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思想对治国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德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是治国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对建设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新型民主与新型专政的国家，是唯一能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真正获得民主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类型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最重要标志是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体，参与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受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行使民主权利还不能完全采取直接的方式，往往是间接的，因此要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科学化，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性质。
解放以后，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是符合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较为灵活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形式，体现着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性质。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民主与专政两个方面，是民主与专政的有机统一，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在民主与专政两个方面中，最重要的是人民民主，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为第一，民主是调节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手段，是团结人民自身力量的工具，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第二，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少数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民主，充分发扬人民民主。第三，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越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也就越发展，民主的范围和领域更加扩大。因此，人民民主专政的最本质和最核心的问题是人民民主问题，不断扩大和发展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任务和目标。
解放以后的几十年中，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探索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有效形式、途径和方法，在治国实践方面经历了主要由人治到强调法制，强调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坚持“以德治国”的过程。“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表明党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和理论更为成熟，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学说，又结合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的学说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其创新和发展主要表现在：(1)“以德治国”强调“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都是社会主义国家重要的治国方略，是人民民主专政中民主与专政两个方面在我国的具体结合形式，是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运行的最有效形式。(2)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强调“以德治国”，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的本质和要求。实施“以德治国”，必然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责任感，增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意识和历史主动性，这就突出了民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突出了在国家治理中人民民主的极端重要性。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和要求，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的进步和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进步和发展。(3)“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表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达到了更新更高的水平。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总结和概括。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抓法制建设的同时强调思想道德的作用，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使两个文明建设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通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和教育，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以德治国”思想是在两个文明都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现实的客观反映。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坚持“以德治国”，必然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更加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建设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会更加显现出来。
二、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德治观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思想和经验。传统的治国思想主要分为“德治”和“法治”思想两大类，其中德治思想产生最早，影响最大。秦汉以前，周公就强调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管仲把礼、义、廉、耻视为治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子产提出“为政必以德”。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要求为政者要有好的道德品质，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孟子提出“仁政”学说，强调“省刑罚，薄税敛”，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要“以德服人”，不要“以力服人”。这些思想家们虽然非常重视德治，但在强调德治的同时，也不排斥刑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认为德治还要辅之以刑法。秦朝统一后，建立了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以后，随着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国家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德治思想也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淮南子》一书提出“以仁义为治国之本，以法度为治国之末”。董仲舒提出“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王符将道、德、教、化并列使用，提出“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德治思想坚持在德治与法治的具体实践中，两者应时俗形势的变化交替使用。曹操提出“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诸葛亮主张“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纵观我国历史，无论是治国思想还是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上，虽然也有强调以刑罚为主，重法治轻德治的思想主张和实践以及其他治国主张，但是以儒家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德治思想是主流，对历代社会影响最大，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使德治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同时，传统德治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局限性，主要是：(1)传统德治思想始终以治人和治于人的关系为核心，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在治国实践中的人治，这成为依赖贤君明主治国的思想根源；(2)片面夸大治国中道德教化的作用，容易将法治的功能和作用弱化和降低；(3)治国的目的是从维护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同时，传统的德治观易于广大民众接受，因而对广大老百姓具有很强的欺骗性；(4)对社会的道德要求和道德教化简单划一，缺乏对不同社会对象的具体针对性，使德治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难以真正实现。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批判继承了传统的德治思想，成为批判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的典范。一是“以德治国”思想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国家的治理，共同参与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坚持“以德治国 ”更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各项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更好地发挥人民的国家主人翁的作用。坚持“以德治国”，不仅不会导致历史上德治必然出现的人治，相反，它恰恰是克服人治弊端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以德治国”所反映的是国家主体与国家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而不是治人与治于人的关系。二是“以德治国”强调与“依法治国”并重，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以德治国”思想本身是这样提出的：“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由此看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是有机的统一，不可偏废。“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两个方面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本身的要求，与传统德治观中主张德主刑辅，片面夸大道德的作用，弱化降低法治的作用是根本不同的，有效地克服了传统德治观中道德决定论倾向。三是“以德治国”思想强调国家管理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宗旨。国家管理的目的是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由执政党的根本宗旨和奋斗目标决定的。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党，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统一的。“以德治国”思想要求的是通过对全社会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既使执政党在领导和管理国家的过程中更加保持纯洁，更加具有先进性，更加具有战斗力，又使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自觉地为建设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这一目的与传统德治思想是根本区别的。传统德治思想立足于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当剥削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时，德治是无法推行的，显得软弱无力，其虚伪性和欺骗性便暴露无遗。四是“以德治国”思想强调的是思想和道德的结合，不是单纯的道德理论，而是超出了道德本身的要求。“以德治国”思想要求的是，在国家管理过程中，既要有崇高的远大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又要有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和规范；对不同社会阶层、社会职业的人们既要提出共同的理想和道德要求，又要有理想和道德的具体针对性和层次上的不同要求。“以德治国”的这些内容和要求，符合社会实际，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在国家管理的具体实践中能够真正发挥加强和完善国家管理，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传统德治观局限于道德领域，不区分社会层次和职业差别，对全社会一般性地提出道德规范和要求，在道德教化的手段和方式上也千篇一律，一成不变，使德治一般化、简单化，缺乏具体的针对性。由于传统德治观自身的这一弱点，使它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方面作用十分有限，要真正有所作用必然借助于圣君明主的个人威力，回到人治上。
三、创新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理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治国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方面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治理国家，先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运用法制手段对国家进行管理和治理，有力地保障了建国初期的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重视思想道德在国家管理和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了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核心的公民道德要求，涌现出了一大批社会主义道德的楷模。但是，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这一良好的治国形势很快就消失，逐渐由强调和重视法德并治转向了人治，片面夸大领袖人物和领导者个人在治国中的作用，形成严重的个人崇拜，无论是对法治还是对德治都造成了严重破坏。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对治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为基础，在治国思想上提出：反对人治，主张法制；两个文明一齐抓，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治国思想有效克服了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逐渐形成的严重的人治和个人崇拜的弊端，使国家的管理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学化轨道，依法治国思想深入人心，在国家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在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包含了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与德治并重不可偏废的思想，强调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要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为目标，要求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使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前两代领导集体正确的治国思想，同时又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治国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第三代领导集体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不仅是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顺利发展，同样，没有思想道德的进步也不会有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道德行为的失控，道德观念、道德准则的“失范”是最容易发生的，因此在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在国家的管理中对思想道德建设的要求更高，思想道德建设的作用更大。在这样的认识下，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创新和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治国理论。其一，明确提出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坚持“以德治国”，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思想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治国思想发展过程中，“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先提出来，对克服过去长期存在的人治的弊端有很强的针对性，发挥了有效作用。但是，作为科学的治国思想和理论，“依法治国”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没有“以德治国”的对应是不完整和不全面的。因此，“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思想真正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二，强化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领导和管理职能。“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提出之前，虽然我们在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中也包含了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法治和德治并重的思想，但严格来说它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重要方针，不是国家管理和治理的概念，不是从国家运行和管理的角度强调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职能正在转变，国家不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只对经济活动进行领导和管理。“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明确了国家在领导和管理经济活动中，既依法进行，也以德进行，这样就强化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领导和管理职能。其三，阐明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直接对应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虽然包含了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和内容，但物质文明直接对应的是精神文明，二者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与“依法治国”直接对应的是“以德治国”，二者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德治国”思想提出后，使它与“依法治国”思想形成明显的直接对应关系，形成有机统一，克服了思想理论和实践中的模糊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对应关系的明确化，无论是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还是对思想道德建设，都能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是在“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指导下颁布实施的，它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的公民道德建设。
四、把党的建设理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党作为执政党，在治国中处于领导地位。实现党对国家的有效治理，首先必须实现对党自身的有效管理，即治国必先治党。执政党对国家的管理和治理主要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国家机关以及社会团体的共产党员、公职人员完成的，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公职人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多为共产党员，他们在实施“以德治国”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决定“以德治国”的实现，对“以德治国”起关键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经受不住考验，思想道德防线被冲破，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发生蜕变，严重违纪违法现象时有发生，极大地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德治国”更要求必先以德治党。同时，执政党的党风对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影响极大，党员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表率，党员的思想道德作风直接影响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风气。实施“以德治国”，实现全社会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首先必须加强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使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真正成为全社会思想道德作风的表率，以自己高尚的思想道德和良好的作风影响和带动广大人民群众。这也要求“以德治国”必先以德治党，通过以德治党使党在执政过程中，在国家的管理和治理方面真正能够行德政，施德教，从而有效地实现“以德治国”。因此，“以德治国”思想本身包含了以德治党的丰富内容，是治国思想和治党思想的统一，以治国理论的新发展将党的建设理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以德治党就是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一全党的思想，武装全党，在实践“三个代表”中行德政、施德教。在实践“三个代表”中行德政，一是始终坚持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二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努力奋斗；三是坚持与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忠诚保护人民的利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践“三个代表”中行德政，还要求：一方面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勤政为民，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关心人民疾苦，克己奉公，无私奉献，努力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克服一些地方、部门、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党风不正、政风不正和腐败问题。党风不正、政风不正和腐败问题虽然只存在于极少数人身上，也不是改革开放的主流，但它们的存在和蔓延影响极坏，严重影响着德政的施行。在实践“三个代表”中施德教，一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型的社会主义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教育全党和人民，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公民，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二是将思想道德要求的先进性与广泛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优秀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规范结合起来，使全社会的思想道德达到更高更新的水平，为全面实施“以德治国”奠定雄厚的社会思想基础，创造有利的条件。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是理论创新发展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治国方略，我们必须在“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在不懈地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不懈地坚持“以德治国”，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文明、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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