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高技能劳动贡献的国际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技能论文,贡献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典增长理论文献包括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Romer（1986）和Lucas（1988）开创的内生增长理论均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因而国家间收入差距主要源于国家间技术创新能力的差距。[1][2][3]这一理论似乎为发展中国家点亮经济发展明灯，发展中国家纷纷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拓展高技能劳动数量规模的方式获得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本基础。以中国为例，20世纪末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这使得具有高等教育学历劳动者的供给数量大幅增加，中国在高技能劳动的绝对数量上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渐减少，甚至实现赶超。联合国数据库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高校毕生生数量为683.7百万，美国为272.2百万，中国超过美国2倍多。①尽管如此，中国在创新能力和技术发展方面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存在相当大差距，发达国家仍占据先进技术前沿，关键核心技术和研发潜力仍掌控在发达国家手中。基于这种现实，需要研究高技能劳动对一国创新型经济增长有何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制度下的表现会不会有所不同。这即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从现实来看，中国主要技术发展方式是依靠发达国家技术引进和溢出的“干中学”方式。在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以丰富而廉价的低技能劳动力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制造业环节，通过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依靠FDI技术溢出效应和“干中学”方式获得技术增长，形成以技术模仿为主的经济追赶路径。Barro & Sala-i-Martin（1997）建立了一个创新和模仿的内生增长模型，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基于创新和模仿两种技术增长方式的不同选择，产生一个经济增长率条件性收敛结果，即两类国家各自收敛于自身的均衡增长率，这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和收入增长的差距，因而创新才是一个国家保持技术领先的途径。当前中国在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积极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创新型经济增长。在这种现实经济发展背景下，需要寻求能够增进创新的要素及途径。[4]这正是本文研究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相关文献综述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技术增长方式及其作用。一国获取技术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设立专业研发机构进行R&D式原始创新活动；另一种是干中学方式。前者主要是发达国家技术发展方式，后者则是发展中国家技术获得方式。其中，干中学主要依靠工人重复劳动工序进而达到一定技能熟练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短期来看，干中学方式降低了企业技术研发成本，为企业带来较大效率和收益。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以模仿为主的技术发展方式并不利于国家创新和持续经济增长。很多新兴工业国依靠廉价资源和先进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实施的追赶战略出现增长陷阱，陷入“越追赶越落后”的局面。Barro & Martin认为当模仿成本较低时，实施模仿战略的追赶者经济增长增加并收敛于技术创新者，但随着模仿成本的不断上升，将降低模仿者经济增长率，从而形成条件收敛，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Benhabib，Perla & Tonetti（2012）研究赶超国和先进国的技术创新与模仿战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创新者会保持和技术先进者相同的增长率，而模仿者最优选择则是选择低于技术先进者的生产率，以有效利用技术扩散。[5]Cameron（2005）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很接近，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失落的十年，其经济增长下降的原因即归咎于日本模仿潜能的耗尽。他认为跟随者必须进行更多正式研发才能达到技术前沿水平，实现蛙跳式超越。[6]第二，高技能劳动对国家实施创新战略的影响。传统贸易理论（Heckscher-Ohlin & Stolper-Samuelson）强调一国要素禀赋对一国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形成的影响。经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和高技能劳动是实施创新的基础和互补性要素投入。Barro & Martin认为一国高技能劳动作为本土的互补性投入影响一国能否成为技术领先国的选择。Caselliand & Coleman（2006）发现在国家间技术差别中存在一种技能偏见，高收入国家使用技能工人较之于低收入国家更有效率，因而他们提出技能工人丰富的富裕国家将倾向选择适合技能工人的技术，而贫穷国家将倾向选择适合低技能工人的技术，其主要原因在于资本和技术的互补性以及教育质量的差异。[7]Acemoglu（2002）基于内生技术变迁角度提出一国劳动力结构即高低技能劳动投入之比，决定一国技能偏好性技术变迁方向，进而解释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收入差距。[8]Walker Hanlon（2015）运用印度和美国棉花数据，实证检验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即要素投入的相对供给对技能偏好性技术的诱致作用。[9]尽管经典的增长理论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理论框架解释高技能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Acemoglu & Autor（2012）指出这些经典增长理论所强调的人力资本重要性与经验研究所得到的人力资本贡献比例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10]这种不一致并不能否认人力资本的贡献性，而是归结于传统理论解释框架的局限性，即经典增长理论忽视高技能劳动力与技术的适应性以及其与组织制度间的交互关系。Kuznets（1973）直接强调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对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技术进步基础性作用。[11]Acemoglu，et al.（2014）通过选择将殖民地死亡率作为组织制度的一个精巧的工具变量设计，运用回归方法实证检验显示组织制度对经济长期发展的作用更大，控制组织因素后，人力资本对增长的估计作用有很大的减少，并且人力资本禀赋并不构成影响组织制度演进发展的主要因素。[12]Gancia & Zilibotti（2009）指出，新技术是由发达国家根据本国要素禀赋和环境设计研发出来的，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会由于技术不适应、技术应用的政策性壁垒以及政策扭曲导致的错配而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扩大。[13]新的研究日益强调研究高技能劳动与组织制度的交互关系对技术创新以及收入差距的作用。 总之，已有文献大多充分肯定高技能劳动对一国创新的作用，特别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经济学家开始关注高技能劳动与组织制度的交互关系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遵循这种思路和角度，提出高技能劳动作为一种投入要素，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其对创新的贡献可能会有所不同。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高技能劳动禀赋与制度因素对一国创新与模仿技术获得方式的影响。二是利用世界GDP排名前15位的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比较分析方法，实证检验高技能劳动对一国技术创新或创新能力的作用，特别是将不可观察的诸多影响创新的制度因素通过国家个体效应来呈现。三是利用单位收入门槛值分别检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对创新的不同贡献，发现高技能劳动对发达国家创新贡献并不明显，而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却受制于制度因素导致这些国家的创新能力低下。 二、理论模型 首先引入一个2×2生产模型。假定经济生产投入两种生产要素：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生产两种产品：产品l和产品2。其中，产品1是技术创新产品，产品2是技术模仿产品。创新品1采用高技能劳动密集型技术，而模仿品2采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技术，因而α＞β。两种产品生产函数均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征，具体形式如下：
两种要素市场出清条件为：
其中，i=l，2代表两种产品（或两个企业），j=l，2代表两种要素，H和L。按照2×2生产模型一般均衡理论[14]有： （1）当
时，此时生产位于一般均衡多样化锥区域，经济社会将进行多样化生产，即两种产品产量均大于0
。即当经济社会要素禀赋介于两种产品要素密集度之间时，经济社会将进行多样化生产，既生产创新产品，也生产模仿产品。技术类型为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模仿产品，技术类型为高技能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创新产品。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可求得两种产品最优数量：
其中，
在给定两种产品技术参数α和β以及两种产品价格时，创新品和模仿品的最优数量仅取决于社会两种劳动的禀赋数量，并且，创新品数量与高技能劳动数量正相关。高技能劳动越丰富，创新产品越多，模仿品数量与低技能劳动数量正相关；低技能劳动越丰富，模仿品越多。 考虑到制度等因素对创新影响，在生产函数中加入A，表示影响两种产品生产效率的各种因素，比如制度、法律、政策等。此时生产函数变为：
在给定两种产品技术参数α和β、H和L总禀赋数量以及两种产品价格时，相同方法可得到：
此种情况下创新产品与模仿产品的数量取决于制度因素，创新品制度和环境的改善（比如专利产权制度）将增加创新品产出，而模仿品制度和环境的改善将增加模仿品产出，但会降低创新产品产出。 Barro & Martin（1997）认为政府政策包括基础服务、税收、产权、法律等因素是代表A所反应国家间差异的源泉，并且这些因素与一国技术创新的选择之间存在互补性，即好的制度和环境将激励创新，促使国家成为技术领先国。因而，一国创新产出不仅取决于高技能劳动的禀赋，还依赖于一国制度和环境，这些制度和环境既可能通过影响高技能劳动的质量影响创新产出效率，也直接为技术创新提供互补性条件。 （2）当
时，此时经济社会将进行产品1的专业化生产，即只生产创新产品
。因而，当经济社会高技能劳动极度丰富的情况下，经济社会将仅采用一种技术生产，即创新品生产。 （3）当
时，经济社会将专业化生产产品2，即只生产模仿产品
。因而，当经济社会低技能劳动极度丰富的情况下，经济社会将仅采用模仿品技术，生产模仿品。 （2）和（3）代表一般均衡的角点解情况，是经济生产的极端情况。这种极端情况为全球价值链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基于自身禀赋形成各自比较优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例如，中国低技能劳动极端丰富，又缺乏良好的创新制度和环境，因而中国专业化价值链低端制造业环节，专业化于干中学的模仿产品生产。而美国高技能劳动丰富，再加上良好的创新制度，其专业化于技术研发和创新的高端价值链环节。 本部分理论模型认为高技能劳动作为创新的重要投入，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选择创新和模仿战略提供了一种解释。同时，本部分理论模型还发现，制度因素同样对创新非常重要，其作为创新生产的互补性投入，既直接影响创新产出，也通过影响高技能劳动质量影响创新产出。但该模型的重要缺陷在于其假设制度因素是外生给定的，因而模型无法比较分析制度和禀赋因素对创新的作用。为了弥补这种缺陷，下文实证检验高技能劳动及制度因素对国家创新分别所起的作用。 三、实证检验 上面简单的2×2部门一般均衡模型认为国家创新与模仿战略决策取决于该国高、低技能劳动禀赋以及制度因素。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一结论，本文利用GDP世界排名前15位的国家②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技能劳动及国家制度对一国创新能力的影响。之所以选择世界GDP排名前15位的国家，是因为按照增长理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经济增长排名前列的国家其在创新方面更具典型性。 （一）数据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收集的数据主要来源于OECD statistics、undata、indexmundi、worldbank、USA.gov、国研网等数据库。其中，EPO专利数据、USPT0专利数据、总研发支出数据和总劳动力的数据主要来源于OECD statistics数据库，具有高等教育劳动力数据来源于indexmundi数据库，中国这一数据通过国研网数据计算而来，单位GDP数据来源于undata。缺失数据按照平均数计算得到，③进而得到一个平衡面板数据。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时间周期为1990～2011年。其中，专利数据采用欧洲专利局（EPO）和美国专利局（USPTO）申请或批准的专利数据，这两个数据库的专利质量高，能代表世界先进技术的创新，将之作为国家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高技能劳动是指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劳动力。本部分首先利用以上数据进行简单统计性描述，比较国家间高技能劳动状况以及各国技术创新能力。然后利用15国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分析，考察高技能劳动及制度与创新能力的关系。 图1A比较了中、美、日、韩、印五国高、低技能劳动在总劳动力中的占比。显示发达国家美、日、韩国有较高高技能劳动占比，而中国和印度高技能劳动占比较低。从增长趋势看，2000年以来，中国高技能劳动增幅较快，在2012年已达到25%。④图1B比较了1990～2011年以上五国每百万劳动力专利数量变化，中国和印度两国专利数均处于较低水平，且没有增长趋势，而美、日、韩三国专利数较高，且呈增长趋势。反映中国和印度的创新能力低，而美日韩三国的创新水平较高。 图2为六国每百万劳动力专利数与单位产出增长率关系的散点图。这个图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增长与创新关系的重要信息，即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单位GDP增长率较低（低于9%），其创新能力（专利数量反映）也很低。发达国家（美、日、韩、德）单位产出增长率较高，其创新能力也较高。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门槛效应，即当单位产出增长率超过9%，其创新能力将大幅提高；而单位增长率在9%以下时，其创新能力很低。
（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数据描述：参照一般方法，用每百万劳动力专利数表示一国创新能力或创新水平。其中专利数为各国在欧洲专利局（EPO）和美国专利局（USPTO）申请或批准的专利数，这两个数据库中记录的各国专利申请具有较高质量，基本代表世界前沿性技术水平，能够更好地反映一国创新能力。两个数据库的同时使用可起到稳健性检验作用。利用15个国家22年（1990～2011年）的长面板数据，度量创新能力与高技能劳动的占比关系。具体描述如下： 被解释变量：创新能力，用每百万劳动力专利数p表示，分别用EPO和USPTO专利数据表示。解释变量：高技能劳动占全部劳动力比例，用h表示。 控制变量：研发支出，总研发支出（美元）比全部劳动力；每单位资本GDP（美元）。对所有的变量取对数，因而回归系数为各变量的弹性系数，即贡献份额。如表1所示。 建立计量模型如下：
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显示，在没有考虑国家的个体效应时，EPO数据显示高技能劳动占比与创新能力之间为负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较为显著，而选用USPTO数据则显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很显著。模型中增加单位收入变量之后，并没有影响这种负相关或正相关关系。因而不考虑国家在创新制度上的异质性，无法得到高技能劳动对创新作用的明确证据。两组数据中研发支出和单位收入与创新能力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考虑国家的个体效应后，两组数据均显示高技能劳动与创新能力间是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显著。国家的个体效应，包括制度环境、法律政策等无法观察的因素均显著影响了一国创新能力。增加国家的个体效应之后，单位收入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反而显著为负。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三个国家的个体效应在两组数据中均显著为负，说明这三个国家的制度因素显著降低了国家的创新能力。而德国、日本和英国三国的制度因素显著增强了国家的创新能力。回归结果显示，考虑到国家的个体差异，包括制度法律文化等不可观察因素直接和间接影响一国的创新能力，而高技能劳动对一国创新能力的贡献并没有一个显著作用。 为了进一步说明高技能劳动对创新的作用，选取单位收入增长率9%作为一个门槛值，分别考察在这个门槛值以上和以下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对创新的作用。回归结果如下： 该结果显示有意义信息：当单位收入增长率高于9%时，用EPO专利数据度量的创新能力与高技能劳动占比显著负相关，高技能劳动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出现。这说明当单位收入高于9%时，国家（一般为发达国家）创新能力增强（见表3）并不能归结于高技能劳动投入增加，更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具备更好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环境。当单位收入增长率低于9%时，用EPO和USPTO专利数据度量的创新能力与高技能劳动占比显著正相关，说明高技能劳动对创新能力增长有较显著的正效应（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高技能劳动投入增加促进创新。然而，由于这些国家的制度环境不利于创新，导致这些国家的创新能力偏低。 一国创新能力到底取决于什么因素？是增长理论强调的人力资本因素还是制度学派强调的制度因素更重要？本文试图从国家比较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解释。首先利用2×2一般均衡模型，解释了高技能劳动和制度对一国创新与模仿决策选择的作用，然后利用GDP世界排名前15位国家的数据比较分析，并实证检验高技能劳动对创新的作用。结果显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不可观察的制度因素而不是高技能劳动对本国创新能力更重要；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高技能劳动对创新作用显著，但这些国家受到制度因素限制其创新能力较低。
本文的贡献在于将不可观察的制度因素归结于国家个体效应，利用比较分析方法，抽象描述制度对创新的作用。同时利用单位收入9%的门槛值效应考察高技能劳动对高低收入国家的不同影响。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仍把制度因素作为外生因素，特别是将高技能劳动投入、研发支出等之外不可观察因素统统纳入制度范畴，将这种国家个体效应层面的异质性作为解释创新能力差异的主要原因。未来研究将围绕制度因素的具体方面展开，包括劳动力市场组织、政府干预以及产业结构等。
①http://data.un.org。 ②参照2010年世界各国GDP排名。 ③缺失数据主要是个别国家个别年份的高技能劳动占比数据。 ④国研网数据。 ⑤计量方法参见：A.Colin Cameron,Pravink.Trivedi,Microeconometrics using Stata,stata press pubication,22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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