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测算与分解——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入产出论文,中国论文,分解论文,进出口贸易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对能源的消费持续上升。2011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已占世界总量的21.3%，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能源消费国，贡献了全球能源消费增量的71%。①由于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可以预计的是，中国未来对能源的需求仍然会不断增加。据国际能源署（IEA）《2011年世界能源展望》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将比美国高出近70%。
中国国内能源需求的增长对国内能源供给形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是世界的能源生产大国，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2》统计（见表1），2011年，中国煤炭产量位于世界第一位，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位居世界第5、第6。然而，与能源生产量比较而言，中国能源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更大，2011年，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消费分别位居世界第1、第2、第4。另外，尽管中国能源的绝对产量位居世界前十，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储备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全球能源储备不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大与全球能源储备的不断减少相矛盾，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能源消耗与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不断扩大。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稳步增加，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3.87万亿美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在进出口贸易保持稳步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从1990年的87.4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2311.1亿美元（商务部统计数据库）。 对外贸易与能源消费息息相关，贸易活动包含能源的消耗：出口伴随着能源在国内的消耗，而进口伴随着能源在国外的消耗。因此，一国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的差额反映了该国是能源净出口国还是净进口国。中国近年来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这是否意味着更多的能源在国内消耗然后通过出口输出到海外？当然，理论上分析，贸易顺差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一国能源消耗的上升，该国完全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低能耗的产品，并与其他国家交换高能耗的产品，减少国内能源的消耗。那么，中国对外贸易的隐含能源消耗究竟有多少？我国是能源净进口国还是净出口国？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变化的主要贡献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的研究，对加深我们对贸易与能源消耗之间关系的了解，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隐含能源消耗进行了测算与分解，探讨了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我国贸易和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对如何正确看待和应对我国贸易能源消耗提出了若干政策与建议。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的测算与分解方法；第四部分为中国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的测算与分解；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贸易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早期的文献（Pethig，1976；Taylor and Copeland，1994）主要关注了贸易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如著名的“污染天堂”假说（Taylor and Copeland，1994；Jaffe et al.，1995；Janicke et al.，1997）认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的宽严程度不同，贸易将会导致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聚集，从而恶化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而发达国家的环境质量将逐渐得到改善；但是，也有文献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如Lucas et al.（1992）、Wheeler and Martin（1992）、Birdsall and Wheeler（1993）发现，贸易政策越开放的国家，产出的污染密集度增长得越缓慢，贸易并没有导致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的避风港。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贸易产品生产本身所隐含的环境污染或者贸易隐含能源问题。所谓隐含能源（energy embodied），指的是产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总能源，包括产品最终加工环节直接消耗的能源和中间投入品间接消耗的能源。Wyckoff et al.（1994）最早对产品生产和对外贸易中的能耗和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研究，Wyckoff et al.（1994）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测算了六个最大的OECD国家（加、法、日、德、英、美）进口制造品的含碳量，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制造品隐含碳占了这六个国家碳排放总量的13%；Machado et al.（2001）构造了产品—部门能源混合型投入产出表，测算了1995年巴西对外贸易的隐含能源消耗和含碳量，研究结果表明巴西是能源和碳净出口国；Sanchez-Choliz et al.（2004）采用一个考虑了进口产品中间投入的投入产出模型，计算了西班牙进出口贸易的二氧化碳含量，结果表明西班牙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的二氧化碳隐含量基本相同；Wiedmann（2009）运用产品土地使用矩阵模型和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别测算英国2002年的贸易能源足迹，研究结果表明英国进口产品的能源足迹大于出口产品的能源足迹；
et al.（2010）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1997～2004年奥地利基于消费的（consumption-based）二氧化碳排放量，研究发现2004年奥地利每单位最终需求中，有2/3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发生在奥地利境外，另外，1997年奥地利进口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4都来自发展中国家，到2004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3。 此外，一些学者则研究了多个国家或国家之间的贸易隐含能源消耗或贸易含碳量。Muradian et al.（2002）核算了1976～1994年18个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隐含污染气体排放量，实证研究发现，日本、西欧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改善了自身的环境贸易条件，但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则恶化了自身的环境贸易条件；Ahmed and Wyckoff（2003）计算了24个国家的贸易隐含能源，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OECD国家是二氧化碳的净进口国，并且其消费含碳量大于生产含碳量，中国和俄罗斯是二氧化碳净出口国；Peters and Hertwich（2008）测算了2001年87个国家的贸易含碳量，发现“京都议定书”附件B中所列的国家（发达国家）是二氧化碳净进口国。 近年来，随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贸易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包群、彭水军，2006②；李小平、卢现祥，2010③；何洁，2010④）。陈迎等（2008）首先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了2002～2006年中国进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结果表明我国是内涵能源的净出口国，陈迎等预计，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在不考虑部门投入产出结构性变化的条件下，未来中国的内涵能源净出口仍然会保持高速增长。⑤罗思平等（2010）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1997～2006年中国贸易隐含能，用进口国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一次能源消耗量来估算该国进口产品完全能耗强度，并以此为基础测算进口商品的隐含能，结果显示，中国出口商品隐含能源消耗大于进口商品隐含能源消耗，中国是一个能源净出口大国。⑥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则测算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含能量，如Shui and Harriss（2006）计算了中美贸易的含能量及其影响，结果表明从中国进口商品为美国节约了3%～6%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的含碳量占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的7%～14%；Liu et al.（2010）研究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含能量，发现1990～2000年中国向日本净出口能源。此外，李坤望和孙玮（2008）⑦、尹显萍和程茗（2010）⑧等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中国是能源净出口国。 针对中国对外贸易含能量的变化，研究者也采用了不同的方法研究了中国贸易含能量变化的驱动因素。张友国（2009）编制了1987～2006年的可比价格投入产出表，分析了我国贸易对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硫排放的影响，并对贸易含污量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含能量和含硫量的增速大于进口含能量和含硫量的增速，中国能源和二氧化硫的贸易条件恶化，在贸易含污量的增长贡献中，出口规模效应最大，而技术变动有效地抑制了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则很小；⑨Liu et al.（2010）运用SDA两极分解法，将中国出口含能量驱动因素分解为五个因子，研究表明，出口规模效应对中国出口含能量的影响最大且为正，而出口结构效应的影响虽然为正但效果相对较小，直接能源效率和能源消费结构效应在1992～2002年为负，但在2002～2005年为正，中间投入效应在1997～2005年为正且影响逐渐变大；黄敏和刘剑锋（2011）利用I-O SDA夏普瑞分解法研究了中国出口能源消耗的变化，与Liu et al.（2010）结论相同，规模效应为正且影响最大，出口结构效应为正，中间投入效应在2002～2005年为正，在2005～2008年则为负，单位产值碳排放效应为负。⑩此外，李艳梅和付加锋（2010）（11）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本文使用OECD提供的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进出口的隐含能源消耗，与上述研究相比，本文做出了如下贡献：首先，本文使用OECD中国投入产出表提供的各部门进口中间投入矩阵，OECD中国I-O表考虑了进口产品中间投入对于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影响，不需要严格的假设将中间投入矩阵分为国内投入和进口中间投入两部分，也避免了国家统计局的投入产出表与进出口贸易数据的不同分类标准给进口中间投入的确认带来误差；其次，本文从行业部门角度分析了我国进出口贸易隐含能耗在不同部门的分布情况；再次，本文考虑了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的构成，测算了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我国进出口能耗强度，拓展了现有的研究；最后，本文运用结构分解分析（SDA）模型的加权平均分解法，分析了各因素对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变化的贡献。 三、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测算与分解方法 采用投入产出分析对产品的隐含能源消耗进行测算是国内外学者广泛采用的一种成熟方法，根据投入产出模型，进口产品可以分为进口中间投入和进口用于直接消费两个部分。目前国内已有的文献大多使用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分解，然而，该表并没有提供各部门进口中间投入的数据，因此，采用该表进行中国出口贸易隐含能源消耗测算的文献忽略了进口中间投入对最终产品能源消耗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比重较大，出口产品价值的35%来自进口中间品投入（Dean et al.，2007），若测算的出口含能量包括进口中间产品的隐含能源，可能会高估出口含能量（陈迎等，2008）。而另一些文献尽管考虑了进口中间投入对进出口产品隐含能源消耗的影响，对进口中间投入产品的投入系数矩阵作了修正，但是这些研究采用了较为严格的假定，假设进口中间投入在每个部门的投入比例是相同的，然后将该比例（12）与中间投入系数矩阵相乘而得到进口中间投入系数矩阵（Weber et al.，2009；Lin et al.，2010；彭水军和刘安平，2010（13）等），最后将中间投入矩阵分为国内投入和进口中间投入两部分，这种划分标准本身就可能存在主观性，从而影响了结果的可靠性；另外，进出口商品的分类标准《国际贸易分类标准》（SITC）和《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无法与投入产出行业分类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一一对应，因此进口中间投入的确认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文东伟和冼国明，2010）（14），这给测算带来一定的误差。 另外，在能源经济分析研究中，常用的分解方法是结构分解分析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和指数分解分析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SDA法是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解方法，而IDA法使用行业部门的总和数据进行分析。IDA法包括拉氏指数法、算术平均迪氏指数（AMDI）法、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法等。国内外使用IDA法的文献有Huang（1993）、Ang（2004）、朱勤等（2009（15）、隗斌贤等（2012）（16），等等。与SDA法相比，IDA法不需要投入产出数据，对数据要求较低。但是，SDA法有一定的优势：它可以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技术效应和最终需求效应，还能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这些是IDA法无法做到的（Zhang，2009）。SDA法包括两极分解法、中点权分解法和加权平均分解法等。Dietzenbacher et al.（1998）和李景华（2004）（17）都指出，两极分解法和中点权分解法是加权平均分解法的近似解，在理论上都有缺陷。因此，SDA加权平均法在理论上更加完善和精确，但计算量较大。 本文首先在一个开放的投入产出模型基础上，使用OECD中国投入产出表，考虑了进口产品的中间投入对于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影响，推算了中国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进出口产品能源消耗系数以及贸易隐含能耗的测算公式；然后，采用结构分解方法对进出口能源消耗的变化原因进行分解，具体如下： （一）能耗系数 在开放环境下，根据投入产出表，可以建立模型：X=AX+Y-IM。国内使用表横向关系为：
，即：
（二）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和贸易净隐含能源消耗的测算
我国最终需求能源消耗总量（
），包括国内为满足最终消费的能源消耗量（
）和国外进口所包含的能耗量两部分（
）：
表示为了获得每单位国内最终需求产品，进口中间投入完全消耗的能源量。出口额用EX表示，我国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即出口产品的能源消耗总量）是指为了获得我国的出口产品，国内所消耗的能源量和国外进口中间投入所消耗的能源量，即：
贸易净隐含能源消耗为出口隐含能源消耗与进口隐含能源消耗的差值，用
表示：
（三）进口省能强度和出口含能强度的测算 我们引入进口省能强度和出口含能强度这两个指标，进一步分析每单位进口或出口产品所节省或消耗的能源量。进口省能强度衡量单位进口产品所隐含的能源，出口含能强度衡量单位出口产品所隐含的能源：
（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变化的结构分解 本文运用结构分解分析模型的加权平均分解法，对出口隐含能源消耗进行结构分解，从而分析各因素对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变化的贡献。我们将（5）式进一步展开，得：
以1和0表示计算期和基准期，用
表示出口隐含能源消耗的变化，则：
从基准期开始分解有：
从计算期开始分解有：
四、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测算与分解 （一）数据来源与加工 本文计算所使用的各部门能源消耗总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投入产出表来自OECD网站数据库公布的中国投入产出表（18），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不同的是，OECD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包括各行业的进口中间投入系数矩阵，使得我们在计算中国最终出口产品隐含能源消耗时，可以考虑进口中间产品的影响。OECD中国投入产出表单位为亿元，能源消耗数据单位为万吨标准煤，为了便于核算，本文对数据单位作了调整。因此，能源消耗系数的单位为万吨标准煤/亿元（吨标准煤/万元），以计算与分析1995年、2000年和2005年我国进出口的含能量及各行业贸易净能耗情况。 另外，OECD中国投入产出表使用联合国发布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Rev.3），而中国统计年鉴采用的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2002）。由于两种数据的行业分类标准不同，本文依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与代码》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将投入产出表和各部门能源消耗数据进行重新分类，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准将数据整合为22个行业部门，如表2所示。 我们将OECD中国投入产出表的37个部门和《中国统计年鉴》各部门能源消耗数据的45个部门重新归类为22个部门，详见第72页附表1。（19）由于GB/T4754—2002与ISIC/Rev.3分类并非完全一一对应，其中，部分具体大类出现交叉情况，而某些名称相同的大类，所包含的小类行业并不完全一致。例如，ISIC/Rev.3的32（收音机、电视机和通信设备和装置的制造）有一部分对应到30（办公室、会计和计算机械的制造），另一部分对应到GB/T4754—2002的40（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鉴于两个标准的差异性，本文对投入产出表的行业部门合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这些细微的区别应该不会影响到行业隐含能源消耗的长期变化趋势。此外，统计年鉴部门能源消耗数据的第45类（生活消费）在OECD投入产出表中无对应部门，因此本文舍弃该项。 （二）各行业能源消耗强度分析
由表3结果可以看出，在所有行业中，完全能耗系数较小的行业为：1（农、林、牧、渔、水利业）、1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20（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22（其他服务业）。而完全能耗系数较大的行业有：11（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1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8（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医药及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7（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四个行业完全能耗系数均大于1.5吨标准煤/万元。由能耗系数分解结果可以看出，重化工业的能耗系数较大，制造业次之，服务业和农业的能耗系数最小，这一结果与李小平和卢现祥（2010）的测算结果相同。这一结果表明，如果国家能源政策目标是实现节能减排、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话，那么，我国应该重点提高金属冶炼业等能耗强度较高行业的能源消耗效率。
表3的计算结果同时显示，在研究期内，大部分行业间接能源消耗系数占完全能源消耗系数的比重大于50%，这说明，在多数部门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大部分的能源被间接消耗。其中，采掘业、能源加工业，金属、非金属加工业间接能耗比重较小，这表明，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的行业关联度较小，中间产品的投入较小；而建筑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部门间接能耗比重较大，表明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的行业关联度较大，中间产品的投入比重较大。 下页图1显示了1995～2005年中国国内各行业完全消耗系数的变化，可以看出，1995～2005年，除了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行业10），中国国内其他21个部门的完全能耗系数均不断减小，其中，1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8（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医药及化学纤维制造业）和5（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类行业完全能耗强度减小幅度最大。图1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能源消耗效率在不断提高。
（三）行业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和贸易净隐含能源消耗分析 根据方程（6）、（7）和（8），我们分别计算出1995年、2000年和2005年中国进口隐含能源消耗、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和贸易净隐含能，并进一步考虑了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的构成，计算结果见第74至75页附表2～4，表4显示了计算的摘要结果。
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出口产品的能源消耗主要来自国内，而非用于出口的国外进口中间投入所消耗的能源。由表4结果可以看出，1995年83%的出口隐含能源消耗来自国内能源消耗，2000年这一比例降至80%，2005年这一比例进一步降至75.5%，这一结果表明，越来越多的出口隐含能源来自国外进口中间投入的消耗，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从分类行业来看（见附表2～4），2（采掘业）、1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18（电力、燃气、水生产和供应业）类行业的出口产品所消耗的国内能源占出口能耗的比重最多；而1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1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类行业的出口产品消耗的国内能源较少，但仍然大于50%，这一结果与我国电子通信、电气机械等制造业加工贸易的现实相关。中国参与国际碎片化（fragmentation）生产网络的程度在加深，中国从日本等国进口零部件，加工组装成产成品后出口到欧美国家。中国电子通信、电气机械制造等行业在这一背景下迅速发展，其出口额不断增加，因此这些行业进口中间投入的能源消耗占出口总能耗的比重也不断增加。 表4的结果同时显示，我国进口产品隐含能源消耗的75%以上都是来自进口产品用于国内中间投入的能耗，且比例不断增加。这一比例之高，也证明了我国是加工贸易大国，进口产品多用于国内加工。从分类行业来看（见附表2～4），2000年2（采掘业）、6（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和19（建筑业）类进口产品用于国内中间投入的能耗占总进口能耗比较大。2005年18（电力、燃气、水生产和供应业）、11（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19（建筑业）类这一比重较大；8（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医药及化学纤维制造业）和1～3（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进口产品用于国内中间投入的能耗占总进口能耗比重较小，但仍大于50%。这个结果也验证了文东伟和冼国明（2010）认为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迅速提升的结论。 由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是能源净出口国，且贸易净隐含能源有增加的趋势。1995年，我国贸易净隐含能源消耗总计为3566万吨标准煤，2000年增至6353万吨标准煤，在2005年进一步增至20355万吨标准煤。进一步分析显示（见附表2～4），我国多数行业为能源净出口行业：1995～2005年，仅19（建筑业）、22（其他服务业）、13（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1（农、林、牧、渔、水利业）、16（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食品加工业、食品饮料及烟草制造业）和18（电力、燃气、水生产和供应业）、20（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8个行业为能源净进口行业。其中，20（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在1995年为能源净进口行业，到2000年以后转为能源净出口行业，而其余的14个行业在1995～2005年为持续的能源净出口行业，这一结果显示，1995～2005年我国各行业贸易净隐含能源总体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行业的能源净出口或净出口状况基本保持不变，贸易净隐含能源结构基本保持稳定。 （四）1995～2010年中国贸易隐含能源消耗分析 仅仅测算1995年、2002年和2005年的贸易隐含能源消耗情况，不能反映最新情况，因此本文进一步对1995～2010年我国贸易隐含能源消耗进行分析。由于投入产出表每5年更新一次，目前可得的OECD中国投入产出表仅更新到2005年。本文假设2005～2010年投入产出关系不变，用式（6）
和式（3）
估算2010年的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和进口隐含能源消耗，并根据式（9）和式（10）计算各年的出口含能强度和进口省能强度。（20）2010年分行业进出口额来自OECD网站，该网站的数据单位为美元现价，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对于年平均汇价的处理方法，将数据单位转换为人民币。图2反映了1995～2010年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和进出口总额的变化趋势。
图2显示，我国出口总额从1995年的12990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07018亿元，增长了7.2倍；而出口隐含能源消耗从1995年的33815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10年的143806万吨标准煤，增长了3.3倍。我国进口总额从1995年的1146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94689亿元，增长了7.3倍；进口隐含能源消耗从1995年的30248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10年的102338万吨标准煤，增长了2.4倍。我国贸易隐含能源消耗变化趋势与贸易总额变化趋势一致，表明贸易增长推动了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增长，但是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的增长幅度要小于进、出口额的增幅。中国出口产品隐含能源消耗大于进口产品隐含能源消耗，且出口产品隐含能源消耗增幅大于进口隐含能源消耗的增幅，这进一步表明，我国是能源净出口国，能源净出口现状有扩大的趋势。
图3显示中国进出口单位价值产品的能耗强度。由图3可以看出，1995～2010年，中国单位价值出口产品所隐含的能源消耗和单位价值进口产品所隐含的能源消耗均有所减小，这表明1995～2010年我国贸易能源效率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图3同时显示，除了1995年单位价值产品出口的含能强度（2.60吨标准煤/亿元）略小于单位价值产品进口省能强度（2.64吨标准煤/亿元），2000年、2005年和2010年出口含能强度均大于进口省能强度，即单位出口产品的能耗仍然高于单位进口产品的能耗，这说明中国的国际贸易模式仍然是一种高能耗、高污染模式，而且，这种高能耗模式在最近的10年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 以出口含能强度除以进口省能强度，我们可以得到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若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大于1，说明中国单位价值的出口隐含能源消耗要大于单位价值的进口隐含能源消耗。图3同时显示，中国1995年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为0.99，2000年升至1.02，2005年为1.13，2010年增至1.24，这一结果表明，从1995年到2010年中国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张友国（2009）编制了1987～2006年的可比价格投入产出表，分析了我国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与本文结论相同，张友国认为，中国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有恶化趋势。与本文结果不同的是，张友国（2009）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有恶化趋势，但是现期的贸易条件指数仍然小于1，即单位进口能耗仍然高于单位出口能源消耗。我们认为，张友国（2009）计算可能低估了中国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张计算的进口数据扣除了保税进口产品和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等设备类进口产品价值，低估了进口量，从而可能高估了进口省能强度；另外，张友国（2009）采用对进口价值按比例拆分的方法分解为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也会产生误差，从而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此外，与Liu et aL.（2010）等多数文献一样，张友国（2009）采用替代法假设国外进口能源完全消耗系数等于国内能源完全消耗系数，而我国主要进口国为欧洲国家、美、日、澳等能耗密集度相对较低的发达国家，因此用中国完全能耗系数计算进口含能量会导致计算结果偏高，这也会高估进口省能强度，从而低估基于能耗的环境贸易条件。 （五）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变化的结构分解与分析 为了研究出口单位价值隐含能源消耗、出口规模的扩大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对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增长的影响，我们进一步用SDA加权平均法测算了以上因素对1995～2005年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增长的贡献（见表5）。
表5的结果显示，1995～2005年，中国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增加了5-999万吨标准煤，出口隐含能源消耗的变化中，出口规模效应的贡献最大，能源效率效应次之，投入效应再次之，出口结构效应最小，其中规模效应和投入效应为正，能源效率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Liu et aL.（2010）对中国出口能源消耗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与本文结果相同，Liu et aL.（2010）认为，出口规模的扩大与中间投入的增加提高了中国出口产品的能源消耗。与Liu et al.（2010）不同的是（20），本文结果同时显示，能源效率效应的提高以及出口结构的优化降低了中国出口的隐含能源消耗。考虑到近年来中国高能耗、低技术产品出口下降以及低能耗、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的趋势，本文结果可能更接近中国能源消耗的现实（李艳梅和付加锋，2010；黄敏和刘剑锋，2011；彭水军和刘安平，2010）。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1995～2005年，中国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的增幅均小于进、出口总的增幅，主要原因是能源效率效应和出口结构效应抑制了出口能耗的增长。表5的分解结果表明，在降低中国出口能耗强度的各个因素中，能源效率效应的贡献较为明显，1995～2005年能源效率效应引起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减少了61553万吨标准煤，贡献率为-118.4%。下页图4显示了中国各行业出口单位价值产品的隐含能源消耗的变化，在1995～2005年，除电力、燃气、水生产和供应业之外（见图4注2），中国各行业中出口单位价值隐含能源消耗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各行业出口产品能耗效率在逐年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在转向低能耗参与。由图4同时可以看出，1995～2005年中国单位价值出口隐含能源下降幅度较多的行业是8（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医药及化学纤维制造业）、5（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和7（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些行业也是完全能耗系数下降较快的行业，这说明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促进了中国各行业单位价值出口含能量的下降。 表5同时显示，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降低了出口的隐含能源消耗，其中，1995～2005年，出口结构的变化贡献值为-1922万吨标准煤，贡献率为-3.7%。下页图5显示了中国的行业出口结构及其变化，由图可以看出，1995～2005年，中国初级产品（第1、2、3、4类产品）以及资源加工类产品（第9、10、11类产品）的出口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第14、15类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在不断上升。从产品的能源消耗情况看，1995～2005年，1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采掘业）和18（电力、燃气、水生产和供应业）等出口单位价值隐含能源消耗较高的行业出口比重有所下降，而20（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14（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15（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出口单位价值隐含能源消耗较低的行业出口比重有所上升。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相当多的研究（Lardy，2002；Lemoine and
，2002）认为，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与生产价值链的分割使得世界零部件贸易快速发展，并使得各国以更深的程度融入到国际化分工体系中。而世界零部件贸易又集中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类产品的零部件贸易上。通过这些具有较高技术含量与较高价值的零部件贸易，中国一方面实现了低能耗出口结构的转变，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国内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关研究显示，中国的出口结构正加速向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工业制成品出口转移（姚洋和张晔，2008（22）。但是，表5的结果同时显示，尽管中国出口结构的优化降低了出口的隐含能源消耗，但是这种影响远小于技术效应的节能影响（见表5），这一结果也表明，实现低能耗、高技术的出口结构转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文构建了一个能源投入产出模型，采用1995年、2000年和2005年的OECD中国投入产出表和统计年鉴的能源消耗数据，测算了我国1995年、2000年、2005年以及2010年行业的进口隐含能源消耗、出口隐含能源消耗、贸易净隐含能源消耗和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结果显示： （1）中国绝大部分行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在减小，这表明中国的能源消耗效率不断提高。研究结果显示，在多数行业中，最终产品生产过程所消耗的能源有大于一半的部分来自间接能源消耗，且间接消耗能源比重有增大的趋势，这表明中国行业间关联度不断增加。 （2）中国出口隐含能源消耗主要来自国内的能源消耗，但这一比例有下降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出口产品隐含能源消耗来自国外进口中间投入的能源消耗。对于进口隐含能源消耗而言，绝大部分来自进口产品用于国内中间投入的能耗，且有增加的趋势。这表明中国参与世界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都不断加深。 （3）中国进出口隐含能源消耗逐年增加，出口产品总能耗量大于进口产品总能耗量，我国是能源净出口国，且贸易净能源消耗有增加的趋势。中国出口含能强度均大于进口省能强度，且基于能耗的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 （4）中国单位价值产品的隐含能源消耗在逐渐下降，并有效抑制了出口隐含能源消耗的增加。中国出口隐含能源消耗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出口规模的扩张。出口结构效应对出口能源消耗增加的抑制作用较小，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在转向低能耗参与。 节能减排在当今能源短缺的背景下是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战略问题（林伯强，2010（23）），为了降低能源消耗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各国纷纷出台了各种政策措施以激励国内生产企业节能减排，如对高能耗企业实行苛刻的环境技术标准与税收惩罚等，以促使国内高能耗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或者产业转移。为了规避国内严苛的环境技术标准，国内企业或是停止生产高污染、高能耗产品，而从国外进口相关产品，通过国际贸易实现这些产品的国际转移；或是通过直接投资手段，把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环节直接转移到国外，再向母国出口，通过国际投资的手段实现这些产品的国际转移。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标准的差异，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倾向于建立在环境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贸易导致中国成为“污染避难所”，但是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国际贸易的现行模式仍然是一个净能源消耗出口国，中国仍然处于一个高能耗产品生产国或者高能耗产业转移承接国的地位。因此，如何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各级政府亟须解决的问题。对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生产的节能减排无疑是一条重要途径；另外，优化贸易结构、降低高能耗与高污染产品的出口无疑也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耗较高的行业，如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要改进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废弃能源的利用；在优化贸易结构方面，可以采用征收出口关税、消减出口退税率、强化出口配额等方式减少高能耗行业产品的出口，与此同时，要鼓励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等低能耗行业的出口，促进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通过贸易结构的调整，我国可以在贸易顺差的前提下，实现贸易净隐含能源消耗的基本平衡。 当然，由于数据限制，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对于2010年中国贸易隐含能源消耗的估算采用了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这一分析建立在投入产出关系不变假设的基础上，如果2005～2010年各行业投入产出关系发生了改变，本文的研究与实际情况会产生一定的偏差；其次，由于OECD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标准和统计年鉴能源消费数据的行业分类标准不同，从而使得本文对投入产出表的行业部门合并存在一定的误差。这些缺陷与误差有待更新数据的采用。
①《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2》。 ②包群、彭水军，“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世界经济》，2006年11期，第48—58页。 ③李小平、卢现祥，“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
排放”，《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第15—26页。 ④何洁，“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中国各省的二氧化硫（
）工业排放”，《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2期，第415—446页。 ⑤陈迎、潘家华、谢来辉，“中国外贸进出口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及其政策含义”，《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第11—25页。 ⑥罗思平、王灿、陈吉宁，“中国国际贸易中隐含能的分析”，《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477—480页。 ⑦李坤望、孙玮，“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能源含量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第3—7页。 ⑧尹显萍、程茗，“中美商品贸易中的内涵碳分析及其政策含义”，《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8期，第45—55页。 ⑨张友国，“中国贸易增长的能源环境代价”，《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16—30页。 ⑩黄敏、刘剑锋，“外贸隐含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I-O SDA模型的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4期，第94—103页。 （11）李艳梅、付加锋，“中国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8期，第53—57页。 （12）假定进口中间产品与国内生产中间产品的比例等于进口最终产品与国内生产最终产品的比例，即进口中间产品的比例等于进口量/（总产出+进口量-出口）。 （13）彭水军、刘安平，“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效应：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10年第5期，第140—160页。 （14）文东伟、冼国明，“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与出口增长”，《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2期，467-—494页。 （15）朱勤、彭希哲、陆志明、吴开亚，“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解及实证分析”，《资源科学》，2009年12期。 （16）隗斌贤、顾继红、黄敏，“基于IO-SDA模型的浙江省外贸隐含碳影响因素分析”，《统计研究》，2012年第1期，第101—105页。 （17）李景华，“SDA模型的加权平均分解法及在中国第三产业经济发展分析中的应用”，《系统工程》，2004年第9期，第69—73页。 （18）网址：http://stats.oecd.org/，OECD投入产出表（OECD Input-output Database）由OECD提供，包括OECD 28个成员国和9个非成员国的投入产出表。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投入产出表仅提供总使用表不同，OECD中国投入产出表包括总使用表、进口使用表和国内使用表三大表。通过OECD总使用表可以获得各个部门的总产出X、总进口IM以及总出口EX数据；通过OECD进口使用表可以获得各部门进口中间投入矩阵
和进口最终使用
数据；通过OECD成员国内使用表可以获得国内中间投入矩阵
。 （19）1995年、2000年和2005年分行业能源消费总量数据分别来自1997年、2002年和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1995年与2000年行业分类相同，但与2005年相比有微调，但不影响分类。 （20）当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贸易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使用2005年的IO表来分析2010年数据可能或存在一些问题，因此，2010年的结果需要谨慎使用，感谢审稿人指出这一问题。 （21）Liu et al.（2010）认为，中国直接能源效率在1992～2002年为负效应，但在2002～2005年为正效应，而出口结构为正效应。 （22）姚洋、张晔，“中国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研究——来自全国、江苏和广东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67—82页。 （23）林伯强、姚昕、刘希颖，“节能和碳排放约束下的中国能源结构战略调整”，《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58—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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