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昊[1]2001年在《上海外代浦东公司的重组研究》文中指出国际船舶代理行业是国际航运体系中的一环，在我国港口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随着市场开放的深入和中国进入WTO进程的加快，这一原来相对封闭的市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对于原来在我国船代市场中占有绝对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船代企业而言，如何应对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化，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寻求生存和发展是一项迫切而艰巨的任务。上海外代正是国有船代企业的典型，她曾经为中国对外贸易和远洋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经营业绩一贯良好。尽管如此，上海外代仍深切体会到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严峻考验。 本文从探求上海外代船代改革的模式出发，将上海外代下属的浦东公司为研究主体，对国有船代企业如何适应竞争、适应市场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讨论。 首先，回顾了我国船舶代理行业的发展历史和上海外代的成长历程，分析了船代行业的自身特点及宏观形势发展对船代行业的影响，进而对上海外代进行了SWOT分析，指出目前上海外代存在种种不利于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的弊端，必须加以改革； 其次，具体阐述了上海外代船代改革的目标和为实现该目标所必须要突破的困难； 再次，选择浦东外代作为外代船代改革的对象，对其进行重组改制，在产权体制和经营模式上提出了大胆的可行性设想。采用了ESOP模式，允许公司职工持有浦东外代的股份，将员工和企业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采用矩阵组织结构使浦东外代的服务模式个性化； 最后，对船代经营中的其他问题也作了有益的探索。同时也客观分析了浦东外代重组改制后可能产生的风险和问题。 本文对其他小型国有服务性企业如何在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通过自身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竞争机制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经营模式，提供了可参考的改革思路。
陈飞儿[2]2008年在《轴辐式网络系统中集装箱船的技术经济性研究》文中指出集装箱船舶的大型化发展给航运公司提出了更多的营运难题,集疏运系统不再独立于远洋运输网络,而是主要为远洋航线网络服务。由于江、海不同水域集装箱船舶的技术标准不同,江-海集疏运系统是当前水-水集疏运系统中研究的难点所在。近几年,中国集装箱港口发展迅速,特别是上海洋山深水港的建设,对亚洲区域内的集装箱运输格局乃至世界航运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作为洋山港的主要箱源地--长江下游地区,其港口与洋山港之间的集疏运系统是最复杂的江-海集疏运系统。本文主要为了解决航运公司在江-海集疏运系统中的营运难题,以上海港-长江下游港为实例,其意义重大。为实现以上研究目的,本文主要做了以下方面的工作:(1)从集装箱船舶的营运和技术特征出发,以客观、中立的态度探讨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的经济性问题,为当前集装箱航运市场上存在争议的“船舶大型化的规模经济性”提供定性和定量依据;(2)以市场环境和实际数据为基础,基于不同的航线网络模式,对影响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经济性的主要因素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轴辐式(hub-and-spoke)网络模型是伴随集装箱船舶大型化过程中的航线网络发展方向,集疏运系统对超大型集装箱船的经济性影响巨大,这也验证了本文的研究意义重大,案例计算结果为航运公司的营运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3)建立优化模型,对江-海集疏运系统中的单航线、单船型、多航线、多船型等不同情况进行实例应用,计算的结果可作为航运公司在“船型优化和航线设置”方面的决策支持。在以上内容的研究过程中,文章以“宽度与深度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指导原则,做了大量的创新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验证了轴辐式网络模型下的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的经济性。轴辐式网络模型在国外文献中多应用于航空运输,并已经相当成熟;在集装箱海运中仍属于起步,并且争议很大。而在国内,轴辐式网络模型理论的应用几乎属于空白。本文以客观的立场,根据市场营运环境的不同,分析不同航线网络下的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的经济性。案例计算结果表明轴辐式网络模型在集装箱船舶大型化趋势下较多港直靠模式(multi-port calling)更能体现大船的经济性。文章对轴辐式网络模型的验证也为该理论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参考,例如城市规划、路网设计等。(2)建立单位标准集装箱综合营运成本模型,并进行实例验证。以往关于船型选择的文献多从运输成本的角度考虑,而没有综合考虑船舶在港时间对集装箱船经济性的影响,决策常常与实际营运效果偏差很大。本文从集装箱运输“门到门”的角度出发,通过模块化,最终建立了既考虑在港、又考虑在航时间的单位标准集装箱综合营运成本模型,并通过实例进行应用和验证。(3)新角度的敏感性分析。传统的敏感性分析是从影响目标函数最大的因素进行敏感性的详细分析,但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舶经济性研究表明,影响目标函数最大的因素--船舶载箱率并不会影响企业决策,而本被认为不敏感的因素--集疏运成本却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很大。因此,本文选取集疏运成本进行敏感性的详细分析,建立了接驳航线系统与远洋航线网络之间的联系,也解释了在同一经济区域内进行枢纽港选择时,航运公司把集疏运系统作为重要考虑因素的原因。(4)构建江-联运集疏运系统中的动态规划模型,并进行实例验证。动态规划模型在解离散问题中较线性规划模型、Dijkstra算法、矩阵算法等更有优越性;并能同时计算中间过程,即任何两个阶段之间的决策选择。但划分阶段和写出递推关系式是其难点所在,以往的文献因集装箱运输的复杂性,没有找到合适的划分阶段方法,无法利用动态规划模型的优越性。本文借助于单位标准集装箱综合营运成本模型中的模块化方法,对江-海联运问题进行阶段划分,构建动态规划模型,并用实例验证,为解决此类运输问题提供参考。(5)江-海联运集疏运系统的研究在洋山港主要腹地港口群进行应用。在长江下游港口至上海港的江-海联运网络中,江运和海运运距都较短,沿途挂靠港口密集,研究表明,由于港口转运时间过长、装卸费过高等原因,接驳航线网络将向直达航运、减少挂靠港、缩短航线周期、增大船型等方向发展。本文研究经过充分调研,以专业数据库和市场营运为基础,对理论和数学模型进行实例验证,主要有如下结论:(1)通过集装箱船舶实现集装箱化的运输特别适合于长距离、多环节、频中转的货物运输,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的集装箱化仍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为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背景。(2)通过集装箱船的营运技术特点分析,船舶本身的大型化技术不是最关键的难题,但技术条件和经济性是船型选择的根本。在6500 TEU(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20尺标准集装箱)和9500 TEU两种船型、轴辐式网络模型和多港直靠模式两种航线网络下,无论是6500 TEU船型或9500 TEU的集装箱船舶,轴辐式网络模型在大部分营运环境都比多港直靠模式的单位标准集装箱综合营运成本更低。(3)当新造船成本、大船载箱率、船舶在港时间、燃油价格等因素向不利方向变化30%之内时,最优方案都是9500 TEU船型的轴辐式模型。但是集疏运费用增加30%时,最优方案为9500 TEU的多港直靠模型。由于集疏运费用因素对航运公司在选择船型、选择航线模式、选择枢纽港等方面决策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集疏运费用问题应该是航运公司非常关心的问题。支线接驳航线网络与远洋主航线相配套的多层次航线网络结构将会受到航运公司的关注和重视,不同层次网络之间不再独立,经济区域内的航线网络为经济区域间的航线网络服务的特点将会进一步显现。(4)江-海联运集装箱运输是接驳航线中最为复杂和亟需优化的集疏运方式,长江流域南京以下的港口始发的集装箱运至洋山港时,由于江运和海运部分运距都非常短,中转费用和中转时间占总成本比例非常高,航运公司应该选择直达运输,减少航线上的挂靠港口数量,尽可能缩短航次周转时间。(5)在洋山港的主要集疏运港口系统中,经济的江海联运船型将受到航运公司关注。目前的江海直达集装箱船船型总体偏小,航运公司在增加船队运力投入时,应增加400 TEU以上的船型和500 TEU以上的ATB船(Articulated Tug & Barge,铰接式顶推驳船),以获得更低的集疏运成本。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和市场营运情况,提出了航运公司关注但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秦政强[3]2006年在《FDI作用下的产业集群与网络治理模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内部网络的治理模式不断演进。产业集群是基于价值链的企业集合。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区域协作和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在全球范围内考察产业集群的演变过程,需要考察产业集群嵌入的全球价值链的网络治理模式。中国FDI作用下的产业集群内部网络的主导治理形式正由强关系网络向模块化网络转变,而该产业集群所嵌入的全球价值链的网络治理模式也呈现模块化网络。 模块化生产网络是重大的产业组织创新。产业结构的变化伴随着生产活动空间上的整合。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水平不断提高,支配型关系网络和独立型产业区在地理上和空间上都变得越来越孤立。模块化生产网络是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和知识的编码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生产的国际化,以模块化网络为基础的产业集群能在更大规模的全球生产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 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的,核心的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关系网络。产业集群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产业集群的网络治理模式的演变起着重大影响。本文以关系契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以一个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强关系网络的模型,说明制度环境的变化对该关系网络契约结构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初期,跨国公司往往选择和网络成员建立表现为关系契约的紧密联系。而随着产业集群内社会资本的积累,合作秩序的扩张,跨国公司合作范围的扩展和信息技术的运用,强关系网络中的关系的强度就会弱化,跨国公司的合作范围就会超出原有的强关系网络,进而构建模块化网络。 FDI集聚有两种方式:群体迁入型和嫁接型。东莞和苏州IT产业集群、东莞家具产业集群表现为外资企业群居链的复制;而嘉善家具产业集群则属于后者,表现为原有价值链的延长。群居链复制形成的产业集群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在当地的根植性较低。目前东莞IT产业集群出现迁移的态势。而苏州IT产业集群则由于其雄厚的人力资本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向着价值链的高端转移。某些外资企业逐步实现高中层管理人员的本土化。本地企业也成长起来,加入到外资企业的协力网络中。因此苏州IT产业集群中的外企具有较高的根植性。 IT产业集群所嵌入的全球价值链的网络治理结构为模块化网络。在全球价
卢鑫宇[4]2009年在《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公司业务发展及营销策略》文中提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面对加入WTO和金融业加速开放、银行同业竞争日益激烈、客户需求层次不断提高的现实，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已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面临的重要课题。由于公司业务是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对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快公司业务发展，是实现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健康发展的保障。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作为中国银行的一个缩影，其公司业务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营销策略在中国银行乃至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公司业务范畴都有比较典型的代表意义。本文第一章分析了商业银行加快公司业务发展的必然性。第二章和第叁章，重点分析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公司业务发展现状、环境，利用PEST方法，对天津分行公司业务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进行了分析，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明确了今后发展的目标和策略。第四章针对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公司业务在当前市场环境下的问题和困境，运用SWOT分析法，通过实地调研，将天津分行公司业务与其他商业银行公司业务进行比较，分析天津分行公司业务在市场竞争中所具有的优势与劣势，面临的机遇与威胁，详细分析了天津分行公司业务市场营销的现状，包括金融产品与服务、市场营销渠道等方面。第五章和第六章，运用市场营销理论对天津分行公司业务实施营销策略进行了分析，包括产品与服务营销策略、营销渠道策略。分析表明，为了适应天津分行公司业务的发展需要，必须采取上述市场营销策略。本文针对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公司业务，在详细分析现状的基础上，给出了极富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从而建立起一套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前提，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经营效益为目标的系统营销策略，真正建立科学、高效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业务经营管理机制。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乃至国内商业银行的公司业务发展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谭景玉[5]2005年在《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及其运转研究》文中认为乡村行政组织是国家为实现乡村社会的管理而在乡村设立的,负有管理乡村社会行政事务和公共事务的权力和职责,并有一定人员配置的行政组织。一定的人员配置和职权是乡村行政组织的两个基本要素。 古代文献中没有关于宋代乡村行政组织设置的明确记载,只有大量关于乡村区划及其编排方式的叙述。只有从各种区划的性质入手,考察其是否为行政区划,判定其是否为乡村行政组织,方能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宋代乡村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有清晰的认识。根据乡村行政组织的两个基本要素,可发现宋代的里、村、社等并非乡村行政组织,只是作为地域单位或聚落名称存在。团虽有一定的人员配置,并负有维持治安的职责,但它不承担上级行政组织交办的事务,未被纳入国家行政组织体系之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乡村行政组织。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的演变以熙丰变法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熙丰变法以前为第一阶段。这是以催征赋税为主要职责的乡或管与以维护治安为主要职责的耆并行的时期。乡以里正、户长、乡书手为主要头目,负有催征赋役、修造版簿和劝课农桑等职责。至和二年,里正被废,乡以户长和乡书手为头目仍然发挥着行政组织的作用,直至熙丰变法时其行政职能才完全消失,但仍作为地域单位长期存在。管初设于开宝七年,终于熙宁八年,设有户长,负责催征赋役,但这一制度并未在全国推广。耆萌芽于后周,设有耆长和壮丁,主要负责维护治安。熙丰变法以后为第二阶段。保甲法逐渐与差役法结合,使都保取代了原来的乡和管而成为乡村行政组织。都保制下,设有保正副、大小保长和承帖人,行使维护治安和催征赋役等多项职能。耆仍旧存在,但地位逐渐下降。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地缘化、控制范围缩小、职能日趋集中和职役化等特点。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的职能非常广泛,涵盖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乡村行政组织在两税收纳、刑事诉讼和灾荒救助等乡村事务实施的许多环节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乡村行政组织是国家统治的“神经末梢”,是联系国家与乡民的中介。乡村行政组织的施政明显侧重于催征赋税和维护治安,其参与社会公共事
参考文献：
[1]. 上海外代浦东公司的重组研究[D]. 阎昊. 上海海运学院. 2001
[2]. 轴辐式网络系统中集装箱船的技术经济性研究[D]. 陈飞儿.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3]. FDI作用下的产业集群与网络治理模式[D]. 秦政强. 浙江大学. 2006
[4].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公司业务发展及营销策略[D]. 卢鑫宇. 天津大学. 2009
[5]. 宋代乡村行政组织及其运转研究[D]. 谭景玉. 山东大学.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