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的张学良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张学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由于他对民族的卓越贡献和被幽禁半个多世纪的不幸遭遇，而受到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数十年来，有关张学良的论著、小说、报道可谓汗牛充栋。据笔者查阅资料，早在1925年7月23日，《满洲报》就对25岁的张学良进行了报道，1929年1月1日《新民晚报》还刊登了介绍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生平的合传。不过，新闻界对张学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他被蒋介石幽禁之前，张被囚之后，报道渐少。据笔者初步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关张学良的报道计有652篇之多。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压蒋介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有功于中华民族，但却因此获罪于蒋介石，被其监禁终身。所以在蒋介石统治期间，张学良问题就成为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自然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到新中国成立前，仅有寥寥数种论著面世，其中，王卓然的《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北京东方书店1937年版）最值得一提。该书以“经无数刺激认清了敌人，以抗日救国为唯一宗旨”为核心观点，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去看待张学良，对张学良的评价较为公允，是民国时期不可多得的张学良研究著作。但总的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前，有关张学良问题主要以新闻报道为主，涉足这个领域的也多为新闻记者或各种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他们提供的只是张学良生平的一些线索，具有史料价值。所以这个阶段，只能说是张学良的新闻报道阶段，还不能称之为张学良的学术研究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张学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得到肯定，然而相关的历史问题却由于政治原因（因为张学良作为共产党的同盟者发动西安事变，担心开展研究会对张学良不利），研究工作开展迟缓。1954年周恩来提议在全国政协中成立西安事变资料征集组，规定凡发表与西安事变有关的文章皆须交领导小组审定。此后，由于国内政治运动及其他一些原因，至80年代前，从学术角度去研究张学良这一历史人物的工作，基本上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开展。据笔者检索上海图书馆编的《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有关张学良研究的文章只有9篇，而且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是以张学良为主，以张为论述对象的文章只有发表于“文革”刚刚结束时的潘喜廷、武育文《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易帜》（《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一文。严格地讲，该文是1949年以后专门研究张学良的第一篇学术文章。
进入80年代以后，发表的有关张学良及相关历史问题的学术文章日渐增多，特别是思想解放的启动以及祖国统一问题备受关注，促使有关张学良的研究也逐渐升温。并且，张学良问题也真正进入到了学术研究阶段。仅1984年发表的有关张学良的文章就有18篇之多，此后更是逐年递增。据笔者初步统计，自1980年到本文定稿时为止，发表有关张学良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共907篇。（注：这里仅限于学术论文，不包括文学作品、采访录以及一般性介绍文章。统计数字主要参考了上海图书馆编《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历年《近代史研究》第5期刊发的“论著目录索引”，以及张学良研究会档案资料。）论文大体分布如下：论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论文最多，计有264篇（注：这里不包括杨虎城以及宏观论述西安事变的文章。）；论述张学良的爱国思想以及品行、人格方面的论文113篇；张学良与其他历史人物关系等方面的文章140篇；论述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方面的论文62篇（注：不包括宏观论述“九·一八”事变的文章。）；论述东北易帜、郭松龄反奉、调停中原大战、杨常事件、中东路事件等方面的论文有102篇；有关张学良访欧及武汉时期的论文14篇；有关张学良与东北现代化建设方面的论文有74篇；有关张学良被囚后的经历的文章41篇，其他难以归类的文章97篇。
与此同时，这方面的学术著作也开始相继出版。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等著的《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是大陆学者研究张学良生平事迹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不过因这本书写作时间较早，所以没有采用多少原始档案资料，基本上是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录连缀而成。当然作为第一本，其开拓之功也是显著的。由张德良、周毅主编的《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是国内外第一部东北军全史，虽侧重于对军史的研究，但对其统帅张作霖、张学良的功过都作了真实的描写与公允的评价。由美籍华人傅虹霖撰写，王海晨、胥波翻译，1988年5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位民族英雄的悲剧》一书，是国内较早出版的海外研究张学良的学术著作。该书立论公允，超越了把张学良写成“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人物的狭隘视线，在论述上较为成功。由于上述原因，这本书出版后，就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反响。此外，张魁堂所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孙景悦等撰《张学良与辽宁教育》（香港，同泽出版社1993年版），王贵忠所著《张学良与东北铁路建设——二十世纪初叶东北铁路建设实录》（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方庆瑛著《对张学良评论——还给他一个公道》（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日〕西村成雄著《张学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陈崇桥、胡玉海著《张学良外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益知著《张学良外纪》（香港，南粤出版社1989年版），司马春秋著《张学良传奇：少帅张学良悲壮岁月》（台北，群伦出版社1987年版），刘恩铭著《张学良将军》（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版），李敖著《张学良研究》（台北，李敖出版社1988年版），易显石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郑重、程世荣著《西安事变》（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中州著《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5年版），司马桑敦著《张学良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等，都是张学良研究的重要著作。
80年代以后，有关张学良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回忆、当事人的口述，尤其是鲜为人知的档案史料也大量出版。其中主要有申伯纯的《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西安事变资料》第1、2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981年出版），应德田的回忆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岳龙、王秦整理，中华书局1980年版），《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张学良将军资料选》（《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沈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张学良将军史料专辑》（《沈阳文史资料》第11辑，1986年印行），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何柱国著《张学良的往事和近事》（岳麓书社1986年版），《张学良囚禁生涯》（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编辑出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陕西旅游出版社1986年版），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孟凡主编《民族功臣张学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漠笛编《张学良生涯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日〕松本一男著《张学良与中国》（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编《九·一八纪实》（《辽宁文史资料》第31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九·一八前学校忆顾》（《辽宁文史资料》第33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少帅传奇生涯纪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2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董慧云、张秀春编《张学良与东北新建设资料选》（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版），周毅主编《张学良文集》上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等。
有关张学良研究活动走向繁荣的另一个标志，是研究张学良及相关事件的学术团体的相继成立以及学术活动的频繁开展。到目前为止，成立的与张学良有关的学术研究组织和学术团体主要有：西安事变研究会（注：1985年下半年成立。）、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注：1988年8月7日成立。）、西安事变研究中心（注：1999年8月成立于西北大学。）、洛杉矶美国张学良研究中心（注：1999年下半年成立。）、美国夏威夷张学良国际研究中心（注：2000年6月成立，辽宁大学历史系、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日本东北亚研究中心，都是它的团体会员。）。在上述学术团体中，“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简称张学良研究会）是国内惟一的一个专门从事张学良与东北军史学术研究的学术团体。该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在推动张学良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1988年至2000年共召开了9次国内或国际的规模较大、学术探讨较有成效的专门研讨张学良的学术讨论会。此外，该会还出版了《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系列丛书》33种。
（二）
张学良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如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因此，如何评价张学良在这些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既是研究中国近代史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学术上论争、分歧较大的问题。80年代以来的张学良研究也主要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1.关于东北易帜问题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历来受到历史学者的重视，也是研究张学良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1999年12月16日，张学良研究会主持召开的“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会后出版的论文集，集中展示了80年代以来研讨东北易帜问题的成果。在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的同时，对这一事件也产生了不同的评价。
(1)“统一于蒋介石”还是统一中国
“统一于蒋介石”之说，实质上是否定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其说主要有两条：第一，张学良的易帜只表明他“由亲日转向亲英美，转向蒋介石这边”，但他还是一个军阀。第二，易帜是反革命的统一，“统一起来是为了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全国人民”。（注：李新：《对民国史若干问题的看法》，《江海学刊》1985年第2期。）显然，这种观点认为东北易帜是国民党新军阀完成中国统一的象征。（注：张德良、周新主编：《东北军史》，第111-112页。）90年代末期学术界仍有人持这一观点，认为“东北易帜在客观上增强了南京国民政府力量，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大不利”（注：王维远：《东北易帜新论》，《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5页。）。这种认为易帜是统一于蒋介石，是“反共”的观点，所利用的主要资料是张学良在1928年7月17日《与某外人谈时局》、1928年7月23日《与某记者谈时局》、12月29日《东北易帜通电》、1929年1月10日《关于军政党务问题的谈话》等原始文献，其内容皆含有反共言论。
肯定说则认为易帜是张学良“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重要标志，是他为祖国为民族建树的一大功勋”（注：毕万闻：《张学良、蒋介石和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国闻周报》第13卷第30期载有张学良语“日方欺我甚，我誓死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从这类史料中，很容易得出张学良东北易帜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主义的观点。还有的学者批驳了“东北易帜”是使东北统一于蒋介石，无任何进步可言的观点，认为它是片面的，“没有看到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反日爱国精神和高贵的民族气节”。甚至认为“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将军已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注：常城：《略论张学良将军》，《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有的学者提出：“东北易帜的主要目的正是谋求全国统一，全力对外。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东北易帜是符合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注：钱进：《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民国档案》2000年第4期。）还有人认为，东北易帜“结束了军阀割据，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注：丛广玉、倪廉洁：《张学良“东北易帜”辩析》，见《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04页。）。朱汉国也指出，易帜“维护了中国领土的完整，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具有积极意义”（注：《东北“易帜”探析》，《江海学刊》1986年第1期。）。张魁堂则认为，张学良一向有国家民族观念，“张学良要求与南京政府和平统一，是从有利于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愿望出发的”。（注：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2页。）另有学者认为，不能说东北易帜是“军阀的改朝换代”，而应视作以“和平方式实现全国统一”。（注：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下），《东北地方史研究》1990年第2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张学良主张东北服从国民政府乃是历史的必然。”（注：陆锦华：《论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724页。）张学良“自行结束了北洋军阀在东北的16年统治，开创了和平统一、和平建设的新局面”（注：周毅：《东北易帜——中国和平统一的创举》，《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15页。）。甚或认为，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为祖国为民族所建树的一大功劳。（注：毕万闻：《张学良、蒋介石和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43页。）在90年代，肯定东北易帜的观点逐渐占了多数。这些学者所用史料颇为广泛，其中，认为东北易帜符合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观点的学者，所采用的最重要一条资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注：参见《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
(2)易帜与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东北易帜问题研究中，分析、论述张学良东北易帜思想基础的文章较多。有人认为东北易帜“是他的抗日思想由萌芽、产生发展到成熟的主要标志”（注：王维远：《简论张学良抗日思想的形成》，《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4期。）。有人认为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的一大历史功绩，“证明他试图以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维护国家的独立为己任”（注：张梅玲：《张学良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思想转变》，《辽宁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有的学者认为东北易帜是张学良爱国思想的实践，他这样做，除了国仇家恨的因素外，还因为他具有长期的爱国御侮、厌战主和、体恤民众的思想基础。（注：李仲明、刘丽：《试论张学良东北易帜的思想基础》，相从智主编：《中外学者论张学良杨虎城和阎锡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为了论证东北易帜与张学良国家统一信念的关系，学者们使用的史料主要有刘鸣九的《我所知道的常杨事件（一）（二）》（注：《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张学良的《与某记者谈时局》（1928年7月23日）（注：1928年7月26日《京报》，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与驻奉天日本新闻记者团的谈话》（注：1929年2月6日《新民晚报》。）及《东北易帜通电》（1928年12月29日）等。此外，反映张学良在易帜前后抵制日本威胁利诱的史料主要有：1928年8月9日张学良携秘书王家桢赴日本总领事馆回访林权助的谈话（注：筱园：《皇姑屯惨案与奉天易帜》，《国闻周报》第13卷第30期，1936年8月3日。），《吉林省路权自主宣言》（注：1923年10月30日，辽宁大学中国现代史研究室存件。），《张学良在东北大学讲演》（注：1928年11月12日，辽宁大学中国现代史研究室存件。），《吉垣易帜传单》（注：辽宁大学中国现代史研究室存件。所属日期为1928年11月8日。）等。
在肯定张学良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东北易帜虽然有利于民族的统一，但却是有条件的爱国主义而非无条件的爱国主义。如海外华人学者傅虹霖就提出，东北易帜是“合作分治”，是有条件的统一。她指出，早在1928年7月，东北谈判代表团已就东北易帜问题向蒋介石提出了自己的条件；甚至，“他同日本人的关系”，也成了他“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注：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傅虹霖为论述此观点，采用了大量中外文报刊，美、日等国档案及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注：其中主要有《张学良与日本人》，载《亚洲研究期刊》第20卷（1960年）第1号；“民众请愿书”，载1928年7月15日出版的《国闻周报》第2版；1928年6月29日、7月9日林久治郎致田中的电文；1928年7月3日麦克穆雷致凯洛格的电文；1928年6月20日和7月7日出版的《华北通报》。）另外也有一些学者主张易帜后东北仍保持着相当大独立性，认为，“东北易帜是国家联邦形式的统一”，是大的统一的前提下，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注：祖伟：《评东北易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11-114页。）尽管张学良承认了国民党组织在东北的合法性，“但他以自己的实力事实上控制了这个组织，使这个组织姓张而没有姓蒋”。（注：郭正秋：《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他们主要采用了荆有岩《张学良执政时期东北、华北财经状况》（注：辽宁省文史研究馆与辽宁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编：《文史资料》1982年号。），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关于军政党务问题的谈话》（注：1929年1月11日《新民晚报》。）等史料。
2.关于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张学良命令中国军队接收中东路，随后，苏联出兵，中苏关系极度恶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围绕着这一事件大致有如下几点分歧：
(1)张学良挑起此事件是“反苏反共”还是“维护国家主权”
苏联史学界凡提到中东路事件，莫不指责是中国的“过错”，认为是张学良“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挑起的反苏事件”，是为了“反共反苏”。实际上，在事件刚刚发生之际，共产国际就为之定了性。它所出版的刊物称，“这是世界帝国主义对苏联进行新的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注：《共产国际》第10卷第29-30号，192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则向各国共产党发出《共产国际为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进攻苏联宣言》（注：《国际新闻通讯》（德文版）第9卷第64、68期，1929年。），共产国际同时发出《告中国劳苦群众、太平洋各国劳苦群众书》，号召他们起来反抗中国军阀在国际帝国主义者指使下向苏联的进攻（注：《红旗》第34期，1929年7月27日。）。在共产国际的上述宣言和电报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即开始把拥护苏联和保卫苏联作为党的中心任务。192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1929年7月24日又发出题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第42号通告。（注：《红旗》第34期，1929年7月27日。）这一时期有关文献，如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中共中央政治局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诸同志的信》（1929年11月2日）皆持同样观点。
80年代以前，这一观点对中国史学界影响较大，研究者多持类似看法。（注：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6-207页；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3-234页。）及至后来，他们仍坚持认为，“关于此事件的反苏反共性质及中共在事件中采取的立场和策略，世人已有定评”（注：杜连庆、陆军：《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北方论丛》1987年第2期。）。有的学者虽然也认可中东路事件具有“反苏反共性质”，但同时又强调“中东路路权未归还中国则是其原因”。（注：李嘉谷：《十月革命后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交涉》，《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他们认为，“张学良当时有反共反苏的情绪，但他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而与苏联进行适当的斗争还是可以肯定的。”（注：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大约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术界逐渐有较多的人肯定张学良在中东路事件中是“爱国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并成为主流。有学者认为“中东路事件的性质是为了收复国家主权，这是它的主流和本质”（注：冯国民：《评“中东路事件”》，《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持此观点的学者进而指出，中东铁路立法监督权的丧失、中苏双方人员组成和待遇不平等，都是促使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因素。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把中东路事件定性为中苏民族冲突，提出张学良收回中东路主权代表了广大中国人的愿望（注：王凤贤：《评“中东路事件”》，《学术交流》1997年第2期。），认为张学良要收回中东路是正当的，因为“当时社会舆论要求接管中东路”（注：刘萍华：《中东路事件是非评议》，《北方论丛》1989年第5期。）。这种观点有许多历史文献的支持，如1927年7月5日张学良《致张景惠吕荣寰电》（注：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1927年10月苏日秘密签订的两国分享在华权益的《中东路草约》。另外，加拉罕、越飞、李维诺夫的言行及有关书籍资料，也表明苏联继续站在沙俄时代立场上，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2)张学良是否被蒋介石利用
在中东路问题研究的论著中，认为张学良在中东路问题上是被蒋介石利用的居多数。这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说，素有民族意识的张学良一向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及苏方的宣传不满，同时又受到蒋介石的鼓励，在不听从各方面劝告的情况下采取强行收回中东铁路的措施，引发了“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史》的作者就强调，“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唆使是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件的重要原因”（注：《东北军史》，第151页。）。还有人认为，蒋介石唆使张学良对苏开战，是为了使东北遭受军事、外交困难，以便驾驭张学良，控制东北，达到“以外交解决东北”之目的。（注：张魁堂：《张学良传》，第60页。）或强调，蒋为实行独裁，“自张学良易帜后便实行用外力削弱东北军的政策，而中东路战争就是这种政策的具体实施”（注：郑志廷：《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新探》，《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关于蒋介石鼓动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史料，学者们使用较多的是王泽久的《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回忆》（注：孟凡主编：《民族功臣张学良》，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和《张学良年谱》中的有关史料。不同意这一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对于蒋介石怂恿和唆使的目的，张学良已有所察觉，但发动这一事件的大权毕竟操于张手，“因此，主要责任不在蒋而在张自己身上”。（注：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
(3)关于事件的后果与影响
在有关中东路事件后果方面，一种观点认为，此事件使日本了解了苏联和东北军的各自实力，导致了日本关东军对苏联的重视和对东北军的蔑视，并加速了对东北武装占领的步伐。支持此观点的史料大都为海外特别是日文资料。主要有渭山生《围绕东支铁道俄支两国的纠葛》（《偕行社记事》第663号，1929年12月）；《苏维埃联邦事情》第3卷第8号（1932年8月）；神田正种少佐发自哈尔滨的报告《关于苏联邦对东支事件进行宣传及其阴谋的观察》（参谋本部，1929年11月）；川俣雄人大尉发自满洲里的报告《东支回收事件（其十三）·西部国境方面赤支两军战斗详报》（参谋本部第二部，1930年1月25日）；《在俄支抗争中俄实力的活跃》（《偕行社记事》第666号，1930年5月）；《列强苏联邦的军备》（《偕行社记事》第668号，1930年5月）；松树知胜《关东军参谋副长的手记》（芙蓉书房1977年版》等。
有的学者认为，在中东路事件这个问题上，张学良最大的失误是选错了敌人。（注：《东北军史》，第152页。）另有学者认为，中东路事件不但助长了日本的侵华气焰，同时“削弱了东北军尤其是张学良反抗外国侵略的信心”。（注：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持这种观点的人指出，东北军在中苏战争中的惨败给张学良以很大的刺激和教训，“因此，在面对‘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就不愿重蹈中东路事件的覆辙，而贯彻执行蒋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也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了。”（注：李云峰、王爱萍：《张学良与中东路》，《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同泽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日本学者土田哲夫也认为，中东路事件后，“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联俄制日’战略失去可能”。（注：土田哲夫：《中东路事件与日本的反应》，《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58页。）
3.关于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学术界对于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一事，历来评价不一。在改革开放之前，否定说是学术主流，即使到80年代，这一观点仍占重要地位。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张学良参加中原大战，表示站在蒋介石一边，是在蒋的收买下采取的；其危害是“使蒋介石得以坐镇南昌，集中力量围剿红军”，“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可乘之机”。（注：常城：《略论张学良将军》，《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傅虹霖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强调张学良为东北集团谋利的观点，虽然她承认张学良珍惜和维护国家统一，“与一般旧军阀不同”，但认为蒋介石对他的许愿，“也颇使他动心”。（注：傅虹霖：《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第68页。）还有学者认为，张学良是这场战争的受益者。（注：赵焕林等：《中原大战中的张学良》，《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无论是“被蒋介石收买”说，还是“为东北军事集团谋利”说，都是对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持否定倾向的学术观点。目前学界主要利用如下一些资料加以论证。其一，南京方面给张学良提供了1000万美元作为他的军费开支。（注：〔日〕关宽治、岛田俊彦著，王振锁、王家骅等译：《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45页；穆尔给凯洛格的电文，1930年10月16日，美国国家档案馆，893.00/409。）另据李宗仁讲，蒋和阎都曾提供过大量报酬来换取张学良的帮助。李认为蒋给张提供了600万美元现金。（注：见广西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编《李宗仁回忆录》下册，1980年内部出版，第604-615页。）其二，蒋介石与张学良达成了军事与政治方面的9条协议，张由此得以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并获得了东北军政党务最高权力，以及黄河以北的军务权力，东北建设也受到国民政府全力支持。其三，张学良大发战争财，1930年6月30日、7月9日《盛京时报》对此有报道，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也有相关军火买卖及数额证明。（注：见赵焕林等《中原大战中的张学良》，《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从上述几份材料来看，说张学良调停中原大战是站在东北集团的立场上也不为过。
不过，在80年代后半期，肯定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认定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之举的观点，在学术界逐渐流行。持肯定说的学者往往引用张学良当时的函电、通告等文件及演说、答记者问等材料来说明张的动机，并认为，“张学良在制止中原大战的同时，也制止了国内各派军阀的混战”，而这符合他“维护国家的统一”的“平生一贯的主张”。（注：张秀春：《张学良与国内军阀混战结束初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60页。）有的学者更指出，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合乎历史潮流，符合民心”（注：路梦辉：《试论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的武装调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70-175页。）。有的学者不同意张学良督兵进关，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为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带来可乘之机的观点，认为，张学良带兵入关“绝不是东北沦陷的根本原因”，张学良盲目听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才是东北沦亡的内在原因。（注：王希亮：《东北军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之再认识》，《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84页。）还有学者肯定了张学良的动机，却否定了他的行动，认为张学良“卷进了内战的旋涡，造成了不幸的后果”（注：郑志廷：《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引诱和争取》，《历史教学》1989年第9期。）。
面对学术界出现的全面肯定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的观点，仍有学者继续坚持传统观点，认为“新说”“有违史实”；更认为“助蒋并非为东北集团一己私利”的结论“未免过当”。张学良入关是为以张为首的东北集团着想，而不是为民众，目的是“想坐收渔人之利”。（注：毕万闻：《张学良研究之我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还有学者强调，蒋介石是最大受益者，同时“张学良也是这场战争的受益者”。（注：赵焕林等：《中原大战中的张学良》，《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4.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是评价张学良功过的两大热点问题。围绕着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所作所为，学术界一向有不同观点，主要集中在张学良是否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以及“不抵抗中之抵抗”等问题。
(1)是否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过去，史学论著在论述“九·一八”事变时，都认定张学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学术界的主流。不过，近年来学术界在这种“认定”的基础上，又开始深入分析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试图把他与蒋介石在本质上区分开来。（注：常城：《略论张学良将军》，《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指出，“蒋介石才是绝对不抵抗政策的炮制者、发明人”，“张学良并非不抵抗政策的炮制者，而是执行者”。（注：孙向远、孟森：《“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蒋介石和张学良》，《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并有学者进一步对张学良忠实执行“不抵抗政策”问题提出了异议，认为张学良是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这个政策是蒋介石为张学良设置的陷阱，是有极其险恶用心的”，其目的是“企图利用日本力量驱走东北军，然后梦想依赖国联的力量，将东北变成蒋的天下”。因此，“实际上不抵抗政策仍是内战削藩政策的继续”。（注：郑志廷、徐玉增：《蒋介石逼张学良下野新探》，《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这样就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强调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忠实地执行了蒋的不抵抗政策；另一种则强调张的执行蒋之不抵抗政策，不过是由于上下级关系不得不执行，以及受蒋的蒙蔽糊里糊涂地执行。争论双方都运用了大量史料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主张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是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观点的学者指出，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反对反日运动，命令“隐忍自重”，张学良复电同意。8月发生“中村事件”后，蒋介石的铣电（8月16日）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遵照执行。”张学良9月6日转电臧式毅、荣臻：“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注：周毅主编：《张学良文集》上卷，第488页。）张学良又于同日致电张作相：“特急。吉督署张督办：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张学良。”（注：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80页。）9月19日上午，张学良在讲话中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此外，9月24日张学良致蒋介石王正廷电和1935年8月张学良在汉口某次宴会上之讲话（注：孙德沛：《不抵抗政策与张学良将军》，大风编：《张学良的东北岁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269-271页。），都表明张学良的确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平心而论，争论双方对于这一点并无分歧。但相比较而言，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更强调“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对于日军寻衅事件，蒋介石即已下达了不准抵抗的禁令。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蒋要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提交国联和平解决。事变发生后，9月19日夜11时，蒋介石在南昌亲笔起草了给张学良的加急电报。（注：司马桑敦：《张老帅与张少帅》墨迹电稿之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9月23日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继持严肃镇静之态度”。（注：《暴日占据东北痛史》，上海联友出版社1931年版，第79页。）
日本学者土田哲夫不同意在中国大陆学者中较流行的因张执行了蒋的命令，故东北军采取不抵抗政策的观点，认为“张学良的东北政权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所以，“张学良避免与日本冲突，采取不抵抗方针并不能认为是南京政府所命令的结果”。（注：土田哲夫：《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这一观点事实上论证了张学良应对东北沦陷承担责任的问题，成为学术界中较为独特的观点。支持土田哲夫观点的资料很多为日文档案（注：如关东军参谋部《东三省支那军事调查》（日本旧陆军省档案《密大日记》1929年第5册）、《张学良与其王国满蒙政权之解剖》（时代出版社1931年版）、园田一龟《奉天省财政研究》（盛京时报社1927年版，第89-92页）、《东北年鉴》（东北文化社1931年版，第278-285页）等资料。），但是也有中文资料，如1931年7月18日北平副司令员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电及张学良给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文章等。
(2)关于不抵抗中之抵抗问题
近年来，认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采取的是“不抵抗中之抵抗”的观点，为愈来愈多的人所采用。张德良是较早阐述这一观点的学者。他指出：“在局部抗日战争中，张学良和东北军爱国官兵以及华北各将领与士兵始终坚持‘全国抗战论’的观点，并且在抗日实践中推动全国抗日理论向前发展。他们没有完全执行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之夜实行的就是‘不抵抗的抵抗’，随后迅即抛弃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注：张德良：《张学良与“九·一八”事变》，《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5期。）此后，许多学者支持这一观点。有的学者强调，“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当时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4省的抗战，都是在张学良将军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注：马越山：《“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抗日斗争评述》，《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357页。）。还有学者认为，“救国会始终受到了张学良的暗中保护和多方支持”，他还“在组建义勇军抗战等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王生杰、周志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张学良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该文引用史料翔实，对“不抵抗中的抵抗”这一观点给予了有力的支持。
5.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因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特殊地位，故探讨他与西安事变的关系也就成为张学良研究中的热点之一。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有关资料不断问世，使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历史事实更加清晰和完整，这也直接推动了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于是，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大量出现，不同学术观点的交锋和争鸣随之产生。
(1)关于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原因
学术界大都认为，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郑德荣认为，一是日本侵华深入，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关头；二是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坚持、继续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方针和剿共内战政策；三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四是张奉命进攻陕北红军受挫，遭蒋冷遇和排斥；五是中共的统战政策和西北大联合的形成。（注：郑德荣：《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新思考》，董继昌主编：《西安事变研究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208页。）
尽管学者述及多种原因，但侧重则或有不同。郑德荣等人认为，张、杨决心抗日与蒋介石威逼张杨“剿共”的尖锐矛盾，是西安事变即“兵谏”发生的直接原因，支持其观点的材料为《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和1936年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演词》。有的学者强调，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蒋介石不仅不决心抗日，反而坚持武力“剿共”。这样，张杨同蒋之间就产生了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当冲突到了无法化解的程度时，“于是，张杨不得不发动兵谏”。（注：房成祥：《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几个问题》，《西安事变研究新论》，第145页。）或者说，兵谏“是张学良为‘逼蒋抗日’而万不得已采取的举措，是他实现‘抗日救国’主张的最佳抉择”。（注：季云飞：《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江海学刊》1996年第4期。）另有学者认为，张学良“兵谏”是为了防止在内战中耗尽自己的实力，因而也就是为了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点概述》，载《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对于张杨与蒋的矛盾，杨奎松分析得更为具体和精确。他利用1936年12月张学良致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各政要的函电，张学良在各种场合的训话、谈话、讲演等第一手资料（注：均载毕万闻主编的《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徐永昌日记》第3册（台北“国史馆”1994年版）以及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做出的一旦到“最后关头”一定抗日的表示，综合在一起进行论证。他指出，张学良对于蒋准备抗日早就一清二楚，但另一方面，二人之间确实又存在着“政见之争”，即“攘外必先安内”与“非攘外不足以安内”之争。“从根本上说，双方的冲突并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什么时候抗日，也就是先抗日还是先统一的问题”，如果按照蒋的政策打下去，东北军将难以保全。因此离开了这一基本的利害关系问题，“论定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诚’，高于他对东北军的重视，这是有违历史真实的”。（注：杨奎松：《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港台和国外有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认为张学良发动事变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更有人称张“兵谏”是受共产党的欺蒙。支撑这一观点的资料主要是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记述的张学良的言论。这样一些说法还可以在蒋鼎文的回忆、李云汉著《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等文章和书中找到。此类说法虽有张学良50年代发表之《西安事变忏悔录》等可为参照，但因蒋、张两文均系事后特殊背景下的产物，且有由人捉刀之嫌，其可靠性颇值得怀疑。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个通行的说法，即张学良主张抗日但并不反蒋，即使采用“兵谏”逼蒋抗日，也决无害蒋、杀蒋之意。杨奎松在《张学良反蒋问题之探讨》（注：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一文中，引用1936年4月11日周恩来就9日晚至10日凌晨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的内容致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文，1936年4月27日和30日刘鼎就张学良谈话内容致李克农函等资料，论证张学良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的1936年4月份就有公开抗日反蒋的计划。由此，以抗日反蒋为内容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也提上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关于“兵谏”时间，有的学者根据王炳南的《关于“西安事变”》（注：载《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79页。）和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注：载《明报月刊》第33期，1966年9月，收入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543页。）认为，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11月初开始酝酿，最后确定兵谏日期是12月9日，前后长达一个月时间。这一说法将不同资料放在一起，互证、比较、分析，似较为可信。
(2)关于张学良联共抗日问题
张学良不仅有反蒋的意图和计划，而且还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毕万闻认为：“张学良大约是在1936年9月上旬提出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要求”。只是由于形势变化，蒋介石已开始做联苏准备，遂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注：毕万闻：《张学良与红军——从新发现的写给周恩来的亲笔密函谈张学良何时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杨奎松认为，张学良早在1936年4月9日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秘密会谈前，“就已经有了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思想倾向”，他在《活路》小册子里鲜明提出反蒋抗日、联俄联共的政治主张。杨还具体地分析了西安事变中张杨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指出这些主张“几乎是直接了当地呼吁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废止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国策……他之所以一再强调蒋之自由必以主张实现为前提，并反复劝蒋接受条件，正显示他除了‘兵谏’以外，确实还有其他的考虑和准备”。（注：杨奎松：《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对于中共从反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为联蒋抗日，或张学良与中共到底是谁说服谁逼蒋抗日的问题，学术界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传统观点认为是中共在肤施会议时接受了张学良的有力劝说。但此观点所依据的主要是回忆史料，如台湾学者更多的是依据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中的说法，而大陆学者主要依据的是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申伯纯的《西安事变纪实》等回忆史料。这种史料由于年代久远或因个人的立场、利益关系等问题，有可能与历史真实相距甚远，所以说服力较差。杨奎松即对此提出异议，其所用资料为1936年4月1日《周致张、彭、毛电》，1936年4月13日《周恩来给贾拓夫的密写信》等原始资料。（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周恩来致汉卿先生书》（1936年4月22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曾希圣致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5月5日）；《朱理治致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1936年5月7日）。）杨认为，肤施会议时，“更多的是周恩来劝说张学良离开蒋介石，和共产党一起实行‘抗日反蒋’”。（注：杨奎松：《究竟是谁说服了谁？》，《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关于张学良联共的时间和途径，高存信、白竟凡等人通过研究《王化一日记》以及《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第2版，第310-314页。另见南开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2页。）等资料后，对过去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张学良了解到蒋介石已接受了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秘密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三原则之后，遂忿而走上联共之路。他们还提出，张学良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去上海秘密会见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而不是杜重远；时间不是1935年12月，而是11月上旬。此外，高存信等也对张联共原因的传统说法进行了修正和补充，否定了张学良在陕北受了三次战役打击后才去找中共的说法，认为“是蒋介石逼迫他联共的”（注：高存信、白竟凡：《张学良开始联共时间的探讨及其作用浅析》，《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442-443页。）。
关于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最早是由于苏联公布的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即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电报（注：见马贵凡译《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档案文献之二》，《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而引起有关研究者注意的。这一文件见于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中，1988年前后被译成中文。它说明，当年确实存在过有关张学良入党的问题。杨奎松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两份佐证，其一是刘鼎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6月30日发出；其二是以洛甫（张闻天）的名义于7月2日发给共产国际的一封电报。（注：这封电报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中，全宗号492，目录号74，卷宗号282。）杨奎松的结论是，1936年6月底，张学良曾经提出想要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其后，共产国际虽然没有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请求，但张学良仍始终和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注：杨奎松：《有关张学良加入中共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3)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问题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张学良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时，总是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即西安事变发生后，在中共代表的说服下，张学良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注：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6页；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1页；王维礼主编：《中国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5页。）
对于上述观点，近年来史学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张学君认为，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他认为张学良不仅是“西安事变的主要发动者和组织者”，而且也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人”。为此，他用大量史实论述了这个观点，指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张学良本人的决策，不是来自别人的说服。”（注：张学君：《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在西安事变发动和解决的过程中，张学良起了主要决策人的作用”（注：李淑：《试评西安事变中几个人物的历史作用》，《南京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有的学者认为，从扣蒋到放蒋、送蒋，突出地表现了张学良的作用。（注：房成祥：《论西安事变期间张、杨的八字宗旨》，《西安事变研究》，第165页。）
进入90年代以后，多数研究者在分析了1936年12月12日《张杨对时局宣言》，张学良1936年12月12日《致孔祥熙电》，12月13日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的训词》，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和周恩来12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史料后认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系由于各方面努力，而以张学良为主”。这种观点在突出张杨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共的作用，甚至也不否认宋氏兄妹和蒋介石的作用。（注：房成祥：《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几个问题》，《西安事变研究新论》，第140页。）有的学者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西安、南京、延安三方面诸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注：郑德荣：《西安事变若干问题的新思考》，《西安事变研究新论》，第213页。）。
(4)关于张学良送蒋返宁问题
有的学者依据申伯纯的《西安事变纪实》等材料，认为，张学良在送蒋问题上不够慎重，也不与有关方面商量，心血来潮，临时决定亲自送蒋，最后造成了终身监禁的悲剧。（注：金封：《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之谜》，1988年8月3日《解放日报》第6版。）有的学者认为，张学良对当时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复杂性，对事变在人们情绪、心理上的影响，以及东北军高级将领的思想动向缺乏正确分析和把握。（注：李传信：《论张学良送蒋及被“管束”的前因后果》，《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519-520页。）还有学者提出，“西安事变之释放蒋，莫斯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理由是苏联从自身利益考虑支持蒋介石抗日，对张学良施加压力，从而促使张放蒋。（注：朱永德：《西安事变与世界大局》，《西安事变新论》，第69-70页。）吴天威也对张学良送蒋回宁持否定态度，认为他这样做是错了一着，是一个轻率的举动，“这一举动使他从捕人者变为被捕者，纯粹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堂·吉诃德式的自我主义的心理状态”。（注：吴天威：《关于西安事变的新材料》，《近代中国》1984年1月号。）张魁堂认为，张学良放蒋显然是出于善良的愿望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一）以为蒋介石是要守政治信用的。（二）以为有“三位一体”的实力作后盾。（三）宋氏兄妹及端纳都保证他去南京的安全。吴天威对送蒋回宁的后果也持消极看法，认为张“贸然亲送蒋介石回南京铸成大错，不但使西安事变的成果，濒临完全丧失的边缘，而且他自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注：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页。）另外，也有学者不同意张送蒋是“感情冲动”、“心血来潮”，认为这一行动“符合张学良性格心理特征，甚至可以说是具有办事果断或独往独来的少帅风范”（注：张志强：《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心理探析》，《千秋功业——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
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界肯定张送蒋回宁的行动渐成主流。研究者除利用《张学良文集》及各种回忆录外，尤其重视张学良送蒋离陕前留下的手谕，原文为：“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 二十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注：见刘希金《张学良送蒋离陕前手谕石印件的发现经过》，1984年12月9日《光明日报》第2版。）这种观点不仅否定了此举是“一时感情冲动的鲁莽之举”的看法，也否定了“政治上幼稚”的观点。他们认为，张送蒋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反复思考的，他送蒋的念头，实际是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初期，就已萌发了”。（注：范克明：《关于张学良历史悲剧的思考》，《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537页。）有的学者指出，张学良采取“不留痕迹”的放蒋方法，是处置蒋的最佳选择，决非轻率之举。（注：张学继：《对西安事变几个问题的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张友坤认为，第一，张学良躬亲送蒋返宁的思想早就存在；第二，是为了给蒋介石恢复威信，以便领导全国抗日；第三，是向全世界表示，西安之举完全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绝无私心杂念，使亲日派无话可说；第四，为了使蒋介石对所答应的条件不致反悔，力求尽早一一兑现。（注：张友坤：《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陈崇桥也认为，张学良放蒋是“从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以利今后的抗日大局出发的”。（注：陈崇桥：《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之发展》，《西安事变研究》，第299页。）还有的学者认为张躬亲送蒋“是他在爱国主义思想指导下拥蒋抗日和逼蒋抗日的继续”（注：任振河：《张学良躬亲送蒋原因之我见》，《西安事变研究》，第327页。）。
除了以肯定的态度探讨张学良送蒋返宁动机外，一些学者还从其他角度探讨了这个问题。有人认为，张学良敢于送蒋有四张王牌，一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二是他有回西安的条件，即十几个军政大员及几十架飞机；三是他与蒋宋孔的良好关系；四是蒋、宋的诺言。更多的人则对送蒋返宁的后果表示出积极肯定的观点。有的学者强调指出，没有张学良躬亲送蒋回南京之举，“西安事变后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将很难尽快实现”（注：任振河：《张学良躬亲送蒋原因之我见》，《西安事变研究》，第335页。）。有的学者认为“张亲自送蒋，对张个人来说，确实不利，但从全局来看，是有利于最终实现事变和平解决的”（注：侯雄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原因新探》，《西安事变研究》，第70页。）。还有的学者认为，张学良“以个人之失，换来民族之得”，实现了逼蒋抗日，“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注：林云生：《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问题初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512页。）张友坤认为，张学良送蒋返宁，是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义无反顾的行为。“这一牺牲赢得了停止内战，实现了国共联合抗日，为取得我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基础。”（注：张友坤：《对张学良送蒋返宁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6.关于张学良生平思想及其他
(1)关于张学良一生的评价
对于张学良，学术界一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魁堂认为，“张学良将军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有重大贡献的民族英雄”，“张学良并不是个悲剧人物。他追求的团结一致，驱逐日寇，复兴中华的大业是成功了，他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是永垂历史的千古功臣，无待盖棺而可以论定了。”（注：《张学良传》，第257页。）张德良、周毅认为，“张学良是军人，但并非一介武夫，他是集军事家、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于一身的民族英雄，他是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之一”。（注：《论民族英雄张学良》，《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11页。）有的学者概括张学良一生“蒙受两大耻辱”，“三次影响历史走向”，“赢得个人四项辉煌”。（注：胡玉海：《张学良政治生涯述评》，《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42-349页。）有学者认为，“张学良对中国二十世纪和平统一、现代化建设、抗日战争的三大伟业的参与和创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立下了世纪性的不朽功勋”。（注：张德良：《世纪老人的世纪性功勋》，《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页。）
(2)关于张学良的爱国主义
认为张学良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一位民族英雄，这已是学术界一致的看法。不论是70、80年代还是90年代，这种评价都是一贯的，就连日本学者也认为张学良是“典型的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救国）和救中华民族（救亡）双重课题于一身的政治家”。（注：西村成雄：《张学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有的学者认为，张学良的爱国思想有三个特点：一是抵御外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二是带有某种程度的国家主义色彩，三是当他的爱国思想与促进社会进步的强烈愿望相结合时，就会毅然决然地献身。（注：张友坤：《爱国何所罪、青史有定评》，《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633页。）当然，也有学者在肯定张学良爱国主义的同时还指出他的爱国主义有局限性，“爱国与忠君融为一体，毕竟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局限”（注：裴烽、董群：《张学良哲学思想初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749-750页。）。
关于张学良的抗日思想，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张学良思想的主旋律之一，前后经历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日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时期，主要由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各派军阀混战促成；第二阶段是抗日思想的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时期，时间在30年代前期，具体表现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对日斗争上；第三阶段是抗日思想发展到高峰时期，时间大体在1935年以后，其主要特点是由反共拥蒋抗日发展到联共逼蒋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注：王维远：《论张学良的抗日思想》，《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647-656页。）还有的学者通过研究张学良的收回旅大交涉、支持日本政友会总裁床次竹二郎竞选等事件指出，张学良不但是个抗日者而且也是中日合作的构想者，“张学良是在构想破灭，试探失败的情况下，才被迫走上坚决反抗日本侵略的道路的”。（注：舒英华：《张学良对日思想新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658页。）
(3)关于张学良的现代化建设思想
研究张学良的现代化思想是张学良研究的新动向，这方面的论文集中收入《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和《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两本论文集中。学者依据的资料甚多，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宏观反映张学良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资料，如董慧云、张香春选编的《张学良与东北新建设资料选》（香港，同泽出版社1978年版）。该书大部分是第一手资料，系统地反映了张学良主政东北后（1928年至1931年）在努力刷新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力行开源节流、重点培养高等专业人才等方面所做的贡献。其他还有很多，在《张学良文集》中就可看到不少张的训词、讲话、讲演及函电等，真实反映出他渴望息战和平、注重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例如，1928年7月，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所宣布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宗旨就是息兵罢战，整顿经济，集中全力建设新东北：“若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绝不轻言战争”，以建设东北，“励行兵农政策，开源节流，蠲除苛捐杂税，以利民生”；对外，“将以最诚恳的态度与友国（按：日本）相周旋，求达共存共荣的目的”。另一类是张学良保护、支持民族工业发展的资料，其中较为典型者如1930年2月18日《张学良为肇新窑业公司免征五年统捐的训令》，1930年8月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为议决辽吉黑热实行火柴专卖的训令》等。此外，在辽宁省档案馆藏日文档案资料、“满铁档案”、“铁路情报档案”中，也有不少反映张学良力图独立建设东北铁路与日俄抗衡的资料。反映张学良注重国民文化素质教育，兴办学校，力倡男女同校的资料主要集中在《张学良文集》、《辽宁文史资料》、《辽宁教育史志资料》、《奉天通志153卷》等书中。
上述资料的发掘有力地推动了关于张学良现代化建设思想的研究。有学者评论说，张学良是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先驱者。在从他主政到“九·一八”事变退出东北的几年里，在现代化建设方面他创造了十个全国第一。（注：张德良：《东北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十个第一》，《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88-300页。）“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是反帝爱国实业家，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带有民族资本主义色彩的中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注：张德良：《世纪老人的世纪性功勋》，《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5页。）张学良主政东北以后，“将东北的现代化建设推向了高峰，同全国各地区比较，无论是工业、农业、文教、交通、邮电、广播等各业均名列首位”。（注：张大庸：《东北现代化建设的先驱张学良将军》，《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15页。）
(4)关于张学良的哲学思想与世界观
除上述各项研究外，也有学者探讨了张学良的哲学思想，认为“他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唯物论观和矛盾观，主体性思想的知行观、道德观等内容，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哲学思想框架”。“实际上，传统文化既是张学良哲学思想和崇高人格的重要根源，又是其个人悲剧的最终原因。”（注：裴烽、董群：《张学良哲学思想初探》，《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第739页。）此外，张学良的富国观也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有学者指出，“强烈的国家意识”、“浓厚的大众意识”、“坚定的超越意识”是张学良富国观的思想渊源，而“和平为发展之本”、“国防为强国之本”、“实业为富国之本”、“教育为兴国之本”、“国民为复兴之本”则构成了张学良富国观的丰富内涵。（注：马尚斌：《论张学良的富国观》，《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近年来，有关张学良的人格问题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有人认为，张学良的人格特征是“反抗与服从交织”和“仁爱宽厚”。（注：陈笑迎：《张学良的人格特征评析》，《东北易帜暨东北新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55-359页。）也有学者分析了张学良的人生价值观，认为如何处理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张学良的‘不屈服、不卖国、不贪生、不怕死’的人生信条，被认为是处在乱世中的伟大心灵对意义和价值的拯救，因而他的形象在20世纪沧海桑田的变迁中，越发显得完美和可贵”。（注：杨小红：《张学良的人生观》，《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还有的学者从“民族观”的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追求民族独立，消除民族离散力，增强民族意识与民族实力，使每个中国人都树立起“民族利益永远高于个人”，“民族不会亡，因为有我”，“假如把我的头割下来，民族能复兴，在所不惜”等构成了他的民族观的基本内涵。（注：王海晨：《论张学良的民族观》，《辽宁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总起来看，学术界探讨和澄清张学良研究中具体问题较多，而从文化角度去研究张学良的人生态度、价值取向及思想方面的文章较少。这固然与张学良的个人经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对研究张学良思想的价值认识不足有关。笔者认为，假以时日，从文化层面研究张学良将是另一个亮点。
（三）
自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专门从事于张学良研究，在资料挖掘和整理以及论著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张学良研究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今后还有大量工作可做。
1.从总体上看，在90年代前，学术界在研究张学良这一历史人物时，主要依据的是回忆史料，许多问题似是而非，说不清楚；90年代以后，随着大量原始档案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出版，张学良研究进展较快，许多事件的原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当然，目前尚存在着大量难点、疑点需待档案资料解密后才可能解决。笔者认为，下一步的张学良研究还应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以及对资料本身的研究。第一，应加强对回忆性史料的互证及辨伪工作。许多当事人由于与张学良有特殊关系或与某一事件有连带关系，因此所述事件或有曲解或有隐瞒。再加上年代久远，有些事情记不清楚，造成时间、地点、人物有误，也是平常之事。因此，回忆性史料可信度较低。许多论著由于在资料运用上对回忆性史料不加区别地大量使用，从而大大降低了其学术价值，留下不少教训。所以，集中精力从事对以往回忆性史料的互证和辨伪工作，应是一下阶段张学良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其二，继续挖掘史料，除有待国内有关档案公布外，主要应收集日本、美国、俄国等有关档案资料，这方面的潜力仍然很大。
2.过去的张学良研究主要集中于东北、西北地区，研究人员以东北籍学者为主，有关张学良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也以北方学术刊物为主，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同时明显地存在着两大问题，第一，东北籍学者对张学良带有明显的感情倾向。东北人把张学良作为东北一百年来出现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看待并不为过，然而，当把这种以地域文化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感情因素介入到学术研究中时，就往往难以进行公正评价。仅以张学良研究会主办的数次大规模张学良学术研讨会为例，在这些学术会议上，确实存在着对历史上的张学良肯定的多，否定的少，学术观点雷同的多，不同学术观点相互交锋相互争鸣的少的现象。第二，从总体上看，在过去取得的张学良研究成果中精品少，粗糙的应时之作多。从发表的刊物上看，在国家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少，在地方刊物上乃至内部文集上刊载的多。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下一阶段研究中加以解决。笔者认为，张学良作为从20世纪中国特殊国情、特殊时代中涌现出的民族英雄，不仅是全国性人物，更是世界性人物。因此，对这样一位与中国20世纪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有联系的人物加以重视，并提升其研究层次，对于深化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张学良研究的全国性、学术的规范性，应是今后张学良研究的发展方向。
3.从现已取得的张学良研究成果看，绝大部分集中在如东北易帜、中东路事件、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发动西安事变以及东北现代化建设等事件和问题上，而对张学良的人生态度以及政治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甚少。笔者认为，这些领域在下一阶段张学良研究中应引起学者的关注。此外，张学良对苏联、日本以及中共的认识，他晚年的宗教观等，都有深入探索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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