文化，只可能与剩下的微观文化有关。因此，对于中观文化－语言，既可以从传统语言视角讨论文本一般意义内容和形式风格的直译意译问题，也可以从文化角度讨论文本的文化异化归化；但这种异化归化要么跟直译意译无法区别，要么必须承认任何翻译都必然是语言－文化的归化：原语文本转换成译语文本，如汉语归化成英语及其表征的英国文化，或英语归化成汉语及其表征的中国文化。而且这是完全归化，也许只有极少音译算是异化。既然如此，硬要讨论异化归化，就没有意义。不过，语言－文化还有时代差异，如古汉语是翻译为古代英语还是现代英语。这确实属于重要的中观文化问题，但毕竟可视为不同的归化。
看来，跟异化归化密切相关的只能是翻译文化研究的微观方面，或者它们的意义就只能集中于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语句，即用异化还是归化的翻译方法处理相应语句？尽管究竟该用哪种方法，肯定与宏观和中观文化有关，但首先必须明确，异化和归化的根本内涵是鲜明独特文化语句的不同转换、重构方式：有原作者中心和读者中心的两种译法，而具体指涉文化内容的不同转换。这样，根据翻译中文化与语言的三层关系可以弄清异化归化与直译意译关系的实质，也就是认定异化归化翻译方法的地位：从直译意译延伸出来的专指文化特色语句翻译的特殊方法。前者涵盖后者，后者属于前者的特殊情况，并排除其他情况（不含文化特色的语句的翻译），后者是任何实际翻译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存在异化归化问题。
①Now we are engaged in a great civil war,testing whether that nation,or any nation so conceived and so dedicated,can long endure.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 field of that war.We have come to dedicate a proportion of that field as a final resting place for 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at nation might live.It is altogether fitting and proper that we should do this.／／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以考验这个国家，或者说以考验任何一个孕育于自由、而奉行上述原则的国家，是否能够长久存在下去。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战场上集合。烈士们为使这个国家能够生存下去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此集会是为了把这个战场的一部分奉献给他们作为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完全应该而且非常恰当的。
上例节选自林肯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讲的是有关美国内战的事情，但这样的事件及其思想内容和情感意义是各民族能够共享的，即涉及一般情景语境，而没有明显的美国文化特色。所以，其汉译转换和重构也就是语言内容和形式的直译意译问题，如果硬要划归异化归化，那肯定是完全归化：中国的文字、中文词语句式以及中国人能够顺畅地阅读理解的形式、内容和风格。
总之，清楚区分异化归化与直译意译，显然有利于实际翻译研究和翻译活动。
2 文化特色语句的异化归化
我们确认，异化归化作为翻译方法，一般仅用于微观的具有鲜明独特文化内涵的语句（文化特色语句的转换）；作为一种特殊翻译方法，异化为翻译时不顾译入语习惯，将原文中独特的异域文化内容如实搬进译入语，也就是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归化将原文中独特的异域文化内容化归为译入语自身明白流畅的表达，尽量减少译语读者的陌生感。比如，U- shaped magnet译为“U形磁铁”或“马蹄形磁铁”，前者是异化，后者是归化；a carrot- and- stick foreign policy译作“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政策”是异化，译作“软硬兼施的外交政策”是归化。
须要说明，像“趁热打铁”译为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不存在归化异化问题，因为这样的语义和隐喻是英汉语本来就共有的，不为任何一方所独有或空缺，但显然可以称为直译。若是“趁热打铁”与Make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或act at good opportunity等互译，那当然就是归化，也可称为意译。
异化归化作为用于文化特色语句的翻译方法，毕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有效地弥合了异语文化的差异及相对的空缺，相当忠实地再现原文。这样的空缺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或不同历史时代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参照奈达的意见，英汉语之间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的文化差异：（1）地理概念。如“东风”与the east wind的所指意义相同，但文化含义有别；Shall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我可否将你比作夏日？）英国的夏天“和煦”、“温暖”，令人感到惬意，而中国的夏天常常与酷暑炎热相联系，使人感到不快。（2）生活习俗。如汉语“班门弄斧”，英语则是Never offer to teach fish to swim；汉语“狗捉耗子多管闲事”，英语却是Mind your ownP's and Q's或Mind your own business等；西方缘于基督教而视数字“7”为神圣、智慧和吉利，中国则以“九”为“天数”，它至高无上、完满吉祥。（3）宗教信仰。汉语有不少词语与佛教密切相关，如“借花献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不看僧面看佛面”等，英语则包含大量与基督教有关的词语，如God bless you；Man proposes，God disposes。汉语则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4）价值观念。如中国文化强调群体，重集体主义；西方文化强调个体，重个体主义。因此Individualism在英语中是个褒义词，汉语的“个体主义、个人主义”则主要带有贬义。“老”在中国多半是褒义，如“老先生”、“敬老院”和“少年老成”等；而英语old却常被人忌讳，因此汉语中这三个带“老”的词语分别译作elderly gentleman，retirement home，young but experienced。（5）审美情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松”为岁寒三友之一，象征长寿、顽强及刚正不阿，人们常说“寿比南山不老松”；然而pine（松）在英语文化中只是一种普通的常青树，并无象征意义。颜色词的不同引申意义也许最能体现出中西方审美情趣的差异。如“红”在汉语中主要意味着美好、喜庆和权势，英语red却常使他们想起流血、危险或犯罪。不过，中文也有“红眼病”（嫉妒），可英语又得说green- eyed或green with envy.
关于英汉之间文化特色语句的差异与空缺，即英汉语各自鲜明独特的文化内涵，还必须特别明确：这种差异空缺主要存在于语句的隐喻形式及其情感和语用意义等方面，其概念内涵则基本上是英汉双方可以互通甚至是共有的。众所周知，人类语言90％以上是隐喻性的——形象地表达思想概念和情感意志，它们无不产生于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历史传承，既有全人类的共性，又有各民族的特性。共性的根本在于人类共有的经验模式、普遍的理性认知能力及其基本的概念逻辑，那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得以沟通的天然基础。民族特性当然也就是各民族独特的生活经验和历史传承，即其文化特色，并表现为各自丰富多彩的隐喻性语句——形象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概念和情感意志。但这样的特性蕴含着人类共性，无论隐喻的“源域”和“目标域”是如何奇特，其映射（mapping）关系，即逻辑推理和概念内涵，一般还是可以通过了解其文化得以把握的。或者说，隐喻的源域提供独特形象，其映射的目的域虽不同于其他民族，但也含有他们能够理解的概念意义。如，汉语“山羊”往往映射“博学之人”，而英语goat则多意含“好色的、不正经的”；The Achilles'heel映射“致命弱点”，“事后诸葛亮”暗指“事后显聪明”。此类映射和目的域的概念内涵无疑具有共性，甚至其细微情感、语用等意义也不难为其他民族理解。
因此，英汉之间文化特色语句的差异空缺，可以根据其源域和目的域间的映射关系，比较出不外乎三种主要情况（除去Strike while the iron is hot／趁热打铁，隔墙有耳／Wall have ears等完全相同的情况）。（1）真正文化空缺，即英汉隐喻彼此间是不同源域映射不同目的域。这种情况应该相当多，如英语The Achilles' heel（致命弱点），the lion's share（最大或最好份额）等，汉语的“三顾茅庐”、“望梅止渴”、“负荆请罪”、“四面楚歌”等，它们在外语中都基本上找不到类似的隐喻，也就是整个隐喻各自特有、互为缺省，是完全不同的隐喻。但是，尽管如“三顾茅庐”在英语中没有类似的形象说法，其映射的“急需能人，放下架子”的意思（Stoop to request some able man to take up an important post）却是英语读者心中所具有的；The Achilles' heel是汉语没有的说法，但我们并不缺乏其映射的“致命弱点”的概念。恰如文化不高的中国人也许不知道典故“三顾茅庐”，而“急需能人，放下架子”的意思却还是能够理解的。（2）相同源域映射不同目的域，即看似相同或类似的英汉语隐喻，其寓意却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典型的如，“西风”（the west wind）在雪莱的诗中喻指“革命风暴”、“乐观美好”，而在汉语中往往代表“寒冷、没落”。“孔雀”在汉语里是吉祥的象征，孔雀开屏被视为“大吉大利”；peacock在英语中的意义基本上是贬义的：抓住孔雀“骄傲”的一面，喻指“洋洋得意、自夸炫耀”，如proud as a peacock（像孔雀一样骄傲），the young peacock（年轻狂妄的家伙）。还有不少颜色词（如“红”〈red〉等）在英汉语中的不同文化含义，都是这类情况。需要特别注意分辨一些貌似相同实则相异甚至相反的隐喻。如walking on thin ice看起来等于“如履薄冰”，但实际上前者只表达“面临险情”，后者则侧重于面临险情时“小心翼翼”，往往兼有“面临敏感问题”；这后两层意思在英语却多说walking on eggshell.此类情况不少须特别小心。（3）不同源域映射相同目的域，即看似不同或相异的英汉语隐喻，其寓意却很相近或完全等同。如“掌上明珠”／apple of one's eye；“像热锅上的蚂蚁”／like a cat on hot bricks；“败家子”、“害群之马”／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虎皮羊质”、“外强中干”、“色厉内荏”／ass in a lion'sskin等。这种例子很多，稍加留意不难把握。
3 异化归化的辩证运用
明确了英汉语间文化特色语句的差异空缺，便须讨论异化归化的具体运用问题。首先，必须强调二者间的辩证统一，这恰如直译意译的关系。但由于异化归化概念出现较晚，认识上的分歧还比较大，更缺乏直译意译那样的辩证观，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它们相互排斥、泾渭分明。例如，文努迪就明确主张异化而诟病归化，其理由是，归化是在非英语译为英语时，总按照译入语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使得外语文本屈从于英美强势文化，因此要破除这种文化殖民的归化译法，而提倡与之相反的异化译法甚至极端的“反翻译”（Venuti 1992：13）。刘英凯则主要依据鲁迅保留“异国情调”的观点，强调异化的重要和归化的“歧路”，甚至把二者关系比拟为“善”、“恶”对立，我们应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刘英凯1987：57－64）。如此的极端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在实践中行不通。特别提倡异化的文努迪，不是既承认归化的现实，而且还讲到归化能够“尽量减少译语读者的陌生感”的吗？
归化派的代表人物奈达提出译文与原文“最切近的自然对等”概念。其“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就是译文的表达方式应是完全自然的，并尽可能把原语表达的意义纳入译文读者的文化范畴。他强调译文读者的首要地位，关键是让他们能够清楚了解原文内容的意图，所以必须尽可能消除文化屏障。奈达承认异化或许能够很好地保留和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使译文具有异国情调，有利于文化交流，但毕竟是按字面意思将原语文化死板地译成僵硬的目的语。按照奈达以及上述异化论者的意思，比如“身在曹营心在汉”，要么译为body in Gao.but heart in Han，要么译为in one place physically but another place in mind and heart，难道就不能译为stand on Cao's side apparently but actually on Han's之类？再如，One stone two birds可能至少有三种译法：“一石双鸟”、“一箭双雕”、“一举两得”，即除了完全异化和完全归化，还有“一举两得”这样的既不异化也不归化的处理。
因此，至少理论上，只讲异化和归化两个极端及其对立，无疑是不确切、不充分的。异化归化的辩证统一才是事实和真理。首先，在现实翻译中，极端异化和归化毕竟不多，大量存在的是既非异化也非归化或二者兼备、相互交叠的种种中间状态，也就是异化和归化都有个适度和分寸的问题。正是根据这样的事实，我们提出异化和归化的一种渐变连续体关系：
异化————→（程度渐小）（程度渐小）←—————归化
对此，可作具体解释：最极端的异化是不译之译，即像英译汉时对原本英语的人物、机构和组织等的名称照搬照写以及像U- shaped magnet译为“U形磁铁”，其中，字母U也是照搬的（当然，也可归化为“马蹄形磁铁”），甚至现在WTO，APEC，email等频频出现于权威中文报刊。其次，典型异化是音译，如Jakobson／雅可布逊、Montage／蒙太奇、Jiaozi／饺子等。再次，异化是音译加意译（前一语素音译，后一语素意译）：rifle／来复枪、flannel／法兰绒、Hamburg／汉堡包等。后两种异化的情况当然也是直译，区别就在于是否是文化特色词语。反过来，极端的归化，如把Godfather，Godson译为“干爹”、“干儿子”，其归化程度递减的译法有To search for pearls you must dive below.One cannot achieve anything if he risks nothing,How can you catch tiger cubs without entering the tiger's lair，这最后一译近乎异化了；再如One stone two birds至少有三种译法：“一石双鸟”、“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它们可分别视为“异化”、“一般性归化”、“极端归化”。
异化与归化的辩证法还在于二者相互转化。一是异化和归化具有相对性，早期的异化会变成现在对同一词句的归化翻译，如philosophy／哲学，president／总统等。二是早期的异化翻译（主要是音译）让位于归化程度很强的翻译，如telephone／德律风、电话，bourgeois／布尔乔娃、资产阶级等。三是早期的归化翻译被淘汰，异化翻译却盛行不衰，如数学中的已知数a，b，C原译为“甲”、“乙”、“丙”，阿拉伯数字1、2、3……原写作“一、二、三……”；还有ether／传气光、以太，logic／名学、论理学、逻辑等。另有些英语词语的汉译，所选字词既模拟原词读音，又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其意义，即音译与义译重合，也可说是异化与归化的融合，如幽默、维他命、引擎、绷带和休克等。
那么应该怎样具体运用好异化归化的策略呢？这无疑是个实践问题，既与前述英汉语文化差异空缺情况密切相关，又涉及翻译的目的、译文读者对象和原文本的性质（题材和体裁）等诸多因素，还取决于鲜明独特的文化内容在原文本中的意义和作用、历史时代、社会意识形态甚至译者个人的好恶等。复杂的因素决定问题的复杂性，难以确定运用细则，只能提出4条主要的原则：（1）能够异化尽量异化，特别是“整体鉴赏性翻译”（富有鲜明文化内容的文学艺术作品）更应主要采取异化或尽量采取异化程度大的译法。（2）异化的结果不能使译文读者根本不知所云。（3）不得不归化时，其结果也不能使译文读者感到原语中也有其自身文化特点的东西，如林琴南译出的“拂手而去”之类。（4）如若原文虽有文化特色的语句，但在其上下文或对于某个翻译目的来说，其实并无特殊的文化意义或可以不传递独特的文化信息，只是原语一种惯常的一般性使用，那也可以归化；同时无论怎样归化，都必须以不歪曲、不减损原文的主要意思为限。
还须强调，在译介外语文化时，既不能一味向外语文化妥协，又不能一味以汉语文化为本位；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向西方译介传播时，为了使他们了解我们的文化，无论是中国译者还是外国译者，tE常常采取异化翻译的情况。如“四书”／Four Books，“秀才”／xiucai，等；当然也有颇具归化性的情况，如“半斤八两”／six of one and half a dozen of the other等。或许应该说，不同程度的异化归化或半异化半归化，事实上是翻译文化特色语句的常用手段。
最后，文化不仅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而且往往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如“拂手而去”这样的生活行为习惯，就是今天的中国人也会觉得奇怪，因此在选择异化归化时，还需特别谨防语言文化的时代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