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开创问题的追思
李茂军
(华中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079)
摘 要: 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揭示了世界历史开创的客观历史条件,指明了世界历史从开创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般过程。世界历史经历了从开创到发展壮大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开创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为根本前提,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资本主义工业步入充分发展时期的产物。资本推动着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之先河,这一开创带有两面性,一方面生产力迅猛发展,另一方面引发经济危机。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引起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使得地域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地域性的个人演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开创,大工业是世界市场形成的根源,世界市场又壮大了大工业。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呈现的最新形态,与开创之初的世界历史有着时间上的继承性和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因此对世界历史开创问题的追思,对于理解当今的世界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世界历史;生产力;交往;共产主义;世界市场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视野中,世界历史并非从来就有,是人类历史进入特殊时期的产物。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历史,资本充当着世界历史之先锋,而对于落后的地区、民族和国家来说,卷入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过程是被动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充满着种种偶然因素,不同国家、民族、地区进入世界历史的原因、表现方式以及对世界历史产生的影响也不一致,但“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则正是揭开历史之谜雾,到一幕幕的偶然现象背后去寻找人类历史步入世界历史的动力和动因。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超越于前人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则是深入到历史的深处并且找到了世界历史得以开创的现实条件。对于这一条件的论述,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进行了阐述与重申,其中最为典型的,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述:“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2]可以说,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最根本性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说得更准确些,则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这一普遍发展以机器大工业为先导和标志,在此基础上,形成普遍交往,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中世界历史开创条件的追思,亦是追寻世界历史从产生到演变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民族步入世界历史的途径、原因均会有所区别,开创后其命运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乃至当今世界历史的格局,以及人类历史的未来走向,都深受开创之初的影响。
一、世界历史的开创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为根本前提
世界历史绝非从来就有,其有从产生、演化到发展的过程。我们顺着当下世界历史的线索往前追溯,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些疑问:世界历史有开端吗?如果有开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谁开创了世界历史?开创的前提有哪些?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立足于唯物史观之视野,对这些问题给予了深刻且的解答。
世界历史是有开端的,开端的标志便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这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中所讲到的生产力一词的含义,一定是与大工业阶段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3]“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2]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是工业阶段才具有的现象,在前工业阶段,包括手工劳动阶段,都不存在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建立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之上的世界历史,当然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而且应该是较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这样的国家只有英、美、法三个。只有在这三个国家,才能书写出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历史,即世界历史的篇章,即使是在当时的德国,这样的历史也是写不出来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缺乏‘感性确定性’”[2],德国没有建立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前提下的工业和交换。
整个样品呈灰色,主要由球状鲕粒和胶结物构成,鲕粒呈规则的球状,直径约40mm。核心基本位于球心位置。鲕粒和胶结物点稀盐酸起泡剧烈,可判断均主要由方解石构成。值得注意的是,鲕粒的表层,及部分层理间含有泥质,在标本上呈褐色。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要回答:世界历史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开端的?对此问题,答案是这样的: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并产生了普遍的世界市场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的时候起,便开始进入世界历史时期。但这种回答无异于同义反复,应该更具体些。在学术界,针对世界历史何时开端,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第一,从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人类历史就步入世界历史阶段。这一观点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也意味着出现了资本家阶级,出现了资本、工业以及工业为依托的商业和贸易,并且劳动力亦成为了自由买卖的商品,这些均是在之前的民族历史或地域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新事物。从时间上看,这一萌芽始于14-15世纪的意大利;第二,新航路的开辟时起,人类历史就开始步入世界历史阶段。因为新航路的开辟将世界上彼此隔绝的民族联系在了一起,为后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壮大准备了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中,既有资本、劳动力,还有广阔的海外市场、原料产地,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张所赖以生存的条件;第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开端。资本主义萌芽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后,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最终在英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的议会制民主共和制成为了一个国家最高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彻底在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在历史学家看来,一般都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开启了一个不同于此前即古代世界史的新境地。这一近代史不同于之前的地方,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管你愿意与否,不管你同意与否,世界上各民族、地区、国家,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然,也有学者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即1689年的“光荣革命”认定为世界历史的开端,这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为标志并无本质区别,二者可以划入同一种观点,即均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第一次以完整的意义在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为标志;第四,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开端。从时间上看,这一事件发生于19世纪30-40年代。英、法、美相继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随之开始了他们征服世界的历程,当然,这种历程对于被征服民族、地区和国家来说,是一部血泪史,其罪恶、惨烈程度与15、16世纪早期殖民掠夺比较起来,更为严重。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导致的客观历史结果使得东方从属于西方,使得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和世界市场初步确立。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没有明确告诉人们世界历史到底何时开端,也没有指出开端的标志性事件。上述几种观点,均是以在世界历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或事实作为世界历史的开端,是不妥当的,我们很难从时间上准确把握世界历史的开端并确立一个坐标。
历史的真实性的分析从来不存在于任何抽象的理论教条或理论公式中,现实的历史与思维中的历史有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把马克思唯物史观当做法宝,将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中所阐述过的生产力普遍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普遍的民族交往与现实生活中人的经验来任意裁剪历史,而不回归到真实的历史时代中去,恐怕我们将马克思唯物史观,乃至其世界历史思想也变成了类似于“绝对精神”或“经济决定论”的教条。恩格斯晚年在写给约瑟夫·布洛赫的回信时说道过:“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虽然从马克思著作中无法直接找到世界历史开端的具体时间和事件,但我们仍然需要回归到从15、16世纪开始的开辟航路到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这将近四个世纪的历史变迁中来分析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中所阐述的世界历史的开端问题。四百年的历史太久,我们从《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表达中,可以再将之具体化一些:“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2]美洲的发现是为世界市场的形成提供准备,而建立起世界市场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而谈起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建立,则当然要联想到开始于18世纪70年代以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但也不能以此作为世界历史的开端,因为此时美国刚刚宣布独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美国还未巩固,相比之下,法国的大革命则更晚一些。要想形成普遍的民族交往,仅靠英国一国或美国两国,是不够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还不具备形成的条件。而到19世纪4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初步形成,这时世界历史业已开端了。鉴于此,我们应该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开端时间限定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40年代这之间的大约半个世纪比较符合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原意。
马克思唯物史观没有告诉我们世界历史开端的精确时间和事件,是因为任何试图将世界历史开端予以精确化、固定化的行为,都是一种臆断,都是可以被我们后来的人用历史给予我们的经验性事实加以证伪的,这也是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在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2]。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物质力量作用的结果,世界历史的特征,需要通过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去体验。当下的历史是否是世界历史,完全不以任何意志、思维、观念、传统乃至意识形态为转移,而只依赖于现实的客观物质生产和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凭借自己的经验,即感性活动证明的,并非凭空产生。那么,还需要回到前文所说的问题上来,虽然不能准确回答世界历史开端的时间和标志性事件,但仅凭前文所引述的马克思评判世界历史开始的标准以及世界历史形成的前提就认为回答了世界历史的开端,似乎问题并没有澄清,我们依然会接着追问:现实的、过着吃、穿、住、喝的人什么时候才能经验到世界历史所提供出来的感性现实性材料呢?
二、资本推动着资产阶级去开创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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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本质性的规定,也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与“诊治”的首要切入点。资本的扩张在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会是以异化的方式进行,而且,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资本异化式的扩张程度就越高,人类历史也愈是进入世界历史。在资本文明传播其优越性成果的同时,也产生了灭亡其的因素,这便是无产阶级引领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最终会消灭资本,亦或是让货币结束其控制和剥夺他人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局面,到那时,货币将不会再是人们的偶像崇拜,而真实地表针着社会中每一个现实的人所占有并独自支配自己所创造的社会财富。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4]资本摆在了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位,足可见其在马克思整个学说中的地位和作用了。可以这么说,对资本所展开的深入且全面的分析与批判,从根本上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本质,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原则性高度的批判,从这种意义上说,到目前为止,马克思仍然是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各种手稿中,有很多关于资本及其本质的论述,即关于资本的产生、演化及能前途和命运的论述。“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4]资本的起点是商品流通,流通形成贸易,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前提条件,也亦是必要条件。有流通才会有资本,但不意味着流通就一定会产生资本。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即贸易的历史要远远久远于资本的历史,这也是每一个现实的人都可以通过经验感受得到的。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达到充分发展阶段,即建立在普遍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商品生产和普遍化的商品流通,才会形成普遍化的资本形态,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现代生活史。普遍化的流通形成的是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这是16世纪才开始产生的事情,当然,这时世界市场的范围是较狭小的。资本最早产生于14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的欧洲,但此时的资本还只是少数地区性的现象,虽然是新事物,但其前途仍然被隐藏与深埋在封建制为主导的生产关系之下,受其奴役,受其统治。到了16世纪,资本的强大的力量释放出来,产生不可抗拒的进步性,足矣在未来的一两个世纪里,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在许多民族和国家里连根拔起,形成资本统治世界的历史,即世界历史。
资本具有扩张性,这也是资本的本性,扩张在某种意义上何尝不是一种进步呢?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所产生的进步强制,是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资本运动的普遍化所产生的普遍交往与世界市场与世界贸易,打碎的是资本充斥到的世界上不同地区、民族和国家的以土地私有制为普照之光的封建小农生产关系,让他们卷入世界历史的舞台。“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关系、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这种状态的来临,便是资本进步性的体现,资本最后彻底战胜了旧有的包括封建制生产方式在内的所有落后的生产关系,但是在体现强大进步性的同时,其消极性也同时存在。资本就是一个矛盾体,体现在社会现实中,则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不可调和的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以及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都是这对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这样,资本的缺陷与界限也就出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有过论述:“资本的发展程度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界限。”[4]资本异化式扩张及其本性,虽然是世界历史逐渐深入的动因,但同时注定了当历史需要进一步进步时,资本的统治又变成了保守的力量,从而使得无产阶级所发动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了历史必然性,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必然会被共产主义所开创的真正的世界历史所有取代,以此来克服资本异化式扩张的本性。
资本进军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伴随着资本家这一主体,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充当着资本征服世界、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众“现实的个人”。资本的本性决定着资产阶级亦具有同样的本性: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是“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者。那么,资本家的本性便只有一个,就是唯利是图、贪得无厌:“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做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4]资本家会把剩余价值当做新的资本投入到新一轮的资本循环中去创造新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物质财富不断膨胀,社会总产品愈来愈丰富,社会化程度也越发提高,旧式的分工和物质资料的生产逐渐被以现代工业和商业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社会阶级结构也简单化,根本上形成了利益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兴起和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是世界性的而非地域性的,因为资产阶级只有将整个人类对商品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并奔走世界各个角落,逐渐地扩大商品的销路和市场,逐渐在世界各地取得原材料和劳动力,才能满足自己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道:“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这种表面上的动机背后受内在的追逐更高、更多剩余价值动机的影响和支配。资产阶级在这样做时,实际上自己本身亦是变化为一个世界历史性阶级并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之先河。
资本的扩张本性必然会形成广阔的世界市场,只有将本民族、本国家的市场作为世界市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资本才能在全世界落脚、生根。世界市场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地域性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前提条件之一,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新阶段。不是世界市场形成了殖民地,恰恰相反,而是殖民地导致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奴隶制、殖民地、世界贸易、资本主义现代大工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关于众因素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2]如果我们再考虑到世界贸易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从时间上看,先有世界贸易,后有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必然要以世界贸易为前提,世界市场因世界贸易而形成。那么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关系到底如何呢?世界市场仍然是在殖民地的开拓基础上形成的,形成后,为进一步开拓更广泛的殖民地提供了条件。世界市场与大工业的关系,世界市场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有过论述:“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2]此处恩格斯非常直接地指明了世界市场是由大工业建立起来的,顾名思义,大工业特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前提下,世界市场应运而生。先有世界贸易,然后有大工业,接着有世界市场,随着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历史也开始进入新的时期,即世界历史时期。
交往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虽然其是由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但是当其达到普遍交往程度时,亦会对生产力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深刻的论述:“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保持生产力的成果,需以世界交往的形成为保障,如果我们能联系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交往、交往方式、交往形式是他们早期对生产关系的描述,那么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辩证运动也就一览无余了。资产阶级只有把整个人类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们追求无止境的剩余价值的愿望才能实现,资产阶级只有当把体现他们自己意愿的交往形式扩展到全人类,并且最终形成比较稳固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关系时,才能保障他们业已取得的剥削成果并继续追逐新的剩余价值。这样做的结果,便是将区域性的民族历史上升为普遍性的世界历史。普遍交往的形成依赖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但当普遍交往已成为现实时,其在世界历史形成与巩固中的作用,便越发突出出来。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各民族之间普遍交往从深度和广度上说,都比以前提高了许多,今天,谁的交往关系愈广泛,那么谁融入世界历史的程度就越高,就愈是在世界历史的潮流中占主导地位。如果说“个人自由实现的程度是衡量世界历史发展程度的标准”[8],那么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理应积极与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建立全方位的交往关系,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发挥更重大的作用。
三、各民族普遍交往使得地域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
总之,科研院所图书馆主要围绕信息技术开展服务,需要计算机类人才和理工科人才来开展数据挖掘和数字人文方面的工作。图情档专业毕业生在科研院所图书馆没有明显的竞争力。
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多次用到,对生产与交往的关系、交往与分工的关系、交往与历史发展的关系、交往与人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实现的。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中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条件时,应当将交往关系理解为生产关系的同意词,将交往形式理解为市民社会。在德语中,交往用Verkehr 表达,在英语中,马克思用Commerce 表达。在交往的过程中,人们彼此之间形成形形色色的交往关系,而这些交往关系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用他们第一次阐述唯物史观原理的方式深刻地表达了出来:“把……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2]由此可以看出,交往形式,即市民社会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宗教、道德等等,都需要从交往形式出发来阐明,才能揭示其本质。那么,深入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形式,则是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大切入点。《资本论》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可以说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原则出发所作出的正确定位。这里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交往并非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起点,也不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中世界历史形成条件中那个最基础的条件。交往以及交往关系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阐述得比较清楚,即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是产生交往以及交往关系的基础。在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了交往以及交往关系,没有生产劳动就不会有交往的出现。同时,交往一定是与一定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水平(即生产力)相适应的,有什么样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会有什么样的交往形式以及交往关系。当生产力发展达到普遍化的程度时,一种普遍的交往形式和交往关系也就形成了。那么,世界历史的形成,一定是以普遍交往为条件的,这种逻辑也就很明显了。
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必然导致各民族、地区间的普遍交往,地域性的个人也演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这一切,也是可以通过现实的人的经验性活动所感受到的。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也应是以各民族的交往为前提的,在世界历史阶段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比之前更为密切,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依存状态。这种普遍交往是全方位的,其间有经济层面上的,还有政治、文化、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军事等等。总之,在这种交往关系形成的过程中,虽然是民族间的一种相互依存和各因素间的相互流动、影响,但是,毕竟这种交往更多的表现为资本为先导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文化对落后生产方式和文化的一种征服,体现为资产阶级的意志。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那就是:“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这说明了以资本为先导而产生的交往并非是公平的,在这种交往中,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而这种征服式的交往关系,却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巨大动力。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决定性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的表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2]当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处于低层次水平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处于隔绝的状态,当这三因素达到发达程度,尤其是生产力和交往达到普遍状态时,会使得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世界历史将取代地域历史。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交往关系,即如上文所言说的有物质、精神、文化等多维度的交往。相对于生产力水平高的民族或国家而言,这种交往关系由其主导,更多体现为其意志,不同的民族或国家间所形成的交往关系,对于彼此来说是一种外部交往,这种外部交往关系处于何种程度,仍然由他们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水平决定,当这种外部交往达到普遍化水平时,世界历史便业已开端。交往关系的发展程度从根本上说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2]。生产力要经过交往来体现,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其所引起的交往关系的加强也好,还是交往关系本身而言,都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的抽象。而这一切社会关系的建立,都是人的行动或活动,即实践的产物。这从本质上说明了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现实的人的活动的产物,是在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的合规律性支配下现实的人的行动的合目的性的产物。
资本主义的扩张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扩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壮大,资产阶级也逐渐崛起并成为了一个世界历史阶级。封闭的地域历史被世界历史所取代,使人类的生产力首次达到普遍发展阶段的正是资产阶级,正因为如此,世界历史是由资产阶级开辟的。但我们也不能用玫瑰色来过度点缀资产阶级,因为世界历史的开端,伴随着的是资本异化扩张的蔓延和加深,这种异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无产阶级的剥削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比过去任何历史阶段都要深、都要重,也导致了资产阶级同整个人类,尤其是不发达地区和国家人们之间矛盾的普遍化。当然,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历史的开端,引起的生产力的快速且不平衡的发展,生产力不自觉间会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文明过度。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包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切,必然引起另外一个世界历史阶级即无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从根本上开启具有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新阶段。从世界历史的这种深化及其未来结果上看,“世界历史是人的劳动的异化及异化的扔弃过程”[7]。尤其是自19世纪70年代后,在马克思东方革命道路思想的指导下,以俄国、东欧、中国为代表的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开辟出了一条步入世界历史的新道路,即以“农村公社”为依托,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力而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跨过“卡夫丁峡谷”。进入21世纪后,中国逐渐深化改革开放,生产力水平持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成功上演着“中国奇迹”,中国的和平崛起,指向着未来世界历史的前景与希望。世界历史虽由资产阶级开辟,但未来世界历史的走向与命运,则掌控在能否成功限制与克服资本异化扩张的民族和人民的手中。
资产阶级开创了世界历史之先河,这是由资本的扩张本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特征决定的。
四、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世界历史的开创
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充当着征服者,当其商品的销售受到原有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通过政治、文化因素阻碍时,坚船利炮是他们打开别国国门的先锋,但是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的开辟与形成过程中起的主导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卢卡奇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资产阶级有过如此的评价:“在资产阶级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才是纯粹的阶级;这就是说,只有他们的存在及其继续发展才完全是以近代生产过程的发展为基础的,以及只有从他们的存在条件出发,才可能设想一项组织整个社会的计划。”[5]从中可以看出,卢卡奇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放在了开创近代历史的伟大阶级来考察近代历史的进程。研究近代以来的历史,上至新航路的开辟,下至当下的世界格局,都少不了资产阶级的身影。资产阶级在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以及摧毁旧的落后的封建制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意义。“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2]一种简单、直接或公开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2]。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整个社会注重于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生产这一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资产阶级的这一转变(其思想上的准备是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来完成的,行动上的准备则可追溯到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几乎同时的地理大发现)起到了巨大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许多对资产阶级进步作用的评价,如:“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有大。”[2]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乃至意识形态传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而愈是巨大的生产力,愈是需要更广阔的原料、劳动力和商品销售市场。于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加深了世界历史联系的程度”[6]。生产方式的革命决定着交换方式乃至世界市场需要与之相适应,这种无止境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便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2]。这是资产阶级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征。
在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和地位、资本主义大工业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是必须要给予澄清的问题。资本主义大工业是世界市场形成的根源和动力。先有大工业,后有世界市场,世界市场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的论述:“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2]新航路的开辟发现了诸如印度、美洲、非洲等地域广阔的“世界市场”,但所发现的广大的地区是作为未来真正的世界市场而存在,因为在资本为先导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扩张未到达这些地域之前,这些地区充其量是作为“准备好的世界市场”存在的,而一步步迈向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所需的世界市场距离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至少时隔了两个世纪之久。当然,这些被发现的所谓“准备好了的世界市场”也不是同时步入真正的世界市场的,也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即按照资本主义大工业到来并被占领的时间来区分。大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大工业以及大工业所产生出来的商品充斥到这些被发现地区,引起这些地区巨大的社会变革。其中最深刻的一种改变,则是这些地区在其往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已成为了被资本和商品所统治的地区,已经不自觉地成为了资本主义这种制度扩充其生产力所需要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已经成为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其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外扩张所形成的世界市场,本质上就是以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形式存在,只有作为殖民地,才能使得大工业在这些地区生根发芽,并为大工业的地一步壮大提供条件。伯林在《现实感:观念及其历史研究》中指出:“现代工业资源的大规模发展已经摧毁了经济生活的传统封建和田园特色,并且创建了一个世界市场来满足已经建立的巨大的世界性工业结构。”[9]从中伯林仍然是表明了世界市场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这一道理。世界市场又是大工业继续扩张、壮大的促进力量。世界市场的开辟不仅仅是为了被动适应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需要,其存在的更大意义则在于世界市场能够极大地促进大工业向前发展壮大。世界市场对大工业的反作用,是通过一系列客观的中介因素来实现的,世界市场能够引起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的发展,这些客观条件又是资本主义大工业赖以发展、壮大所需的客观现实条件。理顺了大工业与世界市场的关系,那么世界市场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在逻辑上也就清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此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一句非常经典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世界市场开拓后,必然会使先进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并战胜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先进的大工业生产日益扩展到世界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2]与此同时,由先进的大工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充斥到世界市场的每一个角落,“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2]。总之,世界市场开辟后,使得现代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生产和消费的世界化引起了观念上的改变,引起落后地区旧有文化和文明的幻灭,被一种资产阶级的文明观念和价值观所充斥。这种充斥很难说到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至少,在世界历史开辟的时代这种席卷式的破坏主要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强有力的武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引起分工形式的改变,使得分工也带有世界性的共同特征,使得世界市场范围内的分工模式越来越统一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所体现的分工模式,原有地区旧的分工也逐渐被消灭。
1.1 研究对象 2017年5-10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确诊为结核病患者,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以问卷形式调查。纳入标准:(1)临床确诊为结核病患者;(2)认知及沟通能力正常,能完成问卷;(3)知情同意,自愿参与及配合调查。排除标准:严重内科疾病及精神障碍者。
世界市场的开拓与扩展固然使得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成为现实,并且以资本为先导的扩张遍布整个世界,到19世纪30-40年代的时候,英、美、法已成功建立起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事实已体现出来,英国已成为在世界各地开拓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先锋,而且海外世界市场的开拓与占领状况也会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本土的发展,因而英、法两国在外扩张的同时,也为争夺世界殖民霸权展开着斗争。当然,到后来,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这种争夺世界市场占有权的斗争又有新的更多国家加入,如:美、德、日、意、俄等。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1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有过论述:“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场击退英国这个世界市场暴君的欧洲革命战争,法国又怎么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呢?”[2]由此可见,世界市场的开辟,使得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世界历史阶段,但这其中必然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斗争,其中有开拓国家与被殖民国家之间的民族矛盾,这一矛盾对于被侵略国家和民族而言,是最重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开拓国即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1848年欧洲革命,可以说正是欧洲国家向英国先进工业制度学习,与欧洲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革命,这一场革命又同时是欧洲大陆国家变革以图对抗英国殖民霸权的革命。但是,让资产阶级意想不到的是,世界市场的形成,产生的最大影响,都不是前面所述,而是使得无产阶级及其事业——共产主义——成为了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并必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思想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但同时也反映在人的语言与行为中。在新媒体下辅导员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就必须对学生的思想动态进行全面的监测和分析,尤其要学会借助新媒体了解学生在学习、娱乐、生活、社会事务等方面的言行。对于高校辅导员来说,只有成为一个良好的观察者,才能做一个成功的教育者。
回溯到前世界历史时代去分析其开创的条件及影响,便可发现,世界历史实则是资本主义从萌芽到一步步发展壮大的扩张过程,而对落后国家来说,是一个被动卷入的过程,是一部血泪史和屈辱史。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客观上为落后国家送去了先进的生产力,促使其原有的生产方式逐渐解体,对于东方那些大量保存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公社的国家来说,应该主动利用世界历史为其提供的有利条件,走一条不同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另一条道路,即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直接占有其一切文明成果。这条道路的真理性首先在俄国得到印证,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亦是对马克思东方革命道路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世界历史新时期,我们以改革开放主人翁的姿态步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变之前的被动卷入为主动融入,其前提与条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但衡量世界历史发展程度的根本标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水平——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能否在未来的世界历史时期创造出先进的生产力,从根本上关系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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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19)08-0023-08
收稿日期: 2019-07-10
作者简介: 李茂军(1981-),江西横峰人,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研究。
[责任编校:粟红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