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式汉语”及其他
——答戴昭铭先生之三
季永海
(中央民族大学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摘要： 赵杰《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中提出的满语京语和清初满语京语重音前移，北京旗人话元、辅音偏低化等观点，以及有关普通话和北京话的轻重音、汉语的轻声和满语的轻音研究的相关论述值得商榷。此外，戴昭铭先生《“满式汉语”和京腔口音》一文中，有关满语和汉语关系研究的相关论述也是难以成立的。
关键词 ：满语重音；汉语轻声；满式汉语
戴昭铭先生在其《“满式汉语”和京腔口音》一文中说：“在数代人的传递中满族人的汉语水平已经堪与汉人比肩，且又把自己祖语的一些成分、结构和性质融进了汉语，形成了通行于北京内城的汉语的新型‘京腔’”，这“京腔”是“原北京话的再生形式”，并举出语言接触的多种形式。
满语和汉语的相互影响问题，在赵杰的两篇文章中有如下论述。赵杰论文《论满语中汉语借词的发展》认为，清军入关后“满族、满语处于汉族、汉语的汪洋大海中”，“京城旗人虽然比较集中，但由于提倡满族学汉语，并用汉语文开科举士，因而汉语的影响也不能不日益深入”；顺康雍时期，大量汉语借词涌入，致使汉语借词对满语的影响越来越大，“使得满语词汇成分大变，满语的汉化趋势已见端倪”，从而“汉语的语素和音位以合法身份进入了满语的音系和构词法”；到清朝末年，“汉语借词的数量约占满语整个词汇的33%”，到现代满语“大致上有50%左右的汉语借词”；由于汉语借词采取形式多样的构词方法，“因而为后来满语固有系统的连锁式演变铺平了道路”，“汉语借词的起变作用正是引起满语内部发生一系列质变的动因”，“满语中汉语借词的发展是导致满语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1]。
赵杰另一篇论文《汉语的影响和满语的连锁式演变》则“以语言接触或相互影响为背景探索三百年来满语趋向消亡的演变规律”。他认为，300年来，满汉杂居，频繁接触，“生活习惯和文化心理已近融合”，在此过程中，“满语自然和汉语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并受到汉语的深刻影响，到抗战时期，关内的满语已经消亡”，所幸东北地区尚有残存的活满语；满语的“京语”还活着，与现代满语“近似”。(1) 参见赵杰：《汉语的影响和满语的连锁式演变》，北京大学东语系编：《基础语言学研究教材》，1991年。
总结赵杰两篇论文的核心观点有以下4点：
《会稽志》王右军宅记：“旧经云：‘羲之别业有养鹅池、洗砚池、题扇桥存焉。’……既谓之别业，则疑宅不在是，或云嵊县金庭观，乃右军旧宅，尝舍读书楼为观，在县东南七十二里孝嘉乡。”[2]1951
第一，历代积淀的汉语借词是推动满语变化的强大力量。由于大量汉语借词涌入满语，简短的汉语借词代替了冗长的满语固有词，汉语音节简单明了的特点被满语吸收，汉语的一些重要结构特点全面渗入满语，从而由量变到质变影响满语，“终于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并调整了满语的发展方向和速度，使满语的语素构词、音节、音位、重音、元音和谐律都发生了一系列连锁式的变化，导致满语的结构类型和音系都发生了汉化型的调整”。
第四，固定重音向自由重音转化。“由于受大量汉语借词前重读后轻声的影响，加之和满语强重音融合，这就使得现代满语的重音更重，非重读音节有的变成轻声，重轻强度差拉大，结果使重音的位置前移。”
未确知测度是用于处理不确定信息的一种多目标决策模型，由河北工程大学的刘开第教授开创并完善，其理论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三，长音节、多音节短化。“汉语借词通过类推扩大影响和满语模仿汉语的结构”，使满语固有词多音节、长音节的短化，取代了满语固有词的多音节和长音节词。“加之汉语借词带轻音特点引起了满语的重音前移，大量音节和元音由于轻读而弱化、脱落，导致音节缩短”，以致“满语的整个语素构成体系发生了变化”。“汉语借词前重后轻导致弱读音节或元音脱落的现象类推到固有词是音节短化的重要原因。”“满语模仿汉语的构词、单音节和轻重音，促使满语音节的短化。”
第二，满语的构词法由粘着型向孤立型转化。“在汉语借词深入推动满语变化的总趋势下”，满语的结构类型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满语的构词法已由形态变化的黏着型向孤立型转化”。
两篇论文结论认为：“满语在汉语的影响下的发展为探索语言发展的原因和规律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资料，说明语言间的相互影响，也可以使一个语言发生质的变化。”赵杰两篇文章的学术观点与其博士论文相比，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赵文说京语有非重音音节，“规范语的a在京语中变为e”，是后一音节轻音化的结果，如sunja“五”变为sunje。另外，满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如morin“马”变为mori，这是由于受重音约束，词尾n脱落。[2]145-146既然赵文说满语京语与现代满语近似，下面我们做个比较。
赵杰学术观点的颠覆性变化，集中反映在其博士论文《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中。[2]此论文第四章“连锁式音变的前提和北京旗人话的元、辅音分析”提出，北京旗人话“元音舌位偏低化、辅音部位偏低化”；第五章认为，因为清初满语“京语”重音前移，从而使“满语京语的前重音移入旗人汉语”；第六章提出，“汉语的轻声和满语的轻音”，满语的旗人汉语轻音全面覆盖京腔北京话。这些论述可归纳以下几点：满语京语和清初满语京语重音前移，北京旗人话元、辅音偏低化，普通话和北京话的轻重音研究，汉语的轻声和满语的轻音。
1.满语京语和清初京语重音前移
轻重音是汉语普通话及北京话的语音特点，而语言学家通常研究轻重音的三个问题：第一，轻重音的声学分析；第二，轻重音的词中分布；第三，轻重音的语法功能。经声学分析，在音强、音色、音高、音长4要素中，分辨轻重音时，音强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如，北京话“轻重音主要征兆应该说是音节时长的缩短”[10]，“音长在听辨北京话轻重音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1]汉语普通话和北京话的轻重音对韵母和声母都有影响，韵母和声母的变化都比较自由，因个人和语言环境而异。在研究轻重音时，语言学家都把以下6类轻音成分看作有轻强规律的轻声：语气词(如，吧、吗、呢、啊)、后缀(如，们、子、头、么)、助词(如，的、地、得、着、了、过)、方位词(如，上、里)、趋向补语(如，来、去、起)、重叠动词的第二音节。赵杰也认同以上观点。下面将胡裕树、林焘对普通话轻重音的研究，与赵杰对北京话轻重音的研究做比较分析，下表重点比较轻重音对韵母和声母影响的主要特征。
赵文说：“满语学界把清初进京的各路女真方言融合性的满语叫做京语，而把单纯转写满洲女真方言的书面满语叫做规范语。”[2]6-7姑且不论这句话毛病多而且过于武断，先看有关“京语”的研究。目前为止，仅有一位学者研究过满语“京语”的语音变化，但其所举例词只标音而未交待词义，导致无法理解满语京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全貌。赵杰说：“满语京语近似现代满语而不同于清代书面语”[2]60，并引用两个例子说明“口语京语和书面语比起来，明显简化了”。两个例词均出自清人福格的《听雨丛谈》。
在此涉及3个问题：第一，赵说“乾隆末年，北京不再使用满语口语了”，“到抗战时期，关内的满语已经消失。”那为什么清咸丰、同治两朝人福格还会满语？甚至清末和现代北京人还会满语？第二，为什么不列举清初满语重音前移的例子？第三，两个动词词尾的变化是语音同化，不是简化。
戴先生认为，笔者否认“北京旗人话元音舌位偏低化、辅音部位偏低化”，质疑“北京话的轻音、儿化的京味儿来源于旗人汉语(满式汉语)的理论”，否认“满式汉语”“概念的现实性”，“也就否认了赵先生满汉语接触研究的全部价值”。在此，涉及4个方面问题，即满语底层、轻音、儿化及满式汉语。笔者论文《‘满式汉语’及其他——答戴昭铭先生之二》谈到北京话中只有少量满语借词，尚形不成“底层”。本文将讨论“轻音”，至于儿化和满式汉语问题，笔者另撰论文分析探讨。
现代满语重音是有规律的，并非胡乱前移。清格尔泰认为，以n结尾的双音节词，或词尾辅音n脱落的词语，其重音在后一音节。而且通过以上表格就可发现，满语中没有mori形式。sunja一词的现代满语形式为sunja，唯有“京语”为sunje，不可信。用早期地名译音来证明“京语”重音前移甚为不妥，对此问题前文已分析解释。同样，用二百多年之前的《清语易言》来证明今天北京旗人满语的重音前移，是不可取的。[6]不交代满语京语的重音规律，而奢谈重音前移，其结论是不可信的。
在赵杰博士论文中存在举例有前后矛盾的问题。如，在例举“钱粮”一词时，“粮”前后出现两个不同的音，一个是元音[a]脱落[lia
→li][2]189，一个是鼻韵尾脱落[lia→lia][2]193。又如，赵文对前述“六类轻音成分也认为是轻声”[2]170-171，然而，在北京话轻音音节之辅音弱化例子中，又举出“伍·的、我·的、放下”[2]192-193，出现这种错误是不应该的。
3.普通话和北京话的轻重音研究
赵文对比分析“明末北京话”和“北京旗人话”，试图说明二者的差异，证明旗人话元音偏低化。[2]133在此三个问题未做交代：第一，明末北京话的语音例子来自何处？第二，北京旗人话语音未指明时代，是清初的？还是“乃至今天的”？是否有可比性？第三，赵杰在其著述中多次提到，元明时期北京汉族熟用“金式汉语”，[7]而“金式汉语”应与“满式汉语”区别不大，这说明元明时期北京汉人话语和旗人话语在元音舌位上没有区别。赵文对比研究“北京汉人话(文)”与“北京旗人话(白)”的语音也是错误的，[2]135-136这属于北京话的文白异读问题，与满语、旗人话无关，这说明赵杰没有弄清北京话的文白异读。赵杰关于北京旗人话辅音偏低化的理论也不太靠谱，笔者在拙文《关于北京旗人话对北京话的影响》[8]中已做分析，不再赘述。《探源》“小舌音声母代替舌根音声母”一节中，赵杰说在北京旗人话里经常听到用小舌音代替北京话的舌根音。[2]141现代满语有小舌音，要说北京旗人话中还存在小舌音就令人吃惊。瀛生先生说满语小舌音“必是入关后至少在雍正时代就逐渐与汉语的舌根音趋同了”。[9]本人有幸聆听过老舍先生、溥杰先生、瀛生先生，以及许多满族老人说的北京话，根本没有小舌音。赵文说旗人话元音、辅音偏低化等因素，“为轻音和儿化韵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旗人话到京腔儿的连锁式音变就这样开始了”。[2]141赵杰爱用“连锁式音变”的概念，并认为汉语影响使满语发生了“连锁式音变”。到底谁影响谁发生“连锁式音变”，使人迷惑。
2.北京旗人话元音、辅音偏低化
摘 要：闸述传统文化晨读之内容，阐明传统文化晨读之意义。首先，学生的知识储备量得以提高；其次，对学生正在形成的人文思想具有正面、积极的影响作用；第三，学生的诗词鉴赏能力得以提高。
（1）理论研究结合实证研究：对相关多学科评析文献纵向分析和相关官方数据横向对比，为调研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利用实地调研法，采集主观数据，量化公众评议信息，与政策实施效果成果性文献内容进行主客观效用对比，验证效用存在。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三家关于轻声(轻音)对声母影响的观点是相同的，不同处在于对韵母的影响。林、胡认为，普通话轻声影响韵母，导致韵母丢失是一步完成的，即[a→ø]。而赵认为，轻声影响普通话韵母，导致失去韵母是分两步走的，即[a]先变为[
]，[]再变为[ø]，即“完整音节a——轻声音节——轻音音节ø”。[2]191赵的结论是错误的，不符合汉语普通话语言实际，完全是臆测。同时也说明，林焘的“轻音”是指“轻声”。
辅料：大料1个，大葱2段，鲜姜2片，枸杞20 粒，料酒 10ml，盐 5克，胡椒粉3克，食用油10克，香菜适量。
“轻声”和“轻音”属于不同的语音现象，先看其他专家的观点。林茂灿、颜景助说：“在普通话轻声字音中，介音和主要元音都以比较大幅度离开在四声字音中的位置，并向央元音方面移动，而元音尾、[n]尾和一些[]尾有丢失的倾向。”[13]徐世荣认为：“北京土话轻音节特别多，发音特别短，呈现出特殊的弱化现象。这些轻音节当然都丢失声调成为轻声。”[14]有些学者则开宗明义，普通话轻音就是轻声。[15]赵杰的“轻音论”是个伪命题。
由于该项目为滁河两侧堤顶路周边的景观设计，因此其防浪墙成为该项目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元素，作为左岸项目的一大亮点，为了对与六合老城区以及河对岸的景观带形成对比，此次防浪墙采用异型混凝土塑形，每一段的造型都经过二次深化设计，各不相同。
赵杰在《满族话与北京话》一书中说：“轻声、儿化是满式汉语最典型的语音现象”。[16]在“轻声语词”一节中例举了十几个例词后，定义轻声为“轻声本是语言的一种非音质音位现象，靠语声的振幅大小来区别音位而表达词义。”他认为，北京旗人话常有轻声的单词特别多，北京汉人大院次之，而进入普通话的轻声音又少了些。原来的“轻声词”，曾几何时，变成了当今的“轻音词”。
4.汉语的轻声和满语的轻音
赵杰关于轻音和轻音词的论述较多，如“非轻声性的轻音”[17]115“满式汉语的轻音词”[17]97“满语式轻音”[17]115“北京话‘轻声’的例外恰是满语轻音的特质”[2]177“轻音词在今天的北京口语里仍然大面积使用”[17]155等。轻声和轻音是简单的问题，可是赵杰却将其复杂化、神秘化，达到让不懂满语的人相信其“轻音论”的目的。《探源》用39页的长篇论述分析轻音，本文不能全面评论，仅择其要点评判。
赵文认为，满语“京语”前重后轻的特征被旗人带进北京内城汉语，因此，在北京旗人话里，轻声读得更“弱”“短”，“从而在北京内城汉语里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汉语本来语音面貌的一种特征的轻音类。”[2]165-166满语“京语”轻声对北京音系进行系列改造，“使其在连锁式音变中发生了一系列的融合性调整”。[2]164因为这种轻音的数量极大，所以清代以来的北京话单用轻音来区别意义的词对比汉语多得多。为此，他列举“轻音区别词义对儿”30对，“兼儿化的轻音区别词义对儿”6对。[2]174为了更清楚说明问题，本文将36对例词进行分析。
虽然赵杰没交代例词的出处，但经笔者查找发现，其所举例词中，选自徐世荣《北京土语词典》者有30对。其中有3对“存疑”，即不是轻声(炒面、刀口儿、皮毛儿)，另有3对“其他”，是常见轻声词，《徐典》未收(人家、扎实、东西)。在抄自《徐典》的30对时，有3对“抄错”，即原文并不是轻声而抄为轻声(长短儿、甩手儿、糟钱儿)；有一对原文被赵杰抄反，应该是“足食·足实”，而不是“足实·足食”。徐先生在《徐典》“说明”中已清楚说明“轻声音节不标调”，但赵杰硬把“轻声调”充当“满式轻音词”。同时也说明，这些例词不是赵杰亲自调查的，而是抄别人的。
在徐世荣先生分析轻音节声调成为轻声时，举了十多个轻声例词，赵文选择了其中的12个，然后说徐先生列举“这些例子许多已不是旗人汉语，但其轻音的韵律特征还是满语的”。[2]192-193其中，“头发、眉毛、街坊、看见”等词，在清代以前已有，何来“特征”是“满语的”？赵文在例举“姐姐、腼腆、早起、耳朵、显摆”等8个词语后说，这些词是旗人话的基本词汇，是老北京京腔儿口语的常用词，并解释说“有些词，如，姐姐、耳朵等读音已经入普通话”。[2]178“姐姐、耳朵”等词的音长读的得重，拉得多长，才能由“轻音词”进入普通话？
“唾弃你？不，你该珍惜自己的骨骼，不要憎恨自己，你的身躯将永远圣洁如莲。停尸房根本没有闹鬼，我会保护你免受他的骚扰，和你一起看守停尸房。”
宋元以来，许多著名白话作品，如，话本、杂剧等都是以北方话为基础而写成的，其中大量轻声词至今仍在使用，当今词典收录此类词语时多不标调。金受中先生《北京话词语》[20]中就收此类词语，如，穿换(元)、搭拉(元明)、提溜(明)、腼腆(金)、亲家(唐)、找寻(元)。像豆腐、东西、耳朵、姐姐、买卖、便宜、姨姨、街坊、眉毛、本事、寻思、头发、热闹、利害、消息、多咱、绝户等许多轻声词出现在话本和元杂剧中。这些词是“轻声词”还是“轻音词”？
赵杰的“轻音论”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就是如何区别“轻声”和“轻音”。在一条横线上有一个点，点的两边分别是轻声和轻音，既然轻重音主要以音节时长决定，那么“轻音”拉多长可成为“轻声”？“轻声”缩多短可成为“轻音”？轻音和轻声的转换，是难解的题。
为了实现浮选尾矿中碲的回收，并且便于后续铅铋合金的分离，在浮选尾矿熔炼阶段对碲进行单独定向提取，采用碱性浸出的方式，对浸出碲后的浸出渣进行还原熔炼，熔炼阶段还原剂配比为浸出渣干基的20%，将熔炼合金进行真空蒸馏试验，试验条件为950 ℃、1 000 ℃、1 050 ℃，蒸馏时间均为45 min，浮选尾矿提碲后熔炼合金各组分分析结果见表6，试验结果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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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chu -style Chinese and Other Discussions
JI Yong -hai
(Minorit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0，China)
Abstract :Zhao Jie proposed in the Manchu language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Manchu language accented forward from his book, Beijing bannerman’s dialect, consonant biased, etc. Views,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discussion on the soft and stress sounds of Mandarin and Beijing dialect, the soft voice of Chinese and the light tone of Manchu, are debatable. In addition, the relevant discours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chu and Chinese in Mr. Dai Zhaoming’s paper.
Key words :stress in Manchu; soft sound; Manchu style Chinese
收稿日期： 2019-04-22
作者简介 ：季永海(1940-)，北京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满语文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 ：H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19)01-0005-07
标签：满语重音论文; 汉语轻声论文; 满式汉语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论文;