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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与成就
卢良恕（原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建国50年来，我国农业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经过了曲折的道路。从发展的历程来看，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1949～1966年）。这段时期，在科研机构的建立，队伍的培养，学科的设置，条件的建设，科技成果的推广等方面，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发展都比较顺利，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为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在后期，我国农业科技工作开始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出现了一些问题。
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时期（1966～1976年）。这段时期，我国农业科学技术事业受到严重的摧残。除了个别领域和项目取得了某些成绩外，整个农业科学技术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在许多方面倒退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
第三阶段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时期。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我国农业科学技术事业在恢复中发展，在改革中前进，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并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1985年3月， 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农业科学技术紧密结合生产和科技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重大科技攻关、高科技研究开发及其产业、基础性研究、软科学研究、国外先进实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与创造和科技成果推广六大重点，组织协作，联合攻关，取得了一大批重要科技成果。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成就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遗传学发展和育种技术的突破，使农牧业产量大幅度提高。 从1949～1998年我国培育并推广的大田作物新品种、新组合5600多个，使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作物在全国范围内更换3～5次，每次更换一般增产10%～20%，并使品质、抗性得到很大改善。目前，全国粮棉等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85%～90%。动物育种也获得了巨大成功，良种覆盖率达到60%以上，为畜牧业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2）田间管理和饲养技术的不断改进，提高了农畜产品的产出率。 在种植业上，通过增施化肥，改进施肥技术，推广配方施肥、平衡施肥，比一般传统粗放施肥方法增产8%～15%，提高化肥利用率10 %以上。不断改进灌溉技术，推广渠道防渗、低压管道输水以及喷灌、滴罐等灌溉技术，节水增产效果显著。动物方面，通过改进畜禽饲养管理方法，研究推广良种良法配套、集约化的饲养技术，使畜禽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
3）对主要病虫害进行综合防治，有效地减少了农产品的损失率。 长期以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已基本控制和消灭了重大病虫害，如东亚飞蝗、小麦线虫、麦类黑穗病等的发生。由于主要病虫害的防治取得了显著成绩，大致每年挽回粮食损失2500万吨，棉花40万吨，蔬菜2800万吨，果品330万吨。在动物方面， 我国研制成功几十种安全有效的疫苗，基本控制和消灭多种畜禽疫病危害，如牛瘟、猪瘟、牛肺疫等。近年来，又研制出猪气喘病弱毒苗、马传贫LP苗、口蹄疫弱毒苗等，动物保护率达80%～90%，有效地防治了疫病流行，经济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4）加强中低产田治理，推动区域农业的综合发展。80 年代初以来，国家将黄淮海平原、松嫩—三江平原、北方旱区、黄土高原、南方红黄埔地区的中低产田治理列入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开展了以中低产田改良与区域农业发展为主攻方向的科技攻关。主要提出了区域综合治理与农业发展模式；适应不同类型的主要农作物高产优质配套栽培技术；适应不同类型地区以粮食为先导、农牧结合、农林牧渔业综合发展的模式，并在试验示范区推广应用，取得了重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初步的生态效益。
5）分子遗传学和生物技术的发展正在实现商品化、 产业化和国际化。70年代以来，我国成功地利用组培、花培技术，选育出新品种，新品系60多种，其中水稻、小麦花培系列品系已用于生产。基因工程育种发展很快，目前已获得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抗白叶枯病水稻、转基因抗黄矮病小麦、转基因青枯病马铃薯等多种转基因作物，尤其水稻基因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已绘制出基因物理全图，居国际先进水平。动物胚胎工程技术发展也很快，新鲜胚胎已在牛、羊、猪等家畜上移植成功。冷冻胚胎移植技术用于牛、黄牛、绵羊、山羊和家兔等，并开始实现产业化经营。试管羊、试管牛相继问世，克隆牛、羊获得成功。
6）开展农业资源调查和战略研究， 为国家和地区的宏观决策提供了依据。1979年在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比较全面系统的和多学科的调查，对我国农业自然资源的数量、质量、时空分布及其变化规律作了科学评价。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中国综合农业区划”，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综合发展。80年代以来，围绕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我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我国农业持续发展和综合生产力等宏观战略问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为国家、部门进行农业战略决策和制定中长期农业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油气资源勘探历程
刘光鼎（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建国50周年之际，回顾我们所走过的历程，只要用简单的类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展，对矿产资源来说，也不例外。
1950年左右，全国石油产量仅120万吨， 主要产自甘肃河西走廊的玉门油矿。这是应用现代地质学思想找到的第一个油田。在“陆相生油”理论的指引下，1959年松辽会战取得胜利，在白垩系地层中打出原油，建立起大庆油田。随着时间的进展和科学技术的进展，大庆油田发展成连续20年稳产、高产原油5000万吨／年的主力油田，成为全国最大的先进企业。随后，在华北、四川、鄂尔多斯、河西走廊以及准葛尔和塔里木都先后开展了地质地球物理工作，获得了石油和天然气。1960年开始在中国海进行了以地球物理为主的油气普查，先后发现渤海、南黄海、东海陆架、珠江口、琼东南和北部湾等6大新生代沉积盆地， 并在南黄海以外的盆地中钻遇工业油气流，此外，在南沙附近的曾母、万安西等盆地也开展了油气勘探工作。这样，中国的石油工业在捷报频传声中，1998年年产量达到1.7亿吨，居世界排名第5位。
科学工作者为了油气田的勘探与开发，在理论、方法和技术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例如，1951年在陕北延长成立中国第一个地震队时，使用的仪器是美制24道轻便地震仪，始终难于获得良好的地震记录，至于是黄土高原地震地质条件复杂，还是仪器一致性未能很好调整，当时是说不清楚的。这种情况和今天使用1024道24位模数转换数字地震仪顺利地采集数据，在技术上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再如，1953年我在北京地质学院第一次开地震勘探课程时，只讲到地震波在均匀年限空间或半空间的传播，根本未涉及到叠加技术问题，而今天我们不仅能用克其霍夫积分来讨论波动方程，建立起叠前深度偏移技术，与世界油气勘探解决复杂地质体的研究并驾齐驱，并在胜利油田的地震资料处理中，成功地提供了钻井位置，使胜海古二井获得日产原油1059吨的重大突破，而且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中国科学院院士冯康教授建立的辛几何学应用到油气地震勘探之中，从哈密顿方程出发，在相空间内探讨复杂介质的成象问题，更深刻地发展了叠前深度偏移技术，从而使我国在这个领域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石油是战略物资。20世纪里的战争，大多直接、间接与石油资源的争夺有关。直到今天，油价的升降仍严重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必须对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给予充分的重视。1999年3月13日国家主席江泽民重申人口、 资源环境为我国基本国策。这样，我们需要在充分肯定过去50年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同时，进一步指出油气勘探今后是任重而道远的。
我国现在年产原油1.7亿吨，另需进口原油3000万吨左右。 估算到2010年需要年产原油2.5亿吨，不足之处只有靠外汇来购买了。 在目前油气的生产中，主要是我国东部新生代陆相油气田作出的贡献，其中年产量大庆为5000万吨，胜利油田3000万吨、辽河、大港油田分别为2000万吨左右，已占全国石油年产量的60%，而这些油田的开采都已进入晚期，产量在递减，没有新的发现将很难维持今天的产量，更不要说大幅度增产了。因此，我国油气资源的当务之急是为油气勘探指明出路，尽快找出油气勘探开发的设备基地。
从中国大地构造演化历史来看，在我国海陆地域内有两个时期具备出油条件：我们已经发现、开采并有巨大贡献的中、新生代陆相碎屑岩沉积盆地，以及前新生代海相碳酸盐岩沉积盆地。遗憾的是，古生代海相沉积盆地在中生代期间先后遭受印支、燕山、喜马拉雅三次强烈造山运动的挤压、改造，以致不仅失去原有盆地的形态，甚至在抬升、剥蚀的过程中，使油气田遭受破坏。但是，在辽阔的中国海陆地区内，是否会有残留下来的前新生代海相碳酸盐岩盆地呢？答案应是肯定的。前面提到的胜海古二井便是很好的证明，它的发现既说明了前新生代残留盆地的存在，也表示我们已经独立地解决了复杂构造成象问题，具备了勘探能力。
总之，我国50年来油气资源勘探取得巨大成就，今后的任务更为艰巨。前新生代海相残留盆地是当前必须大力开拓的新领域，但其难度巨大，要求有创新的理论与技术的支持，才有可能攀登这个新高峰。
从催化裂化技术看我国炼油技术的进步
汪燮卿（原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总工、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化工业在我国是朝阳工业，它是中国人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在十分贫弱的基础上，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初级到高级这一过程而蓬勃发展起来的，是伴随着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而崛起并逐步形成规模的，目前已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目前，我国原油加工能力已达2.3 亿吨／年， 与50 年前的1949年全国仅有17万吨的加工能力相比，犹如天壤之别。
做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50年来我亲身感受了我国炼油工业的快速发展和亲眼目睹了炼油科技的前进步伐。1962年，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中断了对我国各种军用油品的供应，企图阻挠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建设的发展。为了打破封锁，石油部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了“以军用油为纲，大力发展石油新产品”的工作方针。与现在“两弹一星”的提法不同，我们提的是：围绕“两弹一机”的研制而开展以“三航”和特种合成润滑油脂为重点的攻关（“两弹”是指：原子弹、导弹；“一机”是指：东风113飞机；“三航”是指：航空汽油、 航空煤油、航空润滑油）。60年代我们进行的军用油品的科技攻关与开发，为成功地打破超级大国对我国的封锁及以后的“两弹一星”的上天，做出了我们石油、石化科技工作者的一份积极贡献。那时在石油、石化科研方面，与军用油品攻关并行的，还有被誉为“五朵金花”（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尿素脱蜡、延迟焦化、催化剂和添加剂）的新炼油技术的科技攻关。开发“五朵金花”炼油新技术是当时国家的一项战略决策，也是我国炼油科技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的成功实施将我国的炼油工业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五朵“金花”中，“龙头”是催化裂化技术。
催化裂化是原油二次加工的重要环节，而我国通过二次加工生产出来的汽、煤、柴油占总产量的80%，所以催化裂化关系到炼油工业相当大一部分的经济效益。正因为如此，研究开发催化裂化新工艺和新催化剂始终是我们研究院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这些年来，我们不仅研制和不断升级换代出多个系列的催化剂，而且还陆续开发出以重油为原料的多产低碳烯烃的催化裂解技术（DCC ）、 多产汽油和液化气的技术（MGG、ARGG）、多产异构烯烃的催化裂化技术（MIO）等催化裂化家族技术。这些技术都有所创新，能生产市场急需的化工原料，已经为企业创造了数十亿元的经济效益，因而深受国内外同行与企业的重视和欢迎。其中DCC技术在获得了中国专利金奖之后，又获得了1995 年度全国唯一的一项国家发明一等奖。值得一提的是，这项获得国家大奖的技术从构思到工业试验成功只用了短短的4年， 其关键主要是顺应了炼油企业向石油化工联合企业发展的趋势，有较强的市场需求和技术发展推动力。直到1999年5月，美国《化学工程》杂志还在介绍这项技术。1994年， 经美国S&W公司代理我们正式签定了向泰国转让DCC技术的合同。1997年在泰国，使用中国技术的新建的75万吨／年DCC装置一次开车成功， 顺利地生产出了合格的产品，实现了我国重大成套炼油技术的圆满出口。
有意思的是，美国S&W原是卖技术给我们的公司。1984年， 经过谈判我们曾从S&W公司购买了5套重油催化裂化技术。六七年后，他们又主动上门来与我们谈判，但此时谈判双方的位置已经转换，我们是卖技术的，他们则是来申请代理我们重油催化裂解技术（DCC）的， 而且恳切地要求由他们独家代理。
我参加了1984年和1991、1992年与S&W公司的谈判， 亲身经历了从买技术到卖技术这一历史转变，感受颇深，切切实实地体会了一回什么叫“扬眉吐气”。这是一件很长中国人志气的事情，同时也真实地反映出中国炼油技术的长足进步。
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中国的石油化工企业将在更加恢宏的历史背景下和更加开阔的全球市场上，与国外的大公司大企业开展合作与竞争，共同促进世界石化工业的发展。在中国石化迈向崭新的发展时期的进程中，科技工作者面临更大的机遇与挑战。在技术与产品更新换代、不断创新的基础上，气体（天然气）的利用与加工将迈出新步伐，重深度加工技术要进一步提高、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石油化工技术和环境友好产品将逐步推向市场，这一切都有待科技工作者的努力。
21世纪中国卫星的发展和政策建议
闵桂荣（原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空间技术属于高技术，空间活动对人类社会进步起着重要作用。世界不少国家已为发展空间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经过50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有的一个卫星大国之一。
1965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计划。在各大国的首颗人造卫星中，“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水平是先进的。立足自力更生，经过4年多的努力，1970年4月24日一次发射成功，卫星在轨运行正常，标志中国进入了宇宙太空。至今中国共发射了43颗不同类型的人造卫星，大致可以分为科学实验卫星、返回式卫星、通信卫星和气象卫星等四个系列。
预计21世纪世界各国对航天能力的依赖将更大，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将和卫星技术密切联系在一起。为使我国人造卫星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保持在世界的前列，提出以下政策性建议，共有关部门参考。
1）加强我国航天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空间技术涉及众多的领域，航天活动又是大系统工程，是高投入、高效益、高风险的产业。为了做到快好省的发展，需要从战略上加以研究，要有顶层设计，要制定长期发展规划，以指导我国航天技术和任务的发展。同时还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以保证战略、规划的实现。
2）明确21世纪初我国航天发展重点
我国属发展中国家，国家财力有限，因此航天的各个方面不可能全部发展，必须坚持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经验证明，各种应用卫星的效益最高，对经济、国家安全、社会进步影响最大。因此21世纪初我国航天发展重点应是应用卫星及相应的运载系统。经过调查分析，不仅发展中国家，就是世界航天大国在未来的30年内投资的重点也将是有明显效益的应用卫星及先进运输系统，这应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3）应逐年增大航天领域的投入
空间技术已应用到几乎所有部门，已成为许多领域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支柱。因此空间技术的投入应从全国宏观高度考虑。分析美、欧、俄等国外主要航天大国，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国家的航天年投资，基本上处于0.1%～0.5%GDP值之间。而我国离此值相差甚远。 长此以往，我国航天技术将无法保持世界前列地位，而且可能迅速退步，这将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建议我国航天投资增大到0.1%GDP值。
4）坚持军民结合、综合利用的发展思路
经验证明一种应用卫星研制发射成功，它既可应用于经济建设，也可以服务于国家安全。经济建设中同时可以服务于多个部门。我们是航天低投入的国家，而且部门林立，所以制定卫星综合利用的计划尤为重要。为了有效利用空间提供的信息，不同应用卫星应联合成网，简称天网。天网是未来快好省的发展空间利用的重要方向，要从长远规划上引起重视。
为了有效利用卫星成果，要加强卫星应用研究。
5）加强预先研究，提高卫星研制水平
我国财力有限，研制的卫星数量不可能很多。但是为了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发展必然是步数少、跨距大的道路。跨距大就意味着更新换代要求上的新技术多，从而带来风险大，这只能加强新技术的预先研究来解决。同时建议有关部门增加工程试验卫星系列，以提供飞行试验机会，积累经验。
6）坚持独立自主，积极参加国际合作的方针
多年来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历史证明这是正确的。航天属于高技术，它的发展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如此重要的高技术靠买是买不到的，靠外国力量替我们发展更是不可能，主要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至于进行国际合作，人家首先要看你有无这方面能力，一旦自己具备这方面研究开发能力，就有了合作的基础。所以我们的方针是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我国卫星技术和系统的基础上，积极参加国际合作活动，共同研究和联合开发和利用外空资源，为全人类作出中国人民应有的贡献。
7）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航天科技队伍
由于中央领导重视，我们曾经拥有一支业务水平高、政治思想好的航天队伍，他们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现在这批人已年老退休，因此，抓紧再建一支高素质的航天科技队伍是当务之急，而且是下世纪初的中心任务之一。特别是在新形势下航天部门、企业如何培养、吸引和稳定优秀高科技人才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解决。从事航天事业的人才要有较强的事业心，要具备“航天精神”。同时，要重视研究改善航天科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我国亟需开展社会林业研究
王涛（国家林业局社会林业研究发展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
建国50周年，我国林业科技发展有目共睹。特别是近20年来，在邓小平科技发展战略的指导下，通过我所从事ABT事业近20 年的科技工作实践，从一个小小的侧面证实了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伟大、英明的科学论断，也证实了党的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伟大意义。
以建国50周年为起点，ABT事业需要新的发展， 我国的林业科教也要有所突破，社会林业研究便是发展方向之一。作为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ABT这一单一科技成果推广、 转化工作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向党、向人民递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但是， ABT单一成果的推广、转化，毕竟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初级阶段，离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差很远。我们一方面要推动ABT 新产品产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要跳出单一成果转化的圈子。以林业行业为基点，以实施社会林业工程为契机，从建国以来社会林业发展经验中认识和把握社会林业工程发展规律，坚持以研究中国林业与社会发展相关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在社会林业工程实践中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规律，在社会林业工程实施中建立起提高社会林业科技贡献率的机制和模式。使林业成为社会综合发展的一部分，成为人类社会工程的一个重要组分。同传统的部门林业一样，社会林业的产生也具有它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为了协调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与森林之间的关系，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70年代先后实施了“社会林业计划”。由于世界组织与各国政府的重视，社会林业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将林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社会共同参与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林业。
至于社会林业的研究，我国则正处在一个初级阶段，虽然个别科研院所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是缺乏对中国社会林业发展的规律和模式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实施，难以反映出中国社会林业的特点和规律，致使社会林业至今没有发展成为中国林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没有成为人类社会工程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鉴于社会林业是研究社会与林业协调发展的一门科学，而社会林业工程则是研究和推动以社会与林业协调发展为中心的社会林业工程的实施。通过社会林业工程的研究和实施，我们将根据中国森林分布面积广，更新周期长，林业活动参与人员多，经营社会性强的特点，面向林业建设主战场，面向全社会，组织起林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信息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以专家为核心，层层林业科技人员为骨干，依靠各级行政主管部门领导的推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节两个杠杆，进行以学科为主的基础研究、开发研究和以区域为中心的应用技术及社会林业管理科学研究，建立起示范、推广与信息系统两大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起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具有创新能力的大范围、多层次、开放式的社会林业科技人才资源库，社会林业科学研究与推广的创新体系与良性循环运行机制。
通过这项跨行业、跨学科、跨地域的社会林业系统工程的实施，不仅从宏观上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中国林业总体目标的实现奠定林业社会化的基础，而且为农林领域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探索一条新的途径。同时，也将推动林业活动由部门的职责发展到全社会的职责，引导、组织全社会根据国家林业发展总体目标参与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与建设，推动新形势下林业产业的发展，提高林业对全社会与人类服务的质量，给21世纪林业的发展带来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效益，使林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的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