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WTO对我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农业论文,对策研究论文,WTO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入WTO是经济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经济的全方位洗礼， 国民经济各产业均会受到深刻影响。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产业，由于开放程度及外贸依存度和劳动、技术、资本密集程度不同，因而受影响的强度也会不一样”（注：仲鑫：《入世对我国主要产业的影响与对策》[J ]，《南京经济学院学报》，2000，（1）：47～51。）。入世在即， 本文仅就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关于加入WTO 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及相关对策的研究进行概括性综述，以为入世后政府经济决策和理论界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一、WTO农业规则与我国农业现状
1.对WTO农业规则的认识与评价。
加入WTO后，我国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国际贸易都将受到WTO农业规则的约束。这些规则即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农业协议及减让承诺。就WTO 的农业保护规则，陈池波将其概括为“市场准入规则”、“国内支持规则”、“出口补贴规则”（注：陈池波：《WTO 框架下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保护问题》[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6）：40～43。）。朱泽也对WTO农业框架协议作了基本类似的概括（注：朱泽：《WTO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J]，《调研世界》，1999，（8）3～5。）。 WTO成员国政府按照这些规则对农业给予支持，“支持预期最好是不引起贸易扭曲，即最好是采取那些对贸易扭曲程度小的政策”（注：陈池波：《WTO框架下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保护问题》[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6）：40～43。）。据国家信息中心披露，中美WTO协议的几项要点中与农业有关的承诺主要包括：①中国关税将从目前22.1%整体水平削减到平均17%；②中国将更多削减特别与美国利益相关的农业项目条款；③国营豆油贸易将逐步取消；④中国将取消出口补贴；⑤中国已同意将其农产品进口关税降到14.5%～15%（注：国家信息中心：《对中美世贸协议的初步评估》[ J ]，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5）2～9。）。就主要农产品的贸易规则，阎梁、 李艳等认为其主要体现在1994年4 月结束的“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农业协议》中，主要内容有：①扩大市场准入，维护公平竞争；②进一步规范政府支持措施和出口补贴；③动植物卫生检疫的科学性、合理性提高（注：阎梁、李艳：《世贸组织的农业政策框架与我国农业改革》[J]， 《甘肃社会科学》，2000，（5）：85～86。）。王诚尧认为，WTO的众多规则和规则性文件可集中归纳为必须遵守的若干指导原则，从农业税收的角度看主要有：①最惠国待遇原则；②国民待遇原则；③关税减让原则和反倾销、反补贴原则；④透明度原则（注：王诚尧：《WTO 规则对税收的要求与调整税收政策》[J]，《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71）：27～40。）。朱晓波则认为WTO 的根本原则包括：①非歧视贸易；②稳定性和可预见性；③促进公平贸易；④鼓励发展和经济改革（注：朱晓波：《WTO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J]，《财经问题研究》，2000，（7）：17～19。）。研究者同时对WTO农业规则的制定予以关注。程大为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WTO 中的实际地位不高，规则的制定不能体现公正原则，因此，①《农产品协议》中，国内条款实际上给发达国家提供了更多的特殊的和有区别待遇，而不是对发展中国家；②《农产品协议》中保持着为发达国家服务的关键性技术条款，即《农产品协议》实际上是允许倾销的；③发展中国家面临《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的挑战；④发达国家对新一轮贸易谈判中农业问题的提议，仍是以自身利益为重的（注：程大为：《WTO 中的不平衡问题及对策》[J]《经济学家》，2000，（2）：50～53。）。狄荫清、郑纲则从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指出，全球化的真正含义却是全球国家和民族的解体，关贸总协定等机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制定影响全球各国的经济政策。世界贸易组织则是推行全球化的得力工具（注：狄荫清、郑纲：《美国为什么急于与中国重开入关谈判》[J]， 《改革内参》，1999， （8）：39～42。）。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是一个布满了鲜花的陷阱（注：程大为：《WTO中的不平衡问题及对策》[J]《经济学家》，2000，（2）：50～53。）。关于WTO的职能，研究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监督规则执行、建立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注：陆家骝：《论中国“入世”的经济结构效应》[J]，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1～6。）。
2.对我国农业现状的认识与评价。
对农业现状的认识与评价，是近年来经济理论界的一个研究热点，研究者从“大农业”的高度，对其所涵盖的诸多领域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总体上说，①农业生产增长快于人口增长，摆脱了长期供给不足的困境；供给增长快于消费增长，农产品出现了相对剩余，但部分农产品出现了销售不旺，出口不畅，导致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速下滑，充分显示了现行农业生产及其结构、农业增长及其经营方式已不适应国内外市场的发展（注：刘志澄：《农业面临新的挑战》[J]， 《农业经济问题》，2000，（2）：2～5。）。与其它产业相比， 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注：孔祥敏：《实施农业保护：中国农业政策的新选择》[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1999，（3）：81～86。）。②中国农业资源尽管总量上极为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却极低，稀缺度高（注：孔祥敏：《实施农业保护：中国农业政策的新选择》[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1999，（3）：81～86。）。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农民无力运用现代农业技术和装备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注：陈新峰：《我国农业扶持与保护的政策选择》[J]， 《中州学刊》，1999，（5）：16～18。）。同时， 现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也使中国以农户为主的小生产很难形成规模经营（注：徐逢贤：《研讨会发言》，吕天军、靳相木、张可成：《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国际化理论研讨会概述》[J]，《经济学动态》，2000，（8）：38～41。）。③虽然农业规模化经营和产业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在经济发达地区已取得了成绩，但目前在全国无法普遍推广（注：孔祥敏：《实施农业保护：中国农业政策的新选择》[J]，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1999，（3）：81～86。）。因此，我国农业产业化、 工业化进程缓慢，集约化经营水平不高，市场农业还没有形成（注：徐柏园：《研讨会发言》，高述：《世贸组织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世贸组织》研讨会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0，（5）33～36。）。④我国是世界上农业生产大国，有多种农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或前列，但农业生产率、农业科技水平以及农产品质量和种植结构比较落后（注：阎梁、李艳：《世贸组织的农业政策框架与我国农业改革》[J]，《甘肃社会科学》，2000，（5）：85～86。）。农业科研投入只占农业总产值的0.2%，这远远低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为0.7%）， 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2%～3%）（注：何信生：《论中国农业国际化的障碍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0，（8）：39～43。）；目前我国农作物年播种面积为1.54亿公顷左右，粮食作物占3／4，其它作物仅占1／4，比例严重失调，竞争优势同播种面积比例矛盾突出（注：靳贤福：《面对“入世”中国农业要过好两个“调整关”》[J]， 《甘肃农业》，2000，（9）30～31。）。 ⑤在以农产品价格为基础的农业贸易格局中，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水果、蔬菜、肉类、水产品等仍具有竞争优势，但粮食国内价格平均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30%且农产品出口结构不合理，初级农产品出口占80%，深加工产品出口占20%，竞争优势同加工程度矛盾愈来愈明显（注：靳贤福：《面对“入世”中国农业要过好两个“调整关”》[J]，《甘肃农业》，2000，（9）30～31。）。因此，“在WTO框架下，无论是国内支持空间， 还是市场准入空间及农产品出口支持空间，都受到很大限制”（注：杨明洪：《WTO 框架下中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的运作空间及其调整》[J]，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5）109～112。）。此外， 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利用状况大约2／3从事农业生产活动；1／3在非农部门就业（注：黄季焜：《对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一些思考》[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 1）：59～62。），劳动力分布比例不尽合理。同时，我国农民也存在着组织化程度低、小农意识浓厚、市场观念淡薄、文化科技素质低、劳动力数量过于庞大等缺陷（注：李炳坤：《努力提高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J]，《经济研究参考》，2000，（103）：3～9。）。
二、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对于由传统向现代转轨的我国农业，入世将意味着两种体制和规则的冲突与融合，即WTO可能给我国农业创造条件与机遇、 形成冲击与挑战，而冲突与融合的空间和时间跨度则决定了影响的广度与深度。
1.研究者首先就入世对我国农业的利与弊进行了宏观的判断与分析。
厉以宁先生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出发，指出，入世尽管有挑战，从中长期看应该是利大于弊，这是大家都承认的（注：厉以宁：《全球化与中国经济》[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6）：11～16。）。苏州大学的蒋珠燕认为，加入WTO，向世界开放国内市场， 短期内由于国内市场本身的缺陷，国际竞争的压力可能大于所获利益（注：蒋珠燕：《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1999，（10）：48～51。）。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加入WTO 对中国经济总体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将起积极的作用，但就农业部门来讲，短期内将是弊大于利（注：（研讨会发言）陈随军：《新阶段、新挑战、新发展——“市场化·国际化：新世纪中国农业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00，（7）77～78。）。陈宝东则认为，无论是从短期影响还是从长期趋势看，加入WTO 对中国农业都有着极为有利的作用（注：陈宝东：《加入WTO中国农业将会怎样》[N]，《中国信息报》，1999，11～12，转引自《新华文摘》2000，（2）：55 ～57。）。国家信息中心则根据对中美世贸协议的初步评估，从国内需求、区域差距、资源结构等实际情况出发，认为WTO 将给中国带来重大转折，加入世贸令改革死结打开，加入WTO 将带来巨大效益收益（注：国家信息中心：《对中美世贸协议的初步评估》[J]，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5）2～9。）。部分研究者也认为， 外国在中国具有竞争能力的产品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金融服务业与农业的部分产品上，这些行业要么对中国是填补空缺（比如高科技），要么影响较小（比如农业）（注：汪海涛、周启发：《扩大需求：加入WTO 后的前景展望》[J]，经济学动态》，2000，（3）：22～24。）。而从关税调整结构看，对农民甚至市民均不可能有太大影响（注：钟伟：《对中国入世“有害论”澄清》[J]，《中国国情国力》，2000，（3）41～44。）。因此，入世将对中国农业、农产品市场及农产品消费者带来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影响要更多一些（注：刘萍、戴晓清：《加入WTO 对我国行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 ，（1）：27～31。）。
2.更多的研究者将视觉扩展到“大农业”所包含的微观领域，对我国农业在入世后可能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探索。
（1）从积极的一方面看，入世可以享受40多年来GATT 各缔约国在开放贸易，尤其是降低关税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为中国有效利用国际农业资源与市场创造有利的环境。可以灵活运用国际贸易规则及争端解决机制减少其它国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非关税限制措施等不公平待遇，有利于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加快我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注：朱泽：《WTO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J ]， 《调研世界》，1999，（8）3～5。）。可改善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环境， 农产品出口受关税、配额、许可证等贸易限制的程度将大大减弱，这无疑为我国扩大农产品出口提供了有利机遇（注：陈邦勋：《如何冲破农产品贸易壁垒》[J]，《半月谈》，2000，（19）：68～70。）。 入世后增加进口大量占用资源的基本农产品，有利于土地资源短缺的沿海地区进行农业结构调整（注：杨帆：《从战略高度看中国加入WTO》[Z]，《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2000，（2）：3～22。）。从短期影响和长期趋势看，入世有利于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有利于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专业水平，可以利用有关条款解决争端，保护国内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注：张桂芬：《浅议加入WTO对我省农业的影响及对策》[J]，《甘肃农业》，2000，（9）：28～29。）。国内有竞争能力的农产品，如油料、糖料、水果、蔬菜以及水产品、肉类等的出口将会增加（注：仲鑫：《入世对我国主要产业的影响与对策》[J]，《南京经济学院学报》，2000 ，（1）：47～51。）。同时，由于入世并不改变我国居民的粮食总需求，只是这个总需求的一部分由原来的国内供应转变为国外供应，这种状况会凸现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资源向其它产业转移的紧迫性（注： 程大为：《 WTO中的不平衡问题及对策》[J]《经济学家》，2000，（2）：50～53。）。加入WTO后，由于中外客商对各项用地的需求，将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促进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有利于改革我国土地市场的不适应性（注：陈海秋：《WTO 与中国土地市场的发展》[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0，（5）8～12。）。 给中国的农业贸易政策引入一些重要的规则，这些规则对寻求发展一个有效的和富有竞争力的农业部门的政策制定者来说非常有价值（注：威尔·马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的农业贸易政策》[F[,2]]， 《农业经济学》，2000，（1）：150～156。）。 入世还可以改善国际贸易环境，加强我国与国际间的信息交流，按照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安排生产，调整农产品结构，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加强农业国际合作。从国外引进优良的农作物和畜禽品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注：蒋珠燕：《加入WTO 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1999，（10）：48～ 51。）。中国农村的改革取向是市场化，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压力可以转化为竞争活力，加快农村市场发展和完善，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使消费者直接受益；还可导致农村教育的普及和农业科技开发应用水平的提高（注：刘萍、戴晓清：《加入WTO 对我国行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J]， 《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 ，（1）：27～31。），其更大好处则在于对我国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可能产生的深刻影响（注：（研讨会发言）陈随军：《新阶段、新挑战、新发展——“市场化·国际化：新世纪中国农业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00，（7）77～78。）。
（2）从消极不利的一方面看，首先，加入WTO会给我国的农业生产以较大的冲击。随着中国加入WTO， 国内农产品市场对外开放已不可避免，国内农产品市场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在贸易保护相对减少的同时，中国农产品的低价优势也随着日益增高的农产品成本而逐步消失（注：陈宝东：《加入WTO中国农业将会怎样》[N]，《中国信息报》，1999，11～12，转引自《新华文摘》2000，（2）：55～57。 ）。李道亮将其概括为：数量冲击、价格冲击、质量冲击（注：李道亮：《中国农业不会一败涂地》[J]，《中国国情国力》，2000，（11）：21。）。蒋珠燕认为，加入WTO后，农产品放开经营， 国际国内市场融为一体，我国的农产品将接受消费者在市场上严格的挑选和检验。如果我国不能尽快地实现按照市场需求和国际质量标准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品种结构，提高产品质量档次，我国的农产品不仅难以打入国际市场，即使已占领的市场，也可能会失去（注：蒋珠燕：《加入WTO 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1999，（10）：48～51。）。因此，WTO对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就WTO与中国的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候立军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粮食经营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表现在：①进口粮食增多，严重影响国内粮食生产；②国内粮食面临较大的价格压力；③国内粮食市场面临对外开放的压力；④增加中国进口粮油的外汇负担；⑤加大政府对粮食经营宏观调控的难度（注：候立军：《中国粮食经营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5）17～19。）。因此， 国内通过出口削减2000亿公斤的仓储计划难以实现，不利于长期稳定粮食生产（注：仲鑫：《入世对我国主要产业的影响与对策》[J]， 《南京经济学院学报》，2000，（1）：47～51。）。对此，冯戈则认为， 农业贸易自由化并不会损害中国的粮食安全，即使入世后中国粮食进口增加22%，但粮食自给仅从97%下降到92%，对粮食进口的依赖是有限的（注：冯戈：《有苦也有甜——入世对我国主要行业有何影响》[J]， 《改革内参》，2000，（24）：19～24。）。陈宝财、李延霞也认为，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不是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而是对整个农业生产经济的影响。因为农业生产经济主要是农业生产竞争问题。因此，无论生产是否能够保证自给需要，在市场机制下，国外大量的农产品都要涌入中国市场，排挤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农业（注：陈宝财、李延霞：《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J]，《吉林农业》，2000，（5）：10～11。）。入世后，农产品市场逐步扩大开放， 对我国农民的收入将会有一定程度的冲击，将会使卖农产品难的问题更加突出，农民增收更为困难，这对启动农村市场造成不利影响（注：仲鑫：《入世对我国主要产业的影响与对策》[J ]，《南京经济学院学报》，2000，（1）：47～51。）； 对许多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的中低收入阶层农民的收入和就业，负面影响不可低估（注：（研讨会发言）陈随军：《新阶段、新挑战、新发展——“市场化·国际化：新世纪中国农业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00，（7）77～78。）。部分研究者还认为，取消粮食和农产品的进口数量限制将大幅度降低国内农产品价格，导致农业生产的收缩，减少农业生产要素的回报，并使劳动力和资本流向其它部门（注：甄炳禧：《中国加入 WTO及其影响》[A]，《经济问题讨论》，2000，（1）：39～44。），从而对我国的农业管理体系和现行农村经营体制产生较大冲击，导致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减弱（注：阮成发：《关于中国加入WTO 的政治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0，（6）：64～68。）。对此，研究者认为，中国农业中的生产、内贸、外贸分属三个行政系统，不适应入世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注：高述（研讨会发言）：《世贸组织需要中国，中国需要世贸组织》研讨会综述[J]，《经济学动态》， 2000，（ 5）：33～36。）；关税减让和非关税政策手段的丧失，为国外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对我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宏观调控是不利的，也不利于我国农业的贸易保护，因此，国内支持的政策空间不大，出口补贴运作空间很小（注：陈池波：《WTO 框架下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保护问题》[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6）：40～43。）。显然，这不利于我们通过政府干预的办法来调控市场，保护农民的利益（注：朱泽：《WTO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J]，《调研世界》， 1999，（8）3～5。）。对粮食管理体制的影响则体现为“政府难以再利用国有粮食外贸部门的垄断地位对进口粮食进行控制”（注：候立军：《中国粮食经营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5）17～19。）。事实上，加入WTO对政府农业管理体制的影响最根本的还在于现行体制自身的缺陷，即目前这种贸工农分割、产供销分离的运作机制显然不适应加入WTO 后农产品国际国内市场一体化的需要（注：蒋珠燕：《加入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1999，（10）：48～51。）。就此，王振中认为，应从深层次看，绿箱政策大家都比较清楚，可用以保护农业发展，但还有“红箱政策”和“黄箱政策”，尤其是“黄箱政策”，负面影响更大（注：王振中（研讨会发言）、吕天军、靳相木、张可成：《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国际化理论研讨会概述》[J]，《经济学动态》， 2000，（8）：38～41。）。就加入WTO对我国现行农村经营体制的影响，研究者认为，经济市场化的推进，特别是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竞争压力和不确定性，对现有的制度结构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它不仅使土地制度显得不相适应，也对农村生产经营的组织制度提出了变迁的要求（注：陈雄：《“入世”，中国农业再次面临制度创新》[J]，《苏中学刊》，2000，（2）：19～21。）。我国现行的农村经营体制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随着农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作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中‘集体’这一经营层次，除了少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以外，实际上已不复存在，或者说非常贫弱，无法对农户的生产销售起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技术支援等积极作用”（注：陈雄：《“入世”，中国农业再次面临制度创新》[J]，《苏中学刊》，2000，（2）：19～21。）。另外， “ 按照WTO 的要求，我国必须逐步开放农产品的内外经营权，允许三资、集体和个体企业进入农产品的内外经营领域。这些，必将对现行的农村经营体制和国有粮食部门形成严重的挑战”（注：张桂芬：《浅议加入 WTO对我省农业的影响及对策》[J]，《甘肃农业》，2000，（9）：28～29。）。从农业经营与其它产业的关系看，“外资大量进入我国，将减少农业部门对工业部门及服务部门的产品的需求”（注：刘迎秋、王小映（专家发言及报告材料）：《21世纪初期重大经济问题的战略思考》（下）[N]，《光明日报》，2000～09～11（2）。）。此外，在农民的劳动经营中，中国农民对活劳动成本并不计算，农民收入就是对农业剩余的分配和地租的分配。中国农村户均0.4公顷的细小农业规模， 地租量非常小（注：杨帆：《从战略高度看中国加入WTO》[Z]，《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2000，（2）：3～22。），与国外的农业规模化经营体制无法抗衡。
3.加入WTO对社会稳定和农村劳动力就业、 食品安全等会产生较大影响。
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忧虑之一，就是如何保证高失业率状态下转型阶段的社会稳定（注：冯戈：《有苦也有甜——入世对我国主要行业有何影响》[J]，《改革内参》，2000，（24）：19～24。）。 我国农村在未来10年，由于国外农产品冲击预计每年将新增剩余劳动力1000万人。如果这样的话，将会使社会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多（注：阮成发：《关于中国加入WTO的政治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0，（6）：64～68。）。同时， 从农业等行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由于在人工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将给劳动力市场有序运行带来较大影响（注：谌新民：《入世后，中国需要规范的劳动力市场》[J]，《经济学家》，2000，（2）：47～49。）。厉以宁先生指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我们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人才的流失，第二是就业压力。由于农民的收入受到一定的限制或者收入下降了，农村中会分流更多的人出来，就业的压力将增大（注：厉以宁：《全球化与中国经济》[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6）：11～16。）。此外，由于我国已承诺加入WTO后， 履行《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SPS），这使我国动植物检疫的范围和难度都大大增加， 境外动植物危害性病虫传入我国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大，对我国人民健康、农业生产安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潜在危害性也相应增大（注：翁鸣：《入世对我国出入境农产品检疫的影响及其对策》[ J ]， 《经济研究参考》，2000，（96）：10～19。）。部分研究者还认为，入世也会对我国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习惯产生影响（注：吕天军、靳相木、张可成（研讨会发言）：《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国际化理论研讨会概述》[J]， 《经济学动态》，2000，（8）：38～41。）。
三、我国农业应对WTO挑战的对策与措施
我国农业应对WTO挑战的对策是“WTO与中国农业”研究的落脚点，也是该研究的重点部分。研究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对策，概括如下：
1.关于充分利用WTO 农业规则加快我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的调整。
传统体制下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已不适应入世需要，必须予以调整。杨明洪认为，政策调整应遵循以下原则：（1 ）有利于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增强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2 ）有利于工农业协调发展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3）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4）有利于遵循国际规范（注：杨明洪：《WTO 框架下中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策的运作空间及其调整》[J]，《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5）109～112。）。李京文先生从宏观上指出，要加大国内农业政策对农业的支持及保护的力度，特别是农业协议规定允许的绿箱政策措施的保护力度，要改革和完善农产品价格政策体系，以及加强农业投入、农产品流通、农业信贷、农业风险保护等措施（注：李京文：《21世纪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 背景下的中国经济》[J]，《经济学管理论丛》，2000，（3）：1～6。）。按照上述原则，不少研究者也提出：发挥黄色补贴的作用，加强农业的国内价格支持，利用《农业协议》提供的市场准入机会，扩大出口，改善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放开农产品价格和经营，实现农产品商品化和经营组织的多元化，形成一个竞争的国内农产品市场（注：阎梁、李艳：《世贸组织的农业政策框架与我国农业改革》[J]，《甘肃社会科学》，2000，（5）：85～86。）。治理当前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立法建制，为农业发展提供制度保护；根据当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建立有效灵活的农产品关贸保护机制和农业发展的保险机制（注：孔祥敏：《实施农业保护：中国农业政策的新选择》[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1999，（3）：81～86。）；增加农业科技投资，提高农业和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注：仲鑫：《入世对我国主要产业的影响与对策》[J]， 《南京经济学院学报》，2000，（1）：47～51。）；支持农村区域综合发展， 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革农业宏观管理体制，改善为农业农民服务的环境（注：牛若峰：《在WTO框架下加强中国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0，（10）：9～13。）； 增加政府对农业的公共投入，改善农业的发展环境；加快农业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户经营提供信息支持（注：姜永斌、吕天军、张可成（研讨会发言），吕天军、靳相木、张可成：《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国际化理论研讨会概述》[J]，《经济学动态》，2000，（8）：38～41。）；按照增长极理论确立农业竞争战略，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实现融资创新，培育农业资本市场（注：唐仁健：《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对中国农业应对WTO的宏观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01，（1）：25～32。）。 增加用于建立和发展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的财政资金投入，实现科教兴农；增加保护生态环境投资，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通过农业政策性金融加大支农力度，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通过各方与农民共担经营风险支持农业发展（注：李丹红：《浅析“入世”后如何发展我国农业》[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1）67～71。）。改变农业增长方式， 实施地区援助计划，对贫困地区农业进行扶持（注：靳贤福：《面对“入世”中国农业要过好两个“调整关”》[J]，《甘肃农业》，2000，（9）30～31。）。继续完善粮棉等主要农产品的保护价收购制度和国家粮棉储备调节制度，对现行的国家财政补贴制度和政策进行改革，以提高国家财政补贴农业的效率（注：朱晓峰：《以改革促进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N]， 《光明日报》，2000，（3）：10～11。）。合理调整农业税收政策， 保护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注：陈宝财、李延霞：《加入WTO 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与对策》[J]，《吉林农业》，2000，（5）：10～11。）。对农民各项土地权益实行依法保护（注：陈雄：《“入世”，中国农业再次面临制度创新》[J]，《苏中学刊》，2000，（2）：19～21。）。同时，由于农业保护的实质是社会经济利益净流向于农业，因此必须由政府出面，通过政府的行为实行对农业倾斜的国家政策来实现农业保护（注：陈新峰：《我国农业扶持与保护的政策选择》[J]， 《中州学刊》，1999，（5）：16～18。）。 另有部分研究者从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出发，提出以农业保护的法规化与制度化保证农业保护政策保持必要的连续性；通过金融优惠、财政支持、农业保险、贸易保护等实现农业保护方式的多样化（注：高保周、何信生：《美国的农业保护及对我们的启示》[J]，《调研世界》，1999，（7）：8～11。）。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发展农业，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注：孔祥智：《若干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及发展趋势》[J]，《行政论坛》，2000，（5）：40～43。）。
也有部分研究者对实施农业保护持不同意见。山东农业大学的盖国强认为，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不可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通过保护价保护农民的利益，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利益进行保护是不现实的（注：盖国强（研讨会发言），吕天军、靳相木、张可成：《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国际化理论研讨会概述》[J]， 《经济学动态》，2000，（8）：38～41。）。因此，农业保护应是有重点的保护。 厦门大学的李晶认为，实施农业保护违背我国在国际贸易条件下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抑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倾向，导致农业部门的经济效益下降，有阻碍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倾向；也带来政府财政预算的沉重负担、环境破坏的巨大风险，以及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冲突等问题，因此，中国应当走农业国际化的道路（注：李晶：《中国农业，保护还是国际化》[J]，《中国经济问题》，1999，（4）：29～33。）。
2.关于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与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产业化既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又是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农业要走产业化之路就必须对农业经济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研究者认为，农业结构调整应符合各地资源禀赋特点，以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同时，必须符合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注：（研讨会发言），陈随军：《新阶段、新挑战、新发展——“市场化·国际化；新世纪中国农业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J]， 《中国农村经济》，2000，（7）：77～78。）。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中，政府要引导农民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发展高产、高效、优质和低成本农业，在绝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原则下，努力发展多种经营，应通过建立中介组织，发挥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功能，在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注：张庆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政府行为》[J]， 《经济研究参考》，2000，（8）：32～39。）调整过程中， 以乡镇为单位来调整是比较适宜的。通过调整形成一乡一业特色，实现区域化、专业化生产（注：王海燕（研讨会发言），吕天军、靳相木、张可成：《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国际化理论研讨会概述》[J]，《经济学动态》，2000，（8）：38～41。）。调整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要有长久观点，要以长远的市场发展趋势为基础，避免大起大落，避免对农产品长远生产能力的损害（注：刘志澄：《农业面临新的挑战》[ J ]， 《农业经济问题》，2000，（2）：2～5。）。具体来说， 一是要大力发展畜牧业为主的养殖业，重点发展乳品加工和奶业（注：贾大明：《简论加入WTO 后我国农垦发展的对策与思路》[J]，《经济研究参考》，2000，（119）：9～13。）；二是加快发展优质高效的农产品； 三是大力发展特色水果蔬菜、花卉等产品。农业结构调整必须与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相结合，“促进农村土地市场的发展，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同时进一步带动劳动力和资金市场的发展”（注：黄季焜：《对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一些思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1）：59～62。）。对此，研究者还提出，有必要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立法来解决农村土地权利分割和保障等问题（注：（研讨会发言），陈随军：《新阶段、新挑战、新发展——“市场化·国际化；新世纪中国农业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00，（7）：77～78。），从农地制度安排上解决我国的小农生产方式问题。税费结构调整中，研究者主张，将农民的税外提留改为征收农业税，稳定农民的负担；恢复实物税形式；将农业特产税改为独立税种；统一农业税的税收政策，各地方政府不得在农业税的规定之外擅自增加农民负担（注：朱晓波：《 WTO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J]，《财经问题研究》，2000，（7）：17～19。）。在劳动力结构调整中， 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注：（美）盖尔·约翰逊：《中国农业调整：问题和前景》[J]，《经济学家》，1999，（6）：56～63。）。在城乡关系结构的调整上，众多研究者主张加快中国农村小城镇建设，有针对性地分流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拉动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注：候立军：《中国粮食经营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5）17～19。）。要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进行综合规划，走城乡综合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改革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开通城乡联系，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尊重实践，不求单一的城镇化模式（注：刘迎秋、王小映（专家发言及报告材料）：《21世纪初期重大经济问题的战略思考》（下）[N]，《光明日报》，2000～09～11（2）。）。
就如何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研究者认为，让农业长入工业，是我国农业从大到强的必然选择，也是农业产业化实现的重要途径。可依托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大力发展加工业（注：谭晶、张佳莉：《世界农业产业化趋势与中国农业》[J]，《学术交流》，1999，（4）15～17。）。具体来说，当前要加快对农业产业经营的规划和引导，积极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和带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可分阶段发展公司加农户、公司加合作社、合作社办公司等贸工农一体化的产业组织（注：刘志澄：《农业面临新的挑战》[J]，《农业经济问题》，2000，（2）：2～5。）。同时，加快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和运输业，拉长农业的产业链条，实现多层次增值（注：朱泽：《WTO 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J]，《调研世界》，1999，（8）3～5。）。在此过程中，应着力提高农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增加农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注：张桂芬：《浅议加入WTO对我省农业的影响及对策》[J]，《甘肃农业》，2000，（9）：28～29。）。 就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李炳坤概括了三条重要的思路：最佳选择，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更高要求，积极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最低起点，普遍推行定单农业（注：李炳坤：《努力提高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J]， 《经济研究参考》，2000，（103）：3～9。）。
3.关于保证粮食安全和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
粮食安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2.95亿人口的大国很重要， 必须从根本上建立中国粮食基本自给的保障机制（注：阮成发：《关于中国加入WTO的政治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0，（6）：64 ～68。），把粮食数量的供给保护作为我国农业保护的重要对象，重建以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建设、国家税收对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为主的黄色政策体系，同时在边境措施上，要设计合理的关税结构及关税配额（注：陈池波：《WTO框架下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保护问题》[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0，（6）：40～43。）。 政府还应制定鼓励发展粮食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对粮食生产的科技和财力投入，在高科技、高效益、高产出上下功夫（注：候立军：《中国粮食经营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5）17～19。）。同时，保证粮食安全战略向保证口粮安全战略转移，留出足够的空间，发展需求弹性较高的农产品（如非粮食作物）（注：黄季焜：《对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一些思考》[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1）：59～62。）。就粮食安全的价格保障措施， 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粮食保护价从全面保护走向选择保护这种变化是与我国加入WTO相适应的， 应予继续坚持（注：李永红：《粮食保护价政策调整后若干因素分析与信贷对策思考》[ J ]，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58）：30～38。）。保证粮食安全的另一方面是要加快标准化建设，提高动植物检疫水平，加强食品产地和入境的检疫（注：翁鸣：《入世对我国出入境农产品检疫的影响及其对策》[J]， 《经济研究参考》，2000，（96）：10～19。），建立完善的检疫管理制度。
就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研究者认为，加入WTO后， 要进一步提高国家对粮食经营的宏观调控能力。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要转向以储备调控为主，应根据粮食进口量与进口结构的变化相应地调整储备粮食的数量和结构（注：候立军：《中国粮食经营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0，（5）17～19。）。现在的关键， 是建立一个灵活的调控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政府对粮食市场的吞吐调节机制。通过政府对市场的适时干预，把市场粮价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注：朱泽：《WTO与我国农业政策改革》[J]，《调研世界》，1999，（8）3～5。）。同时，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步骤设计要有足够的支持条件和手段相结合，政策手段不能少于政策目标（注：刘迎秋、王小映（专家发言及报告材料）：《21世纪初期重大经济问题的战略思考》（下）[N]，《光明日报》，2000～09～11（2）。）。此外，还应从金融角度考虑加强对非保护价粮食收购资金的供应和管理，积极支持非保护价的粮食收购，搞好金融服务，帮助粮食企业适应市场搞活经营（注：李永红：《粮食保护价政策调整后若干因素分析与信贷对策思考》[J ]，《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2000，（58）：30～38。）。
4.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作用发挥。
加入WTO 对我国农业的本质作用即是以外部压力作动力促进农业市场化进程，而“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越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就越大，而且作用的层次也更高，影响也更加深远”（注：张庆宁：《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与政府行为》[J]，《经济研究参考》，2000，（8）：32～39。）。因此，政府对农业的管理和调控职能的转换与定位对我国农业应对WTO的挑战就显得尤其重要。
孙振远认为，中央政府职能应转向立法、执法、制订地区经济和农业发展战略，推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农业领导管理体制和机制，并注意公平问题。省、市地区政府职能是在国家法律范围内运用政策手段，规范和管理农业及农业相关产业。县、市政府职能兼有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功能（注：孙振远（研讨会发言），吕天军、靳相木、张可成：《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国际化理论研讨会概述》[J]，《经济学动态》，2000，（8）38～41。）。高健民认为，盲目的小农户经营和无责任的政府过多干预并存，导致国家财政对农业投入和资源的浪费与农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因此，必须把政府职能转换提到日程上来。政府除了应对农户提供信息服务外，应把重点放在培育经济主体上（注：高健民：（研讨会发言），吕天军、靳相木，张可成：《中国农业现代化与国际化理论研讨会概述》[J]， 《经济学动态》，2000，（8）38～41。）。阮成发认为，面对WTO，政府的职能应在于，从维护国家安全的高度，认真把握好关系国家大局的政治性问题；推进政府架构和运作体制的变革，使政府在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能有较大作为；推进法律制度变革，建立健全与WTO 全面接轨的法律体系和法制环境（注：阮成发：《关于中国加入WTO的政治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0，（6）：64～68。）。 另有研究者就基层政府职能转换问题提出，重塑乡村两级组织的功能，按照中央的有关农村政策大力加强服务农业生产的作用，协调社区内外的经济关系，制订和维护社区的行为规则，给农户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注：陈雄：《“入世”，中国农业再次面临制度创新》[J]，《苏中学刊》，2000，（2）：19～21。）。龙方则对政府职能做了整体概括，提出政府应：①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协调结构调整与粮食安全的矛盾；②建设农村信息工程，积极进行信息引导；③制定切实可行的调整规划，实施可行的规划指导；④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供切实的科技保障；⑤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保证得力的政策扶持；⑥发展农村教育，予以有效的教育推动（注：龙方：《论政府在农业结构调整中的责任》[J]，《农业经济问题》，2000，（9）：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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