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中后期工业结构阶段性变化的特征与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后期论文,特征论文,趋势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一些后起追赶型国家出现较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然而，只有少数经济体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其中以韩国等亚洲新兴国家为代表；多数经济体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倒退回低收入国家行列，[1]其中以巴西等部分拉美国家为代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陷阱”区间。因此，比较研究韩国和巴西经济分化发展现象及结构性原因有助于客观判断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及政策调整要求。
一、韩国和巴西经济分化发展中的工业结构及变化
(一)韩国和巴西在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发展出现明显分化
二战后，韩国和巴西开始启动工业化的时间和收入水平十分接近。1960年，韩国和巴西的人均GDP分别为1467美元和1727美元；到1980年，两国均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水平分别达4270美元和4217美元；而自此以后，两国发展开始出现明显分化，收入差距不断拉大。①韩国经济持续增长并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巴西则很长时间一直在低增长状态中徘徊，难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1997年，韩国人均GDP已经是巴西的两倍还多，到2012年韩国人均GDP达21 562美元，而巴西仅为5721美元。期间，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地位的变化差异是两国经济走势分化的直接原因。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巴西工业和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始终高于韩国。1985年，巴西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5.3%，而韩国为39.1%；巴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3.7%，而韩国为27.3%。但之后韩国工业和制造业比重超过并始终高于巴西。巴西工业比重在1987年见顶后快速下降，尽管韩国工业比重在1991年也出现峰值但此后一直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到1997年巴西工业增加值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分别下降到26.1%和16.7%，而韩国则保持在41.1%和26.3%的高位；到2011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14.6%，而韩国仍然在30%以上(见表1)。韩国和巴西的例证说明，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地位变化仍然直接决定经济发展走势，工业比重大幅度下降往往意味着经济和收入增长大幅放缓。
(二)韩国和巴西工业地位差异变化源于工业竞争力差距拉大
韩国始终秉承工业和制造业立国方针，推动工业和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而巴西在工业增长和规模扩张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导致两国工业竞争力水平不断拉大。从制造业发展水平看，目前韩国已远高于巴西。2009年，韩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达4562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约相当于巴西的8倍左右；韩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达3.2%，约为巴西的2倍左右；韩国中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比重为54.3%，比巴西高20个百分点。从国际地位看，两国差距更明显。2009年，韩国人均制造业出口额达7246美元，约相当于巴西的15倍左右；韩国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达96.8%，而巴西仅为64.6%；韩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比重达3.7%，而巴西仅为1%；韩国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出口比重已达75.8%，而巴西仅为40.2%(见表2)。可见，工业整体竞争力培养与工业内部结构适时升级密不可分。
(三)工业结构变迁是导致韩国和巴西工业发展分化的内在原因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确定“出口主导型”经济战略，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轻纺工业，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又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两次产业结构转换使韩国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高位。1970-1990年，韩国重型制造业增加值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由39.9%快速提高到70.7%，之后继续提升，到2009年达84.8%。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重化工业化进入深化阶段，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或地区制造业迅速崛起对韩国制造业构成巨大压力，韩国工业结构又先后经历了向高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化升级的过程。1970-2009年，韩国加工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由16.7%提高到56.5%。1980-2009年，韩国高技术和中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由35%升至55.1%。工业结构向高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化升级推动韩国进入具有重要影响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行列。
相比之下，巴西受发展道路选择和政策失误等诸多因素影响，工业结构向高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化升级过程并不顺利。巴西从农业国起步，初期通过丰富的农业资源推动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资源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发展。之后，随着开放扩大，利用优势资源和外资转向大力发展石油化工、汽车等重型制造业。由于国内资本相对紧缺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持续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而在快速发展中没有及时培育国内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致使巴西由资本密集型产业向高加工度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过程中受到很大阻力，最终归于失败，导致工业比重持续下降并在低位徘徊。工业地位过早下降迫使巴西超前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但经济高增长也随之告一段落。目前，巴西制造业结构表现为轻型制造业和重型原材料制造业比重相对较高，而重型加工制造业和中高技术制造业比重相对较低。2010年，巴西轻型制造业和重型原材料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分别为31.6%和35.5%，分别比韩国高18个百分点和7个百分点；而巴西重型加工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为32.5%，比韩国低24个百分点(见表3)。尽管近年来巴西经济发展出现向好趋势，但更多的是依靠丰富的铁矿石等资源型产业，受到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繁荣的拉动作用。而如果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能力没有实质性提高，随着大宗商品市场的回落经济发展将可能再次面临新的困境。
二、韩国和巴西工业化发展的政策比较
韩国和巴西的工业发展差异与两国各自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密不可分。韩国通过政策动态调整较好地实现了工业结构与要素、需求结构的协调互动，而巴西一系列政策失误逐步导致工业结构与要素、需求结构失衡。
(一)政府作用机制差异导致工业竞争力不同
尽管韩国和巴西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本国工业发展采取扶持导向，但作用机制有所不同。韩国在重化工业发展过程中，政府对本国市场保护的力度和广度远不及巴西。韩国较早走上市场化发展道路，政府作用重点是在适度保护前提下，尽力构建活力较强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环境，鼓励国内企业展开自由竞争，在竞争中选择性支持本国企业发展壮大，引领工业内生增长和结构升级。为推动企业发挥规模经济效益，韩国政府向那些保持良好出口业绩的骨干出口企业提供大量资金。相比之下，巴西在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化理论指导下，加上受前苏联工业化快速增长的影响，政府以宏观调控方式直接干预工业活动，力图通过国家计划和政府强有力的直接扶持，通过经济政策倾斜及壮大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走计划经济的工业发展道路。短期高增长的同时极大地弱化了长期竞争活力和企业自生能力。
虽然韩国和巴西都采取外资、国有和私人企业混合经济体制，但企业结构和作用有很大不同。韩国国内企业私有化进程推进较快，尤其是同国有企业一样，私有大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政府鼓励私人大企业更加积极地进入国际市场，逐步在汽车、电子产品、化工和造船石油冶炼业等制造业培育出以三星和大宇等公司为代表的众多跨国企业。而巴西工业化过程中较多地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在众多产业领域大力发展国有企业。[2]1970年以来，巴西国有企业发展达到高峰，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更为突出。1973-1977年，国有企业投资占GDP比重由2%提高到6.2%。国有企业在巴西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1990年，国有企业在主要部门20家大公司的销售额中所占比重公用事业为100%、钢铁为67%、化学工业和石油化工业为67%、矿业为60%、交通运输业为35%。[3]1987年，在韩国的10大企业中，国有企业只有1家，其余9家均为本国私人大企业；而在巴西的10大企业中，国有企业共有6家，外资企业为3家，本国私人企业只有1家。并且，韩国10大公司的产值占GDP的比重高达63.5%，而巴西仅为10.5%。[4]国有企业对一些行业的垄断不仅降低了资源利用和配置效率，也极大抑制了本国中小私人企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释放。
(二)产业政策导向差异导致工业发展持续性不同
韩国工业化过程保持了适度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并保持了要素禀赋条件与工业结构间的动态互动与协调。韩国最初利用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在扩大开放中抓住国内外各种机遇，发展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品出口。随着工业规模扩大带来资本积累增加，资本与劳动比例关系开始改变，逐步具备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要素结构。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同美国、日本贸易摩擦的不断增加，特别在世界石油危机后，美国、日本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迫使韩国不得不考虑多样化的经济出口策略。韩国政府出台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逐渐把从轻工业中积累的资本、企业家能力、良好的人力资源引导到化工、钢铁、造船等产业部门，提出“出口立国”的口号，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的档次并扩大出口规模，还在开放引进中注重新兴要素资源培育，为推进结构升级创造新的条件。
巴西为实现快速赶超发展，在低储蓄率和资本相对稀缺的条件下过度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资金成本高最终对投资增长形成制约。二战后，一方面，为迅速改变出口农矿产品、进口工业品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为尽快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巴西政府对本国脆弱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优先高速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由于忽视扶植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分超前发展汽车、钢铁、飞机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使国民经济发展既不能形成“以农养工，以工保农”的良性循环，也不能形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与国内固定资产投资间的良性循环，抑制了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由于巴西国内储蓄率长期保持低位，导致国内资金供给紧张，资金成本高企，也对高投资增长形成很大压制。1980年以来，巴西总储蓄率始终在20%以下，2000年实际利率高达47.7%，尽管近年有所下降但仍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4)。
(三)利用外资方式差异导致自主发展能力不同
首先，对外资管制程度不同。韩国在工业化发展中，政府政策旨在大力推动本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促进出口企业在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成长壮大。在此基础上，对吸收国外直接投资始终比较谨慎。1962年以前，韩国极少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之后，虽制定了一些吸引外资的政策和措施，但仍有选择地鼓励利用，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转向重化工业发展时，为弥补国内技术的不足，大力引进成本驱动型外资；但为保护当地市场，又限制市场驱动型外资，极力扶植当地企业。同时，鼓励当地企业通过合资、来料加工等多种形式与外资企业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并采取多种优惠措施支持民族企业对引进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创新，最终取代外资企业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巴西在利用外资方面则采用更加宽松的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发展重化工业后，机械产品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但国内在这方面严重不足，为此，政府在许多方面放松了对外资的限制。于是，吸引跨国公司大量直接投资，在这一时期，巴西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远远超出其所利用的外国贷款。20世纪60年代起，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与其民族工业争夺产品市场和兼并民族企业的加剧，加强了跨国公司对巴西经济命脉的控制；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发展，巴西对外资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后，巴西的贸易条件急剧恶化，大量进口石油需要巨额外汇。因此，政府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放在举借外国商业贷款上，这无疑加大了经济波动的风险，也削弱了其工业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性。
其次，在外资投向方面，韩国根据本国资源优势，明确规定外资投向的产业，统一规划，以产业政策引导外资主要投向本国可以出口创汇的优势产业部门，直接为出口创汇服务。公共部门的外资利用也更多投向服务于出口部门的水电、交通和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出口创汇和外资利用的良性循环机制，保证引资企业的投资利润率高于贷款的利息率，以提高外债的自我偿还率。巴西为推进重化工业继续快速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将吸收的外资主要投放在国家计划重点建设的一大批耗资巨大、收益期长的工程项目及与之相关的公共部门上。这种外资投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内资源配置不合理、消费膨胀、出口停滞、经济增长放慢的不利局面。
(四)对自主创新的重视程度差异导致技术水平不同
首先，在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方面，两国重视程度差异明显。韩国在引进技术过程中提出模仿和技术创新相结合的工业化发展方针，非常重视国内自主创新体系建设，以外销绩效为检验标准，不断鼓励当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培养并保持国际竞争力。由于注重自身能力的构建，韩国受外国资本控制程度相对较弱，因而逐步形成了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制造业体系。而巴西仅仅停留于利用外生后发优势，不注重其内生化，自身研发投入相对不足导致技术进步受阻。以汽车产业为例，巴西采取的政策是鼓励各跨国公司进来合资、合作、设厂竞争，只强调国产化率，不追求自主创新的独立品牌，试图通过出让国内市场换取资本和技术。虽短期内推动了产业规模快速扩张，但阻碍了本土技术研发和创立品牌的发展。巴西这种仅停留于利用外生后发优势的产业发展政策，导致其长期难以摆脱对强国的依附关系，难以形成自主开发技术的制造业体系，并成为经济始终起伏不定的根源。相比之下，韩国国内研发投入不断增加，研发强度不断提高，而巴西国内研发投入增长缓慢。1996-2008年，韩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由2.4%提高到3.4%，已接近甚至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同期，巴西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仅由0.7%提高到1.1%，不仅远远低于韩国，甚至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6)。
其次，在人力资源供给能力建设方面两国差距也逐步拉大。韩国人力资本素质提升对其工业结构升级起到重要支撑，而巴西对人力资本投资明显不足。1953年，韩国只有13%的人识字，当时巴西这一比重为50%。但韩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重视长期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源素质得以不断提高。2005年，韩国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已达4672人，是巴西的8倍左右。1991-2007年，韩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由14.6%提高到35%。巴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仅由6.1%提高到9.3%，远远落后于韩国，人力资本供给不足成为长期制约其工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
(五)收入分配差异导致需求结构变化对工业升级带动作用不同
韩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比较注重不断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距未见明显拉大。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国内需求规模稳步增长，需求结构得以逐步升级，对产业升级起到持续拉动作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4、0.39和0.36，始终处在警戒线以内。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
巴西在工业化过程中过度关注GDP增长，而忽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导致国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由此，普通居民需求潜力释放和增长受到抑制，形成两极化的国内需求结构，难以对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持续带动作用。1960-1980年，巴西基尼系数一直居高不下。1960-1990年间，每10年的平均基尼系数分别为0.53，0.60和0.57。[5]1960年，巴西5%最富有人的平均收入相当于50%最贫穷人的17倍，而在1976年是33倍。[6]1999年，占巴西人口1%的富人拥有国家53%的财富，而占人口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34.9%，赤贫人口占总人口的8.7%。目前，在收入分配不公方面，巴西仍居世界首位，10%最富的人的所得是40%最穷者收入的28倍。
三、我国与韩国、巴西经济发展分化时期的比较
与韩国和巴西相比，我国虽然存在体制机制和大国经济等特殊性，但却同属于后起追赶型国家，同样面临市场化和国际化一般规律的支配作用。当前，我国工业发展阶段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韩国和巴西非常接近，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7958国际元(2005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1987年韩国和巴西分别为9104国际元和7671国际元；2012年我国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5.3%和31.8%，1987年韩国分别为41.5%和30.2%，巴西分别为45.9%和32%。因此，两国上述时期所处发展阶段与当前我国具有一定相似性。
(一)相比巴西我国工业增长仍然存在较大动力和潜力
与相似阶段的巴西相比，未来我国工业增速大幅回落但重蹈巴西覆辙的可能性较小。一是我国高储蓄率和低投资成本与当年巴西低储蓄率和高资金成本形成鲜明对照。与巴西面临投资不足的制约相反，我国面临投资过度的风险。目前，我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2012年我国储蓄率比1987年的巴西高27个百分点，实际利率更远低于当时的巴西。尽管未来随着社会保障提升、收入分配改进，储蓄率存在下降的可能，但高储蓄率仍将持续较长时间，因而投资继续支撑工业较快增长仍然存在一定空间。二是我国长期劳动力供给潜力仍然较大，人力资本素质相对较高。2012年，我国劳动人口和农村人口比重分别比1987年的巴西高14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同时，高等学校入学率比当时巴西高16个百分点。三是我国研发投入水平相对较高。2012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不仅远高于1987年的巴西，甚至也远高于当前巴西的水平。目前，我国每百万人的研发人员超过1000人，约为当前巴西的2倍左右。四是我国具备较强的出口能力，国内需求潜力相对较大。与巴西的进口替代战略不同，我国采取出口导向战略，工业品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力。2012年，我国出口占GDP比重比当时巴西的三倍还多。而且，与巴西仍然依靠矿产等初级产品出口不同，我国制造业出口在出口总量中的比重已超过90%。此外，我国收入分配状况也明显好于当时的巴西，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仍有较大潜力。根据世界银行计算，1995年巴西的基尼系数为0.6，1998年韩国为0.32，而2004年我国为0.47。但上述相对优势仍不足以支撑跨越“技术升级陷阱”及国际分工地位跃升。
(二)相比韩国我国工业持续发展面临更大的结构性跨越
相比1987年的韩国，我国仍存在诸多不足。一是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能力建设相对滞后。2012年，我国高等院校入学率比1987年的韩国低8个百分点；尽管全社会研发强度与当时韩国差距不大，但制造业企业研发强度与当时的韩国存在明显差距，工业自身实际的技术创新动力和实力仍然明显偏弱。二是出口依存度差距不大但对外资依赖程度较高。与当时的韩国相比，目前我国出口部门更多地嵌入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工业进一步提升自生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受到更大牵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保持在3%以上，而1987年前韩国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1%以下。2009年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汇出利润占GDP的比重已达或超过2%，2010年和2011年分别为2.7%和2.0%。②三是投资比重偏大，消费需求受到较大压制。多年的高投资率使我国工业高增长比韩国保持了更长时间，但带来的结构性矛盾更甚于当时的韩国。2012年我国投资率比1987年的韩国高17.5个百分点，而消费率则低13.4个百分点。四是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构成明显的后发劣势。当前，我国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成本明显偏高。2012年，我国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GDP比重达9.1%，而韩国在工业化全过程中最高只达1.4%，1987年仅为0.2%。考虑到当前国内外针对资源环境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且我国经济总量规模相对较大，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程度明显大于当时的韩国(见表7)。此外，由于我国工业高比重偏离国际一般水平时间较长，积累的矛盾也相对较多。
四、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接近韩国和巴西分化发展时期的收入区间。未来工业地位和结构变化面临重要门槛，并将关系到我国能否顺利实现向更高收入水平迈进的目标。韩国和巴西对比说明，工业化中后期工业升级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工业结构与要素结构、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经济增长与社会分配的协调关系。
(一)厘清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边界
韩国和巴西发展对比说明，工业升级过程中政府作用不可忽视，但其着力点不应是代替市场，而是通过合理定位以保障市场激励机制的有效发挥。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始终对工业发展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调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确定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战略方向，未来需要根据工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尽快厘清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的具体边界和协作方式。一是建立和完善行业标准和市场准入制度，避免政府通过企业性质、规模、技术、装备等指标选择性直接扶持或淘汰企业，强化政府在资源环境、安全生产、劳工保障等领域的功能性监管。二是在石油石化、电力、汽车、钢铁等行业消除歧视性进入壁垒，消除跨区域、跨部门的企业兼并重组壁垒，创造公平准入、统一开放的市场环境。三是完善产业退出援助机制。建立健全劣势企业退出市场的机制，采取多种形式降低退出企业的外部成本和社会负面效应，探索利用必要的经济补偿和政策支持方式，支持市场退出企业妥善解决职工安置、企业转产、债务化解等相关外部问题。
(二)引导要素结构与工业结构互动协调
韩国和巴西对比说明，工业结构变迁需要与要素资源禀赋动态协调，而要素结构调整需要有效的要素市场体系。当前，我国需要加快建立全国开放有序的资源、资金、技术等要素市场化体系，理顺要素供需关系和价格体系，消除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性障碍，以要素结构升级促进工业结构升级。一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理顺资金价格。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强化银行信贷行为硬约束，构建银政、银企间的有序市场关系。二是深化土地市场化改革，理顺土地价格形成机制。以农村建设用地改革为突破口，明晰土地产权，真正实现土地供给成本的企业内部化。三是强化资源环境标准的优胜劣汰效应。加强环境标准体系和法律法规建设，制定长期、稳定和统一的环境政策，加强环境执法机制和机构建设。
(三)稳步对外开放与扩大对内开放同步推进
韩国和巴西对比说明，政府能否通过公平市场环境支持和扶持民族企业发展壮大，是后发国家工业化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未来我国适应工业结构升级和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要求，需要尽快调整开放和投资政策。一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适度放宽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主体限制、出资限制，运用相关法律法规合理规避外资恶意并购及垄断；引导外资加大对研究与开发、品牌管理等高端产业环节的转移，鼓励外资参与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提高外资投资项目产业辐射功能。二是改善民间投资环境。进一步拓宽民间投资渠道，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非自然垄断的产业领域，鼓励和引导民营资本联合和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和细化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的相关政策，加强对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规范管理。通过形成更加多元化的投资格局，提高产业竞争力，在竞争中培育具有自主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从而真正实现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四)引进技术与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协同进行
韩国和巴西对比说明，技术依附型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在引进技术过程中真正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工业升级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战略选择。考虑到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变迁具有跳跃性，培育积累技术和知识等高级要素资源需要战略布局、长期发力。一是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金融、财税等相关政策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加快改善创新服务环境。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严格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知识产权市场体系。三是更加重视改善和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结合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调整人才支持政策体系，创造有利于技能和技术劳动者培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加大对企业、学校联合培养人才项目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运用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励企业加强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和培训。
(五)构建经济与收入同步增长机制
韩国和巴西对比说明，经济和收入同步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供需失衡矛盾，也有助于保持国内需求增长和结构升级，从而对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重要拉动作用。为此，我国需要逐步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扭转经济与收入增长脱节的局面。一是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大幅度提高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使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更多民众，增强居民消费倾向。二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破除阻碍地区间、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障碍，尽快建立城乡间、区域间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三是改善消费环境。完善鼓励居民合理消费的财税、信贷等政策，不断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培育新的消费热点。
①本段中的人均GDP(包括中国、韩国和巴西)均以2005年美元不变价计算，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②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这一比重始终高于巴西，2000年之前，巴西外国直接投资利润汇出占GDP比重始终保持在1%以下，之后有所上升，2011年为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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