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进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跨越国界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研究该课题的现实性也越来越重要。据UNCTAD（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4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3年，除卢森堡以外，中国超过美国而成为了世界最大的FDI流入国，同时也是FDI流入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事实说明我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引资政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大量的FDI流入必定会对我国商品进出口产生巨大影响。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
一、引言
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最早是由蒙代尔(Mundell)于1957年提出的，他通过建立在两个国家、两个产品和两种生产要素基础上的标准国际贸易模型，考察了贸易和投资相互替代的两种极端情况，即禁止性投资如何刺激贸易，及禁止性贸易如何刺激投资。他的结论是，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而产生了FDI，所以投资与贸易是相互替代的。在贸易壁垒产生投资的条件下，FDI主要流入进口替代部门，但如果FDI并非由贸易壁垒导致，而且流向东道国出口部门，那么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就呈互补关系。马克森(Markuson)于1983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研究，先后采用非要素比例模型、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国际流动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两国间技术差异、对生产征税、垄断、外部规模经济和要素市场扭曲等因素都会导致彼此要素生产率和要素价格的差异，此时如果贸易要素与非贸易要素呈合作状态，那么国际商品贸易与FDI间就为互补关系。例如，如果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间表现为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较高和资本生产效率相对较低，就会同时产生劳动密集品的出口和资本要素的流出。对于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互补关系的理论，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于1977年提出，在经济结构互补的两国之间所产生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双边贸易也是互补的。按照要素禀赋学说，资本密集型国家与劳动密集型国家间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的差异，所以它们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质是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综合体转移，通过改变东道国的生产函数与消费水平以促进两国的贸易发展。
理论研究必须依靠实证分析来检验，因此，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非常重要。拿卡穆勒(Nakamura)等与玛丽(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结果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易通(Eaton)和塔姆勒(Tamura)于1994年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商品进出口的相关关系进行了计量研究，发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随后，金德伯格(Goldberg)和克雷(Klein)于1998年采用引力模型进行研究，结果也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尽管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对国际商品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是，金德伯格(Goldberg)和克雷(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此例说明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是相异的。
江小涓(1999)通过实证分析认为，FDI流入对扩大中国出口规模和提升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均有突出贡献。谢冰(2000)通过总量上的实证分析，认为FDI流入与中国商品进出口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张毓茜(2001)则对我国各省市地区FDI流入与商品进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相关分析，认为无论是我国的商品进出口，还是各省市地区的商品进出口，都与FDI流入存在正相关关系。史小龙等(2004)则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得出：从长期来看，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从短期来看，FDI流入的短期波动对进口的短期变化影响明显，而对出口的短期变化影响不显著。杨迤(2000)在对FDI流入与我国商品进出口的相关分析中，认为FDI流入对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有更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有学者采用格兰杰非因果检验法、因素分析法、绩效分析法等对FDI流入与我国商品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基本一致，均认为两者存在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目前，国外学者采用贸易引力模型方法并结合大量外国实例来研究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而对我国这样一个FDI流入大国及贸易大国，目前还没有人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二、实证模型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
贸易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丁伯根(Tinbergen)和波洪能(Poyhonen)分别于1962和1963年提出的类似观点，他们认为两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流量同它们的经济规模正相关，与它们之间的实际距离负相关。由于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贸易引力模型对现实国际贸易有很强的解释力，所以虽然它是基于对现实贸易关系的直观判断，但仍然为诠释双边贸易流量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而且，近年来已有学者如弗兰克尔(Frankel)于1998年尝试采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为贸易引力模型奠定理论基础。
基本贸易引力模型的自然对数形式一般表述为：
下标i,j代表国家，其中X[,ij]表示i国向j国的出口额，Y、phY和Dst[,ij]分别表示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i国与j国之间的距离。过去的大量实证分析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对出口额有促进作用，而距离则与出口额呈负相关关系，且在统计上具有很高的显著性。
瓦里德(Walid Heiazi)和爱华德(A．Edward Safarian)于2002年采用混合回归方法，在基本贸易引力模型中引入解释变量FDI，来研究FDI与加拿大商品进出口的关系。尤基(Ryoji KOIKE)于2004年也在基本贸易引力模型中引入解释变量FDI，并结合混合回归方法与横截面分析方法，来研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日本和东亚商品进出口之间的关系。
本文为了研究FDI流入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将原有引力模型稍作修改，加入外商直接投资、两国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并对原有解释变量两国GDP与两国人均GDP进行了简单的整合处理。考虑到流量FDI与存量FDI的区别及FDI对贸易影响的时滞问题，本文还将FDI流入分为流量、存量及滞后一期存量三类。
在上述各模型方程中，V[,ci]表示中国与i国进出口总额，X[,ci]表示中国对i国出口额，M[,ci]表示中国从i国进口额。Y[,c]Y[,i]表示中国与i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之乘积，预期符号为正；phY[,ct]phY[,jt]表示中国与i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乘积，预期符号为正；Dst[,ci]表示中国与i国的绝对距离，预期符号为负，通常代表运输成本的高低，是阻碍贸易的重要因素；IIT[,ci]表示中国与i国人均GDP之差的绝对值，预期符号为负，表示由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双方需求水平的接近程度，从而反映所谓的“林德效应”(Linder effect)，即是否有重叠的代表性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两国的产业内贸易状况，伯德威(Baldwin)、伯森(Boisso)和格兰汀诺(Gerrantino)、汉密尔顿(Hamilton)和威德(Winters)分别于1994、1997、1992年的研究结果表明，该变量的系数均为负，且该值越小说明代表性需求越容易发生重叠，于是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可能性越大；FDI[,ci]、FDIC[,ci]、FDI[,ci(-1)])分别表示i国对华直接投资额、i国对华累计直接投资额、滞后一期i国对华累计直接投资额，预期符号均为正，反映FDI流量、FDI存量及考虑时滞因素的滞后一期FDI存量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二）样本、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从1992年至2004年间与中国长期存在贸易投资关系的42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截面数据作为实证检验对象，鉴于部分国家或地区在2004年的对华直接投资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本文的实际观察样本容量为520个观测值（理论样本容量为42×13=546。其中有19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比利时、西班牙、瑞典、瑞士、挪威、芬兰、丹麦、奥地利、爱尔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21个，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越南、墨西哥、巴西、南非、尼日利亚、埃及、以色列、巴基斯坦、土耳其、阿根廷、俄罗斯、匈牙利、波兰；另外还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两个石油生产国。
之所以选取上述模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贸易与投资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所选取的42个样本国家或地区大都是中国前50位以内的主要贸易伙伴，可以基本反映中国商品进出口状况，有利于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的影响；另一方面，从FDI流入的角度来考虑，上述42个国家或地区是除了中国香港、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毛里求斯、萨摩亚五个国家或地区以外，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流入国家或地区，而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虽然对中国的名义外商直接投资额很高，但中国香港存在巨额转口贸易问题，而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毛里求斯、萨摩亚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很小，因此，本文没有将这五个国家或地区列入研究范围。
1992年至2003年的中国与所有样本国家或地区的进出口数据、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发生额数据来源于1996至2004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2004年进出口数据与FDI实际发生额分别来源于2004年12月份《海关统计》与《中国经济统计快报》。历年中国与所有样本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均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WEO)数据库，为了与名义进出口贸易额数据相对应，本文选择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与名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实证分析；距离数据使用绝对距离，来源于www.cindo.com中的“距离计算器”。
本文首先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1992年至2004年的混合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然后对历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混合回归分析可以反映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的总体影响；横截面分析则可以通过考察历年系数η的变化，来反映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的影响在1992年至2003年间的变化趋势。另外，在混合回归分析中，本文分别采用流量FDI、存量FDI和滞后一期存量FDI作为解释变量。在横截面分析中，考虑到存量FDI数据并没有考虑累计的汇率变化与通货价值变化两个因素，因此选择采用FDI流量来研究FDI流入对中国商品进出口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
三、实证分析
（一）1992年以来FDI流入对中国商品进出口总体影响的混合回归分析
本文对回归方程(2)-(10)采用混合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1至表3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各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2]值均在0.7以上，且都是高度显著的，而且各回归方程所有的解释变量都达到了很高的显著性水平，因而可以断定，这些方程可以较好地说明FDI流入对中国商品进出口的影响以及中国商品进出口贸易流量的决定问题。而且，所有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均与预期符号相同。回归结果表明，第一，FDI流入对中国商品进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均在统计上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FDI流入与中国商品进出口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第二，在滞后一期FDI流入存量、FDI流入存量、FDI流入流量三者中，对于各混合回归方程，均是滞后一期FDI流入存量的皮尔森相关系数(pearson correlation)与t统计量值最高，这不仅说明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有着长期的促进作用，而且还说明FDI流入对中国商品进出口的促进作用确实存在时滞。第三，在所有的回归方程中，国民生产总值对于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促进作用均大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对它们的促进作用，而且解释变量IITci（中国与贸易伙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差的绝对值）的系数均为负，且明显异于零，说明在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中，产业内贸易占有重要地位。
（二）1992年至2003年历年FDI流入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的横截面分析
首先，本文对模型方程(2)—(4)采用1992年至2003年所有样本同家或地区历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将所有回归方程中FDI解释变量的系数值根据年度列表。如表5所示，每年流入的FDI对中国商品进进出口、出口、进口的促进作用都有所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波动的，但从总的趋势来看，FDI流入对于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与进口的促进作用是不断增强的。
其次，本文还选取样本中26个国家或地区的横截面数据对FDI流入对中国商品进出口的影响采用模型方程(2)-(4)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其中包括19个发达国家与7个新兴市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流入中国的FDI主要源自发达国家，相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对华直接投资的金额更多，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更强，其地位也更重要，这19个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荷兰、英国、意大利、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比利时、西班牙、瑞典、瑞士、挪威、芬兰、丹麦、奥地利、爱尔兰。而另7个新兴市场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这七个国家或地区在2003年对华直接投资占我国FDI流入总额的20%，而且每个国家或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在1992年至2004年间几乎都没有超过1亿美元，虽然俄罗斯对华直接投资在2004年达到了1.26亿美元，但在2003年及2003年以前对华直接投资均未超过0.55亿美元。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这26个国家或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波动的，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这26个国家或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促进作用在时间上呈增强趋势。而且，从1992年至2003年历年来看，这26个样本国家或地区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的促进作用都明显强于全部42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商品进出口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从实证的角度说明，发达国家与本文所选的7个新兴市场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在促进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方面，它们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分别引入FDI流量、FDI存量及滞后一期的FDI存量，结合混合回归分析与横截面分析两种方法，对1992年至2004年的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首先，混合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FDI流入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时滞。其次，横截面分析的结果表明。1992年至2003年之间，每年FDI流入对于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促进作用都有所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波动的，但从总的趋势来看，FDI流入对于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与进口的促进作用是增强的。而且，本文从实证的角度证明，本文所选的19个发达国家与7个长期对华有巨额直接投资的新兴市场的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具有重要地位，它们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FDI的流入，特别是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增强了我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了我国商品进出口的增长，优化了我国商品对外贸易结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商品出口市场布局过分依赖传统大市场（美国市场、欧盟市场、日本市场，贸易增量基本集中在少数市场）、出口商品结构效率低下（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在出口商品的价值链上从事较低价值活动等）、贸易与环境等现实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结合本文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顺应全球化经济格局，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协调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推动我国由贸易大国上升为贸易强国。利用FDI流入对商品进出口促进作用的加速趋势，同时考虑FDI流入对贸易影响的时滞问题，及时有效调整FDI流入的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及进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出口商品附加值。充分利用FDI流入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抓住机遇，尽快掌握出口商品的关键技术、国际销售渠道和创立自主品牌。以吸引技术型、管理经验型FDI为主，配合我国当前的科技兴贸政策。
2.面对FDI流入所带来的新的世界产业大转移。我们应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合理有效利用外资来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在“五个统筹”的新发展观指引下，大力提倡循环经济，对既污染环境、消耗能源又增加运力的钢铁、化工这些重工业行业的FDI，要加强引导，加速吸收国外先进的治污、节能等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实现FDI流入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进一步加强对制造业FDI的监督和对服务业FDI的引导。一方面，对于制造业FDI中以实物投资方式进口的设备、生产线，要进行严格审查。在合作中掌握核心技术，提高合资产品的国产化程度，扩大生产设备和部件的国内生产、采购比例。同时，对于FDI流入所带来的先进管理经验，也应积极主动学习，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另一方面，要提高服务业FDI流入的规模和质量，进一步完善服务业投资环境，以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对外贸易，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据UNCTAD《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3年以来世界各大型跨国公司对服务，尤其是通信服务业、电力服务业及零售服务业的直接投资呈增长趋势，我们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服务业FDI流入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推动我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